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单一型别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时，HPV病毒载量与宫颈病理级别程度的关系。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5月至2019年3月在山西省人民医院进行宫颈脱落细胞HPV-DNA检测的单一型别HPV阳性者3 450例，其中3 364例符合标准入选本研究，均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测定了HPV基因型病毒载量，并同时进行了液基薄层细胞学(TCT)检查和阴道镜下组织病理学诊断，按组织病理结果，将患者分为慢性宫颈炎/子宫颈上皮内瘤变(CIN)Ⅰ组、CINⅡ/CINⅢ组、宫颈癌组。结果:(1)HPV16、18型感染时，不同宫颈病理级别间病毒载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病毒载量与宫颈病理级别呈正相关( P<0.05)。(2)HPV31、33、51、52、53、58型感染时，慢性宫颈炎/CINⅠ与CINⅡ/CINⅢ之间病毒载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病毒载量与宫颈病理级别呈正相关( P<0.05)。(3)其他型别HPV感染时，不同宫颈病理级别间病毒载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HPV病毒载量与宫颈病理级别程度具有型别依赖性。

患者，男，31岁，因"右眼突然视力下降1 d"于2020年5月9日至山东潍坊眼科医院就诊。眼部检查：视力右眼手动/眼前，左眼0.8；眼压右眼8.3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7 mmHg。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示：右眼结膜充血（+），角膜中央及下方可见6 mm×7 mm大小的水肿区，水肿区前凸变薄近穿孔，前房深度适中，眼内窥不入，见图1A；左眼未见明显异常。入院初步诊断为圆锥角膜急性水肿期（右眼）。入院后行眼前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Anterior segment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AS-OCT） （见图1B）和超声生物显微镜检查（UBM） （见图1C），二者均表现为角膜后弹力层破裂，回声不连续；基质层局限性增厚；相应部位的基质层形成大小不等的垂直裂隙，与前房沟通，基质层厚度菲薄，未见明确穿孔。AS-OCT影像显示角膜上皮完整，上皮下积液。入院后给予0.5%左氧氟沙星滴眼液（日本参天公司）滴右眼7次/d，盐酸卡替洛尔滴眼液滴右眼2次/d（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加替沙星凝胶滴右眼每晚1次（沈阳兴齐公司）。综合分析患者眼部情况，入院1 d后局部麻醉下行"右眼角膜热塑成型"术，术后1 d见右眼下方角膜水肿区较前减轻，但仍见大片基质水肿区（见图2A）；行AS-OCT检查示角膜后弹力层破裂，回声不连续，基质层厚度减轻（见图2B）。术后5 d见右眼角膜基质水肿范围较术后1 d未见明显减轻，根据患者角膜后弹力层破裂及基质水肿的范围，行"右眼角膜基质水肿区缝合+前房注气术（无菌空气）"，术后角膜水肿区密闭性良好（见图2C），后弹力层复位（见图2D）。术后6个月，右眼角膜下方形成大片状斑翳（见图3A），术后1年视力恢复至0.3，最佳矫正视力（BCVA）0.5，右眼角膜内皮镜示右眼内皮细胞局部计数约1 550个/mm 2。术后2年角膜内皮细胞局部计数约1 260个/mm 2（见图3B）。

