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为临床安全使用美罗培南提供参考.方法 临床药师基于1例婴儿先天性心脏病术后使用美罗培南发生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病例进行不良反应关联性分析;检索中英文数据库,对美罗培南诱发血液系统不良反应的个案报道进行归纳分析;再对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中相关不良事件风险信号进行挖掘分析,总结美罗培南致血液系统不良反应的特点.结果 临床药师采用Naranjo's评估量表对该患儿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与美罗培南的关联性进行评价,结果为"很可能".文献分析共纳入16例患者,其中有1例为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有13例患者的不良反应是危及生命、需要紧急治疗的4级严重不良反应;所有患者均在停药后好转.数据挖掘结果显示,美罗培南致血液系统不良事件的中位发生时间是6 d;新生儿血小板减少、血管内溶血、粒细胞计数降低是不良事件风险强度排前3位的信号.结论 临床使用美罗培南抗感染初期可能诱发严重危及生命的血液系统不良反应,尤其对于婴幼儿和老人、使用较高剂量美罗培南、既往抗菌药物过敏、基础疾病复杂、联用较多抗菌药物、用药后出现高热和出血的患者,临床应予以密切监护.

目的 探讨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M-CSF)通过调控心脏巨噬细胞对小鼠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后心功能的影响及机制.方法 50只C57小鼠随机分为Sham组(n=10,制备假手术组)、MI组(n=20,制备AMI模型,随后予以腹腔注射0.9％氯化钠溶液)和MM组{n=20,制备AMI模型,随后予以腹腔注射M-CSF试剂[500μg/(kg·d)]}.实验结束时行心脏超声检查,采集心肌组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法检测白细胞介素-4(interleukin-4,IL-4)、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e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10(in-terleukin-10,IL-10)、干扰素-α(interferon-α,IFN-α)、心房钠尿肽(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ANP)、脑钠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Collagen Ⅰ 及 Collagen Ⅲ;Western blot 法检测凋亡蛋白 Bax、C-caspase-3、caspase-3 及核转录因子(nuclear transcription facter,NF)-κB p65、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 3(transduction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STAT3)、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6(transduction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6,STAT6)等;免疫组化法测定AMI周边区新生血管标志物;流式细胞术测定M1型、M2型巨噬细胞水平.结果 与MI组比较,MM组小鼠左心室大小明显改善,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明显增加,心肌炎症、肥大、凋亡及纤维化指标均明显下降,MM组新生血管标志物CD31水平较MI组表达明显上调.MM组小鼠M2型巨噬细胞水平明显高于MI组,但M1型巨噬细胞水平低于MI组(P＜0.05).MI组小鼠NF-κB p65水平较Sham组与MM组明显升高,且MM组STAT3与STAT6水平显著高于MI组(P＜0.05).结论 M-CSF可明显抑制炎性反应,减轻心肌纤维化、肥大及凋亡,促进血管新生,抑制M1型巨噬细胞,上调表达M2型巨噬细胞,促进心肌组织修复,改善心室结构重构,NF-κB/STAT信号通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了解抗体延迟产生的肺炎支原体肺炎(MPP)患儿的临床特征及其相关因素。方法:选取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的MPP患儿285例，将病程14 d内血清抗体IgM 2次检测均为阴性，且IgG 2次检测抗体滴度无4倍及以上增高或减低的36例患儿设为抗体延迟产生组；将14 d内血清抗体检测IgM阳性或IgG 2次检测抗体滴度呈4倍及以上增高或减低的患儿249例设为抗体阳性组。对比分析两组的临床表现、免疫学及影像学特征。结果:抗体延迟产生组中位年龄0.75(0.30，2.78)岁，显著小于抗体阳性组5.50(3.73，7.20)岁( P<0.001)。血清免疫球蛋白IgG低水平是造成患儿肺炎支原体抗体延迟产生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37)，当血清免疫球蛋白IgG低于7.155 mmol/L时，预测发生肺炎支原体抗体延迟产生的敏感度为0.819，特异度为0.833。与抗体延迟产生相关基础疾病主要为新生儿期住院病史( P＝0.007)和先天性心脏病( P＝0.001)。抗体延迟产生组11.11%(4/36)发生痉挛性咳嗽、41.67%(15/36)发生喘息及33.33%(12/36)发生腹泻，显著高于抗体阳性组的0.40%(1/249)、24.50%(61/249)和9.64%(24/249)( P<0.05)。抗体延迟产生组63.89%(23/36)出现发热，显著低于抗体阳性组的92.37%(230/249)( P<0.001)，发热持续天数[2.50(0.00，4.75)d]也显著低于抗体阳性组[7.00(5.00，8.50)d]( P<0.001)。抗体延迟产生组19.44%(7/36)发生大叶性肺炎，无一例发生肺外表现，显著低于抗体阳性组的75.50%(188/249)和14.86%(37/249)( P<0.05)。 结论:MPP患儿抗体延迟产生多见于血清免疫球蛋白IgG水平低于7.155 mmol/L的患儿，尤其当存在新生儿期住院病史及先天性心脏病时。该类患儿临床表现主要以痉挛性咳嗽、喘息为主要特征，出现发热、大叶性肺炎和肺外表现概率低。

