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江苏省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注册登记数据库的整体情况。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0月至2019年12月江苏省CABG注册登记数据库的患者资料，对危险因素、病史、心功能（纽约心脏病协会分级）、冠状动脉病变、欧洲心脏手术风险评估系统Ⅱ（EuroSCOREⅡ）评分，是否使用体外循环、是否使用动脉旁路、旁路血管支数及流量，术后主要严重心脑血管事件（MACCE）等进行分析。采用 t检验、χ 2检验比较体外循环CABG（ONCABG）和非体外循环CABG（OPCAB）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截至2019年12月，该数据库共收录7 138例患者资料，其中单纯CABG 4 661例，来自13个医疗中心。男性3 486例，女性1 175例，年龄（64.6±8.1）岁（范围：31~87岁）。左主干病变960例，三支病变3 934例，左主干合并三支病变837例；射血分数>50%者3 841例，心功能Ⅲ~Ⅳ级1 664例，EuroSCOREⅡ评分为（2.3±0.7）%（范围：0.5%~35.8%）。ONCABG占58.59%（2 731/4 661），OPCAB占41.41%（1 930/4 661）。使用左胸廓内动脉者占88.91%（4 144/4 661）。7家中心（其中2家常规）使用左桡动脉，5家中心（其中3家常规）进行术中瞬时流量测定。旁路血管支数为（3.4±0.7）支（范围：1~7支），主动脉阻断时间为（65.0±20.4）min（范围：21~196 min），体外循环时间为（90.0±24.2）min（范围：33~227 min）。院内病死率为1.80%（84/4 661），再次手术率为2.00%（93/4 661）。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心肌梗死为1.52%（71/4 661），脑卒中0.71%（33/4 661），新发肾功能不全需血液滤过治疗1.20%（56/4 661）。出院进行药物二级预防患者占62.99%（2 936/4 661）。较OPCAB组，ONCABG组年龄偏小，女性比例高，合并糖尿病、有心肌梗死史和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治疗史的比例高，心功能差，冠状动脉病变重，EuroSCORE Ⅱ评分高（ P值均<0.05）。术后ONCABG组MACCE发生率较高（135/2 731比71/1 930，χ 2=4.280， P=0.039）；旁路血管支数、输注红细胞比例和主动脉内球囊反搏使用率均增高（ P值均 <0.05）。 结论:江苏省CABG注册登记数据库总体运行良好，部分参数仍需完善。较OPCAB组，ONCABG组术前总体病情偏重，但术后MACCE控制率尚满意。

目的:探讨我国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并评估其危险因素。方法:本研究采用全国多中心前瞻性数据登记队列研究方法，数据来自中国胃肠肿瘤外科联盟发起的胃肠外科手术后腹部并发症现状研究数据库（PACAGE）。PACAGE数据库自2018年12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前瞻性收集了20家医学中心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一般人口统计学数据、围手术期治疗及术后并发症相关数据，根据是否发生术后并发症进行分组，参照胃肠肿瘤外科术后并发症相关专家共识和Clavien-Dindo分级标准，对并发症进行分类及分级。通过绘制热图，将不同分级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可视化；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生术后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3 926例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657例患者共发生876例次术后并发症，总体并发症发生率16.7%（657/3 926），Ⅲ级及以上严重并发症发生率4.0%（156/3 926），Ⅴ级并发症发生率0.2%（7/3 926）。胃癌患者2 271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18.1%（412/2 271），严重并发症发生率4.7%（106/2 271）；结直肠癌患者1 655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14.8%（245/1 655），严重并发症发生率3.0%（50/1 655）。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吻合口漏的发生率分别是3.3%（74/2 271）和3.4%（56/1 655）。腹腔感染在各类并发症中占比最高，在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中分别为28.7%（164/572）和39.5%（120/304）。在所有术后并发症严重程度分级中，Ⅱ级并发症占比最高，胃癌和结直肠癌分别占65.4%（374/572）和56.6%（172/304）。多因素分析显示：（1）胃癌组患者发生术后并发症的独立影响因素包括：有术前合并症（OR=2.54，95%CI：1.51~4.28， P<0.001）、接受新辅助治疗（OR=1.42，95%CI：1.06~1.89， P=0.020）、美国麻醉医师协会评分较高（ASA，2分：OR=1.60，95%CI：1.23~2.07， P<0.001；≥3分：OR=0.43，95%CI：0.25~0.73， P=0.002）、手术时间>180 min（OR=1.81，95%CI：1.42~2.31， P<0.001）、术中出血量>50 ml（OR=1.29，95%CI：1.01~1.63， P=0.038）和相比于全胃切除术的远端胃切除（OR=0.65，95%CI：0.51~0.83， P<0.001）；（2）肠癌组患者发生术后并发症的独立影响因素包括：女性（OR=0.60，95%CI：0.44~0.80， P<0.001）、有术前合并症（OR=2.73，95%CI：1.25~5.99， P=0.030）、接受新辅助治疗（OR=1.83，95%CI：1.23~2.72， P=0.008）、腹腔镜手术（OR=0.47，95%CI：0.30~0.72， P=0.022）和相比于低位前切术的腹会阴联合切术（OR=2.74，95%CI：1.71~4.41， P<0.001）。 结论: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术后各类感染相关的并发症最为常见，虽然两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各有不同，但有术前合并症、行新辅助治疗以及手术切除范围，是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共同影响因素。

