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graves disease，Graves病）及桥本毒症患者在甲巯咪唑治疗前后甲状腺激素及甲状腺上动脉流速变化。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取在2021年10月至2022年12月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Graves病（Graves病组）、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甲状腺功能亢进病例（桥本毒症组）各45例为研究对象。分析Graves病组以及桥本毒症组患者甲状腺激素及甲状腺上动脉血流速度经甲巯咪唑治疗前后变化。满足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ˉ± s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不满足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表示，两组间中位数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构成比比较采用χ 2检验。 结果:治疗前两组间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1个月及3个月与治疗前差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前Graves病组与桥本毒症组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ree triiodothyronine，FT3）分别为（24.09±9.29）、（17.41±9.36）pmol/L，游离甲状腺素（free thyroxine，FT4）分别为（60.23±20.82）、（43.47±21.71）pmol/L，收缩峰值流速（peak stolie vloiy，PSV）分别为（69.53±5.70）、（52.65±4.64）cm/s，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3.39、3.74， Z=13.83，均 P<0.001）；Graves病组与桥本毒症组治疗1个月与治疗前差值FT3分别为（-6.36±5.32）、（-12.64±9.08）pmol/L（ t=4.02， P<0.001），治疗3个月与治疗前差值FT3分别为（-10.14±9.50）、（-17.80±11.17）pmol/L（ t=3.51， P<0.001）；Graves病组与桥本毒症组治疗1个月与治疗前差值FT4分别为（-28.47±10.09）、（-20.57±14.48）pmol/L（ t=7.01， P<0.001），治疗3个月与治疗前差值FT4分别（-47.06±20.57）、（-30.17±20.54）pmol/L（ t=3.91， P<0.001）；Graves病组与桥本毒症组PSV治疗1个月与治疗前差值分别为［-13.10（-34.10，-2.60）］、［-10.50（-27.5，-0.20）］cm/s（ Z=2.63， P=0.009），3个月与治疗前差值分别为［-31.40（-53.20，-12.70）］、［-19.90（-46.00，-4.70）cm/s（ Z=4.40， 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及桥本毒症甲巯咪唑治疗后甲状腺激素水平均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患者较桥本毒症患者甲状腺上动脉PSV水平下降明显。

目的:探讨甲巯咪唑联合左甲状腺素治疗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Graves disease，GD)的疗效和安全性，为临床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取2013年1月至2018年1月在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三医院住院治疗的确诊为GD患者68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30例)和观察组(38例)，对照组采取丙硫氧嘧啶联合左甲状腺素治疗，观察组采取甲巯咪唑联合左甲状腺素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的临床特征、激素水平变化情况和骨代谢状况。结果:两组患者经治疗后突眼发生率、甲状腺肿大和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TRAb)阳性均显著降低(对照组由10例变为2例，观察者由10例变为0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27.10、16.20，均 P<0.05)；两组治疗前后促甲状腺素(TSH)、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 3)、游离甲状腺素(FT 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TSH由(0.02±0.01)mU/L变为(3.01±0.94)mU/L，FT 3由(16.92±2.25)pmol/L变为(10.29±1.68)pmol/L，FT 4由(52.61±10.22)pmol/L变为(19.82±4.11)pmol/L；观察组TSH由(0.02±0.01)mU/L变为(1.97±1.27)mU/L，FT 3由(17.09±2.72)pmol/L变为(3.95±0.84)pmol/L，FT 4由(53.82±10.11)pmol/L变为(12.65±3.31)pmol/L]，且观察组TSH、FT 3、FT 4改善程度均优于对照组( t＝3.24、9.51、16.31，均 P<0.05)；两组治疗后甲状旁腺素(PTH)、降钙素(CT)、血钙、血磷水平均有所上升[对照组PTH由(38.32±11.41)ng/L变为(42.83±14.22)ng/L，CT由(8.66±2.22)ng/mL变为(8.01±4.55)ng/mL，血钙水平由(2.01±0.12)pmol/L变为(2.53±0.20)pmol/L，血磷水平由(1.12±0.08)pmol/L变为(1.37±0.09)pmol/L；观察组PTH由(38.31±12.52)ng/L变为(46.33±15.03)ng/L，CT由(8.45±2.21)ng/mL变为(11.49±7.33)ng/mL，血钙水平由(2.02±0.98)pmol/L变为(2.82±0.87)pmol/L，血磷水平由(1.10±0.07)pmol/L变为(1.42±0.16)pmol/L]，其中观察组PTH和CT改变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t＝6.51、7.31，均 P<0.05)。 结论:甲巯咪唑联合左甲状腺素治疗GD对甲状腺功能亢进临床特征、激素水平变化情况和骨代谢状况有较好治疗效果，临床疗效可靠，值得临床应用。

