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低位直肠癌保肛术患者接受改良一针法末端回肠造口术对其应激反应、安全性等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3年1月收治的低位直肠癌保肛术患者资料，按造口方案不同将患者分为观察组（接受改良一针法末端回肠造口术，n=55例）与对照组（接受传统末端回肠造口术，n=43例）。以SPSS 22.0软件分析数据，围手术期各项指标、不同时间肛门动力学与应激反应指标以（）表示，组间比较独立样本t检验；组间多时点对比以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术后并发症以例和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术后恢复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各肛门动力学指标组内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均P<0.05），且观察组患者术后6个月各肛门动力学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各应激反应指标[白细胞计数（WBC）、C-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组内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均P<0.05），且观察组患者术后2d TNF-α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术后5d各应激反应指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造口相关并发症总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3.6% vs. 20.9%，P<0.05）。结论:改良一针法末端回肠造口术对低位直肠癌保肛术后应激反应及安全性均有积极影响，可缩短手术时间，促进患者恢复。

目的:分析肠液回输辅助治疗对低位直肠癌患者末端回肠造口术后肛门功能、胃肠功能、营养状况的影响。方法:回顾性选择浙江金华广福肿瘤医院2021年7月至2023年1月收治的80例低位直肠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按治疗方法不同分为对照组（采用直肠癌根治术+末端回肠造口术，40例）和试验组（采用直肠癌根治术+末端回肠造口术+肠液回输辅助治疗，40例）。比较两组手术前后肛门功能、胃肠激素及营养状况指标水平。结果:术后3个月试验组肛管最大收缩压、直肠顺应性、肛管最大静息压、直肠便意感觉容量高于对照组[（169.72 ± 12.04）mmHg （1 mmHg = 0.133 kPa）比（160.42 ± 11.58） mmHg、（4.88 ± 0.17） mmHg比（4.20 ± 0.14） mmHg、（40.73 ± 4.31） mmHg比（36.05 ± 4.09） mmHg、（80.31 ± 8.27） ml比（72.53 ± 7.39） 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术后9 d胃泌素、胃动素、前白蛋白、白蛋白、血红蛋白水平高于对照组[（260.59 ± 31.57） ng/L比（224.61 ± 25.01）ng/L、（91.73 ± 10.58） ng/L比（65.65 ± 7.01） ng/L、（167.89 ± 18.14） mg/L比（152.34 ± 16.01） mg/L、（24.58 ± 2.89） g/L比（21.49 ± 2.47） g/L、（79.84 ± 8.67） g/L比（70.59 ± 8.01） 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营养不良发生率低于对照组[10.00%（4/40）比27.50%（11/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4.02， P<0.05）。 结论:低位直肠癌患者末端回肠造口术后采用肠液回输辅助治疗可改善肛门功能、胃肠功能及营养状况。

回肠末端是小肠病变的好发部位，但多数疾病无诊断金标准，患者的症状、体征和实验室检查等缺乏特异性，给疾病的病因诊断和治疗带来了不小难度。本例患者病史长，以口腔、外阴和回肠末端溃疡为主要表现，先后并发不全性肠梗阻、消化道出血，经消化内科、消化外科、病理科、影像科等多学科协作诊治，最初考虑白塞病可能，最终诊断为CD，经积极治疗病情得以控制。

目的:探讨胃癌术后腹膜复发转移腹腔镜诊断的价值和腹腔内联合全身双向化疗（BIPS）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的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既往接受胃癌D 2根治术，无同时性远处转移；（2）胃癌手术后接受辅助化疗；（3）除腹膜复发转移外，无其他远处转移征象；（4）年龄18~75岁；（5）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活动状态评分≤2分；（6）治疗前评估认为可耐受手术和化疗。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胃肠外科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间，连续收治且符合上述标准的8例胃癌术后腹膜复发转移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性6例，女性2例；中位年龄52（38~68）岁。8例患者先接受腹腔镜或者剖腹探查，参照Sugarbaker腹膜癌指数（PCI）和日本胃癌研究会制定的胃癌腹膜转移分级进行评估，于下腹部皮下埋置腹腔化疗泵，接受21 d为1疗程的化疗。化疗第1和第8天，经化疗泵向腹腔内输注紫杉醇（20 mg/m 2），并经静脉输注紫杉醇（50 mg/m 2）；同时，连续14 d每日口服替吉奥（80 mg/m 2），休息7 d。随访截止日期为2019年12月15日。 结果:8例胃癌术后腹膜复发转移患者中，1例由于存在完全性结肠梗阻，接受剖腹探查+末端回肠袢式造口术，其余7例均成功行腹腔镜探查并明确诊断腹膜复发转移；2例同时伴有卵巢转移者接受腹腔镜下双侧附件切除术。中位随访时间为17.5（1.5~39.0）个月，BIPS中位疗程数为11（1~30）个疗程，BIPS治疗后的中位生存时间为17.0个月。BIPS治疗的严重不良反应主要是骨髓抑制，其中3~4级白细胞减少症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分别为1例和2例。所有病例均未发生BIPS治疗相关的死亡。胃癌术后的总体生存的中位时间为40.0个月。结论:腹腔镜探查用于胃癌术后腹膜复发转移的诊断安全、可行；BIPS对胃癌腹膜复发转移的治疗有效且安全。

