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评估南京市医院男护士的组织承诺与职业倦怠现状,分析组织承诺对职业倦怠的影响效果.方法 选取2022年3-8月在南京市各区医院工作的349名男护士,采用一般人口学资料问卷、中文版Maslach工作倦怠量表和中国职工组织承诺量表展开问卷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组织承诺与职业倦怠的关系.结果 全部调查对象的中文版Maslach工作倦怠量表3个维度得分处于较高水平,明显高于常模(P＜0.05);中国职工组织承诺量表各维度得分也处于较高水平.男护士情感衰竭和去人格化与情感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和组织承诺总分呈负相关(P＜0.001),与机会承诺呈正相关(P＜0.05);男护士低个人成就感与情感承诺、机会承诺呈负相关(P＜0.001),与规范承诺、理想承诺和组织承诺总分呈正相关(P＜0.001).结论 南京地区男护士职业倦怠处于高度倦怠水平,组织承诺也处于较高水平.要针对性地给予男护士职业认同感和给予工作满意度低的男护士特别关注,以减少职业倦怠的发生.

目的:探讨周边离焦框架眼镜与角膜塑形镜(OK镜)对儿童近视进展控制效果及视力相关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前瞻性研究.选取2021-01/2022-01在湖州市中心医院眼科首次诊断为近视的患儿237例,根据不同矫正方式分为:周边离焦框架眼镜组105例105眼,OK镜组132例132眼(所有入组儿童眼部参数均选取右眼数据纳入统计).使用中小学生视力相关生存质量量表对两组近视患儿进行随访调查,并记录首次就诊及随访1 a时儿童最佳矫正视力(BCVA)、等效球镜度数、眼轴(AL)数据.结果:戴镜1 a后,两组患儿等效球镜度数及AL均增长,但两组间比较均无差异(P＞0.05).周边离焦框架眼镜组患儿等效球镜度数变化量和AL变化量大于OK组(均P=0.001).戴镜1 a后,两组患儿在中小学生视力相关生存质量量表问卷中,周边离焦框架眼镜组情感维度得分高于OK镜组(P＜0.05).OK镜组患儿情感维度得分变化量大于周边离焦框架眼镜组(P＜0.05).结论:OK镜控制儿童近视进展效果优于周边离焦框架眼镜.两种矫正方式均可显著提升近视患儿视力相关生存质量,OK镜在改善儿童视力相关生存质量量表情感维度上优于周边离焦框架眼镜.

目的:探究垂体瘤患者术后住院期间应对方式、生活质量现状，并分析其相关性。方法:选取2018年7月至2020年4月在北京市普仁医院进行垂体瘤手术治疗的162例患者，调查患者术后住院期间应对方式、生活质量现状，并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患者以面对应对评分最高，为(18.19±3.83)分，与其他两维度存在显著差异( P<0.05)，且患者各生活质量维度中，以生理功能维度评分最高，为(84.53±11.53)分，以生理职能维度评分最低，为(33.46±12.25)分，与其他维度存在显著差异( P<0.05)，面对维度与除总体健康及情感职能外的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回避维度与生活质量中生理功能、生理职能、精力呈正相关，与情感职能呈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屈服维度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垂体瘤患者术后住院期间应对方式、生活质量均较低，且患者术后面对维度及回避维度与其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屈服维度与其生活质量呈负相关，因此，应对患者开展良好的健康宣教及心理指导，通过提高其应对能力，改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过敏性哮喘患者自我感受负担、自我效能与治疗依从性的相关性。方法:选取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应用自我感受负担量表、自我效能量表、治疗依从性量表对过敏性哮喘患者84例进行调查，应用Pearson单因素分析过敏性哮喘患者自我感受负担与自我效能及治疗依从性的相关性，应用多元回归分析影响过敏性哮喘患者治疗依从性的相关因素。结果:过敏性哮喘患者自我感受负担总评分为(20.52±3.78)分，自我效能总评分为(25.66±4.02)分，治疗依从性评分为(13.69±2.78)分。经Pearson单因素分析可知，过敏性哮喘患者治疗依从性总评分及各维度评分与自我感受负担总评分及情感负担总评分呈负相关( P<0.05)，而与自我效能总评分及情绪管理评分呈正相关( P<0.05)。经多元回归分析可知，患者文化程度、自我感受负担、疾病知识水平、自我效能是影响过敏性哮喘患者治疗依从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P<0.05)。 结论:过敏性哮喘患者自我感受负担过重可影响患者治疗依从性，提高患者自我效能及疾病认知水平可更好地提高其治疗依从性，有利于患者预后。

