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发γ射线是在粒子治疗中产生的一种次级辐射，瞬发γ射线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粒子入射的情况，因此使用瞬发γ射线验证粒子射程是一种具有很大潜力的验证方法。本文介绍了瞬发γ射线在体射程验证的概念以及优势，着重对近年来使用瞬发γ射线进行射程验证的方法和技术上的进展进行综述，讨论瞬发γ射线成像、瞬发γ射线时序探测和瞬发γ射线能谱探测三种方法的优劣势；最后对三种方法进行总结，并对未来使用瞬发γ射线进行在体射程监测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保乳术加术后放疗是早期乳腺癌标准治疗模式，术后瘤床勾画是保乳术后放疗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临床上多依据患者手术记录、术前超声、术后瘢痕、瘤床银夹等常规方法来勾画瘤床，存在很多局限性。近年来，采用新型术腔填充物、术前/术后MRI与定位CT进行图像融合等方法勾画瘤床取得一定进展，未来有望解决术后瘤床缺乏勾画共识和标准的问题。

目的:探讨 18F-FDG全身PET/CT动态显像评价MDA-MB-231乳腺癌裸鼠模型早期放疗效果的价值。 方法:建立MDA-MB-231乳腺癌裸鼠模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放疗组(每组10只)，分别于放疗前和放疗完成后对裸鼠行全身 18F-FDG PET/CT动态显像，比较2组肿瘤SUV max、最大示踪剂净流入速率常数( Kimax)的变化，计算靶本比(TBR)，并记录肿瘤体积变化情况。以病理结果为参照，评估 18F-FDG全身PET/CT动态显像在评价裸鼠MDA-MB-231乳腺癌放疗效果中的价值。数据分析采用配对 t检验、两独立样本 t检验和Pearson相关分析。 结果:放疗后，放疗组SUV max和 Kimax分别为4.66±0.46和0.14±0.03，均较放疗前降低(5.30±0.52和0.19±0.03； t值：4.61、8.31， P值：0.001、<0.001)，对照组SUV max和 Kimax(5.94±0.74、0.23±0.03)则较放疗前增加(5.24±0.50、0.19±0.02； t值：4.77、6.87， P值：0.001、<0.001)。2组所有扫描图像中TBR Ki明显大于TBR suv(14.11±5.58和5.91±1.60； t＝8.92， P<0.001)。放疗组肿瘤体积较放疗前减小，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74±0.12)与(0.81±0.08) cm 3； t＝2.24， P＝0.052]。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示，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在肿瘤中高表达，放疗后放疗组Glut1阳性细胞百分率明显低于对照组[(38.30±6.18)%和(69.78±5.37)%； t＝12.17， P<0.001]。Glut1表达与SUV max、 Kimax均呈正相关(对照组： rsuv＝0.75， P＝0.012； rKi＝0.77， P＝0.010；放疗组： rsuv＝0.67， P＝0.035； rKi＝0.77， P＝0.010)。放疗组肿瘤细胞凋亡指数(AI)明显高于对照组[(24.15±4.00)%和(10.15±3.05)%； t＝8.85， P<0.001]。 结论:18F-FDG全身PET/CT动态显像可以敏感地监测裸鼠MDA-MB-231乳腺癌早期放疗效果。

目的:研究VERO系统的锥形束CT（CBCT）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体部立体定向放射疗法（SBRT）治疗中图像引导的准确性和摆位误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80例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与四维呼吸相关锥形束CT（4DCBCT）重建最大密度投影和平均密度投影的CT图像，据其绘制肿瘤轮廓获得内在靶体积（ITV）；通过比较手动ITV配准与CBCT上运动-模糊肿瘤来确定平移和旋转肿瘤定位误差，同时通过机器人定位床及环形旋转进行校正，校正之后对CBCT进行验证以评价残余误差。结果:初始设置的平均三维矢量位移明显大于六维自动校准后位移［（6.8 ± 2.1） mm比（1.5 ± 0.5） 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94.0%（425/452）的旋转误差≤ 3°；若无图像引导，则基于ExacTrac的立体定位需要左-右方向6.6 mm，上下方向9.8 mm，前后方向6.5 mm；六维校正残留误差后三个方向的安全边界分别降低至3.0、3.2和3.1 mm。 结论:使用ITV-CBCT匹配技术和VERO系统的自动六维校正的在线图像引导能够降低NSCLC患者SBRT治疗中的摆位误差，提高肿瘤定位的准确性。

