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院前院内无缝隙一体化急救模式对急诊危重症孕产妇救治效果及母婴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收集2022年5月—2023年2月本院实施传统急救模式时救治的急诊危重孕产妇83例作为传统组,2023年3月—2024年1月本院实施院前院内无缝隙一体化急救模式时救治的急诊危重孕产妇85例作为观察组.比较两组急救时间、急救效果、母婴不良结局.结果:观察组院前急救反应时间(6.4±1.6 min)、院内转运时间(10.3±3.1 min)、急救物品准备时间(15.4±5.1 min)、急诊科救治时间(21.5±6.8 min)均短于传统组(8.1±1.8 min、13.8±4.2 min、24.5±6.4 min),急救总有效率(95.3％)高于传统组(85.5％),孕产妇不良结局发生率(3.5％)、新生儿窒息率(5.9％)及死亡率(1.2％)均低于传统组(16.9％、9.6％)(均P＜0.05).结论:在危重症孕产妇急救中采取院前院内无缝隙一体化急救模式可明显提高急救效率,改善母婴结局.

有效的新生儿复苏有助于大幅降低新生儿窒息死亡率和发病率。本文通过对新生儿复苏方案从经验到证据的转变、复苏流程的主线板块维持不变和把"争分夺秒"落到实处这3个方面内容的阐述，强调应规范执行新生儿复苏流程，以真正实现高效复苏。

目的:探讨妊娠期急性胰腺炎(APIP)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胎儿死亡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0年6月间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90例APIP患者临床资料。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将患者分为MAP组(41例)、MSAP组(33例)、SAP组(16例)，根据有无胎儿死亡分为胎儿死亡组(13例)和胎儿存活组(77例)，比较各组患者临床特征及各项生物化学指标。将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胎儿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价其诊断效能。结果:90例APIP的主要病因是高三酰甘油血症(42/90，46.7%)。血LDH、CRP、血糖、D-二聚体、白蛋白、载脂蛋白A1(ApoA1)水平及新生儿1、5 min Apgar评分在不同严重程度APIP患者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90例孕产妇无死亡，胎儿死亡13例(14.4%)。随着APIP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增加，胎儿死亡率增加。APIP合并高血压( OR＝14.742，95% CI 1.157～187.890， P＝0.038)、酮症酸中毒( OR＝19.587，95% CI 1.789～214.469， P＝0.015)及CRP水平( OR＝1.013，95% CI 1.001～1.025， P＝0.031)是胎儿死亡的危险因素，ApoA1水平( OR＝0.118，95% CI 0.021～0.664， P＝0.015)是胎儿死亡的保护因素。ApoA1预测胎儿死亡的灵敏度为84.6%，特异度为79.2%，CRP预测胎儿死亡的灵敏度为76.9%，特异度为84.4%，两指标联合预测胎儿死亡的灵敏度为100%，特异度为67.5%。 结论:APIP的病情严重程度与胎儿死亡密切相关，高血压、酮症酸中毒、CRP水平是胎儿死亡的危险因素，需特别重视。

目的:探讨影响双胎输血综合征（twin-to-twin transfusion syndrome，TTTS）胎儿镜激光凝固胎盘吻合血管（fetoscopic laser occlusion of chorioangiopagous vessels，FLOC）术后活产儿脑损伤的影响因素及在纠正12月龄时的神经系统发育。方法:回顾性选取2018 年5月至2021年8月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行 FLOC 术的TTTS患者的136例胎儿作为FLOC组，并对存活儿进行随访。在纠正12月龄时应用Griffith精神发育评估量表-中文版（the Griffiths mental Development Scales-Chinese，GDS-C）从运动、个人-社会、听力语言、手眼协调、表现等5个领域进行评估。同时选取期待治疗和羊水减量术TTTS患者的88例胎儿作为非FLOC组。比较2组间围产儿死亡率及脑损伤发生率等，以及FLOC组中采用Solomon术与选择性激光术者脑损伤发生率。采用广义估计方程分析FLOC术后新生儿脑损伤影响因素及纠正12月龄时GDS-C量表总商评分的影响因素。采用 χ 2检验、 t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等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FLOC组围产儿死亡率低于非FLOC组［14.7%（20/136）与26.1%（23/88）， χ 2=4.50， P=0.034］；2组新生儿脑损伤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8.7%（23/123）与21.8%（17/78）， χ 2=0.29， P=0.592］，但FLOC组重度脑损伤发生率低于非FLOC组［6.5%（8/123）与15.4%（12/78）， χ 2=4.20， P=0.040］。（2）FLOC组中，供血儿与受血儿、Solomon术与选择性激光手术的脑损伤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16.4%（10/61）与21.0%（13/62）、20.0%（9/45）与17.9%（14/78）， χ 2值分别为0.42和0.08， P值均>0.05］。（3）多因素分析显示，新生儿窒息（ OR=7.04，95% CI：1.45~34.20， P=0.016）和术前TTTS分期（ OR=2.05，95% CI：1.10~3.82， P=0.023）是发生新生儿脑损伤的危险因素。（4）纠正12月龄时随访成功52例，至少一项领域出现迟缓的发生率为34.6%（18/52）。发育迟缓主要表现在运动和语言领域，分别为26.9%（14/52）和11.5%（6/52）；受血儿和供血儿各领域 Z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GDS-C 量表总商评分的影响因素中，行Solomon术式、手术孕周大、低出生体重与总商低有关（95% CI分别为－11.71~－0.23、－1.99~－0.47、0.00~0.01， P值均<0.05）。 结论:FLOC术后TTTS活产儿脑损伤的发生与术前分期及产时新生儿窒息有关；纠正12月龄存活儿神经系统的发育与出生体重及手术孕周有关，轻度发育迟缓发生率较高。