目的:探讨人乳头瘤病毒（HPV）16亚型感染的子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下生殖道菌群的分布及特征。方法:前瞻性横断面研究。选取2019年8月至2020年6月就诊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6例HPV16单一型别阳性子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子宫颈癌组），选取同期体检人群中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未见异常且HPV阴性6名健康女性为健康对照组。患者抗肿瘤治疗前、健康对照者体检时用无菌棉拭子采集子宫颈后穹窿处分泌物，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扩增细菌16S rRNA基因V1-V2高变区，分析菌群分布及特征。结果:子宫颈癌组和健康对照组年龄分别为（51±8）岁、（48±3）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63， P=0.540），两组均有孕产史，无吸烟史。α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子宫颈癌组sobs指数（ t=3.25， P=0.009）及chao指数（ t=2.91， P=0.016）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子宫颈癌组shannon指数高（ t=2.07， P=0.065），simpson指数低（ t=1.74， P=0.113），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采用基于bray-curtis距离的主坐标分析（PCoA）进行数据降维分析显示，子宫颈癌组与健康对照组间β多样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R2=0.154， P=0.018）。门水平上，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子宫颈癌组厚壁菌门占比低（30.21%比68.28%），拟杆菌门占比略低（6.87%比8.11%），而放线菌门（26.91%比14.42%）及变形菌门（27.33%比0.67%）占比高。属水平上，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子宫颈癌组乳杆菌属及棒状菌属占比低，失去优势菌群，而红球菌属、克雷伯菌属、气球菌属等占比明显高，且子宫颈癌组菌群种类较健康对照组多。线性判别分析（LDA）显示，属水平上，红球菌属（LDA=5.04）、克雷伯菌属（LDA=4.71）、肠杆菌属（LDA=4.29）、罗尔斯通菌属（LDA=4.28）、苍白杆菌属（LDA=4.23）、韦荣球菌属（LDA=4.14）为子宫颈癌组特征菌群；门水平上，健康对照组厚壁菌门（LDA=5.23）可为标志性物种；种水平上，子宫颈癌组红球菌（ P=0.025）、罗尔斯通菌（ P=0.045）、韦荣氏球菌（ P=0.044）、卡氏伯克霍尔德菌（ P=0.045）、假单胞菌（ P=0.043）等均较健康对照组多，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HPV16单一型别阳性子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下生殖道菌群多样性、丰富度较健康女性增加，乳杆菌属丰度下降；红球菌属、克雷伯菌属可作为其标志性下生殖道菌群，但仍需进一步验证。

目的:探讨免疫细胞化学P16/Ki-67双染、P16 INK4α单染及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R-HPV）检测对高级别子宫颈病变的筛查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3月至2021年7月于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同时行子宫颈薄层液基细胞学（TCT）及HR-HPV检测的622例患者临床资料，对患者剩余细胞学标本进行P16/Ki-67双染和P16 INK4α单染检测。其中334例TCT结果提示为意义不明的非典型鳞状细胞（ASCUS）以上病变及HPV阳性患者行阴道镜病理活组织检查。以病理结果为参照，比较P16/Ki-67双染、P16 INK4α单染及HR-HPV检测筛查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瘤变（HSIL）及子宫颈癌的阳性预测值、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度。 结果:以组织病理学结果为参照，结合TCT检测结果，622例患者中31例为HSIL，其中P16/Ki-67双染阳性22例（71.0%），P16 INK4α单染阳性23例（74.2%），HR-HPV检测阳性25例（80.6%）；4例为子宫颈癌，3种检测方法阳性率均为100.0%（4/4）。622例患者中，P16/Ki-67双染、P16 INK4α单染及HR-HPV检测筛查出HSIL及子宫颈癌的阳性率分别为13.99%（87/622）、25.40%（158/622）、21.38%（133/622）；阳性预测值分别为29.89%、17.09%、21.08%；准确度分别为91.19%、78.94%、83.28%；特异度分别为89.77%、77.98%、82.46%；灵敏度分别为74.29%、77.14%、82.86%。P16/Ki-67双染的阳性率、阳性预测值、特异度、准确度均高于P16 INK4α单染及HR-HPV检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值分别为-5.062和-3.418、2.328和2.450、5.436和3.570、6.043和4.161，均 P<0.05）；HR-HPV检测的灵敏度高于P16/Ki-67双染及P16 INK4α单染，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值分别为-0.890、1.017，均 P>0.05）。 结论:HR-HPV检测更适用于初次子宫颈病变筛查；P16/Ki-67双染可作为一种潜在的细胞联合筛查工具或有效的患者分流工具；P16 INK4α单染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目的:探讨瓣状核酸内切酶1(FEN1)、微小RNA-215-5p(miR-215-5p)在宫颈脱落细胞中的表达水平，并对其临床诊断进行分析。方法:前瞻性选取2017年5月至2019年5月在辽宁电力中心医院进行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CT)的236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TCT结果进行分组：正常宫颈或慢性宫颈炎56例(对照组)，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CIN)Ⅰ级组73例，CIN Ⅱ级组57例，CIN Ⅲ级组28例，宫颈癌组22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法检测宫颈脱落细胞中FEN1 mRNA、miR-215-5p表达水平；免疫印迹(WB)法检测宫颈脱落细胞中FEN1蛋白水平；Pearson法分析宫颈脱落细胞中FEN1 mRNA、miR-215-5p表达的相关性；ROC曲线分析宫颈脱落细胞中FEN1 mRNA、miR-215-5p表达水平对宫颈癌的诊断价值。结果:对照组、CIN Ⅰ级、Ⅱ级、Ⅲ级组宫颈脱落细胞中FEN1 mRNA和FEN1蛋白表达水平依次升高，miR-215-5p表达水平依次降低(均 P<0.05)；CIN Ⅲ级组与宫颈癌组宫颈脱落细胞中FEN1 mRNA、FEN1蛋白和miR-215-5p表达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miR-215-5p与FEN1 mRNA水平呈负相关( r＝-0.696， 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以宫颈脱落细胞中FEN1 mRNA、miR-215-5p水平诊断宫颈癌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50(95% CI：0.785~0.914)、0.845(95% CI：0.778~0.912)；二者联合检测诊断宫颈癌的AUC为0.861(95% CI：0.798~0.923)。 结论:CIN及宫颈癌患者宫颈脱落细胞中FEN1 mRNA和FEN1蛋白表达水平升高，miR-215-5p表达水平降低，与CIN及宫颈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可能作为潜在的诊断标志物。