目的:探讨甲状腺过氧化物酶（thyroid peroxidase，TPO）基因rs2071400位点基因多态性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autoimmune thyroid diseases，AITD）的关系。方法:对171例AITD患者和150例健康体检者的 TPO基因rs2071400位点的基因多态性进行分型检测。用基因计数法计算各组的基因和等位基因频率，采用卡方分析进行统计分析；对于血清硒水平、甲状腺功能和TPOAb血清水平，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AITD患者中 TPO基因rs2071400位点CC基因型频率为38.60%（66/171），CT基因型为50.29%（86/171），TT基因型为11.11%（19/171）；健康体检者中分布频率分别为42.00%（63/150）、50.67%（76/150）和7.33%（11/150），健康体检者与AITD患者之间 TPO基因rs2071400位点基因型分布频率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P > 0.05），其频率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定律。在未接受I131治疗的AITD患者中， TPO基因rs2071400位点携带T等位基因（CT + TT基因型）患者的甲状腺功能指标（FT3、TT3、FT4、TT4和TPOAb）高于CC基因型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在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Graves disease，GD）亚组分析中发现，T等位基因的血清TPOAb水平（193.85±312） IU/mL显著高于CC基因型患者（82.71±148.46.43）IU/mL（ P = 0.03）。 结论:中国汉族人群中基因rs2071400位点基因多态性可能与AITD的发生无明显相关性，该位点携带T基因型的GD患者TPOAb血清水平显著高于CC基因型患者，但该位点多态性改变是否可用于预测GD发生的风险，还需进一步的临床验证。

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原料，对维持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具有重要作用。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是内分泌系统常见疾病之一。随着全民食盐加碘政策的实施，碘对甲亢的影响逐渐引起关注。碘摄入量与甲亢的患病呈"U"型曲线，碘摄入量可以影响临床甲亢的患病率，对亚临床甲亢影响不明显。使用含碘药物胺碘酮和含碘造影剂也可导致甲状腺毒症，需要监测易感人群的甲状腺功能。甲亢患者需要摄入适宜的碘，限碘对甲亢无益。碘化钾治疗甲亢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需更多临床试验证实。

良性甲状腺疾病继续教育文章的第2部分涉及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简称甲减)和亚急性甲状腺炎。该文与第1部分(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各种形式)一起，旨在为进行良性甲状腺疾病患者临床管理的核医学专科医师(该系列文章的主要读者)提供相关信息。甲状腺肿表现为甲状腺的肿大，是1种常见的内分泌异常。体质因素、基因异常或者饮食和环境因素可能会导致结节性甲状腺肿的发生。大多数非毒性结节性甲状腺肿患者没有症状或只有轻微的机械性症状(咽球症)。这些患者的诊断性检查包括促甲状腺激素、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 3)、游离甲状腺素(T 4)、甲状腺自身抗体检测，超声成像、甲状腺显像和对具有明确超声和显像特征的结节进行细针抽吸活组织检查。多结节性甲状腺肿的治疗包括补充膳食碘、手术、放射性碘治疗(缩减甲状腺大小)和微创消融技术。甲减的范围从罕见的黏液性水肿到更常见的轻度形式(亚临床甲减)。原发性甲减通常有1个自身免疫性病因。新生儿、儿童、成人和老年患者的临床表现不同。诊断性检查包括甲状腺功能检测和超声成像。核医学主要用于定位先天性甲减的异位甲状腺组织或通过高氯酸盐排泌试验检测碘有机化缺陷。治疗包括使用 L-T 4进行甲状腺替代治疗，根据患者个体代谢和激素需求来调整每日剂量。亚急性甲状腺炎是甲状腺的1种自限性炎性疾病，常伴有无痛性或疼痛性腺体肿胀和躯体体征或症状。炎性反应会破坏甲状腺滤泡细胞，导致储存的T 4和T 3快速释放，形成初期的甲状腺毒性阶段，随后通常会发生暂时或永久性的甲减。虽然亚急性甲状腺炎常与病毒感染有关，但尚未确定感染源。亚急性甲状腺炎可能是由于遗传易感者被病毒感染所引起的。诊断性检查包括实验室检查、超声成像和放射性核素显像。根据疾病的不同阶段，甲状腺显像可有不同表现，在甲状腺功能亢进期，甲状腺的显像剂摄取量极低或没有，到恢复后期时，甲状腺显像恢复正常。由于亚急性甲状腺炎是自限性的，治疗目的主要为缓解疼痛。大剂量非甾体类抗炎药通常是一线治疗药。如果剧烈疼痛持续存在，可能需要1个疗程的皮质类固醇治疗。高达15%的亚急性甲状腺炎患者会出现永久性甲减，甚至在发病1年后才出现。