先天性长QT综合征是一种遗传性心脏复极障碍相关的疾病，是导致胎儿和新生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由于胎儿心电图获取困难，长QT综合征难以产前诊断。随着技术的进步，近年来不断有研究探索提高长QT综合征产前诊断率的方法，如胎儿心磁图、无创胎儿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本文综述这些方法产前诊断长QT综合征的研究进展。

危重先天性心脏病（critical congenital heart defect，CCHD）是足月儿发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CCHD伴发NEC可导致患儿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甚至死亡。本文对CCHD患儿NEC的发生机制、危险因素、早期识别、预防和治疗进行综述，为CCHD伴发NEC患儿的综合管理提供借鉴。

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技术已成为急性心功能衰竭患儿的临床首选治疗手段之一 [1]，其适用的儿科病种包括暴发性心肌炎 [2]和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术后体外循环脱机困难等引起的严重心功能衰竭等 [3]。常用的插管方式包括颈部插管和正中插管 [4]。静脉-动脉体外膜氧合（veno-arterial ECMO, VA-ECMO）能有效恢复患儿全身循环灌注，但对左心室（left ventricle, LV）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 [5]。主动脉插管持续泵血增加主动脉根部压力和左室后负荷，进一步加重左室缺血和室性心律失常 [6]。左心室血栓可导致脑梗等致死性并发症 [7]。左心减压能快速有效降低左心负荷，为心脏功能恢复争取更多的时间 [8]。近年来，ECMO支持下，左心减压对于严重左室功能不全的患儿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 [9]。截止2020年9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心脏中心共完成94例患儿V-A ECMO心脏支持，儿童80例（85.1%），新生儿14例（14.9%），撤机率59.6%。2010—2019年V-A ECMO支持下左心减压共完成5例，4例死亡、1例存活，现将相关临床资料和经验分析汇总如下。

胎儿动脉导管提前收缩或闭合多发生在晚孕期，患者多因胎儿左右心比例失调就诊。本文报告了1例孕37周 +2的病例。该例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示右心增大、右心室壁运动减低，三尖瓣大量反流；二维动脉导管显示不清，频谱多普勒于动脉导管处可探及高速血流信号，考虑胎儿动脉导管宫内提前收缩。患者于检查次日行剖宫产术终止妊娠，产后3个月复查新生儿心脏未见明显异常。

