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后谵妄(POD)是老年患者手术后常见的一种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增加病死率.POD的发病机制目前仍未明确,其危险因素繁杂,预防困难,治疗效果不佳.艾司氯胺酮是一种高亲和性的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体非竞争性抑制药,同时具备麻醉和镇痛作用,除了广泛应用于围术期麻醉诱导与维持、急慢性疼痛的治疗与管理外,艾司氯胺酮在精神疾病和急危重症诊疗等多学科领域同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本文将近年来国内外应用艾司氯胺酮防治POD的作用机制和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临床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 比较三种关节镜下肩袖修复术(单排技术、双排技术和缝线桥技术)治疗肩袖损伤的疗效,并对患者术后慢性疼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2023年2月106例于该院行关节镜下肩袖修复术治疗的肩袖损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式的不同,分为单排组(n=35)、双排组(n=32)和缝线桥组(n=39).分别于术前、术后3、6和12个月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估患者疼痛程度,采用Constant-Murley肩关节功能评分量表评估患者肩关节功能,并测量3组患者外旋活动度和前屈活动度.比较3组患者术后再撕裂发生率和慢性疼痛发生率.根据术后是否发生慢性疼痛,分为慢性疼痛组(n=21)和非慢性疼痛组(n=85),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评估关节镜下肩袖修补术后发生慢性疼痛的危险因素.结果 缝线桥组术后3和6个月VAS明显低于单排组和双排组,3组患者术后3、6和12个月VAS明显低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缝线桥组术后3和6个月Constant-Murley肩关节评分高于单排组和双排组,外旋活动度和前屈活动度大于单排组和双排组.3组患者术后3、6和12个月Constant-Murley肩关节功能评分明显高于术前,外旋活动度和前屈活动度明显大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缝线桥组术后再撕裂发生率低于单排组和双排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67),但单排组与双排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167).3组患者术后慢性疼痛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慢性疼痛组女性占比、撕裂直径<1.0 cm占比和术后重度疼痛占比明显高于非慢性疼痛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年龄、体重指数(BMI)、病程、损伤部位、损伤原因、吸烟史和饮酒史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校正混杂因素(年龄、BMI、病程、损伤部位和损伤原因等)后,女性、撕裂直径<1.0 cm和术后重度疼痛是关节镜下肩袖修复术后发生慢性疼痛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关节镜下缝线桥技术相对于单排缝合技术和双排缝合技术,能更快地缓解肩袖损伤患者术后肩关节疼痛,促进肩关节功能恢复,增加活动度,且术后再撕裂的发生风险低.但三种关节镜下肩袖修复术后均存在一定的慢性疼痛风险,且女性、撕裂直径<1.0 cm和术后重度疼痛是关节镜下肩袖修复术后发生慢性疼痛的独立危险因素.

术后急性疼痛患者有20％～30％的患者会发展成为顽固性慢性痛,统称为术后慢性痛(chronic postsurgical pain,CPSP).2019 年国际疼痛研究协会在第 11 版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1,ICD-11)中将CPSP作为一种特定疾病,重新定义了术后慢性痛.CPSP远高于其他术后并发症,会不同程度影响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其中有1％的CPSP患者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经济负担显著增加.本文详细阐述近年来CPSP的发病机制及风险因素研究进展,以期为临床提供指导.

术后慢性疼痛(CPSP)是影响术后恢复的重要因素。CPSP的发生率为5%~85%，目前认为CPSP的定义需要同时满足以下5个要求：①手术后出现或强度增加的疼痛；②持续时间至少3~6个月并显著影响生活质量；③出现于一段无症状期后或由持续的急性术后疼痛转归；④局限于术区的或是投射在相应神经支配区的疼痛；⑤排除其他疼痛原因 [1]。CPSP的发生机制可能与局部创伤、炎症反应或神经病理性疼痛有关 [2]。CPSP会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甚至导致残疾，也是阿片类药物长期使用的危险因素 [3]。

目的:评价围手术期应用艾司氯胺酮对剖宫产手术后产妇急性和慢性疼痛的影响。方法:选择2021年5月至11月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在蛛网膜下腔阻滞下择期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的产妇15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 n＝75)：艾司氯胺酮组(E组)和对照组(C组)。采用重比重布比卡因(3.33%葡萄糖配置)9~11 mg行蛛网膜下腔阻滞。待胎儿娩出后，E组立即静脉泵注艾司氯胺酮0.15 mg/kg，浓度为1 mg/ml，泵注时间为30 min，C组则静脉泵注同等剂量的生理盐水30 min。术毕开启PCIA泵，E组镇痛泵配置为舒芬太尼100 μg+艾司氯胺酮1.25 mg/kg+昂丹司琼8 mg，生理盐水稀释至100 ml；C组镇痛泵配置为舒芬太尼100 μg+昂丹司琼8 mg。记录给药后即刻、给药后5、15 min和30 min的HR、SBP和DBP；记录术后2、6、12、24 h和48 h静息及咳嗽疼痛数字评价量表(NRS)评分；记录术后0~12 h、12~24 h、24~48 h、0~24 h和0~48 h舒芬太尼消耗量和首次镇痛时间；随访术后3、6个月慢性疼痛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两组产妇在给药即刻、给药后5、15 min和30 min的HR、SBP和DBP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E组术后2、6、12 h静息、咳嗽NRS评分明显低于C组(均 P<0.05)；与C组相比，E组首次镇痛时间明显延长[(176.8±18.3)min vs (148.5±16.9)min， P<0.05]，E组术后0~12 h、12~24 h、0~24 h和0~48 h舒芬太尼消耗量显著低于C组(均 P<0.05)，但术后24~48 h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术后3、6个月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E组术后3个月[13.4%(9/67) vs 18.8%(13/69)， P＝0.392]和6个月[10.7%(6/56) vs 16.1%(10/62)， P＝0.391]慢性疼痛发生率与C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围手术期应用艾司氯胺酮可优化剖宫产术后短期镇痛效果，且不增加精神反应，但不能预防慢性疼痛的发生。