目的:预防性造口永久化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临床医师在进行临床决策时，需要权衡和考虑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风险。为方便临床评估，本研究分析腹腔镜直肠癌经括约肌间切除术（LISR）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术前预测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采取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12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收治的331例经内镜及病理确诊为原发性低位直肠腺癌、行LISR并行预防性造口患者的临床资料；排除结直肠多原发癌、因肠梗阻或出血或穿孔而行急诊手术者以及未完成18个月的随访者。其中男性258例，女性113例，年龄（58.8±11.2）岁，体质指数（23.7±3.1）kg/m 2。通过R软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按约7∶3的比例选择234例患者作为建模组，剩余97例患者作为验证组。本组病例均在术前由造口师确定造口部位，选择距离回盲部30 cm的末端回肠行预防性造口。观察全组患者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情况，以及可能影响建模组患者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术前临床因素。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定义为术后18个月时患者预防性造口无法还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LISR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术前独立危险因素，采用R软件绘制列线图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的预测能力。 结果:331例LISR患者中，共37例（11.2%）最终预防性造口永久化，其中建模组26例，验证组11例。37例患者无法还纳造口的原因包括：吻合口漏不愈合或吻合口漏导致的狭窄（16例，43.2%）、远处转移（16例，43.2%）、无法耐受二次手术（3例，8.1%）、放射性直肠狭窄（1例，2.7%）和肛门功能恢复不良（1例，2.7%）。建模组单因素分析显示，接受新辅助放化疗、肿瘤低分化、cT3分期以及合并远处转移与预防性造口永久化有关（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分析显示，接受新辅助放化疗（OR=3.078，95%CI：1.326~7.147， P=0.009）、cT3分期（OR=2.257，95%CI：1.001~5.091， P=0.049）以及合并远处转移（OR=16.180，95%CI：2.753~95.102， P=0.002）是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筛选出的危险因素成功构建预测低位直肠癌LISR术后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列线图模型，ROC曲线下面积为0.793，最佳截断值0.890，灵敏度0.577，特异度0.885；验证组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53。建模组和验证组的校正曲线均展现了较好的拟合度。 结论:新辅助放化疗、cT3分期以及远处转移是LISR患者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术前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构建的列线图模型有助于预测其发生的概率。对于有高危因素行LISR的患者，外科医生术前应充分告知预防性造口不能还纳而致永久化的风险。