目的:探讨1例Au-Kline综合征(AKS)新生儿的临床表型与基因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收治入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儿童医院的1例AKS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基因变异信息，并以"Au-Kline syndrome""Au-Kline综合症"" HNRNPK""AKS"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分别检索200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万方数据、中国知网、PubMed数据库的相关文献，总结分析该病临床特点及遗传学特征。 结果:本例患儿为男性，临床表现为喂养困难、肌张力低下、上颚缺如至悬雍垂处及特殊面容，家系全外显子组测序检测结果提示该例患儿 HNRNPK基因发生移码变异c.478dupA(p.Ile160AsnfsTer7)。Sanger测序显示该例患儿的父母未见异常，可能为新发变异。查阅数据库未见该变异有收录，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变异评级指南评级为致病性(PVS1+PS2+PM2_Supporting)。通过文献检索，纳入研究AKS患儿14例，均为 HNRNPK基因新发变异，临床表现均有生长发育迟缓、运动发育迟缓及不同程度智力障碍等，具有可辨识度的特殊面容，其余高频表型为先天性心脏畸形。 结论:HNRNPK基因c.478dupA移码变异导致提前终止编码氨基酸可能是该患儿发生AKS的遗传学病因。在鉴别诊断上对于先天性多发畸形伴智力障碍亦或歌舞伎综合征患儿时，临床医师应考虑AKS的可能性。

目的:总结分析动脉导管支架置入术治疗不同类型新生儿肺动脉闭锁的随访结局。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4年4月至2021年6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接受动脉导管支架置入术患儿共19例为研究对象，分为室间隔完整型肺动脉闭锁（PA-IVS）和室间隔缺损型肺动脉闭锁（PA-VSD）两组。采用不同血管途径置入动脉导管支架，术后1、3、6和12个月及以后每年定期随访患儿基本情况和心脏超声心动图评估手术效果。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19例患儿中12例为PA-IVS，7例为PA-VSD。两组患儿均为足月儿，PA-IVS组和PA-VSD组患儿出生胎龄分别为（38.8±1.1）和（37.7±1.8）周，出生体重分别为（3.2±0.4）和（3.4±1.1）kg，手术时年龄分别为（10±9）和（12±7）日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12例PA-IVS患儿中，9例经股动脉途径，3例经股静脉途径成功置入动脉导管支架。7例PA-VSD患儿中，2例经股动脉途径成功置入，2例经股动脉途径置入失败，3例经左颈动脉途径成功置入动脉导管支架。所有患儿术后无血栓栓塞、动静脉瘘、假性动脉瘤等血管并发症发生。PA-VSD组中支架置入成功的5例患儿在随访至6月龄时分别行肺动脉闭锁根治术、室间隔缺损修补术、动脉导管支架取出术和动脉导管结扎术。所有患儿随访期无支架移位、狭窄，均实现了双心室循环，无死亡病例。 结论:动脉导管支架置入术可作为PA-IVS和PA-VSD患儿一期治疗方法，除传统的股静脉和股动脉途径外，颈动脉可作为支架置入的一条路径。

