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作为严重威胁生命的疾病之一,是人类第二大死因.目前治疗癌症的主要手段为手术、化疗和放疗等,均需要配合使用抗肿瘤药物,然而肿瘤细胞会对抗癌药物产生耐药性,从而使药物的治疗效果达不到理想状态.耐药性作为造成临床化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一直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因此,本研究综述了肿瘤多种耐药机制,包括肿瘤微环境、病毒因素、细胞物质转运、药物代谢酶等,以期为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及癌症耐药性的研究提供参考.可以推测未来肿瘤的治疗方案将包括使用不同类型的药物,针对多药耐药性特定机制的特定弱点等联合疗法.通过逆转癌细胞耐药性的新药将提高化疗的效率,为目前无法治愈的肿瘤患者提供机会.

目的 探讨糖尿病合并感染性输尿管结石患者的感染病原菌种类及其耐药性,分析术前留置双J管的时长对治疗效果和术后并发症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9 年 1 月—2021 年 2 月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收治的 167 糖尿病合并感染性输尿管结石患者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在留置双J管后消除明显感染症状,然后行经皮肾镜取石术或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根据双J管留置时间将患者分为对照组(≤7 d)和研究组(>7 d),分别为 74 例和 93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血常规和尿常规检查结果、无石率和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并对所有患者的感染病原菌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结果 本次研究共检出 71 株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63.38%),其中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为最常见的 3 种.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手术方式、手术时间和平均住院时间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患者在留置双J管前和留置双J管后第 7 天时的尿白细胞水平和血白细胞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两组均在留置 7d后较留置前明显降低(P<0.05).两组患者的术后 1 个月内无石率相似(P>0.05).在术后并发症方面,两组患者在暂时性低热、发热、血尿、输尿管穿孔等方面无显著差异,但是尿路刺激征和尿路感染在研究组中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术前留置双J管的时长对糖尿病合并感染性输尿管结石患者的治愈率无显著影响,但是较长的双J管留置时间会增加患者术后出现尿路刺激征和尿路感染的风险.

目的 对2023年淮安市一起食物中毒事件分离的副溶血性弧菌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和耐药性分析,为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的防控和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Illumina测序平台进行全基因组测序,通过全基因组单核苷酸多态性(wg-SNP)和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分析进行溯源,在线数据库鉴定菌株携带的毒力和耐药基因,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进行药敏实验.结果 共分离到12株副溶血性弧菌,3株来自病例、9株来自留样食品.其中2株食物分离株与3株病例分离株wg-SNP差异数为0～2bp,都属于ST3型,判断为同一克隆;其余7株食物分离株与病例分离株wg-SNP差异数为11 341～37 173 bp,判定为不同克隆.从病例和食品中分离的ST3型副溶血性弧菌都携带外毒素基因tdh和tlh,其余菌株仅携带tlh.本事件分离的副溶血性弧菌都携带blaCARB型耐药基因,且对头孢唑啉耐药率较高.结论 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分析,本起事件由携带tdh毒力基因的ST3型副溶血性弧菌污染食品引发,显示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在中毒事件快速溯源中有较好的应用前景.该菌株对头孢唑啉耐药,可为临床治疗抗生素选用提供依据.

目的:了解吉林省HIV-1（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1，HIV-1）感染者治疗前基因型耐药及分子网络传播情况。方法:选取2022年治疗前HIV感染者228名，提取血浆RNA、反转录PCR扩增HIV-1 pol基因片段。建立进化树确定亚型、解析基因型耐药突变（drug resistance mutations，DRMs）情况并构建HIV分子网络评估传播关系。 结果:从228例样本中成功获得206条 pol基因序列，基因亚型主要为CRF01_AE（60.68%，125/206）、CRF07_BC （30.10%，62/206）和B亚型（5.34%，11/206）。总耐药率为9.22%（19/206），耐药突变以非核苷逆转录酶抑制剂为主，占8.25%（17/20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40~49岁和≥50岁，离异或丧偶感染人群产生耐药的风险较高（ P<0.05）。白城地区和CRF07_BC感染者入网风险更大（ P<0.05）。有63条序列入网（30.58%，63/206），形成23个分子簇。入网病例中6例携带DRMs。出现本市和跨市连接边关系。异性与同性性传播感染人群存在混合连接边。 结论:吉林省HIV感染者治疗前耐药率处于中等水平，分子网络中的毒株呈地区聚集性，加强耐药监测，对网络桥梁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减少治疗前发生耐药传播的可能性。

1例86岁男性患者因肺炎、呼吸衰竭、痰细菌培养提示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接受美罗培南（1 g静脉滴注、1次/12 h）联合乳酸环丙沙星氯化钠注射液（200 mg静脉滴注、1次/d）治疗。治疗第4天，患者突发血压下降，脉搏测不出，心电监护提示心室颤动（室颤）。给予电除颤及胺碘酮治疗后恢复窦性心律。次日再发3次室颤，急查电解质结果均正常，心电图检查示QT间期正常，停用环丙沙星，改为美罗培南联合磷霉素治疗，未再发生室颤。26 d后，患者肺炎加重，痰细菌培养回报仍为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对环丙沙星敏感，对左氧氟沙星中度敏感。遂给予美罗培南（剂量用法同前）联合左氧氟沙星注射液（200 mg静脉滴注、1次/d）。治疗第5天，患者再次发生室颤，经电除颤及胺碘酮治疗后心律恢复正常。停用左氧氟沙星，改为美罗培南联合磷霉素，患者未再出现室颤。考虑患者的室颤可能与环丙沙星和左氧氟沙星有关。

