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与血清半乳甘露聚糖(GM)检测用于侵袭性肺曲霉菌病(IPA)诊断临床效能。方法:回顾性分析汉中市三二〇一医院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收治的2 411例疑似真菌感染患者临床资料，其中送检BALF-GM检测95例，送检血清GM检测2 394例，分析检测结果与临床诊断符合情况，描绘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BALF-GM与血清GM单用或联合应用诊断效能。结果:78例同时送检BALF-GM和血清GM检测，两者均为阳性22例，临床确诊符合率为95.45%(21/22)；BALF-GM和血清GM检测均为阳性患者临床确诊符合率显著高于两者均为阴性及任一检测为阳性( 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BALF-GM与血清GM联合检测曲线下面积高于两者单用，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6.06%、87.96%、94.40%、91.25%。免疫功能正常者BALF-GM检测阳性诊断IPA敏感度高于血清GM检测阳性；免疫功能异常者血清GM检测阳性诊断IPA敏感度高于BALF-GM检测阳性。 结论:BALF-GM联合血清GM检测用于IPA诊断与临床诊断结果具有更高符合率，效能优于两者单用。

目的: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病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并探讨其影像学特点。方法:选择杭州市大江东医院2017年2月至2019年2月收治的慢阻肺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病患者73例为观察组、慢阻肺无侵袭性肺曲霉菌病患者81例为对照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慢阻肺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病独立危险因素，总结分析慢阻肺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病影像学特点。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性别、年龄、病程、合并基础疾病和吸烟史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长期使用激素、低蛋白血症、长期使用抗生素和有创操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32.372、16.593、36.671、21.566，均 P<0.05)。将上述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长期使用激素、低蛋白血症、长期使用抗生素和有创操作为影响慢阻肺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病独立危险因素( OR＝1.685、95% CI 1.208～2.142， OR＝2.546、95% CI 1.682～3.981， OR＝2.984、95% CI 1.982～4.653， OR＝2.109、95% CI 1.462～3.241，均 P<0.05)。慢阻肺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病临床表现以咳嗽、咳痰、胸痛及呼吸困难为主。慢阻肺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病影像学表现以非特异性浸润影为主，占50.68%(37/73)。 结论:慢阻肺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病受多因素影响，长期使用激素、低蛋白血症、长期使用抗生素和有创操作为独立危险因素，以咳嗽、咳痰、胸痛及呼吸困难为其主要临床表现，以非特异性浸润影为主要影像学表现。

目的:探讨原发性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的CT表现，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诊断。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1月至2018年7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CT平扫和增强检查并经病理确诊为原发性肺DLBCL患者的临床及CT影像资料。共入组14例患者。分析病灶的CT表现，包括病灶分布、大小、形态、边缘、密度与强化、支气管及病灶周围表现、胸腔内肺外表现及远处转移情况，并测量结节或肿块病灶的最大径线值及所有病灶平扫、增强动脉期和实质期的CT值。结果:14例原发性肺DLBCL患者中，10例多发，4例单发。12例表现为肿块和/或结节，最大径线值为0.8~8.2 cm，中位数为5.3（2.9，7.8）cm，2例表现为单纯实变影。12例病灶边界清晰、光整，2例边界模糊。14例患者病灶CT平扫密度较均匀，CT值（35.1±1.0）HU，增强实质期轻中度均匀强化10例，不均匀强化4例，CT值（61.8±1.5）HU，动脉期CT值（50.9±1.3）HU，动脉期可见血管造影征9例。14例患者中，5例支气管通畅，4例见支气管轻度受压或狭窄，5例病灶内支气管受侵、闭塞。8例病灶周围间质轻度增厚，8例胸膜不均匀增厚、受侵。10例合并纵隔或肺门淋巴结肿大并融合，其中3例包绕或侵犯纵隔内大血管，7例呈钻缝样生长。4例合并少中量胸腔积液。8例患者经治疗后CT复查均无远处转移（7例经放疗、化疗或手术切除后病灶大部分消失，预后良好；1例化疗后瘤灶增大，病情进展），6例放弃治疗，要求出院。结论:原发性肺DLBCL侵袭性强，恶性程度较高，有相对特征性的CT表现，确诊需依赖病理。