目的:探讨小肠最小化切除策略对预防慢性放射性肠损伤（CRE）术后吻合口漏和短肠综合征等并发症的效果。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合并肠狭窄和肠梗阻的小肠CRE可分为以下两种分型：（1）Ⅰ型：回肠末端病变，但在回肠病变与回盲部之间始终存在2~20 cm的正常回肠段；（2）Ⅱ型：病灶位于距离回盲部较远的小肠，病灶外的肠段通常广泛受损。最小化肠切除术适应证：Ⅰ型小肠CRE、直肠乙状结肠无放射性损伤、无结肠梗阻。禁忌证包括各种原因导致的盲肠远端狭窄性或穿透性病变、急诊手术、恶性肿瘤复发或复发性恶性肿瘤的放疗史、放疗与手术时间间隔<6个月、术前小肠切除史或腹腔化疗史。根据上述指征，回顾性分析2017年4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接受最小化肠切除术策略治疗的40例Ⅰ型CRE患者病例资料（最小化肠切除组，其中东部战区总医院13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16例，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11例）；同时纳入2015年10月至2017年3月期间，40例接受切除肠狭窄病变及回盲部的Ⅰ型CRE患者作为历史对照（传统肠切除组，均来自东部战区总医院）。最小化肠切除组采用小肠最小化切除策略，即一期回肠部分切除+回肠-回肠吻合术+保护性小肠造口术。传统肠切除组采用回盲部切除+回肠升结肠吻合术。观察两组手术情况、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术后恢复情况和手术前后生活质量变化。术后并发症严重程度采用Clavien-Dindo和综合并发症指数（CCI）评估。采用卡氏评分（KPS）对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结果:两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传统肠切除组相比，最小化肠切除组的小肠切除长度［51（20~200）cm比91（60~200）cm， Z=5.653， P<0.001］、术后全肠内营养时间［9（3~18）d比12（4~50）d， Z=2.172， P=0.030］和术后住院时间［17（9~24）d比29（13~57）d， Z=6.424， P<0.001］均更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最小化肠切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传统肠切除组［20.0%（8/40）比28/40（70.0%），χ 2=19.967， P<0.001］，其中短肠综合征［5.0%（2/40）比25.0%（10/40），χ 2=6.274， P=0.012］、吻合口漏或瘘［2.5%（1/40）比22.5%（9/40），χ 2=7.314， P=0.014］和胸腔积液的发生率［7.5%（3/40）比25.0%（10/40），χ 2=4.500， P=0.034］均低于传统肠切除组。最小化肠切除组CCI指数也低于传统肠切除组［CCI>40：2.5%（1/40）比12.5%（5/40）， Z=18.451， P<0.001］。最小化肠切除组术后1个月和3个月的KPS评分均高于术前1 d［（79.9±4.7）分比（75.3±4.1）分，（86.2±4.8）分比（75.3±4.1）分，均 P<0.05］。在最小化肠切除组中，7例患者对目前的生活质量满意，随访时拒绝接受肠造口还纳手术；1例患者由于直肠出血暂缓造口还纳；其余32例于术后3~12个月行造口还纳术，其中26例行回肠-回肠吻合术，余6例切除造口至回盲部肠段，行回肠-升结肠吻合术。 结论:小肠最小化切除策略可以减少切除小肠的长度，降低术后并发症的风险和严重程度，对改善放射性肠损伤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目的:探讨模式化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的临床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74例行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06例，女68例；年龄为59（17~86）岁。所有患者行模式化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并发症情况。（3）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情况。（4）随访情况。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术后2年内每3个月随访1次，2~5年每6个月随访1次，5年后每12个月随访1次，了解患者术后肿瘤复发、转移和生存情况。随访终点为肿瘤复发、转移或患者死亡。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10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或 M（ Q1， Q3）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 结果:（1）手术情况：174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模式化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其中6例术前行肠道支架置入（因肿瘤导致肠梗阻），3例行预防性末端回肠造口，1例行Hartmann手术。174例患者手术时间为97（80，106）min，术中出血量为45（25，60）mL，术后首次肛门排便时间为5（3，6）d，术后住院时间为7（6，8）d。（2）术后并发症情况：174例患者中，12例发生并发症，其中切口感染和（或）脂肪液化4例，吻合口漏3例，不全性肠梗阻2例，腹腔出血、乳糜漏、肺部感染各1例。2例吻合口漏患者行末端回肠造口术。1例腹腔出血患者行剖腹探查腹腔成功止血。1例高龄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死亡。其余患者均经保守治疗后好转。（3）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情况：174例患者中，肿瘤TNM分期Ⅰ期27例，Ⅱ期68例，Ⅲ期77例，Ⅳ期2例；肿瘤高分化9例，中分化107例，低分化58例。174例患者淋巴结检出数目为19（15，23）枚，阳性淋巴结检出数目为0（0，2）枚，肿瘤长径为4（3，5）cm。174例患者中，淋巴结转移79例，癌结节21例，脉管侵犯35例，神经侵犯29例。（4）随访情况：174例患者中，157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27（1~70）个月。157例获得随访的患者中，20例出现肿瘤转移，其中9例多发转移、5例肝转移、4例肺转移、骨转移和脾脏转移各1例。157例患者5年总生存率、无瘤生存率分别为90.9%、80.8%。结论:模式化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3D腹腔镜在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aTME)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6月至2019年10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收治的20例行TaTME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5例，女5例；中位年龄为64岁，年龄范围为28～81岁。20例患者中，10例行TaTME经肛手术入路采用3D腹腔镜手术系统设为3D组，10例行TaTME经肛手术入路采用2D腹腔镜手术系统设为2D组。观察指标：(1)术中及术后恢复情况。(2)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生存情况及肿瘤复发转移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0年4月。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1)术中及术后恢复情况：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无腹腔镜中转开腹或经肛手术中转经腹手术，无术中死亡。3D组患者末端回肠造口，吻合方式(手工吻合、器械吻合)，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短期并发症(吻合口漏、吻合口出血)，术后吻合口狭窄分别为7例，4、6例，150 min(100～220 min)，50 mL(30～100 mL)，8.5 d (7.0～16.0 d)，2、0例，1例；2D组上述指标分别为8例，5、5例，180 min(120～250 min)，100 mL(30～200 mL)，9.5 d (6.0～17.0 d)，1、1例，1例。两组患者末端回肠造口、吻合方式、术后短期并发症、术后吻合口狭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1.909，1.827，0.687， P>0.05)。两组发生短期并发症患者均经保守治疗后好转。两组各有1例吻合口狭窄患者，内镜无法通过，经内镜下球囊扩张术后好转。(2)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3D组患者术后病理学检查肿瘤最大径，肿瘤下切缘距离，淋巴结清扫数目，系膜内癌结节，直肠系膜完整性(完整、一般)，术后病理学分期(Ⅰ期、Ⅱ期、Ⅲ期)分别为3.8 cm(1.8～5.0 cm)，1.0 cm(0.5～2.5 cm)，14.5枚(6.0～19.0枚)，1例，9、1例，4、2、4例；2D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4.8 cm(1.0～8.5 cm)，0.8 cm(0.3～1.5 cm)，15.5枚(8.0～18.0枚)，1例，8、2例，2、4、4例。两组患者肿瘤最大径、肿瘤下切缘距离、淋巴结清扫数目、直肠系膜完整性、术后病理学分期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1.673，1.772，0.038，0.610，0.482， P>0.05)。两组患者系膜内癌结节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肿瘤下切缘及环周切缘均为阴性。(3)随访情况：3D组和2D组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分别为11个月(6～16个月)和13个月(6～21个月)。随访期间，患者均未发现肿瘤局部复发与远处转移，无肿瘤相关死亡。 结论:3D腹腔镜应用于TaTME可取得与2D腹腔镜相当的临床疗效，且对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有积极影响。

