本文报道1例恶性肿瘤继发皮肌炎、肿瘤相关静脉血栓栓塞症患者的诊治经过。患者女，70岁，先后出现皮疹、肌无力、腹胀及呼吸困难，伴抗小泛素样修饰物活化酶（SAE）抗体阳性，糖类抗原19-9（CA19-9）显著升高，CT提示肺栓塞、肺部占位、胆囊底壁缩窄，后PET-CT提示胆囊为恶性病变，手术病理证实为胆囊癌伴肝转移，最终诊断为胆囊癌、肿瘤相关性皮肌炎、急性肺栓塞。

目的:探索一种利用医疗大数据算法筛选临床数据库中能够用于评估老年肺炎患者预后的核心指标。方法:基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医联体朝阳急诊病房临床数据库，应用大数据检索技术，以数据库中老年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出院时预后将患者分为死亡组和存活组。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血气、实验室指标集合数据，使用计算机语言Python批量计算出影响老年肺炎患者死亡的关键指标，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实验室指标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本研究使用的筛选方法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最终入选265例患者，死亡64例，存活201例。取每例患者入院首次检测指标的数据，最终从472项指标中筛选出23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关键指标，包括：血常规指标7项、血气指标3项、肿瘤标志物指标3项、凝血功能相关指标4项、营养及器官功能相关指标6项。①肺炎死亡患者血气关键指标：51.6%（33例）的患者Cl -浓度为97～111 mmol/L，81.2%（52例）的患者血乳酸（Lac）为0.5～2.5 mmol/L，87.5%（56例）的患者H +浓度为0～46 mmol/L。②肺炎死亡患者血常规关键指标：46.9%（30例）的患者血红蛋白（Hb）为80～109 g/L，67.2%（43例）的患者血中嗜酸粒细胞比例（EOS%）为0.000～0.009，51.6%（33例）的患者血中淋巴细胞比例（LYM%）为0.00～0.09，50.0%（32例）的患者血中红细胞计数（RBC）为（3.0～3.9）×10 12/L，54.7%（35例）的患者血中白细胞计数（WBC）为（0.0～9.9）×10 9/L，48.4%（31例）的患者血中红细胞分布宽度变异系数（RDW-CV）为10.0%～14.9%，48.4%（31例）的患者血中C-反应蛋白（CRP）为0.0～49.9 mg/L。③肺炎死亡患者肿瘤标志物关键指标：76.6%（49例）的患者血游离前列腺特异抗原/总前列腺特异抗原（FPSA/TPSA）为阴性（比值为0），92.2%（59例）的患者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为0.0～11.0 μg/L，75.0%（48例）的患者糖类抗原125（CA125）为0～104 kU/L。④肺炎死亡患者凝血功能关键指标：68.8%（44例）的患者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为57～96 s，73.4%（47例）的患者D-二聚体为0～6 mg/L，93.8%（60例）的患者凝血酶时间（TT）为14～22 s，89.1%（57例）的患者二磷酸腺苷（ADP）的抑制率为0%～53%。⑤肺炎死亡患者营养及器官功能关键指标：92.2%（59例）的患者B型脑钠肽（BNP）为0，46.9%（30例）的患者前白蛋白（PA）为71～140 mg/L，90.6%（58例）的患者尿酸（UA）为21～41 μmol/L，75.0%（48例）的患者白蛋白（Alb）为10～20 g/L，93.5%（60例）患者白蛋白/球蛋白比值（A/G比值）为0～0.9，84.4%（54例）的患者乳酸脱氢酶（LDH）为0～6.68 μmol/L·s -1·L -1。⑥ Logistic回归和ROC曲线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PA和Lac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PA可使死亡风险降低0.9%，Lac可使死亡风险增加69.4%；实验室指标与患者死亡预测模型预测效果的ROC曲线下面积（AUC）＝0.80，说明本研究使用的筛选方法效果较好，通过本研究模型能较好地预测老年肺炎患者预后。 结论: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从急诊病房临床数据库中筛选出23项用于评估老年肺炎患者预后的核心指标，为临床评估老年肺炎患者预后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