目的:探讨电热棒消融术在治疗子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中的可行性和临床疗效。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收集2017年6月至2021年6月就诊于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的HSIL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资料，其中符合纳入标准的HSIL患者15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消融组［73例，行子宫颈鳞柱交接（SCJ）区的电热棒消融术］和子宫颈环形电切（LEEP）组（77例，行子宫颈LEEP术）。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费用及术后并发症，术后随访两组患者的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HR-HPV）消退、子宫颈病变残留或复发情况，同时观察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细胞角蛋白7（CK7）蛋白阳性SCJ细胞的变化。结果:（1）消融组、LEEP组患者的年龄、孕次及术前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CT）结果异常［≥未明确诊断意义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US）］、HR-HPV阳性率、阴道镜图像评估结果、转化区（TZ）类型（均为TZ完全可见的TZ-Ⅰ和TZ-Ⅱ型）、活检诊断结果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2）消融组、LEEP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费用、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LEEP组术后，有9例（11.7%）显示手术切缘阳性，其中8例为子宫颈外切缘阳性，1例为子宫颈内切缘阳性且术后6个月复发而行二次LEEP术；消融组患者无切缘，无法评估。（3）中位随访时间为11.5个月（9.8，15.0个月）。术后复查TCT，消融组、LEEP组患者术后3、6、9、12、18个月随访时的TCT结果异常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术后复查HR-HPV，术后3个月随访时消融组HR-HPV阳性率显著高于LEEP组（分别为38.4%和18.2%； χ2=7.57， P=0.006）；而在术后6、9、12、18个月随访时两组患者HR-HPV阳性率分别比较，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术后活检两组共计3例患者子宫颈发生HSIL；随访期间，两组均无一例进展为子宫颈鳞癌。（4）消融组、LEEP组各有40例患者检测CK7蛋白的表达，两组术前CK7蛋白阳性率分别为80.0%（32/40）、75.0%（30/40），术后CK7蛋白阳性率均下降［分别为12.5%（5/40）、17.5%（7/40）］，两组组内手术前、后CK7蛋白阳性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1），而两组组间手术前、后CK7蛋白阳性率分别比较，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电热棒消融术用于治疗TZ完全可见的子宫颈HSIL是安全、可行的，与LEEP术具有相同的疗效，均可以达到去除CK7蛋白阳性的SCJ细胞的目的。

