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血清单核细胞趋化蛋白-2(MCP-2)、生长分化因子-15(GDF-15)与重度抑郁症(MDD)患者人格特征的相关性及对自杀意念的影响.方法 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6月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收治的149例MDD患者作为MDD组,选取同期体检健康的志愿者75例作为健康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MCP-2、GDF-15水平,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评估人格特征.Pearson法分析血清MCP-2、GDF-15与EPQ评分的相关性.根据有无自杀意念分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及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各因素对MDD患者产生自杀意念的预测价值.结果 MDD组血清MCP-2、GDF-15水平均高于健康组(P＜0.05).149例MDD患者中56例(37.58％)产生自杀意念.HAMD评分高、睡眠质量较差、重度焦虑、有自杀未遂史及血清MCP-2、GDF-15高水平是MDD患者产生自杀意念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血清MCP-2、GDF-15单独及联合预测MDD产生自杀意念的AUC分别为0.679、0.675和0.819.结论 MDD患者血清MCP-2、GDF-15水平与MDD患者人格特征关系密切,血清MCP-2、GDF-15升高为MDD患者产生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

目的 考察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动态发展轨迹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在2019-2021年间,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每年10月对广东省某高校1438名学生进行3次纵向追踪.采用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测量自杀意念水平,使用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LGMM)分析大学生自杀意念发展轨迹,建立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自杀意念各潜在类别变化的相关因素.结果 2019-2021年间,大学生自杀意念总分分别为3.79±2.87、3.71±2.90、3.32±2.87,随时间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展轨迹可划分为3个类别:C1自杀意念加重组(11.8％)、C2持续低自杀意念组(79.6％)、C3自杀意念缓解组(8.6％);相对于C1组,童年生活一般(OR=2.52,95％CI:1.31～4.86)或童年生活幸福(OR=3.95,95％CI:2.02～7.74)、无自杀未遂史(OR=9.03,95％CI:3.49～23.36)、外向(OR=1.03,95％CI:1.01～1.05)的大学生更容易进入C2组,而生源地为城市(OR=0.54,95％CI:0.31～0.93)、神经质得分高(OR=0.86,95％CI:0.84～0.88)的大学生更不容易进入C2组;童年生活幸福(OR=3.29,95％CI:1.40～7.74)的大学生更容易进入C3组,而生源地为城市(OR=0.37,95％CI:0.18～0.78)的大学生更不容易进入C3组.结论 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展轨迹可划分为3个类别:自杀意念加重组、持续低自杀意念组、自杀意念缓解组,自杀意念的发展轨迹与生源地、童年生活、自杀史、人格特质等因素相关.

目的 探讨临床护士共情能力、心理资本与职业倦怠的关系,为减少临床护士职业倦怠提供针对性的管理意见.方法 采用人际反应指针量表、心理资本量表、职业倦怠量表对湖北省1所三级医院、3所二级医院的1 064名临床护士进行调查.结果 53.9％临床护士存在职业倦怠,其能力得分为(52.95±10.36)分、心理资本得分为(91.62±14.50)分、情感衰竭得分16.50(10.00,25.00)分,去人格化得分3.00(1.00,7.00)分,个人成就感得分为(32.31±9.96)分.分层回归结果显示:控制一般资料后,共情能力、心理资本是护士情感衰竭、个人成就感的独立影响因素,分别能解释总变异的25.5％、36.3％.结论 临床护士职业倦怠发生率较高,呈现低情感衰竭和低去人性化、中等个人成就感的特征,护理管理者应针对主要因素加以教育培训,关注护士心理健康,以减轻护士职业倦怠水平,维持护理队伍稳定.

2024年山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生物学试题坚持"素养立意",精心创设问题情境,着力考查考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渗透考查考生的创新人格.对创新素养的考查路径牵引教学,要着力培育、发展学生的创新素养,助力培育学科创新人才.

失智(dementia)又称痴呆,是一种获得性、进行性的认知障碍综合征[1],主要表现为智力障碍、语言障碍、行动障碍及人格变化,由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或脑血管病变所导致的渐进性认知功能退化[2],逐渐丧失自理能力.