目的:比较2型糖尿病（T2DM）患者与非糖尿病患者癌抗原19-9（CA19-9）、癌胚抗原（CEA）表达情况，探讨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高敏C反应蛋白（hs-CRP）在调节CA19-9和CEA中的作用。方法:选取2016年1—12河北省秦皇岛军工医院T2DM患者146例（T2DM组），根据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MI）、腰围和臀围进行倾向评分匹配，按照1∶1不取代的最近邻匹配法完成健康对照组匹配共146例。将T2DM患者根据糖化血红蛋白（HbA 1c）水平分为四组：HbA 1c<7% 16例（A亚组），7% ≤ HbA 1c<9% 38例（B亚组），9%≤HbA 1c<11% 44例（C亚组），HbA 1c ≥ 11% 48例（D亚组）。采用逐步线性回归确定T2DM患者CA19-9、CEA水平升高机制中IL-6、TNF-α、hs-CRP的中介效应。 结果:T2DM组空腹血糖（FBG）、HbA 1c、IL-6、TNF-α、hs-CRP、CA19-9、CEA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9.95 ± 2.98）mmol/L比（4.89 ± 0.77）mmol/L、（9.85 ± 2.18）%比（5.71 ± 1.91）%、（46.51 ± 13.17）ng/L比（32.41 ± 13.74）ng/L、（45.41 ± 17.25）ng/L比（21.54 ± 15.01）ng/L、（4.99 ± 3.51）mg/L比（3.19 ± 3.15）mg/L、（13.35 ± 5.34）U/L比（8.58 ± 1.08）U/L和（2.51 ± 1.04）μg/L比（2.14 ± 1.01）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A亚组、B亚组、C亚组和D亚组性别构成、腰围、臀围、病程和FBG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四亚组年龄、BMI、IL-6、TNF-α、hs-CRP、CA19-9和CEA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或<0.05）。T2DM患者HbA 1c与IL-6、TNF-α、hs-CRP、CA19-9和CEA呈正相关性（ r=0.863、0.802、0.495、0.883和0.766， P<0.01）。IL-6、TNF-α、hs-CRP在HbA 1c调节CA19-9中起着部分中介效应[分别为20.5%（0.181/0.883）、17.8%（0.157/0.883）、8.2%（0.072/0.883）]，TNF-α在HbA 1c调节CEA中起着部分中介效应[24.0%（0.184/0.766）]。 结论:T2DM患者的肿瘤标志物水平升高与血糖有相关性，其中炎性反应是二者之间潜在调节变量。

患者男，55岁，汉族。因泛发型白癜风30年、面部褐黑色斑点1个月于2021年6月15日就诊。患者1990年无明显诱因左手出现1处白色斑片，于外院诊断为白癜风，予外用"激素"类药膏后未见明显改善。白斑逐渐增多，多次就诊并予外用药物、激光等治疗均未见明显疗效。2010年左右，白斑于6个月内迅速累及周身皮肤，此后10余年未行任何相关治疗。2021年5月中旬，患者左眼内眦白斑区突然出现1处褐黑色斑点，未予处理，后皮损于2周内迅速扩散至双侧内眦、颧部及耳部，并持续进展。既往冠心病10个月余，规律口服瑞舒伐他汀钙片10 mg/晚（2021年5月初因转氨酶升高调整为匹伐他汀钙片2 mg/晚），阿司匹林肠溶片0.1 g/d，硫酸氢氯吡格雷片75 mg/d，单硝酸异山梨酯片20 mg每日2次。高血压病史10年，规律口服氯沙坦钾片50 mg，每日2次。皮肤科检查：全身泛发色素脱失斑，小腿胫前有少量白色毳毛，鼻部、颧部及耳部前后散在褐黑色色素沉着斑，直径1 mm左右，颜色均匀，边界清晰，密集分布（图1A）。辅助检查：血常规、肝肾功能未见异常，肿瘤常规筛查包括糖类抗原（CA50、CA242、CA125、CA15-3、CA19-9、CA72-4）、鳞状上皮癌抗原、癌胚抗原、甲胎蛋白、细胞角蛋白19片段、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总前列腺特异抗原、游离前列腺特异抗原、血清胃泌素释放肽前体结果均为阴性。患者右侧颧部皮损组织病理表现为表皮角化过度，基底层完整，色素增加，真皮浅层胶原纤维嗜酸性变，血管周围少量炎症细胞浸润（图1B）。伍德灯下面部见片状不规则亮白色荧光斑片，边界清楚，对称分布，白斑中部及周围存在正常皮肤色素岛及斑点所致色素岛（图1C）。

目的:观察榄香烯注射液在食管癌围手术期治疗中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18年7月于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行手术治疗的食管癌患者180例，按照计算机产生的随机序列号分为试验组( n＝90)和对照组( n＝90)，试验组术中胸腔冲洗、淋洒留置榄香烯注射液并术后静脉滴注；对照组术中应用生理盐水胸腔冲洗。观察两组安全性指标、近期疗效指标、免疫指标、肿瘤标志物水平、远期获益指标。 结果:试验组白细胞增多、血小板减少、血红蛋白减少、肌酐升高、转氨酶升高、恶心呕吐发生率分别为43.33%(39/90)、0(0/90)、5.55%(5/90)、6.67%(6/90)、4.44%(4/90)、0(0/90)，对照组分别为53.33%(48/90)、1.11%(1/90)、2.22%(2/90)、4.44%(4/90)、7.78%(7/90)、1.11%(1/90)，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1.802， P＝0.179； P＝1.000； χ2＝0.595， P＝0.441； χ2＝0.424， P＝0.515； χ2＝0.871， P＝0.351； P＝1.000)。试验组术后拔管时间为(173.36±41.09)h，术后住院时间为(14.82±4.35)d，Karnofsky功能状态(KPS)评分为(81.43±3.89)分，对照组分别为(175.76±40.46)h、(15.34±5.22)d、(80.49±2.67)分，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395， P＝0.695； t＝-0.726， P＝0.472； t＝1.890， P＝0.061)。