急性术后疼痛（acute post-surgical pain, APP）主要由躯体痛和内脏痛组成，疼痛控制不佳可演变为慢性术后疼痛（chronic post-surgical pain, CPSP），影响术后转归。手术微创化减轻了躯体痛程度，但不能减轻内脏痛。因此，内脏痛已成为微创手术APP的主因。文章重点阐述急性术后内脏痛对患者造成的危害、内脏痛觉神经介导通路及其特征、临床表现及诊疗措施等内容，旨在呼吁重视对急性术后内脏痛机制与防治策略的研究，以实现更加舒适化的术后康复。

目的:观察单次胸椎旁神经阻滞联合自控静脉镇痛对开胸患者术后急性和慢性疼痛的影响。方法:选择行开胸手术的成年患者8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每组40例）：自控静脉镇痛组（I组）和单次胸椎旁神经阻滞联合自控静脉镇痛组（P组）。I组患者不给予胸椎旁神经阻滞，术毕时给予自控静脉镇痛；P组患者手术开始前在手术切口肋间水平行超声引导下胸椎旁神经阻滞，注入0.3%罗哌卡因复合地塞米松10 mg共20 ml，术毕时也给予自控静脉镇痛。记录两组患者术后6、24、48、72 h静息和咳嗽时数字分级评分法（Numeral Rating Scale, NRS）疼痛评分，术后l、3、6、12个月时对患者进行电话随访，询问是否存在静息时伤口疼痛以及NRS疼痛评分。结果:P组术后6、24、48、72 h静息和咳嗽时NRS疼痛评分低于I组（ P<0.05）。P组术后1个月和术后3个月静息时NRS疼痛评分低于I组（ P<0.05）。两组患者术后6个月和术后12个月静息时NRS疼痛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后l、3、6、12个月静息时慢性疼痛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与单纯使用自控静脉镇痛比较，单次胸椎旁神经阻滞联合自控静脉镇痛不能明显降低开胸患者l、3、6、12个月静息时慢性疼痛发生率，但可缓解术后6、24、48、72 h时急性疼痛程度和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时慢性疼痛程度。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OVCF）是脊柱骨质疏松最常见的并发症，好发于胸腰椎，可引起骨折部位急慢性疼痛和椎体高度丢失，并可导致进行性后凸畸形。对陈旧性OVCF所致的后凸畸形，开放性手术如前后路减压融合内固定及截骨矫形可以改善局部序列，实现椎体成形术（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PVP）及椎体后凸成形术（percutaneous kyphoplasty，PKP）难以完成的后凸矫形，重建矢状面平衡。由于OVCF患者年龄偏大，部分患者一般情况较差，且骨质疏松导致椎体脆性增高，使手术以及术后内固定失效的风险升高。前路手术存在入路复杂、力学稳定性较差等问题，目前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后路手术。由于单纯减压固定存在后凸矫正度数的限制，因此需要截骨矫正后凸畸形。对伴有后凸畸形的陈旧性OVCF患者，因骨密度的降低使螺钉把持力下降，而螺钉一旦松动势必影响矫形效果。多数研究采用骨水泥增强椎弓根螺钉治疗，增加了椎体的轴向拔出力，提高了螺钉的稳定性。不同截骨方式的选择是决定患者能否获得良好手术效果的重要因素。

目的:筛选开颅术后慢性疼痛(CPSP)的危险因素。方法:选取2019年12月到2020年5月于本院行开颅术的患者，术后依据简易麦吉尔疼痛问卷-2、患者健康问卷-9、广义焦虑症-7、欧洲五维健康量表对患者进行电话随访，确定CPSP的发生。根据调查结果把患者分为CPSP组( n＝106)和非CPSP组( n＝252)，通过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CPSP的危险因素。 结果:2组患者年龄、术前疼痛病史(≥3个月)、嗜酒史、经枕手术入路和病灶切除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是开颅术CPSP发生的保护因素；术前疼痛史≥3个月、嗜酒史、经枕手术入路和部分切除病灶是开颅术CPSP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年龄≥60岁是开颅术CPSP发生的保护因素；术前疼痛病史(≥3个月)、嗜酒史、经枕手术入路和部分切除病灶是开颅术CPSP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腹股沟疝是普通外科中较常见的疾病之一，手术是唯一治疗方式，近年来随着无张力疝修补术的出现和普及，复发率较前降低，腹股沟疝术后慢性疼痛(CPIP)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CPIP现已成为腹股沟疝手术的重要疗效指标之一。CPIP发生的病因较复杂，主要有神经性疼痛、非神经性疼痛、躯体性疼痛和内脏性疼痛。女性、年幼、肥胖、对疼痛的控制感较低、术前焦虑、术前疼痛、疼痛敏感性遗传易感性等患者因素和术者经验、开放疝修补术、重量补片、补片固定、术后急性疼痛等手术因素均为CPIP发生的危险因素。CPIP不仅是神经性和伤害性疼痛的产物，也受到心理、情感、认知和遗传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故详细的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及正确的疼痛及生活质量评估工具对诊断CPIP是非常必要的。CPIP的治疗应遵循一定的步骤，首选期待治疗、药物治疗、心理及行为治疗、物理治疗等保守治疗和介入治疗，如果经过6个月到1年的上述治疗手段疼痛缓解不明显，则考虑手术治疗。目前为止，预防性镇痛和规范化手术是改善患者预后的最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