目的:探讨窗式切除和袖状切除在甲状腺乳头状癌(PTC)侵犯气管中的治疗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3月至2018年8月期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收治并手术治疗的33例PTC侵犯气管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受侵气管手术方式，分为窗式切除组(15例)和袖状切除组(18例)，比较两组住院时间、淋巴结转移、TNM分期、并发症发生率等，记录治疗结果。结果:33例患者均行甲状腺癌根治性手术。窗式切除组中气管Ⅰ期修复12例(其中下段气管切开4例)，气管与皮肤造口Ⅱ期修复3例；袖状切除组18例均于气管环切除后行端端吻合(其中下段气管切开3例)。窗式切除组住院时间明显长于袖状切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窗式切除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高于袖状切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PTC侵犯气管属于局部晚期，治疗上仍首选根治性手术+术后辅助治疗的方式，针对受侵气管合理选择重建方式有助于延长生存期和保证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光谱CT定量参数预测表现为磨玻璃结节（GGN）肺腺癌侵袭性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3至10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手术切除且病理证实为肺腺癌的129例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其中男45例，女84例，年龄33~81岁。按照病理结果129例患者分为微浸润腺癌（MIA）组64例和浸润性腺癌（IAC）组65例。所有患者均在术前2周内接受光谱CT增强扫描，在后处理工作站上重建碘密度图、有效原子序数（Z eff）图、电子云密度（ED）图，测量并计算相关光谱参数，包括标准化碘浓度（NIC）、动脉增强分数（AEF）、Z eff及ED；分析病灶的常规CT特征，包括最大径、CT值、结节类型、结节边缘、分叶征、毛刺征、空泡征、胸膜凹陷征、异常血管征及空气支气管征。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χ 2检验比较2组临床特征、常规CT特征及光谱CT参数。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肺腺癌侵袭性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参数及模型预测肺腺癌侵袭性的效能。 结果:MIA组与IAC组的最大径、CT值、结节类型、边缘、毛刺征、胸膜凹陷征、空气支气管征、静脉期NIC、AEF、静脉期Z eff、动脉期ED、静脉期E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最大径（OR=1.183，95%CI 1.062~1.318）、CT值（OR=1.004，95%CI 1.001~1.007）、静脉期NIC（OR=1.185，95%CI 1.083~1.298）、AEF（OR=0.975，95%CI 0.957~0.994）、静脉期Z eff（OR=0.031，95%CI 0.005~0.196）是肺腺癌侵袭性的独立影响因子。以最大径和CT值建立常规CT模型，以静脉期NIC、AEF、静脉期Z eff建立光谱CT模型，以上参数联合建立联合模型。常规CT模型、光谱CT模型及联合模型预测肺腺癌侵袭性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28、0.854和0.902。 结论:双层探测器光谱CT的定量参数可以作为预测表现为GGN肺腺癌侵袭性的指标，AEF具有最高的诊断效能。光谱CT联合常规CT特征可以进一步提高诊断效能。