试验组引流液总量为(665.39±201.31)ml，吻合口瘘发生率为1.11%(1/9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732.67±213.84)ml和8.89%(8/90)，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2.173， P＝0.032； χ2＝4.211， P＝0.040)。治疗前，两组患者免疫功能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手术后1周复查，两组的CD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5.45±6.96)% vs. (53.71±6.54)%， t＝1.728， P＝0.087]；试验组的CD4 ＋、CD4 ＋/CD8 ＋、NK细胞较对照组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9.43±5.05)% vs. (25.92±8.06)%， t＝3.501， P＝0.001；1.30±0.21 vs. 1.23±0.20， t＝0.229， P＝0.028；(254.20±15.21)个/μl vs. (237.05±10.73)个/μl， t＝2.741， P＝0.007]。试验组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19-9(CA19-9)、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分别为(1.37±0.18)ng/ml、(1.26±0.28)ng/ml、(0.89±0.17)ng/ml、(1.06±0.24)ng/m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86±0.42)ng/ml、(2.92±0.45)ng/ml、(2.38±1.55)ng/ml、(2.82±0.15)ng/ml，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13.928， P＝0.014； t＝19.728， P＝0.011； t＝17.924， P＝0.006； t＝16.625， P＝0.003)。试验组患者1年复发率为2.22%(2/90)，半年死亡率为1.11%(1/90)，对照组分别为5.56%(5/90)和2.22%(2/9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595， P＝0.441； χ2＝0.000， P＝1.000)。 结论:榄香烯无瘤技术序贯治疗联合术后静脉滴注对于食管癌患者术后恢复有积极作用，可预防术后吻合口瘘的发生，改善患者免疫功能，降低肿瘤标志物水平，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肝细胞癌患者术前血清糖类抗原19-9(CA19-9)水平与肝切除术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分析2012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肝切除术的1 102例肝细胞癌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960例，女性142例，平均年龄51岁。随访复发和生存情况。应用X-tile软件确定55 U/ml作为CA19-9预测预后的最佳界值，并据此将入组患者分为低水平组(CA19-9≤55 U/ml， n＝956)和高水平组(CA19-9>55 U/ml， n＝146)。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log-rank检验比较生存率，Cox回归分析肝细胞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结果:低水平组术后1、3、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5.0%、68.2%、60.9%，高于高水平组80.1%、58.2%、47.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低水平组术后1、3、5年累积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60.5%、44.6%、37.9%，高于高水平组53.4%、33.3%、25.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Cox回归多因素分析，CA19-9>55 U/ml( HR＝1.323，95% CI：1.070～1.636， P＝0.010)的肝细胞癌患者肝切除术后复发风险高，CA19-9 >55 U/ml( HR＝1.511，95% CI：1.163～1.964， P＝0.002)的肝细胞癌患者肝切除术后生存预后差。 结论:术前血清CA19-9>55U/ml是肝细胞癌患者肝切除术后生存和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CA19-9对肝细胞癌患者的预后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增强CT定量参数与结肠癌恶性生物学行为及预后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7年2月至2019年10月安徽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100例结肠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行增强CT检查，并检测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19-9（CA19-9）水平，根据结肠癌患者血清CEA、CA19-9水平的平均数分组，CEA<28.36 pmol/L为低水平，≥ 28.36 pmol/L为高水平；血清CA19-9<40.26 pmol/L为低水平，≥ 40.26 pmol/L为高水平。