目的:探讨影响极早产儿死亡的相关危险因素，为后续质量改进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江苏省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母乳喂养质量改进临床研究协作组13家协作单位NICU收治的胎龄<32周极早产儿临床资料，根据患儿预后和死亡时间分为存活组、新生儿早期死亡组、新生儿晚期死亡组和新生儿期后死亡组，比较各组患儿临床资料，应用SPSS 26.0统计软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早产儿死亡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胎龄<32周极早产儿2 467例，存活2 127例（86.2%），死亡340例（13.8%），其中新生儿早期死亡251例（73.8%），新生儿晚期死亡62例（18.2%），新生儿期后死亡27例（7.9％）。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显示，胎龄（ OR=0.835，95% CI 0.751~0.929）、出生体重（ OR=0.998，95% CI 0.997~0.998）、产前应用糖皮质激素（ OR=0.481，95% CI 0.365~0.635）是极早产儿死亡的保护因素（ P均<0.05）；1 min Apgar≤3分（ OR=2.459，95% CI 1.743~3.467）、使用有创机械通气（ OR=2.308，95% CI 1.730~3.078）、肺出血（ OR=3.888，95% CI 2.383~6.345）是新生儿早期死亡的危险因素（ P均<0.05）；使用有创机械通气（ OR=3.598，95% CI 2.119~6.111）、Ⅲ~Ⅳ级脑室内出血或囊性脑室周围白质软化（ OR=2.328，95% CI 1.266~4.280）、肺出血（ OR=4.055，95% CI 1.990~8.261）、Ⅱ~Ⅲ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OR=3.933，95% CI 2.157~7.174）是新生儿晚期和新生儿期后死亡的危险因素（ P均<0.05）。 结论:胎龄、出生体重、产前应用糖皮质激素是极早产儿死亡的保护因素，使用有创机械通气、1 min Apgar≤3分、肺出血、Ⅲ~Ⅳ级脑室内出血或囊性脑室周围白质软化和Ⅱ~Ⅲ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是极早产儿死亡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性别对超低出生体重儿（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ELBWI）临床结局的影响及ELBWI死亡的危险因素。方法:选择2011年1月至2020年12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ELBWI进行回顾性研究，按性别分为男婴组和女婴组，比较两组患儿主要并发症发生率、存活率和死亡率；根据两组患儿结局再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采用二分类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两组ELBWI死亡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637例ELBWI，男婴组311例，存活率57.9%（180/311）；女婴组326例，存活率57.4%（187/326）。男婴组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肺出血和重度脑室内出血发生率高于女婴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ELBWI存活率呈逐年增加趋势（ P<0.01）；两组存活率、积极救治死亡率和放弃救治死亡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放弃治疗（ P<0.01）和肺出血（ P<0.05）导致两组ELBWI死亡风险增加。 结论:男性ELBWI发生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和重度脑室内出血的风险高于女性ELBWI；放弃治疗和肺出血是导致所有ELBWI死亡的共同危险因素。