目的:调查肺癌患者癌因性疲乏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为临床积极干预提供参考。方法:采用访谈、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患者相关资料，选取诸暨市人民医院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诊治的肺癌患者70例为研究对象，收集其相关信息，并对数据进行分析，找出相关影响因素。结果:调查显示，肺癌患者癌因性疲乏评分为(5.71±1.96)分，处中度状态，行为维度疲乏得分为(5.95±2.38)分、情感维度得分为(5.48±2.37)分、感觉维度得分为(5.46±2.38)分、认知/情绪维度得分为(4.79±2.11)分。年龄、血清白蛋白水平、手术、贫血状况均为肺癌患者癌因性疲乏的影响因素(均 P<0.05)。睡眠障碍、焦虑、抑郁与肺癌患者癌因性疲乏呈正相关( r＝0.642、0.350、0.192， P＝0.000、0.000、0.000)。肺癌患者生命质量评分为(84.14±6.52)分，与癌因性疲乏呈负相关，与功能领域呈负相关，与症状领域、失眠及腹泻呈正相关( P<0.05)。 结论:70例肺癌患者癌因性疲乏处中度状况，且以中重度为主，年龄、血清白蛋白水平、手术、负血状况为其影响因素，此次调查可为后续临床肺癌患者干预提供参考。

目的:探究社区矫正人员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人格和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作用。方法:2022年2—7月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症状自评量表( symptom checklist-90，SCL-90)、大五人格问卷与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对385名社区矫正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27.0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利用AMOS 26.0进行结构方程的建构，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亲惩罚严厉[(19.09±5.32)分]、母亲惩罚严厉[(12.93±4.77)分]、父亲偏爱被试[(9.29±3.30)分]、父亲过度保护[(10.40±2.19)分]、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33.81±6.06)分]、父亲拒绝否认[(9.08±3.03)分]、母亲拒绝否认[(12.17±4.25)分]与SCL-90总分[(140.63±44.28)分]显著正相关( r＝0.114，0.168，0.121，0.144，0.224，0.187，0.220， P<0.05)，父母亲情感温暖理解、父母亲惩罚严厉、父母亲拒绝否认与应对倾向显著相关( r＝0.420，0.420，－0.189，－0.190，－0.174，－0.163， P<0.05)，人格中的神经质、外倾性、顺同性、严谨性与SCL-90总分显著相关( r＝0.542，－0.442，－0.204，-0.202， P<0.05)，应对方式与SCL-90总分显著负相关( r＝－0.352， P<0.05)。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亲拒绝否认、母亲情感温暖理解、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健康具有预测作用( β＝0.191，－0.163，0.233， P<0.05)，应对倾向对心理健康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β＝－0.352， P<0.05)，人格中的神经质、严谨性、外倾性对心理健康具有预测作用( β＝0.461，0.183，－0.281， P<0.05)。父母教养方式→心理健康的路径系数为0.261( P<0.001)，直接效应显著；父母教养方式→人格特质→心理健康路径与父母教养方式→应对倾向→心理健康路径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说明人格特质、应对倾向的部分中介效应均显著。 结论:社区矫正人员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人格特质与应对方式有中介作用。

目的:观察门诊心脏康复频次对冠心病患者生命质量改善及生活方式改变的影响。方法:纳入2020年1—12月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门诊心脏康复中心进行运动康复的135例冠心病患者，根据参加门诊康复的频次将患者分为低次数组（≤12次）63例、中次数组（13~24次）37例和高次数组（≥25次）35例。回顾性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心脏康复情况以及康复前后西雅图心绞痛量表（SAQ）评分和SF-36生命质量评分，通过门诊或电话了解收集患者院外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改变情况，比较3组间患者康复后症状、生命质量及生活方式改变情况。结果:与康复前相比，低次数组患者心脏康复后SAQ的5个维度评分均无明显改善（均 P>0.05），SF-36仅情感职能和健康变化评分改善（ P<0.05）；中次数组患者在SAQ的心绞痛稳定状态、心绞痛发作情况、治疗满意程度和SF-36的躯体疼痛、健康变化评分有改善（ P<0.05）；高次数组患者SAQ和SF-36各维度评分均有改善（ P<0.05）。进行心脏康复后，高次数组患者SAQ及SF-36各维度评分均明显高于低次数组患者（ P<0.05）。高次数组患者院外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比例明显高于低次数组患者［27例（77.14%）比24例（38.10%），χ 2=13.74， P<0.001］。 结论:参与门诊心脏康复次数越多，患者症状及生命质量改善越显著，患者越能够掌握正确的运动方法并建立健康生活方式，最终实现冠心病的长期自我管理。