比较不同血清CEA、CA19-9水平、不同病理指标结肠癌患者的增强CT定量参数，分析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结肠癌恶性生物学行为与增强CT定量参数的相关性。随访12个月，统计不同预后患者临床资料、增强CT参数，分析结肠癌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及增强CT定量参数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血清CEA、CA19-9低水平结肠癌患者CT平扫值、增强值及强化程度均低于高水平患者[（30.16 ± 5.14）HU比（38.51 ± 5.72）HU、（55.74 ± 8.12）HU比（78.62±8.97）HU、（25.58 ± 3.60）HU比（40.11 ± 3.14）HU]，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肠癌患者血清CEA、CA19-9水平与CT平扫值、增强值、强化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P<0.05）；结肠癌患者CT增强值、强化程度与结肠癌患者Dukes分期、分化程度及有无淋巴结转移、淋巴管浸润有关，CT平扫值与结肠癌患者Dukes分期、有无淋巴结转移及淋巴管浸润有关（ P<0.05）。结肠癌患者死亡危险因素包括年龄、Dukes分期、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淋巴管浸润、CT平扫值、增强值、强化程度（ P<0.05）；CT平扫值、增强值、强化程度联合预测结肠癌患者预后的曲线下面积为0.873，大于各参数单一预测，联合预测的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76.92%、88.37%。 结论:增强CT定量参数与结肠癌患者恶性生物学行为存在一定相关性，其检测值升高是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多西他赛+卡铂联合宫颈癌根治术对宫颈癌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Th1/Th2型细胞因子表达水平的影响。方法:选择西北妇女儿童医院2018年8月至2020年8月间96例确诊为宫颈癌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手术组和化疗+手术组。手术组直接进行宫颈癌根治术（腹腔镜广泛子宫切除术+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化疗+手术组于术前进行多西他赛+卡铂辅助化疗，比较两组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糖类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糖链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SCC）]、Th1/Th2型细胞因子[γ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白介素-2（interleukin-2，IL-2）、IL-4、IL-6]表达及骨髓抑制发生情况，并评价近期疗效。结果:治疗前两组血清CEA、CA125、CA19-9、SC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均有明显降低（ P<0.05），其中化疗+手术组显著低于手术组（ P<0.05）。治疗后手术组和化疗+手术组IFN- γ分别为20.58±3.52和25.69±3.61，相比治疗前的11.75±2.59和12.15±2.65明显提高；治疗后两组的IL-2分别为24.68±4.46和29.53±5.28，相比治疗前的17.26±3.96和17.52±4.23明显提高；治疗后两组的IL-4分别为17.65±4.12和13.59±4.23，相比于治疗前的22.56±4.74和23.13±4.86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的IL-6分别为24.59±3.85和31.76±4.42，相比于治疗前的41.78±4.71和42.35±5.59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血清CEA分别为（33.89±5.51）ng/L和（30.46±4.86）ng/L，相比于治疗前的（44.34±5.62）ng/L和（44.71±5.75）ng/L，均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CA125分别为（51.96±5.85）μg/L和（47.23±5.46）μg/L，相比于治疗前的（64.81±6.71）μg/L和（65.43±6.62）μg/L均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CA19-9分别为（42.21±5.23）U/mL和（37.56±5.61）U/mL，相比于治疗前的（51.46±5.71）和（52.13±6.20）U/mL均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SCC分别为（1.12±0.12）μg/mL和（0.96±0.15）μg/mL，相比于治疗前的（1.22±0.17）μg/mL和（1.24±0.18）μg/mL均明显降低。