目的:评价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经预防造口切口娩出标本的安全性与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0月至2021年9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155例行腹腔镜直肠癌根治联合预防性回肠造口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按标本娩出途径不同分为经预防造口切口娩出标本组（46例）和耻骨上另切口娩出标本组（109例）。结果:纳入的155例患者中除28例患者因术后时间尚短，其余均完成造口还纳手术。与耻骨上另切口娩出组相比，经预防造口组手术时间［（243±66）min比（281±73）min， t=3.003， P<0.01］和术后住院时间更短［（7.5±2.2）d比（8.8±4.3）d， t=2.516， P<0.05］。两组的术中失血量、术中输血量、术后排气时间、手术相关并发症及造口相关并发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经预防造口娩出组的造口较大（ P<0.01），但两组的造口还纳时间、延期还纳的比例、造口粘连程度、还纳手术时间及还纳手术出血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合并末端回肠转流术经预防造口切口娩出标本更具有微创手术的优势。

目的:临时性造口可降低吻合口漏的发生率，改善直肠癌患者的预后。然而，如果造口超过1年未能还纳，易转变为永久性造口，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为提高造口还纳率，本研究探讨经腹直肠癌前切除术临时性造口成为永久性造口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分析2008年6月至2018年6月期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普通外科接受经腹直肠癌前切除术并临时性造口、术后完成随访的直肠癌病例资料。本研究中，临时性造口包括预防性造口（即经腹直肠癌前切除术的同时行造口手术）和挽救性造口（即经腹直肠癌前切除术时未造口，但术后1个月内因出现吻合口漏或其他严重并发症需再次行造口手术）。共308例直肠癌患者被纳入研究，其中男性198例，女性110例，中位年龄56（48~65）岁。94例接受术中腹腔化疗，高位、中位和低位直肠肿瘤患者分别为64例、89例和155例。20例接受横结肠造口，288例接受回肠末端造口。2019年8—9月集中进行电话随访，详细了解患者造口还纳和未能还纳原因、肿瘤是否复发等情况。造口永久化定义为患者在最后一次随访时造口仍无还纳。使用χ 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对临时性造口永久化相关的临床特征进行单因素分析，并将其中 P<0.10的因素纳入非条件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中位随访54.3（32.4~73.8）个月，局部复发8例，远处转移37例。308例临时性造口患者中有247例（80.2%）还纳，还纳时间距造口手术时间中位数为4.5（3.5~6.1）个月。预防性造口患者还纳182例，还纳时间为4.2（3.4~5.5）个月；挽救性造口患者还纳65例，还纳时间为5.5（4.3~7.5）个月，两组还纳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4.387， P<0.001）。61例（19.8%）转变为永久性造口，其中预防性造口者45例，挽救性造口者16例。单因素分析显示，导致临时性造口永久化的危险因素包括术前贫血、术中腹腔化疗、中位直肠肿瘤、横结肠造口、肿瘤病理分期、术后有局部复发及术后远处转移（均 P<0.10）。多因素分析显示，术中腹腔化疗（OR=1.961，95% CI：1.029~3.738， P=0.041），中位直肠肿瘤（OR=2.401，95% CI：1.195~4.826， P=0.014），横结肠造口（OR=3.433，95% CI：1.234~9.553， P=0.018）和术后远处转移（OR=8.282，95% CI：3.820~17.954， P<0.001）是临时性造口永久化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对于术中腹腔化疗、中位直肠肿瘤、横结肠造口和术后远处转移的患者，经腹直肠癌前切除术临时性造口存在造口永久化的风险，外科医师需谨慎考量以减少临时性造口永久化的风险，并充分告知患者以减少潜在的医疗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