患儿　女，13岁，因“诊断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4年，乏力1个月”就诊，患儿9岁时因“颈粗、怕热多汗1周”就诊于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经过体格检查、甲状腺激素水平、甲状腺激素抗体、影像学检查等，诊断为格雷夫斯病，先后予甲巯咪唑、丙硫氧嘧啶治疗，3年内复发3次，表现为难治复发性，先后2次行超声引导下甲状腺微波消融术，第2次术后随访9个月，甲状腺功能正常，已停药。

结节性甲状腺肿（nodular goiter，NG）是弥漫性非毒性甲状腺肿结节期表现，在碘缺乏病流行时期具有高发病率。随着各国食盐加碘政策的实施，NG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显著下降。但这种甲状腺疾病仍然存在，且为临床常见病种。研究人员日渐重视到，除碘缺乏外仍有其他多种因素及机制参与NG的发病与发展。因此，防控NG应在注重合理碘营养水平的同时，适当关注其他危险因素的作用。文中就NG流行病学变化、发病危险因素及相关机制进行综述，以期更新对NG流行病学与发病危险因素的认识。

目的:探讨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hyroglobulin antibody，TgAb）、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hyroid peroxidase antibody，TPOAb）在桥本氏甲状腺炎（Hashimoto’s thyroiditis，HT）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2019年10月至2022年10月收治的甲状腺疾病患者中选取90例，包括HT 30例（A组）、毒性弥漫性甲状腺病30例（B组）、甲状腺功能减退症30例（C组），另选取体检健康人30例作为对照组，对比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及血清指标水平。结果:4组年龄、性别、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家族史、吸烟史、饮酒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2=0.327、1.358、0.231、1.617、0.592、0.889， P=0.806、0.716、0.875、0.655、0.898、0.828）。4组TSH水平分别为（7.25±1.36）、（1.31±0.25）、（6.58±1.16）、（2.28±0.75）mIU/L；4组TgAb水平分别为（46.25±5.24）、（45.15±5.36）、（43.15±5.06）、（25.25±2.16）IU/mL；4组TPOAb水平分别为（56.65±6.12）、（58.36±6.21）、（50.25±6.05）、（10.36±1.36）IU/mL；与对照组相比，A组、B组、C组TgAb、TPOAb水平均较高，A组、C组TSH水平较高，而B组TSH水平较低（ F=287.96、135.59、537.05， P均<0.001）。经ROC分析显示，TSH、TgAb、TPOAb诊断HT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32、0.779、0.883，且 P<0.05；经一致性分析，A组与对照组经联合诊断阳性16例，灵敏度为46.67%，特异度为93.33%，准确率为70.00%，阳性预测值为87.50%，阴性预测值为63.64%，Kappa=0.55。 结论:HT患者的TSH、TgAb、TPOAb水平显著高于健康患者，能用于本病的诊断中且联合检测敏感度较高。

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证据表明免疫球蛋白E(immunoglobulin E，IgE)在自身免疫和炎症反应中起重要作用，其中最受关注的是IgE在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中的作用。许多研究阐述了IgE型自身抗体在SLE中包括与组织上自身抗原结合导致的直接损伤、嗜碱性粒细胞活化和淋巴结迁移以及IgE介导的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s，pDCs)的Ⅰ型干扰素应答反应等致病机制。目前已认识到在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大疱性类天疱疮(bullous pemphigoid，BP)、慢性荨麻疹(chronic spontaneous urticaria，CSU)、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Graves病)中，IgE型自身抗体介导了部分自身免疫反应，而其他包括自身免疫性葡萄膜炎、多发性硬化病等存在IgE升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晰，部分研究认为其与IgE型自身抗体有关。目前抗IgE单克隆抗体已被批准应用于哮喘以及CSU等疾病的治疗，而IgE型自身抗体及表达FcεRI的效应细胞将有希望成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新治疗靶点。该文将IgE介导的自身免疫、炎症反应的机制及其临床作用进行综述。

弥漫性毒性甲状腺肿（Graves病）合并肢端肥大症的病例在临床上非常罕见，现对1例因Graves病就诊而意外发现肢端肥大症的患者进行回顾分析，为该类少罕见病的诊断及治疗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