化疗+手术组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手术组（ P<0.05），两组骨髓抑制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宫颈癌根治术前行多西他赛+卡铂辅助化疗能显著提高临床治疗效果，降低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且不会增加不良反应，值得推广。

目的:探讨子宫腺肌病患者凝血功能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1）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25例健康妇女和25例子宫腺肌病患者，分析其经期和非经期凝血指标的变化情况。（2）分析同期在本院住院行子宫切除术的子宫腺肌病患者145例（非出血期观察组）和子宫颈上皮内瘤变Ⅲ级患者129例（非出血期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术前的凝血指标。（3）分析同期在子宫出血期于本院门诊行诊刮术的子宫腺肌病患者154例（出血期观察组）和经妇科超声检查子宫肌层无病变的妇女147例（出血期对照组），比较两组在子宫出血期的凝血指标。（4）分析子宫腺肌病患者凝血指标与癌相关抗原125（CA 125）、癌相关抗原19-9（CA 19-9）、子宫体积的相关性。 结果:（1）25例健康妇女的凝血指标在经期和非经期间无显著差异（ P均>0.05）；子宫腺肌病患者经期纤维蛋白原［FIB；2.61 g/L（2.50~3.10 g/L）］和D-二聚体［0.60 mg/L（0.40~1.00 mg/L）］均明显高于非经期［FIB为2.25 g/L（1.90~2.70 g/L）、D-二聚体为0.27 mg/L（0.20~0.40 mg/L）； P均<0.01］，经期凝血酶时间［TT；16.70 s（16.10~17.40 s）］明显低于非经期［17.95 s（17.20~18.40 s）； P<0.01）］。（2）与非出血期对照组相比，非出血期观察组子宫腺肌病患者的D-二聚体［0.26 mg/L（0.20~0.40 mg/L）］、血小板计数［257.0×10 9/L（212.0×10 9/L~308.5×10 9/L）］均增高（ P均<0.01）。其中，FIB（ r=0.237， P=0.004）和D-二聚体（ r=0.373， P<0.001）均与CA 125呈正相关，凝血酶原时间（PT； r=-0.208， P=0.012）和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PT-INR； r=-0.201， P=0.015）均与CA 19-9呈负相关。（3）与出血期对照组相比，出血期观察组子宫腺肌病患者的PT［10.70 s（10.10~11.20 s）］、PT-INR［0.93（0.90~1.00）］均减小，D-二聚体［0.41 mg/L（0.20~0.80 mg/L）］升高（ P均<0.01）。其中，FIB（ r=0.252， P=0.038）、D-二聚体（ r=0.321， P=0.008）均与子宫体积呈正相关，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 r=-0.190， P=0.018）和TT（ r=-0.304， P=0.012）均与子宫体积呈负相关。（4）非出血期观察组和出血期观察组的子宫腺肌病患者，合并贫血者APTT和TT均显著低于非贫血者（ P均<0.05）。 结论:子宫腺肌病患者在子宫出血期和非出血期均存在着高凝倾向，高凝倾向可能与子宫体积增大、血CA 125水平升高、贫血相关。

患者 男性，55岁，因“发现肝脏原发性恶性肿瘤 4个月，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治疗4周”，为求进一步治疗于2021年6月29日收入我科。患者5个月前出现腹痛、腹胀，并逐渐加重，2021年2月28日于当地医院行上腹部CT检查，结果提示肝内肿块，考虑为肝癌；2021年3月1日在该院行上腹部MRI检查，提示肝内肿块，肝癌。曾被收入我院介入科，结合患者情况，如行右半肝切除，切除后余肝体积不足，发生肝功能衰竭的风险大，符合TACE联合仑伐替尼的治疗指征，遂分别于2021年3月11日、2021年4月22日、2021年5月31日于我院介入科接受TACE治疗，期间联合口服仑伐替尼。患者既往有乙肝、肝硬化病史，未正规治疗。无长期吸烟、饮酒史。患者父亲有肝癌病史。本次入院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119 g/L，白细胞计数4.4×10 9/L，血小板计数212×10 9/L；甲胎蛋白498.30 μg/L，癌胚抗原1.64 μg/L，CA19-9 80.31 U/ml；ALT 10 U/L，AST 29 U/L，总胆红素8.8 μmol/L，直接胆红素8.4 μmol/L。CT检查结果显示，病灶占据肝脏5、6、7、8段，大小虽由未接受相关治疗时的11 cm×10 cm增至13 cm×11 cm，但肿瘤内部出现明显坏死，且碘油沉积充分，瘤内出现气体（图1）。术前肝功能Child-Pugh分级为A级，吲哚菁绿15 min潴留率为5.9%；拟行右半肝切除术，余肝比例预计为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