目的:通过图像分析探究乳腺癌术后全乳房放疗中的皮肤定位摆位误差。方法:选择2019年1—8月在浙江省肿瘤医院行辅助放疗的乳腺癌保乳手术术后患者80例。治疗计划中为每位患者创建CT定位图像，放疗过程中在对患者摆位完成后扫描获得锥形束CT（CBCT）验证片，通过图像处理软件将CT定位图像和CBCT验证片叠加至每位患者皮肤表面位置。测量乳头-肺（ X轴）方向和颅尾（ Y轴）方向的等中心偏差以及叠加图像 X、 Y轴旋转角度的偏差。 结果:在80例乳腺癌患者中， X、 Y轴和旋转角度的系统误差（ μ）分别为（0.01 ± 0.01）mm、（-1.35 ± 0.14）mm和（0.06 ± 0.01）°； X、 Y轴和旋转角度之间的系统误差（ Σ）分别为（1.76 ± 0.72）mm、（1.49 ± 0.58）mm和（0.90 ± 0.12）°； X、 Y轴和旋转角度的随机误差分别为（1.34 ± 0.96）mm、（1.93 ± 1.02）mm和（1.0 ± 0.2）°；在整体和左右侧患者中总矢量误差分别为（3.02 ± 1.26）、（2.88 ± 1.03）和（3.25 ± 1.38）mm，均不具有临床意义。 结论:乳腺癌保乳手术后常规乳房放射治疗过程中依据皮肤表面位置并且结合使用图像处理软件可获得足够小的摆位误差。

目的:探讨 125I粒子植入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8年6月间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18例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患者[男184例，女34例，年龄(53.8±9.2)岁]资料。对患者行CT引导下 125I粒子植入术，于术后2～3个月复查CT、肝功能，比较治疗前后门静脉癌栓直径、肝功能参数及腹腔积液等并发症情况，并随访2～26个月，计算患者的生存期。应用配对 t检验进行统计比较。 结果:125I粒子植入后2～3个月，218例患者中癌栓完全缓解8例(3.7%)，部分缓解111例(50.9%)，无变化80例(36.7%)，疾病进展19例(8.7%)，总有效率为91.3%(199/218)。治疗后癌栓直径为(12.63±4.64) mm，较治疗前减小[(26.65±10.88) mm； t＝18.74， P<0.01]；血清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分别为(20.59±10.29)、(11.40±8.37) pg/L，与治疗前[(24.27±12.65)、(15.64±7.99) pg/L]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5.37、8.44，均 P<0.05)；治疗前后血清间接胆红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85， P>0.05)。142例有腹腔积液的患者中86例治疗后较治疗前积液情况好转。所有患者均未见与治疗相关的严重并发症。至随访结束，162例死亡，56例存活，患者总生存期(9.23±0.59)个月。 结论:125I粒子植入可安全、有效地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并改善腹腔积液。