目的 探究压力感知与抑郁在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患者D型人格与生活质量间的链式中介效应,为针对性干预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选取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7 月广州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就诊的 270 例克罗恩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压力知觉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PSS)、9 项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9,PHQ-9)、D型人格量表(type D personality scale,DS-14)、炎症性肠病生活质量问卷(22-item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quality-of-life questionnaire,IBDQOL-22)以及克罗恩病活动指数(Crohn's disease activity index,CDAI)进行问卷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或Spearman相关分析探究克罗恩病患者压力感知、抑郁、D型人格以及生活质量之间的相关性;采用MPLUS 8.0 软件建立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并用Bootstrap法的置信区间验证中介效应模型.结果 269例患者完成研究.IBDQOL总分为(82.7±13.7)分,PHQ-9 总分为 3.0(1.0～7.0)分;PSS总分为(24.4±7.5)分;DS-14 中的消极情感维度得分为(10.3±5.9)分,社交抑制维度得分为(11.6±5.5)分;117 例(43.5%)克罗恩病患者为D型人格.结构方程模型显示,D型人格对生活质量的直接效应不显著(效应量为 0.034,95%CI为(-0.130～0.206)),压力感知和抑郁在D型人格和生活质量间的间接效应显著,总间接效应量为-0.307,95%CI为(-0.423～-0.207),链式中介效应量为-0.048,95%CI为(-0.079～-0.016),占总间接效应的 15.6%.结论 克罗恩病患者生活质量处于中上水平,压力感知与抑郁在克罗恩病患者D型人格与生活质量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应关注D型人格患者,可通过对压力感知和抑郁情绪的干预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的:对痛苦忍耐度量表(distress tolerance scale，DTS)进行汉化修订并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应用，评价其测量学性能并进行跨文化比较。方法:采用DTS、9条目病人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GAD-7)和D型人格量表(type D personality scale-14，DS14)对1 125名大学生进行施测，另外选取443名大学生间隔3周后进行的前后施测。采用SPSS 26.0和AMOS 20.0进行信效度分析。结果:(1)汉化修订后痛苦忍耐度量表共13个条目(distress tolerance scale-13，DTS-13)，各条目区分度良好，鉴别指数均在0.4以上( r＝0.402~0.760，均 P<0.001)。(2)DTS-13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包含痛苦忍受、痛苦关注、痛苦评价、痛苦调节4个因子。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度良好( χ2/ df＝4.751，RMR＝0.042，RMSEA＝0.058，GFI＝0.963，AGFI＝0.941，NFI＝0.958，CFI＝0.966)。(3)DTS-13与D型人格中的消极情感的校标相关为－0.509，与抑郁和焦虑的校标相关分别为－0.392和－0.403。(4)DTS-13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95，分半信度为0.846，重测信度为0.788，各因子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17~0.782；重测信度为0.548~0.923。(5)中国大学生痛苦忍耐度为(3.20±0.71)分，低于美国青年( t＝－4.977， P<0.001)和西班牙大学生( t＝－13.024， P<0.001)。男生的痛苦忍耐度高于女生( t＝3.317， P<0.001)。 结论:修订后DTS-13保留了四因子结构，具有良好的测量学性能，适用于评价个体体验和承受消极心理状态的能力，可用于跨文化比较。

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国家核辐射突发事件应急队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人格特质，为提高队员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对52名在职国家核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队员进行调查研究，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卡特尔16种人格量表(16PF)评估心理健康水平和人格特质特点，经独立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进行队员与常模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卡特尔16PF结果的比较。 结果:应急队员的SCL-90多个因子和阳性项目均分均低于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77~－2.04, P<0.05)，筛选阳性率占21.15%，出现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等阳性症状。队员人格特质表现为高聪慧性、稳定性，低敏感性、怀疑性等。文化程度、生活满意度、卡特尔16PF多因素与SCL-90多因子显著相关( r＝－0.569~0.627， P<0.05)。 结论:核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队员心理健康水平优于常人。遴选队员和进行心理干预时应考虑队员的文化程度、生活满意度、人格特质等心理健康相关特征。

目的:了解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职业倦怠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于2019年8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广东省5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750名女工作为研究对象，回收有效问卷665份，有效回收率为88.67%。采用《职业倦怠通用量表》调查其职业倦怠水平，用《工作付出-回报失衡紧张量表》评估其职业紧张水平。组间比较用Mann-Whitney U检验，两两比较采用排序后的秩次进行SNK检验；多组间比较用Kruskal-Wallis H检验，组间职业倦怠与职业紧张各维度的相关性分析用Pearson相关分析。职业倦怠影响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665名女工中，有429人（64.51%）存在职业倦怠，其中轻中度职业倦怠380人（57.14%），重度职业倦怠49人（7.37%）。不同年龄、婚姻状况、目前岗位工龄、每周工作时间、个人月收入、工作制度和职业紧张的女工间职业倦怠综合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不同年龄、婚姻状况、目前岗位工龄、每周工作时间、个人月收入和职业紧张的女工情绪耗竭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年龄、每周工作时间、个人月收入、工作制度和职业紧张的女工人格解体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文化程度、每周工作时间、工作制度和职业紧张的女工个体成就感低落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整体处于轻中度职业倦怠水平，每周工作时间和职业紧张是职业倦怠的主要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试飞员选拔的年龄和飞行时间及人格特征，为制订试飞员选拔技术规范提供理论基础。方法:随机抽取36名试飞大队试飞员，从中选取飞行时间≥2 500 h的30名试飞员进行访谈，对访谈资料编码整理，形成试飞员选拔的年龄及飞行时间。36名试飞员完成卡特尔16人格因素测验（Cattell's 16 Personality Factor，16PF）和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评估，按照年龄分为30~39岁组和40~49岁组，比较不同年龄组试飞员16PF和MMPI得分。结果:歼击机试飞员选拔年龄适用条件为30~35岁，飞行时间为1 000 h以上；轰炸机及运输机试飞员选拔年龄适用条件为30~35岁，无飞行时间限制；两类试飞员选拔均应符合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体格要求。MMPI得分中，30~39岁组试飞员的校正量表得分显著高于40~49岁组（ U=97.50， P=0.040），精神分裂量表得分则显著低于40~49岁组（ U=95.50， P=0.035），其他人格特征量表得分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不同机种试飞员选拔对飞行时间的要求不同。不同年龄段试飞员人格特征差异不显著，但仍需进一步研究试飞员选拔的年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