目的:抗凝是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支持患儿的关键治疗。然而，理想的抗凝监测策略仍不清楚。本文旨在评估实验室抗凝监测指标在儿科ECMO中的应用。设计:回顾性队列研究。场所:四级学术型儿童医院。对象:2010至2016年在非心脏PICU插管行ECMO的儿童。干预措施:无测量方法和主要结果:从企业数据库中提取人口统计学数据、实验室结果和肝素剂量。主要诊断、插管指征、出血性和血栓性并发症以及生存预后数据提取自体外生命支持组织报告的地方数据登记处。采用泛化估算方程建立重复测量的统计模型，以评估肝素剂量与实验室值、各实验室值之间以及肝素剂量/实验室值与临床预后的相关性。研究纳入133例罕见患儿，包括78例新生儿和55例年长儿。抗Ⅹa因子水平、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活化凝血时间或肝素剂量与出血或血栓形成无相关性(所有相关性的 odds比值均≈1)。新生儿和年长儿抗Ⅹa因子、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和活化凝血时间之间存在弱至中度相关性( R2<0.001~0.456)。两个年龄组患儿中肝素剂量与实验室监测指标相关性较差( R2＝0.010~0.063)。 结论:对于接受ECMO支持的患儿，肝素剂量与常用实验室监测抗凝指标相关性差，这些实验室监测指标彼此间的相关性也差。肝素剂量和实验室监测指标均与出血或血栓形成无关。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定更好的抗凝监测措施，以尽量减少ECMO相关病死率和致残率。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胃肠肿瘤外科研究的逐步深入，肿瘤外科尤其是胃肠肿瘤术后并发症诊断信息的登记日益受到重视。国内胃癌规范化手术的推广及微创外科、加速康复外科、新辅助治疗等新技术、新理念的引入推动了胃癌规范化手术安全性临床研究（如中国腹腔镜胃肠外科研究组系列研究等）开展，并进一步推动短期安全终点即并发症的数据规范化登记。我国胃肠外科并发症诊断登记也逐步由基于临床经验发展为基于临床研究的诊断登记。在此基础上，自2015年起，国内同行共同搭建的中国胃肠肿瘤外科联盟进一步推动全国各医疗中心登记汇报真实临床数据。近年来，国内同道共同制订并发症诊断登记专家共识，开展前瞻性多中心真实世界并发症注册登记研究，上述工作都将推动全国各医疗中心尤其基层医疗中心进入基于真实世界的规范化并发症诊断登记时代。笔者回顾梳理我国胃肠肿瘤外科并发症规范化诊断登记的发展历程及现状，旨在为我国胃肠外科的临床实践规范化提供参考。

目的:总结心室辅助装置治疗儿童心肌病晚期心力衰竭初步临床管理经验。方法:收集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行植入Corheart 6左心室辅助装置+三尖瓣环缩术的3例心肌病晚期心力衰竭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1例，女2例；年龄12~14岁；体重30.0~38.0 kg。患儿心功能按照纽约心脏协会分级（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NYHA）标准以及机械辅助循环支持机构间登记（Interagency Registry for Mechanically Assisted Circulatory Support，INTERMACS）标准进行分级；依照美国心脏病学院分期（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CC）标准分期，术后出院随访，生活质量采用堪萨斯城心肌病问卷（Kansas city cardiomyopathy questionnaire，KCCQ）进行评分。结果:例1为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左心室部分心肌致密化不全，心功能NYHA Ⅳ级，INTERMACS Ⅲ级，ACC分期为D期；例2和例3为扩张型心肌病，心功能NYHA Ⅳ级，INTERMACS分别为Ⅲ级和Ⅱ级，ACC分期均为D期。3例患儿均顺利完成手术并出院，术后随访4个月至1年，体能明显增加，未发生重大并发症。KCCQ评分由术前6.5~35分提高到88~92分。3例患儿均未发生伤口感染，其中2例术后半年左右复学，1例在家休养。结论:植入式左心室辅助装置应用于心肌病晚期心力衰竭患儿，可明显改善生存质量。