目的:总结本单位32例≤23周生存极限超早产儿（periviable extremely preterm infant，PEPI）的存活率、并发症发生及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胎龄≤23周的PEPI的资料，比较2015年至2019年与2020年至2021年收治患儿的结局和随访情况。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研究期间共收治32例PEPI，占同期本单位出生活产新生儿的0.024%（32/132 534）。32例PEPI出生胎龄［ M（min~max）］为23周（21周 +4～23周 +6）；出生体重480 g（350～720 g）。（2）2020年至2021年PEPI存活率为10/19，显现出高于2015年至2019年（3/13）的趋势，但差异未见有统计学意义（ χ2=2.79， P=0.095）；2020年至2021年放弃治疗率为3/19，低于2015年至2019年的8/13（ χ2=7.16， P=0.007）。（3）32例患儿中，13例（40.6%）存活至出院。这13例中，4例出生胎龄为22周，9例为23周；出生体重300~<400 g、400～<500 g、500～<600 g、600～<700 g和≥700 g者分别为1、5、4、1和2例。（4）存活至出院的13例患儿并发症发生率依次为中-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10/13），需手术干预的ROP（5/13），需手术治疗的动脉导管未闭（4/13），以及晚发型败血症、≥Ⅱa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Ⅲ～Ⅳ级脑室内出血及脑室周围白质软化（均为2/13）。13例患儿随访了10个月（6～69个月），其中3例发生运动发育迟缓。 结论:本中心收治的PEPI总体救治存活率较高，住院期间并发症较低，预后相对较好。这些PEPI的远期预后需要进一步随访。

目的:分析国内院际转运极早产儿日龄分布情况，总结不同日龄转运极早产儿的围产期特征、出院结局以及住院期间治疗情况的差异。方法:回顾性纳入2019年全年中国新生儿协作网（Chinese Neonatal Network，CHNN）极早产儿队列中胎龄24～31周 +6、在外院出生后转入CHNN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救治的、排除严重先天畸形的极早产儿3 405例。按照转运进入CHNN NICU的日龄分为早期转运组（≤1 d）、延迟转运组（>1～7 d）和晚期转运组（>7 d）。采用方差分析、 t检验、 χ2检验（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校正）、Kruskal-Wallis检验及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3组极早产儿的一般临床情况、治疗情况及出院结局的差异。 结果:3 405例极早产儿的中位胎龄为29.7周（28.3～31.0周），平均出生体重为（1 321.0±316.5）g。早期转运组2 031例（59.6%），延迟转运组406例（11.9%），晚期转运组968例（28.4%）。转运极早产儿产房内接受持续气道正压通气的比例为8.4%（237/2 806），产房内气管插管比例为32.9%（924/2 805）。共62.7%（1 569/2 504）的患儿母亲接受产前糖皮质激素治疗，早期转运组接受产前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比例为68.7%（1 121/1 631），高于延迟转运组［56.1%（152/271）， χ2=16.78， P<0.017］和晚期转运组［49.2%（296/602）， χ2=72.56， P<0.017］。转运极早产儿总死亡率为12.7%（431/3 405），其中早期、延迟及晚期转运组患儿的死亡率分别为12.4%（252/2 031）、16.3%（66/406）和11.7%（113/968），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5.72， P=0.057）。延迟转运组和晚期转运组患儿重度脑室内出血、晚发型败血症、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和纠正胎龄36周或出院时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率高于早期转运组，晚期转运组患儿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接受治疗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和纠正胎龄36周或出院时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率高于延迟转运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Bonferroni校正法， P值均<0.017）。晚期转运组极早产儿出院日龄为66.0 d（51.0～86.0 d），出院纠正胎龄为38.9周（37.1～41.2周），均大于早期转运组［48.0 d（37.0～64.0 d）， Z=260.83；36.9周（35.7～38.3周）， Z=294.32］和延迟转运组患儿［52.0 d（41.0～64.0 d）， Z=81.49；37.4周（36.1～38.7周）， Z=75.9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7）。 结论:目前国内仍有大量极早产儿需要生后转院。转运日龄越晚、极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越高。故建议可能发生极早产的孕妇宫内转运或生后尽早转运，可能有助于改善预后。

细菌感染是新生儿常见的疾病，一旦发生则病情进展迅速，短期内可并发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甚至死亡。因此，早期诊断、及时治疗以及免疫评估均可降低新生儿细菌感染的死亡率。目前检测手段均存在一些缺陷，急需寻找敏感且可靠的早期诊断以及评估预后的指标。CD64通常在中性粒细胞表面低表达，随着病理因子或炎性细胞因子的刺激，其表达显著上调。单核细胞表达的人类白细胞抗原DR(human leukocyte antigen-DR，HLA-DR)可以提示机体的免疫功能状态。因此，中性粒细胞CD64指数和单核细胞HLA-DR可作为细菌感染及脓毒症的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的生物标志物，文章将对二者的生物学作用及其在新生儿细菌感染、脓毒症的临床应用进行综述。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民健康水平主要有三大指标：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为母婴的安全与健康保驾护航，是一代代围产医护工作者终生奋斗的目标。然而在两个世纪以前，西方医学界对于新生儿健康的观念和认知还几乎是一片空白，尤其在早产儿救护方面始终秉持着冷漠的态度，就连“早产儿”这个术语也是直到1870年才出现的 ［1］。与今天的概念不同，当时的“早产儿”指“体弱者”，是早产和足月出生但体征虚弱的新生儿的统称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