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和增强CT(CECT)对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HC)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方法 研究对象为扬州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72例PHC患者,共92个病灶.所有患者均行TACE治疗,术后6个月随访.此外,所有患者均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检查,并以DSA结果为金标准,评价MRI和CECT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结果 两种诊断方法的特异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MRI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明显高于CECT(P＜0.05). MRI检出的残留和新发病灶数明显高于多层螺旋CT(MSCT)(P＜0.05),不同类型碘油沉积的PHC患者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检出率明显高于CECT(P＜0.05).术后MRI诊断的肿瘤包膜数明显高于CECT(P＜0.05).两种诊断方法对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征象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两种诊断方法对门静脉癌栓诊断及术后病变的血供来源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MRI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存和新发病灶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均高于CECT.然而,这两种诊断方法在门静脉癌栓的诊断、病变的血供来源以及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的评分上是相似的.

目的:运用锥形束CT(cone-beam CT,CBCT)联合ExacTrac X射线(ExacTrac X-Ray,ETX)图像引导系统对高级别脑胶质瘤放疗患者进行首次与剩余分次放疗的位置验证,探讨最优的图像引导验证模式.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0年6月在某院接受脑胶质瘤调强放疗的20例患者的资料,首次治疗患者使用CBCT图像引导系统确定治疗中心在体表的对应位置,并进行复位与标记,之后在线将CBCT图像与定位CT图像进行自动配准,运用ETX图像引导系统来验证残余摆位误差;剩余分次治疗使用ETX图像引导系统对摆位误差进行位置验证.计算患者在六维方向[Lat方向(左右)、Lng方向(头脚)、Vrt方向(前后)、Pitch方向(绕左右旋转)、Roll方向(绕头脚旋转)、Yaw方向(绕前后旋转)]上的摆位误差及其区间分布.采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首次治疗患者的摆位误差只需1次校正的占比为75.00％,剩余分次治疗患者的摆位误差只需1次校正的占比为78.62％.首次治疗经CBCT联合ETX图像引导复位均能满足治疗要求;剩余分次治疗中,在六维方向上校正前后的摆位误差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摆位误差区间分布显示,患者在首次治疗和剩余分次治疗中六维方向上的误差值均在0～1 mm和0°～1°.结论:高级别脑胶质瘤患者术后采用CBCT联合ETX图像引导系统进行首次及剩余分次治疗,能快速、准确地确认治疗中心并复位,减小摆位误差,可提高治疗的准确性与重复性.

目的 比较SpyGlass DS系统激光碎石治疗术与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下常规分次治疗胆总管大结石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选取2021年11月-2023年10月该院行ERCP,术中提示胆总管大结石的患者(>2 cm)38例,分为实验组(n=18)和对照组(n=20),实验组使用SpyGlass DS系统联合激光碎石治疗,对照组使用分次治疗(第1次放入胆管支架,3个月后再次行常规ERCP下胆总管结石取出术).比较两组患者术后结石清除成功率和ERCP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手术3个月后随访,并复查磁共振胆胰管成像(MRCP),以明确是否有胆总管残余结石.结果 实验组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取石成功率和近期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远期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0).结论 由SpyGlass DS引导的激光碎石术治疗胆总管大结石的疗效确切,安全性高,术后结石复发率低.