目的:分析比较远端胃癌根治术Billroth-Ⅰ式（B-Ⅰ）与Billroth-Ⅱ式（B-Ⅱ）消化道重建患者术后的中长期生活质量。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胃肠外科中心胃癌外科病例登记数据库中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行远端胃癌根治术的859例患者临床病理和随访资料。纳入标准：（1）术前经胃镜和活检明确胃癌诊断；（2）按照日本胃癌学会胃癌治疗指南择期实施根治性远端胃大部切除；（3）术后病理分期为Ⅰ~Ⅲ期的患者，TNM分期参照美国癌症联合会第8版标准；（4）术中联合脏器切除术只涉及胆囊或阑尾；（5）消化道重建方式为B-Ⅰ或B-Ⅱ；（6）临床病理资料完整；（7）截止随访区间2021年12月15日至2022年1月15日内存活。排除标准：（1）随访依从性不佳；（2）问卷评价信息不全；（3）带瘤存活者；（4）合并其他系统恶性肿瘤；（5）合并精神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严重影响问卷调查客观性或患者认知受干扰的情况。由固定的研究者于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开展电话随访，以欧洲肿瘤治疗与研究组织研发的标准化问卷（EORTC）QLQ-C30评分（症状领域、功能领域和总体健康状况）和EORTC QLQ-STO22评分（包括吞咽困难、疼痛、反流、进食受限、焦虑5个症状；口干、味觉、躯体形象、脱发4个单项项目）进行术后生活质量评价。全组859例患者，女性271例，男性588例；中位年龄57.0（49.5，66.0）岁。按术后随访年限，将纳入病例分为术后随访1年组（202例）、术后随访2年组（236例）、术后随访3年组（148例）、术后随访4年组（129例）和术后随访5年组（144例）；每组再根据患者消化道重建方式为B-Ⅰ重建组和B-Ⅱ重建组，除术后随访4年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的肿瘤T分期、术后随访5年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的患者年龄、肿瘤T分期和肿瘤TNM分期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外，其余术后随访各年份组中的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在人口学、体质指数（BMI）、肿瘤TNM分期和肿瘤病理分级以及术后远期并发症发生情况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提示术后各年份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基线资料具有可比性。主要观察指标：比较各年份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包括EORTC QLQ-C30和EORTC QLQ- STO22量表）及与营养相关的实验室检查指标（血清血红蛋白、白蛋白、总蛋白、甘油三酯）。对于非正态分布的连续型变量，采用 M（ Q1， Q3）表述，使用Wilcoxon铁和检验（paired=False）比较，分类变量的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 结果:EORTC QLQ-C30量表显示，术后随访各年份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各项评分比较，除术后随访3年组的角色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W=748.0， P<0.001）外，其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EORTC STO22量表显示，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在术后随访2年组中的疼痛和进食评分以及在术后随访3年组中的进食、躯体和脱发症状评分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外，其余术后随访各年份组中的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其他各项症状领域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随访1年组中B-Ⅱ重建组的甘油三酯水平较B-Ⅰ重建组更高（ W=2 060.5， P=0.038）；且B-Ⅱ重建组高脂血症（高甘油三脂>1.85 mmol/L）患者占比（19/168, 11.3%）高于B-Ⅰ重建组（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0.047， P=0.030）。术后随访5年组中的B-Ⅱ重建组白蛋白水平较B-Ⅰ重建组更低（ W=482.5， P=0.036）；且B-Ⅱ重建组低蛋白血症（低蛋白血症<40 g/L）患者占比（19/125，15.2%）高于B-Ⅰ重建组（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341， P=0.164）。其他与营养相关的临床实验室检查指标在术后随访各年份组中B-Ⅰ重建与B-Ⅱ重建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B-Ⅰ式和B-Ⅱ式两种消化道重建方法对患者术后中长期生活质量的影响相当。远端胃癌根治术在选择消化道重建方式时可根据个体情况、术者操作习惯和便捷性综合决定。