目的:探讨脑梗死恢复期患者述情障碍与应对方式及健康行为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9年3~12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内科脑梗死恢复期患者150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评分分为述情障碍组与正常组。采用应对方式问卷(CSQ)评估应对方式，采用脑卒中健康行为量表评价健康行为，分析其与患者述情障碍的相关性。结果:障碍组描述情感、识别情感、外向型思维及总分均高于可能障碍组及正常组；可能障碍组描述情感、识别情感、外向型思维及总分均高于正常组；障碍组解决问题、求助、合理化得分低于可能障碍组及正常组，自责、幻想、退避得分低于正常组；可能障碍组解决问题、求助、合理化得分低于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障碍组运动、烟酒及平均分低于可能障碍组及正常组，服药得分低于正常组；可能障碍组运动、烟酒及平均分低于正常组。述情障碍与解决问题、求助、合理化、运动、服药呈负相关关系，与自责、幻想、退避、烟酒呈正相关关系(均 P<0.05)。 结论:脑梗死恢复期述情障碍发生率较高，述情障碍与消极应对方式正相关，与积极应对方式负相关，述情障碍会降低坚持运动、规律服药健康行为，增加烟酒不健康行为。

目的:探究脑小血管病(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CSVD)患者共情及其与认知功能的关系。方法:共入组35名脑小血管病患者和26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相匹配的正常对照，使用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C)、中文版多维度共情测试(Chinese version of the multifaceted empathy test，MET-C)评估被试的共情，应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评估总体认知功能及情绪状态。使用SPSS 19.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CSVD组与对照组组间差异，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研究共情的影响因素。结果:CSVD患者在IRI总分、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PT)、想象(fantasy，FS)及同情关心(empathy concern，EC)得分[(37.25±11.71)分，(6.94±4.35)分，(9.45±4.68)分，(16.40±4.34)分]均低于对照组[(50.61±11.07)分，(11.84±3.90)分，(13.23±5.01)分，(19.69±3.03)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IRI总分： t＝4.506， P<0.05；PT： t＝4.539， P<0.05；FS： t＝3.021， P<0.05；EC： t＝3.308， P<0.05)。而个人痛苦(personal distress，PD)CSVD组得分[(4.68±4.16)分]与对照组得分[(6.00±4.69)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154， P>0.05)。MET-C结果显示，两组间共情情绪识别正确数，[CVSD组为(25.08±6.77)个，对照组(32.30±3.42)个]，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4.978， P<0.05)，而情感共情得分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390， P>0.05)。经过Pearson相关分析可知，CSVD组IRI总分及PT与教育程度呈正相关( r＝0.374，0.471，均 P<0.05)，PT与MoCA得分呈正相关( r＝0.458， P＝0.006)。PD与HAMA得分及HAMD得分呈正相关( r＝0.521，0.541，均 P<0.05)。情绪识别正确数与教育程度呈正相关( r＝0.600， P<0.001)，与MoCA得分呈正相关( r＝0.665， P<0.001)，与HAMA得分及HAMD得分呈负相关( r＝－0.445， P<0.05； r＝－0.421， P<0.05)。 结论:CSVD患者较正常人群的共情下降，并且表现为认知共情的下降，而认知共情与患者的整体认知功能呈正相关。

目的:基于血管周围间隙弥散张量成像分析(diffusion tensor image-analysis along the perivascular space，DTI-ALPS)探讨双相情感障碍Ⅰ型(bipolar disorder Ⅰ，BD-Ⅰ)患者大脑类淋巴系统功能改变。方法:招募从2012年1月至2017年12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收治的BD-Ⅰ型患者44例(BD-Ⅰ组)，另外招募与其匹配的正常对照者30人(HC组)。采集受试者的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e，DTI)数据并计算沿血管周围间隙(along the perivascular space，ALPS)指数。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17)、杨氏躁狂评定量表(Young mania rating scale，YMRS)、功能大体评定量表(global assessment function，GAF)评估被试焦虑、抑郁、躁狂和社会功能。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 t检验、 Z检验、卡方检验，比较受试者临床资料和DTI-ALPS指数的组间差异，采用偏相关检验分析DTI-ALPS指数与HAMA、HAMD-17、YMRS、GAF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BD-Ⅰ组受试者左脑、右脑及双侧平均DTI-ALPS指数[(1.69±0.17)，(1.44±0.15)，(1.56±0.15)]均比HC组的DTI-ALPS指数[(1.71±0.15)，(1.46±0.13)，(1.58±0.12)]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441，－0.545，－0.556，均 P>0.05)。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病程后，右脑、双侧平均DTI-ALPS指数与HAMA躯体性焦虑因子评分均呈负相关(分别为 r＝－0.349， P＝0.030； r＝－0.334， P＝0.038)。 结论:BD-Ⅰ型患者大脑类淋巴系统功能障碍不明显，但患者焦虑情绪可能与大脑类淋巴功能障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