目的:分析西北地区10家医院5年间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RDS）的诊治状况的变化。方法:回顾性调查西北地区新生儿协作组中部分医院（陕西省6家、甘肃省3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家）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和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收治的入院日龄≤3 d并诊断为RDS的早产儿。比较5年间患儿的基本情况、围产期情况、治疗情况、并发症及预后等方面的变化。采用 t检验、秩和检验或 χ2检验分析各组数据。 结果:（1）2016年及2021年符合纳入标准的RDS早产儿分别为322例和349例，胎龄30～33周 +6的早产儿仍是主要患病人群，男性居多［分别为64.3%（207/322）和57.3%（200/349）］。2021年母亲平均生育年龄明显高于2016年［（30.6±4.8）岁与（28.6±5.4）岁， t=24.02， P<0.001］，高龄产妇多于2016年［19.2%（67/349）与12.4%（40/322）， χ2=4.18， P<0.05］。（2）2021年与2016年相比，辅助生殖技术受孕率［11.7%（41/349）与1.9%（6/322）， χ2=25.12］、正规产前检查率［58.5%（204/349）与30.4%（98/322）， χ2=53.33］、产前糖皮质激素使用率［62.2%（217/349）与28.6%（92/322）， χ2=82.58］、剖宫产率［73.6%（257/349）与51.6%（166/322）， χ2=35.06］、选择性剖宫产率［24.1%（84/349）与6.5%（21/322）， χ2=39.07］和瘢痕子宫妊娠率［7.4%（26/349）与3.4%（11/322）， χ2=5.23］均较高（ P值均<0.05）；胎儿窘迫［30.1%（105/349）与20.2%（65/322）， χ2=8.68］、妊娠期高血压疾病［24.6%（86/349）与13.0%（42/322）， χ2=14.59］、胎膜早破［16.0%（56/349）与10.2%（33/322）， χ2=4.89］、羊水胎粪污染［12.6%（44/349）与5.6%（18/322）， χ2=9.83］、胎盘早剥［10.3%（36/349）与5.3%（17/322）， χ2=5.84］、妊娠期糖尿病［10.3%（36/349）与1.6%（5/322）， χ2=22.41］、绒毛膜羊膜炎［4.6%（16/349）与0.9%（3/322）， χ2=8.12］、甲状腺功能异常［4.3%（15/349）与0.6%（2/322）， χ2=7.88］和心脏病［4.3%（15/349）与0.3%（1/322）， χ2=9.17］的比例均较高（ P值均<0.05）。（3）治疗情况：2021年肺表面活性物质（pulmonary surfactant，PS）应用率、猪PS应用剂量和牛PS的应用比例均高于2016年［（73.6%（257/349）与67.1%（216/322）， χ2=11.62；（178.5±38.0）mg/kg与（165.2±42.8）mg/kg， t=7.85；47.9%（123/257）与19.4%（42/216）， χ2=41.72； P值均<0.01］。2021年与2016年气管插管-注入PS-拔管后正压通气使用率、早期（生后2 h内）应用PS及PS治疗前后的血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021年与2016年相比较，抗生素应用时间［7.0 d（5.0～14.0 d）与5.0 d（1.0～8.0 d）， Z=7.55］、辅助通气时间［144 h（81～264 h）与73 h（47～134 h）， Z=8.20］和住院时间［24 d（14～42 d）与16 d（10～25 d）， Z=6.74］明显增加（ P值均<0.01），经鼻间歇正压通气［29.6%（100/338）与1.0%（3/306）， χ2=97.81］和常频通气的使用率［42.6%（144/338）与30.1%（92/306）， χ2=10.87］明显升高（ P值均<0.01）。（4）2021年与2016年相比较，动脉导管未闭［15.5%（54/349）与6.2%（20/322）， χ2=63.40］、支气管肺发育不良［9.2%（32/349）与2.8%（9/322）， χ2=12.88］、持续性肺动脉高压［5.4%（19/349）与0.6%（2/322）， χ2=12.85］、脑室周围白质软化［4.3%（15/349）与1.2%（4/322）， χ2=7.52］和气胸［3.4%（12/349）与0.3%（1/322）， χ2=9.68］的比例升高（ P值均<0.05），院内感染比例明显下降［7.4%（26/349）与19.6%（63/322）， χ2=21.37， P<0.001］。（5）2021年早产儿RDS治愈率高于2016年［70.8%（247/349）与56.2%（181/322）， χ2=15.37， P<0.001］，放弃率［7.7%（27/349）与14.3%（46/322）， χ2=7.41］和病死率［院内：1.4%（5/349）与5.6%（18/322）， χ2=8.74；院外：8.3%（29/349）与13.7%（44/322）， χ2=4.96］低于2016年（ P值均<0.05）。 结论:这一期间参与研究单位的早产儿RDS的临床救治技术水平提高了，但仍存在一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