目前美国代谢与减重外科学会(ASMBS)认可的正规减重手术包括可调节胃绑带术(AGB)、袖状胃切除术(SG)、Roux-en-Y胃旁路术(RYGB)、胆胰分流并十二指肠转位术(Biliopancreatic diversion with duodenal switch，BPD-DS)、迷你胃旁路(MGB)、单吻合口胃旁路(OAGB)和部分内镜手术。根据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肥胖和糖尿病外科医师委员会(CSMBS)、中国肥胖代谢外科数据库(COMES Database)、中国肥胖代谢外科研究协作组(COMES Collaborative)、上海市减重与糖尿病手术数据管理系统、山东省减重与代谢手术病例注册系统、江苏省减重代谢外科数据登记系统、大华北减重与代谢手术临床资料数据库、大中华减重与代谢手术数据库的统计，国内开展和认可的减重手术方式有RYGB、SG、MGB、OAGB、BPD-DS、AGB、袖状胃切除联合手术(SG Plus)、空肠回肠旁路术(JJB)、单吻合口十二指肠转位手术(SADI-S)、胃内球囊术(Balloon)。但国内目前仍然有一部分不规范的减重手术存在，这会导致一些不常见的并发症发生，给患者带来巨大痛苦的同时，对行修正手术的正规减重外科医师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本文将回顾近20年来我国减重手术后的修正手术，探讨不规范减重手术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以及正规减重外科的发展。

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CIED）主要用于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和心力衰竭的诊断、监测和治疗。对已接受CIED治疗的患者进行定期随访是CIED治疗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随访可了解CIED治疗的效果，及时发现和处理手术及CIED本身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及故障，了解CIED是否处于最佳工作状态，使患者得到最优治疗获益。因患者植入CIED类型不同，其随访目的、频度、方式和内容均有所不同。随访方式包括诊室随访和远程随访，但远程随访的患者，仍建议每年至少1次诊室随访。常规起搏器患者建议选择合适的起搏方式并优化参数，以满足患者不同的需求。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患者，建议程控合适的心动过速识别参数和治疗参数，以减少ICD电击治疗。对于心脏再同步治疗（CRT）患者，则需要优化再同步参数，保证高比例的再同步起搏，以提高CRT反应性。希氏-浦肯野系统（希浦系统）起搏参与的CIED患者的随访和程控，需要专门人员经过培训合格后方能胜任。而对于植入型心电事件记录仪（ICM）患者的随访，建议设置合理的感知和监测参数，并根据随访检出事件结果来决定其后续的诊疗措施。所有开展CIED治疗的医院均应建立规范的CIED资料的登记和管理制度。

全球目前约有1.25亿冠状动脉疾病(CAD)患者，心肌梗死(MI)导致的缺血性心肌病(ICM)和心力衰竭(HF)是死亡、反复住院的主要原因。我国China-HF注册登记研究 [ 1] 数据显示，我国心力衰竭住院患者合并冠心病(CHD)占49.6%，合并MI占34.4%。冠心病合并ICM和HF是一类需要特殊考量且治疗棘手的高危人群。最新的欧美有关HF和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指南均推荐，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应该作为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减退的CHD患者血运重建治疗的首选方式 [ 2, 3, 4, 5] 。然而，相较于LVEF正常的患者，ICM患者行CABG同期往往需手术处理MI并发症，如缺血性二尖瓣反流(IMR)和室壁瘤，围手术期可能需要循环支持，手术死亡和并发症风险较高，对术前决策、术中处理和术后管理均提出了更高挑战。中国急慢性心力衰竭外科注册登记研究 [ 6] 数据显示，2012~2017年间各类HF外科手术13 665例，各类型CABG超过60%(8 128例)，单纯CABG占48%(6 531例)，CABG合并瓣膜或其他手术占12%(1 597例)。总体院内病死率4.1%，术后主要并发症发生率10.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性强，人群普遍易感。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是各种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易感人群，由于需要更多的人员照顾和护理，交叉感染风险明显增加。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如何保障患儿和医护人员自身安全，避免交叉感染，减少麻醉相关并发症，加速患儿康复，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逐一介绍：(1)围术期处理：涉及到术前会诊评估、手术的必要性、手术室内安排、手术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患儿及医护人员的防护以及运输路线规划；(2)麻醉流程：患儿转运、术前镇静、麻醉方式选择、麻醉诱导、困难气道的鉴别和处理、术中管理以及气管拔管相关问题；(3)术后地表、物表、空气、医疗器械的消毒问题，术后患儿登记和随访；(4)手术室外气管插管术的防护和准备、气管插管操作和注意事项以及气管插管后的判断；(5)中心静脉穿刺置管术的防护和准备、置管选择、麻醉管理以及置管的相关注意事项；(6)门诊镇静中心舒适化诊疗过程中医护人员的防护、镇静方案以及镇静流程；(7)特殊疫情时期患儿院内诊疗操作时的家属签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