目的:探讨结合临床实践提出的感染性胰腺坏死（IPN）影像学分型中各型IPN的临床特点及不同治疗方式的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2月至2021年12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胰胆外科收治的126例IPN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其中男性70例（55.6%），女性56例（44.4%），年龄［ M（IQR）］44（17）岁（范围：12~87岁）。重症急性胰腺炎（SAP）67例（53.2%），中重症急性胰腺炎59例（46.8%）。所有病例均符合IPN诊断标准。根据CT图像中显示的感染坏死部位不同，将病例分为Ⅰ型（中央型IPN）、Ⅱ型（外周型IPN）、Ⅲ型（混合型IPN）和Ⅳ型（孤立型IPN），分别为21例、23例、74例和8例；另根据治疗策略不同分为创伤递升式（Step-up）治疗策略（Step-up组）和跨越式（Step-jump）治疗策略（Step-jump组），分别为109例和17例。分别采用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t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各组临床指标及患者预后的差异。 结果:各型IPN患者在病死率、并发症发生率、并发症等级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与其他三型IPN合计相比，Ⅳ型IPN患者的总住院时间［69（40）d 比19（19）d］及总住院费用［32.3（41.9）万元比6.0（7.8）万元］均明显增加（ Z=-4.041、-3.972， P值均<0.01）。Ⅳ型IPN患者残余感染的发生率高于其他三型IPN合计（ χ2=16.350， P<0.01）。各型IPN患者不同治疗分组之间病死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Step-up组总住院时间及总住院费用少于Step-jump组［19（20）d比33（35）d， Z=-2.052， P=0.040；5.9（8.0）万比12.2（10.9）万元， Z=-2.317， P=0.020］。Ⅳ型IPN中Step-up组住院费用高于Step-jump组［33.0（57.8）万元比14.1万元， Z=-2.000， P=0.046］。Step-up组残余感染发生率［17.4%（19/109）］低于Step-jump组（10/17）（ χ2=11.980， P=0.001）。 结论:Ⅳ型IPN患者的感染坏死程度较其他三型更重，患者住院时间更长，住院费用更高。Step-up模式治疗IPN是安全有效的，Step-jump模式可用于治疗位置深在、常规引流方式难以抵达或以“干性坏死”为主的感染病灶。

目的:研究骨盆截骨治疗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闭合复位术后残余畸形的疗效及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佛山市中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福州市第二医院2006年1月至2015年7月采用闭合复位治疗后残余畸形并接受骨盆截骨矫形的81例(85髋)DDH患儿资料，其中男6例，女75例，年龄(17.0±4.7)个月。在骨盆正位X线上评估T?nnis分度、髋臼指数(acetabular index，AI)、中心边缘角(center edge angle，CEA)、Reimer指数(Reimer's index，RI)、股骨缺血性坏死(avascular necrosis of the femoral head，AVN)。末次随访时根据Severin评级分为满意组(Severin Ⅰ/Ⅱ)和不满意组(Severin Ⅲ/Ⅳ)。采用 t检验、 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骨盆截骨治疗DDH闭合复位术后残余畸形的疗效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末次随访时，根据Severin分级，Ⅰ级57髋(67.0%)，Ⅱ级22髋(25.9%)，Ⅲ级5髋(5.9%)，Ⅳ级1(1.2%)。结局满意组有79髋(92.9%)，不满意组有6髋(7.1%)。满意组骨盆截骨前的RI(31.1±12.6)%显著低于不满意组(49.1±8.9)%， P＝0.001。总AVN发生率为25.9%(22/85)，无AVN的患儿末次随访时100%(63髋)获得满意的影像学结果，有AVN的患儿72.7%(16/22)获得满意的影像学结果( P<0.001)。结局满意组和不满意组的复位年龄、性别、侧别、T?nnis分度、复位前AI、骨盆截骨时间、截骨前AI和CEA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VN和骨盆截骨前的RI是结局不满意的风险因素。骨盆截骨前RI<33%的47髋100%获得满意的结局。骨盆截骨前RI>33%的38髋中，接受切开复位患儿(9髋)末次随访时的满意率(7髋，77.8%)与没有接受切开复位的患儿(29髋)的满意率(25髋，86.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13)；接受股骨截骨的患儿(25髋)末次随访时的满意率(19髋，76%)与没有接受股骨截骨的患儿(13髋)的满意率(1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76)。 结论:对于DDH闭合复位术后残余畸形，单纯骨盆截骨术可以取得良好疗效。截骨矫形前的RI和AVN是影响DDH闭合复位术后残余畸形手术效果的重要因素。对于骨盆截骨前RI>33%的患儿，额外的切开复位和股骨截骨并不能显著提高疗效。