目的:探讨肺神经内分泌肿瘤（PNETs）的CT与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PET/CT显像特征，比较单纯PET/CT与基于PET/CT联合增强CT及高分辨率CT多模态显像的诊断准确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9年5月于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经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的44例PNETs患者的临床资料和CT、PET/CT影像学资料，其中男性34例、女性10例，年龄14~78 (57.3±10.0）岁。将PNETs患者分为类癌组（8例）、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LCNEC）组（15例）和小细胞肺癌（SCLC）组（21例）。分析所有患者的CT与PET/CT表现，观察PNETs各亚型的CT与PET/CT显像特征。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计算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 max）的诊断效能及临界值。以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为"金标准"，比较单纯PET/CT与基于PET/CT联合增强CT及高分辨率CT多模态显像的诊断准确率。计量资料的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最小显著差异法；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类癌组患者的发病年龄低于LCNEC组与SCLC组患者[（46.62± 8.09）岁对（61.47±8.03）岁对（58.52±9.39）岁]，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6.186， P=0.004）；在性别、吸烟史等方面与LCNEC组和SCLC组患者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1.220、4.539；均 P>0.05）。类癌组、LCNEC组、SCLC组患者在肿瘤部位、有无分叶征、阻塞性肺炎或肺不张、纵隔淋巴结转移、肺门淋巴结转移、纵隔及肺门淋巴结同时转移、远处转移、周围血管侵犯等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6.662~9.877，均 P<0.05）；而在肿瘤最大径、肿瘤形态、密度、强化程度、有无钙化、毛刺征、有无坏死和囊变、胸腔积液、支气管侵犯和胸膜增厚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0.370， χ2=0.298~8.472；均 P>0.05）。LCNEC组和SCLC组的SUV max显著高于类癌组（13.79±3.06对9.51±2.49对4.52±1.77），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2.43， P<0.01）；鉴别LCNEC和SCLC的SUV max临界值为12.25，曲线下面积为0.860 (95% CI：0.729~ 0.991， P<0.01），灵敏度为80.00%，特异度为81.00%。单纯PET/CT与基于PET/CT联合增强CT及高分辨率CT多模态显像诊断PNETs的准确率分别为65.91%（29/44）和87.80%（36/41），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655， P=0.017）。 结论:PNETs的CT与PET/CT显像具有一定特征性，PET/CT联合增强CT及高分辨率CT多模态显像可提高PNETs的诊断准确率。

目的:探讨T4a甲状腺乳头状癌（PTC）患者手术治疗效果及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2006年1月至2019年12月经治的185例局部晚期T4a PTC资料，女性127例，男性58例，年龄18~80岁，其中年龄≥55岁患者74例。甲状腺肿瘤分期Ⅰ期111例（T4aN0M0 26例，T4aN1aM0 35例，T4aN1bM0 50例），Ⅲ期74例（T4aN0M0 29例，T4aN1aM0 19例，T4aN1bM0 26例）。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复发率和总生存率，对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185例局部晚期T4a PTC病变，累及喉返神经150例次、气管61例次、食管30例次、喉结构10例次，均完成R0切除。术后随访24~144个月，平均68.29个月；185例患者中共有18例复发或转移，9例因复发或转移死亡。5年总生存率为95.21%，10年总生存率为93.10%；5年无瘤生存率为89.65%，10年无瘤生存率为86.85%。单因素分析显示发病年龄、肿瘤大小、术前喉返神经麻痹、食管受侵、喉结构受累或气管受累Ⅱ-Ⅳ期以及颈侧区淋巴结转移是T4a PTC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 P值均<0.05）。多因素分析显示术前喉返神经麻痹（ OR=3.27，95% CI：1.11~9.61， P=0.032）、颈侧区淋巴结转移（ OR=4.71，95% CI：1.19~18.71， P=0.027）是T4a PTC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生存分析显示T4a PTC患者中仅累及喉返神经或气管外膜者无复发生存率优于侵入气管者（ P值均<0.05）。 结论:T4a PTC患者行R0切除仍能取得良好疗效，术前喉返神经麻痹以及颈侧区淋巴结转移是T4a PTC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肺移植与造血干细胞移植受者中，侵袭性真菌病(invasive fungal disease，IFD)发病率分别为16.4%~60.0%和8.8%~14.0%。霉菌感染常常在病灶局部形成包裹性厚壁脓肿脓腔，或部分抗霉菌药物血药浓度偏低，亦或患者不能耐受某些抗霉菌药物的不良反应，从而影响肺部霉菌病的药物治疗效果。经支气管镜喷注药物(内镜注药)是肺移植与造血干细胞移植受者肺部霉菌病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感染病灶在影像学上存在明确的局属引流支气管是内镜注药的主要适应证。在全身使用有效抗霉菌药物条件下，以雾化吸入抗霉菌药物作为诱导，再将抗霉菌药物溶液准确喷注至病灶，后续再以全身使用抗霉菌药物维持，可以帮助部分患者达到临床缓解、影像学缓解、微生物学缓解或霉菌病灶的非手术"自截"，实现最适度的转归。