CD38是一种多功能跨膜糖蛋白，可促进多种免疫细胞活化和增殖，以及激活细胞迁移和信号级联反应。CD38在恶性淋巴细胞肿瘤中广泛表达，使其成为肿瘤免疫疗法的热门候选靶点之一。然而，目前靶向CD38免疫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患者的临床应用价值较为有限，这可能与CD38异常表达导致肿瘤细胞对CD38单克隆抗体产生耐药有关。笔者拟就CD38的特征及功能，在NHL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以及CD38单克隆抗体在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NHL)中的应用前景等，对CD38在NHL免疫治疗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CD38单克隆抗体应用于NHL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和6（CDK4/6）抑制剂已成为激素受体阳性（HR+）/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HER2-）晚期乳腺癌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CDK4/6抑制剂耐药的患者，尤其是原发耐药或快速进展患者的后续治疗，目前仍缺乏标准推荐。CDK4/6抑制剂的再挑战，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B（AKT）/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抑制剂的联合使用、新型抗体药物偶联物（ADC）以及新型内分泌治疗药物等，均是CDK4/6抑制剂进展后患者可选的治疗策略。此外，众多新型靶向药物和新的联合治疗策略也在不断探索。未来还应建立基于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精准治疗策略，以及不同治疗的最佳使用顺序。

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hypervirule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hvKP)可以感染健康人群和糖尿病患者，主要表现为肝脓肿合并多部位侵袭性感染，即侵袭性肺炎克雷伯菌肝脓肿综合征。近年来，耐碳青霉烯hvKP的检出率逐渐升高，给临床诊治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目前，关于hvKP肝脓肿的发病机制、肺炎克雷伯菌的高毒力及高耐药机制并未完全阐明，对hvKP菌株的鉴定及毒力检测技术仍需改进，现就其流行病学、发病机制、高毒力与耐药机制和诊治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比较深部持续冲洗联合负压封闭引流（VSD）与日常规换药治疗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5年3月至2021年12月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8例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15例，女13例；年龄15~65岁［（41.8±12.9）岁］。所有患者主干血管损伤后行血管移植手术，术后微生物培养提示创面发生耐碳青霉烯革兰阴性杆菌（CRO）或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感染，无敏感抗生素。所有患者每5 d给予手术清创，14例后续治疗采用常规换药（常规换药组），14例后续治疗采用深部持续冲洗联合VSD（冲洗联合VSD组）。清创术后第1天及之后每3 d行炎症指标［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C-反应蛋白（CRP）、红细胞沉降率（ESR）、降钙素原］检测，若患者病情有变化，随时复测。每5 d留取患者标本行微生物培养。观察两组创面及感染控制情况。比较两组炎症指标降至正常时间、治疗后创面CRO或VRE培养转阴时间、换冲洗液（换药）前及换冲洗液（换药）后1，2，3 h视觉模拟评分（VAS）、创面植皮或皮瓣修复情况、吻合口瘘发生率。结果:患者均获随访12~24个月［（14.3±2.4个月）］。两组创面均无红肿、破溃及脓性分泌物，感染未复发。冲洗联合VSD组白细胞计数降至正常时间为（9.4±2.4）d，中性粒细胞为（9.6±2.8）d，CRP为（9.8±3.1）d，ESR为（12.2±3.6）d，降钙素原为（7.6±1.9）d，短于常规换药组的（15.2±3.1）d、（13.6±3.4）d、（14.2±3.9）d、（19.9±3.3）d和（12.9±4.1）d（ P均<0.01）。冲洗联合VSD组创面CRO或VRE培养转阴时间为（13.9±3.1）d，低于常规换药组的（19.2±6.9）d（ P<0.05）。冲洗联合VSD组换冲洗液前及换冲洗液后1，2，3 h VAS为（4.2±0.7）分、（4.1±0.9）分、（4.2±0.9）分、（4.1±0.8）分，常规换药组分别为（4.3±0.6）分、（6.9±0.7）分、（5.4±0.9）分、（4.5±0.9）分。冲洗联合VSD组换冲洗液后1，2 h VAS低于常规换药组（ P均<0.01），换冲洗液前及换冲洗液后3 h VAS与常规换药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冲洗联合VSD组感染控制后5例（35.7%）创面需要植皮或皮瓣修复，少于常规换药组的11例（78.6%）（ P<0.01）。冲洗联合VSD组吻合口瘘发生率为7.1%（1/14），低于常规换药组的42.9%（6/14）（ P<0.05）。 结论: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时，与常规换药相比，在不依赖抗生素的情况下，深部持续冲洗联合VSD具有感染控制快、治疗过程疼痛减轻、创面植皮或皮瓣修复率低、吻合口瘘发生率低等优点。

碳青霉烯类耐药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面临的严峻问题。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CRE)通过产生碳青霉烯酶，水解包括碳青霉烯类在内的绝大部分β-内酰胺类抗生素，具有高度的耐药性。碳青霉烯酶根据Amber分类可分为A、B、D三类，不同碳青霉烯酶对特定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水解活性不同。目前，CRE在中国NICU住院新生儿中检出率高、病死率高、具有高度的传播性。CRE在新生儿的治疗非常困难，可选药物极其有限、药代/药效动力学数据匮乏、最佳剂量/用药间隔不确定、缺少联合用药研究等因素均给有效抗菌药物治疗带来巨大挑战。成人和儿童中针对CRE主要的抗菌药物包括碳青霉烯类、头孢他定/阿维巴坦、磷霉素、多黏菌素类、氨曲南等，但在新生儿中的使用鲜有研究。CRE一旦定植和感染，清除和治疗极其困难，因此在新生儿病房严格执行医院感染防控措施和抗菌药物使用管理，减少CRE产生、遏制传播、降低感染率是应对CRE流行的最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