目的:探讨骶髂关节复位质量对骨盆环损伤仿生复位内固定术的临床效果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9年2月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确诊为累及骶髂关节的骨盆环损伤，且行仿生复位内固定术治疗的7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48例，女性30例，年龄（48.3±8.3）岁（范围：28~68岁）。患者在行仿生复位内固定术后，以术后即刻CT检查图像测量的受损侧骶髂关节残余移位最大距离作为分组依据，≤5 mm者纳入解剖仿生复位组，>5 mm纳入非解剖仿生复位组；非解剖仿生复位组中，根据残余移位的方向，再将其分为分离移位组、前后移位组。患者术后即刻和末次随访时拍摄X线片，若出现骶髂关节再移位或内植物松动、移位、断裂及骨折再移位等情况，即定义为内固定失效。采用Majeed骨盆骨折评分系统评估患者术后的功能状态，视觉模拟评分（VAS）评估其疼痛程度。组间比较采用完全随机设计方差分析、χ2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Mann-Whitney U检验和Kruskal-Wallis H检验。 结果:根据患者术后CT图像测量结果，解剖仿生复位组28例，非解剖仿生复位组50例；非解剖仿生复位组中，分离移位组27例，前后移位组23例。解剖仿生复位组、分离移位组、前后移位组间患者的一般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患者术后随访（37.8±6.6）个月（范围：25~51个月）。末次随访时，解剖仿生复位组患者术后Majeed评分优良率为96.4%（27/28），分离移位组为74.1%（20/27），前后移位组为30.4%（7/23）；解剖仿生复位组优良率优于分离移位组和前后移位组（ Z=-6.479， P<0.01； Z=-6.256， P<0.01），分离移位组优良率优于前后移位组（ Z=-3.607， P<0.01）。解剖仿生复位组患者VAS为0分17例，1~3分11例；分离移位组为0分6例，1~3分16例，4~6分5例；前后移位组为0分3例，1~3分7例，4~6分13例；解剖仿生复位组VAS低于分离移位组和前后移位组（ Z=-3.515， P<0.01； Z=-3.506， P<0.01），分离移位组与前后移位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813， P=0.070）。共8例患者发生内固定失效，解剖仿生复位组失效率为0（0/28），分离移位组为11.1%（3/27），前后移位组为21.7%（5/23）；解剖仿生复位组与前后移位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4），与分离移位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11），前后移位组与分离移位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44）。 结论:累及骶髂关节损伤的骨盆骨折患者行仿生复位内固定术后，骶髂关节解剖仿生复位患者的功能状态、疼痛情况、内固定失效率明显优于非解剖仿生复位患者。分离移位患者术后功能恢复优于前后移位患者。

目的:通过将左心耳3D模型置于体外动态流体中模拟左心耳封堵操作，评估术前模拟操作的准确性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6月至2016年12月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接受经导管左心耳封堵术的21例心房颤动患者的术前二维及三维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wo/three-dimensional transesophagel echocardiography，2D/3D-TEE)图像，3D打印获取三种材料的左心耳模型，即硅胶－水凝胶左心耳模型、硅胶左心耳模型、Tangoplus左心耳模型，进行仿真度评估后置于体外动态流体系统中，模拟封堵操作并预测封堵器型号，分析其与术中最终使用的封堵器固定盘的相关性。根据21例患者术中2D/3D-TEE监测结果，获取封堵器压缩比，观察封堵器残余漏。再次将21例患者的左心耳模型置于体外动态流体中，使用与术中相同型号的封堵器模拟封堵操作，测量封堵器压缩比，观察封堵器残余漏，并与术中测值进行对比及相关性分析。结果:硅胶－水凝胶左心耳模型仿真度评分高于硅胶左心耳模型及Tangoplus左心耳模型。基于硅胶－水凝胶左心耳模型中封堵器固定盘内径与术中使用的封堵器固定盘内径相关性( r＝0.937， P<0.001)优于硅胶左心耳模型( r＝0.918， P<0.001)及Tangoplus左心耳模型( r＝0.895， P<0.001)。使用与术中相同型号的封堵器，硅胶－水凝胶左心耳模型中封堵器压缩比与术中封堵器压缩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908)。21例患者术中实际观察到7例封堵器残余漏，而硅胶－水凝胶左心耳模型中观察到4例，硅胶左心耳模型及Tangoplus左心耳模型中均观察到5例。 结论:基于硅胶－水凝胶左心耳模型建立左心耳封堵术前模拟系统有助于经皮左心耳封堵术前决策，模拟演练和术后效果评估。