阴茎硬结症的病因迄今不明，治疗也尚在探索之中，早期患者首选非手术的保守治疗，但顽固病例此方法难以奏效，外科治疗通常是最后的选择。以往的阴茎硬结症外科治疗常采用的方法包括机械牵引、阴茎体外冲击治疗、电离子渗入疗法、放射治疗等，但都存在很多弊端和不足，现已不建议采用。现今采用的治疗方法包括斑块内注射治疗、白膜折叠术、阴茎假体植入术、白膜部分切除/补片移植术等，均有了一定的改进。本文就近年来阴茎硬结症外科治疗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目的:探讨局部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方法:回顾分析2014-2018年间入组的46例局部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患者，肿瘤下缘距肛缘6 cm内。术前放疗采用SIB-IMRT技术，直肠肿瘤及阳性淋巴结照射58.75 Gy分25次(2.35 Gy/次)，盆腔淋巴引流区照射50 Gy分25次(2.0 Gy/次)，同步口服卡培他滨进行化疗。放化疗结束后间隔6～12周行直肠癌根治术。 Kaplan- Meier法计算总生存(OS)、无瘤生存(DFS)、无进展生存(PFS)，无局部复发生存(LRFS)、无转移生存(MFS)。单因素分析用 log- rank法检验，多因素分析用 Cox回归模型。 结果:中位随访时间为47个月，局部复发3例，远处转移6例，ypCR率为26%(12/46)，保肛手术率为74%(34/46)，R 0切除率为100%(44/44)，TN总降期率为87%(40/46)，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13%(6/46)。3年OS、DFS、PFS分别为93%、91%、87%。单因素分析显示ypN分期是影响OS、DFS、PFS、LRFS、MFS的重要因素(均 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ypN分期与DFS、PFS、LRFS、MFS均显著相关(均 P<0.05)。 结论:局部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患者行术前SIB-IMRT 58.75 Gy分25次联合卡培他滨化疗方案安全可行，提高了ypCR率及生活质量，不良反应可耐受，长期生存是否获益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目的:基于四维CT (4DCT)测量肺内孤立性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建立肿瘤的位移模型并进行验证。方法:对建模样本中290例肺内孤立性肿瘤行4DCT模拟定位和主动呼吸控制(ABC)下螺旋扫描，并基于4DCT测量不同肺段肿瘤三维方向位移，在ABC图像上构建静止状态下肿瘤体积。用模拟定位机测量患侧膈肌的运动幅度，用肺功能仪测量肺活量及潮气量。采集患者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呼吸频率，肿瘤所在肺叶、肺段等信息。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对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与患者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呼吸频率、肿瘤体积、位置、膈肌运动幅度等因素进行分析，建立肺内孤立性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模型。序贯收集17例肺内孤立性肿瘤对位移模型的计算结果进行测试。结果:上叶肺内孤立性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模型分别为 X上＝－0.267＋0.002TV＋0.446DM， Y上＝－1.704＋0.004TV＋0.725DM＋2.250SⅡ＋1.349SⅢ， Z上＝0.043＋0.626DM＋0.599SⅡ＋0.519SⅢ。中叶及上、下舌段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模型分别为 X中＝0.539＋0.758DM， Y中＝－2.316＋2.707DM＋0.009TV， Z中＝0.717＋1.112DM。下叶肿瘤三维方向的位移模型分别为 X下＝－0.425＋0.004TV＋0.857DM， Y下＝4.691＋4.817DM＋0.005TV－0.307RR＋3.148SⅨ＋2.655SⅩ， Z下＝0.177＋0.003TV＋0.908DM。(DM：膈肌运动幅度，TV：潮气量，RR：呼吸频率，SⅡ：后段，SⅢ：前段，SⅨ：外侧底段，SⅩ：后底段)。位移模型的预测结果与4DCT法实测肿瘤的位移相近( P>0.05)。 结论:肺内孤立性肿瘤三维方向位移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膈肌运动幅度和患者潮气量，同一肺叶不同肺段肿瘤头脚方向的位移差异显著，中叶不同肺段之间肿瘤的位移相近。位移模型法能较好地预测肺内孤立性肿瘤的位移，为个体化靶区构建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早期子宫颈神经内分泌癌（NECC）术后放疗的价值，并分析高危病理因素对预后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11年1月至2022年4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收治的早期（Ⅰ~Ⅱa2期）NECC患者，均行子宫广泛性切除术±辅助治疗，根据术后是否放疗分为术后未放疗组和术后放疗组，对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PFS）时间、总生存（OS）时间、复发率和死亡率。结果:（1）共62例早期NECC患者纳入本研究，其年龄为（43.6±11.7）岁；其中，术后未放疗组33例、术后放疗组29例。（2）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37个月（范围：12~116个月），随访期内23例（37%）复发，其中7例（11%）为盆腔内复发、20例（32%）为盆腔外复发［其中4例（6%）盆腔内、外均有复发］。与未放疗组相比，术后放疗组的盆腔内复发率（18%、3%， P=0.074）降低，盆腔外复发率（24%、41%， P=0.150）和总复发率（33%、41%， P=0.513）均升高，但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显示，淋巴脉管间隙浸润、子宫颈间质浸润≥1/2均为显著影响早期NECC患者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 P均<0.05）；多因素分析显示，淋巴脉管间隙浸润为影响早期NECC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OR=23.03，95% CI为3.55~149.39， P=0.001）。（3）随访期内18例（29%，18/62）死亡，术后未放疗组10例（30%，10/33）、术后放疗组8例（28%，8/29），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14）。62例早期NECC患者的3年生存率为79.2%，5年生存率为60.8%。对不同高危病理因素进行亚组分析显示，与术后未放疗组相比，术后放疗组中子宫颈间质浸润≥1/2所占比例更高（27%、64%； P=0.011），此类患者术后放疗使PFS时间（32.3、53.9个月）和OS时间（39.4、73.4个月）有延长趋势，但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704， P=0.371）；有淋巴脉管间隙浸润患者中，与术后未放疗患者相比，术后放疗患者并未改善PFS时间（54.5、37.3个月， P=0.860）和OS时间（56.2、62.4个月， P=0.550）。 结论:早期NECC手术后放疗有减少盆腔内复发的趋势，但未能降低盆腔外复发率和总复发率，未能改善死亡率；对于子宫颈间质浸润≥1/2的患者，术后放疗有延长PFS时间和OS时间的趋势；淋巴脉管间隙浸润为术后肿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但此类患者术后放疗并无生存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