目的:探讨血清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半乳甘露聚糖（GM）试验对重症与危重症流感合并侵袭性肺曲霉病（IPA）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2月至2019年4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收治的重症和危重症流感病例157例。收集入组病例的临床资料、血清和BALF的GM值，根据患者是否合并IPA分为IPA组（ n=18）和非IPA组（ n=139）。以改良版AspICU诊断标准为金标准（需同时符合相应的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以及微生物诊断标准），比较血清和BALF GM试验及两者联合对流感合并IPA的诊断价值，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 结果:157例重症与危重症流感患者中，危重症95例，合并IPA患者的死亡率为55.6%（10/18）。IPA组APACHE Ⅱ评分、PSI评分、尿素氮、流感严重程度（危重型流感占比）和有创呼吸机使用率分别为（16±6）分、（110±31）分、10.7（8.4，17.8） mmol/L、88.9%、66.7%，明显高于非IPA组的（10±5）分、（83±30）分、5.2（3.6，7.6） mmol/L、56.8%、24.5%（均 P<0.05）。所有患者行血清GM试验，32例患者同时行血清和BALF GM试验。临界值为0.5 μg/L时，血清GM试验诊断重症与危重症流感合并IPA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PPV）及阴性预测值（NPV）分别为66.7%（12/18）、95.0%（132/139）、63.2%（12/19）、95.7%（132/138）。32例患者同时行BALF GM试验，临界值为1.0 μg/L时，敏感度、特异度、PPV及NPV分别为80.0%（8/10）、86.4%（19/22）、72.7%（8/11）、90.5%（19/21）；通过ROC曲线计算显示，BALF GM试验的最佳临界值为0.88 μg/L，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0.0%（9/10）、86.4%（19/22）。血清GM、BALF GM和两者联合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1、0.85和0.9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者联合诊断流感合并IPA的诊断效能较高。 结论:危重症流感患者需警惕合并IPA的可能，血清GM试验诊断流感合并IPA的敏感度较低，但阴性预测值较高；BALF GM试验临界值为0.88 μg/L时诊断效能最高；联合BALF和血清GM试验可提高诊断效能。

目的:探讨原发性肺黏液腺癌(PPMA)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9年6月福建省立医院经术后病理组织学确诊为PPMA共54例，并获取同时期经术后确诊为非黏液性肺腺癌患者108例作为对照组，比较2组临床特征、免疫组织化学及预后情况。根据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PPMA预测模型公式。结果:PPMA组较对照组确诊的时间更长，更易咳黏液痰、血清胃泌素释放肽前体更高；肿瘤好发于双肺下叶，且其内部更易出现支气管充气征、空泡征；更容易出现被膜侵犯、淋巴结转移，免疫组织化学TTF-1、NapsinA低表达；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突变率更低。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腺癌患者诊断为PPMA预测模型公式。该模型ROC曲线下面积为0.905，当截断界点为0.395时，其敏感度达81.48%、特异度达86.11%。PPMA组与对照组总体预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亚组分析显示单纯型肺浸润性黏液腺癌(PIMA)的5年无病生存率比对照组与肺浸润性黏液/非黏液混合型腺癌更高。结论:PPMA为肺腺癌的少见亚型，恶性程度低。建立有效的预测模型，有助于帮助早期诊断。PIMA预后可能好于腺癌其他病理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