目的:探讨下颌埋伏第三磨牙拔除后牙槽窝内残余牙囊是否对邻牙牙周健康产生影响，为第三磨牙拔除后残余牙囊的处理提供临床参考。方法:研究前瞻性纳入2020年11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就诊于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颌面外科并拔除双侧下颌埋伏第三磨牙的患者82例。采用自身对照，将每例患者双侧下颌第三磨牙根据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A组（拔除第三磨牙并彻底刮除残余牙囊组织）和B组（拔除第三磨牙后不对留存的牙囊组织作任何处理）。记录手术时间及不良反应。术后6个月随访对两组患者进行临床及影像学检查，评估双侧下颌第二磨牙的牙周指标及牙槽骨高度，比较两组间有无差异。结果:所有患者的双侧下颌第三磨牙均成功拔除，均未发生出血、创口感染、干槽症、下唇麻木等不良反应，两组手术时间、术后疼痛及面部肿胀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6个月时，A组第二磨牙远中探诊深度［2.67（2.00，3.67）mm］显著小于B组［4.00（3.00，5.00）mm］（ Z=-6.55， P<0.001）；A组第二磨牙远中临床附着丧失［1.00（0.00，3.00）mm］显著少于B组［3.00（2.00，5.00）mm］（ Z=-5.99， P<0.001）；A组第二磨牙远中牙槽嵴顶至釉质牙骨质界的距离［（1.86±1.34）mm］显著小于B组［（3.04±1.89）mm］（ t=-6.87， P<0.001）。在年龄≥20岁的患者中，A组第二磨牙远中牙槽骨高度恢复至正常水平的比例［42.3%（11/26）］显著高于B组［0（0/26）］（ P<0.01），而在年龄<20岁的患者中，A组第二磨牙远中牙槽骨高度恢复至正常水平的比例［63.3%（19/30）］与B组［46.7%（14/2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下颌埋伏第三磨牙拔除后牙槽窝内残余牙囊可对邻牙的牙周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拔除下颌埋伏第三磨牙术中刮除残余牙囊有利于术后第二磨牙远中牙槽骨高度的恢复，尤其是20岁以上的患者。

目的:评价下颌骨定位导板在腓骨瓣游离移植修复单侧下颌骨缺损中定位髁突位置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2018年12月于南京市口腔医院应用下颌骨定位导板进行下颌骨节段性截骨后腓骨游离移植修复的1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7例、女3例，年龄22～65岁。下颌骨成釉细胞瘤4例，下颌骨中央性癌2例，下颌牙龈鳞癌4例；Brown Ⅰ类缺损7例，Brown Ⅱ类缺损3例。术前计算机模拟手术方案，3D打印数字化导板，术中应用数字化导板精确重建下颌骨，术后评估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利用图像融合技术评估残余下颌骨位置与手术设计中对应位置的偏差情况，并通过锥形束CT对比手术前后双侧颞下颌关节间隙的改变来评估髁突位置变化。结果:手术导板在术中均能顺利就位，腓骨瓣均存活，手术时间(482.56±59.83)min。1例患者术后即出现轻度张口受限，张口度2.5 cm，其余患者未出现钛板外露、术创感染、颞下颌关节区疼痛等并发症。所有患者术后面容对称，咬合关系良好。术后图像融合显示术后残余下颌骨位置与术前对应位置相比平均偏差为(－0.69 ± 2.28)mm。锥形束CT结果显示，术后双侧颞下颌关节上间隙、前间隙、后间隙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髁突位置较术前无明显改变。 结论:下颌骨定位导板辅助游离腓骨修复下颌骨节段性缺损能有效定位残余下颌骨及髁突位置。

目的:探讨初发胶质母细胞瘤扩大切除与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前瞻性纳入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人民医院，河南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自2014年1月至2017年1月接受手术治疗的初发胶质母细胞瘤患者，根据患者术前1周内、术后24 h内MRI T1增强序列及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FLAIR)影像获得术前强化肿瘤体积、强化肿瘤残余体积和FLAIR序列的肿瘤体积、FLAIR序列的肿瘤残余体积，计算肿瘤切除程度。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确定胶质母细胞瘤患者总生存期(OS)的影响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患者的生存曲线及Log-rank检验比较强化肿瘤全切除组和未全切除组、FLAIR序列的肿瘤全切除组和未全切除组患者的生存率。结果:最终纳入患者128例，强化肿瘤全切71例(55.5%)，其中FLAIR序列的肿瘤全切17例(13.3%)。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Karnofsky功能状态评分(KPS)、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强化肿瘤残余体积、FLAIR序列的肿瘤残余体积、FLAIR序列的肿瘤切除程度是患者OS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强化肿瘤全切除组患者的生存率明显高于强化肿瘤未全切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强化肿瘤全切除患者中，FLAIR序列的肿瘤全切除组患者的生存率明显高于FLAIR序列的肿瘤未全切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MRI FLAIR序列显示的肿瘤残余是影响OS的一个重要因素，初发胶质母细胞瘤的扩大切除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