目的:分析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2018年至2020年免费子宫颈癌筛查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至2020年在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进行免费子宫颈癌筛查的13 043例女性子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CT）结果，TCT阳性者行阴道镜检查和活组织病理检查。结果:13 043例女性中，TCT筛查阳性800例，阳性率为61.3/10万。2018年、2019年、2020年子宫颈癌筛查TCT阳性率分别为4.82%（145/3 006）、5.63%（170/3 017）、6.91%（485/7 020），呈逐年上升趋势（列联系数=0.037）。2018年、2019年、2020年35~44岁女性TCT阳性率分别为2.95%（31/1 052）、3.78%（42/1 112）、4.22%（83/1 969），45~54岁女性分别为5.48%（68/1 241）、6.50%（90/1 385）、7.72%（2 258/3 341），55~64岁女性分别为6.45%（46/713）、7.31%（38/520）、8.42%（144/1 710）；同一年不同年龄段间、不同年相同年龄段间及3年整体不同年龄段间子宫颈癌筛查TCT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年龄为45~54岁、55~64岁女性子宫颈癌筛查TCT阳性率较年龄35~44岁高（均 P<0.05）。800例子宫颈癌筛查TCT阳性者中，确诊子宫颈上皮内瘤变（CIN）615例（76.9%），CIN发病率为4.72%（615/13 043）；不同年份CIN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2018年至2020年子宫颈癌筛查阳性率逐年上升，早期进行子宫颈癌筛查可及时发现子宫颈病变。

目的:探究绝经后女性子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HSIL）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住院治疗的HSIL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患者行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igh 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HR-HPV）检测、阴道镜检查、宫颈活检+子宫颈管搔刮术（endocervical curettage，ECC），病理诊断为HSIL，后行子宫颈冷刀锥切术（cold-knife conization，CKC），其中资料完整、诊疗过程符合宫颈癌诊疗规范、既往无宫颈手术史的患者594例，根据绝经情况将患者分为未绝经组（463例）和绝经组（131例），对两组患者的年龄、接触性出血、妇科检查、HR-HPV、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阴道镜检查及活检结果、子宫颈锥切术后病理结果等进行比较分析，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识别出绝经后HSIL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绝经组接触性出血的阳性率［12.98%（17/131）］、HR-HPV阳性率［77.86%（102/131）］与未绝经组［11.45%（53/463）、80.56%（373/463）］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0.23、0.46； P值分别为0.632、0.496）。绝经组患者子宫颈表面柱状上皮移位的比例［43.51%（57/131）］、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异常的比例［87.79%（115/131）］均低于未绝经组［64.36%（298/463）、93.74%（434/463）］，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8.46、5.16； P值分别为<0.001、0.023）。绝经组ECC阳性率［62.60%（82/131）］、子宫颈Ⅲ型转化区［73.28%（96/131）］、锥切术后病理升级的比例［9.92%（13/131）］、锥切术后切缘阳性率［24.43%（32/131）］均高于未绝经期患者［46.22%（214/463）、26.78%（124/463）、1.73%（8/463）、5.40%（25/463）］，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0.95、94.68、20.11、42.62， P值分别为0.001、<0.001、<0.001、<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子宫颈Ⅲ型转化区的比例高（ OR=6.569，95% CI 4.130~10.446）、ECC阳性率高（ OR=1.978，95% CI 1.250~3.128）、锥切切缘阳性率高（ OR=4.581，95% CI 2.386~8.794）、锥切术后病理升级率高（ OR=4.612，95% CI 1.557~13.668）及宫颈外观光滑的比例高（ OR=0.464，95% CI 0.294~0.731），是绝经后HSIL的临床病理特征（ P值分别为<0.001、0.004、<0.001、0.006、0.001）。 结论:绝经后妇女HSIL与未绝经妇女存在差异，临床症状和筛查表现存在不典型性，并且病变易累及宫颈管、锥切术后切缘阳性率高、病理升级的比例高，所以对诊断为绝经后宫颈癌前病变女性应采取更积极的干预手段。

患儿男，10岁，因口唇红斑，全身多发斑丘疹3个月余于2020年8月就诊。患儿3个月余前无明显诱因口唇出现暗红斑，无明显痒痛等不适症状，未予重视；后躯干出现紫灰色斑疹、斑丘疹，左手中指指甲变薄，出现纵裂，自行外用药物（具体不详）治疗，未见好转遂就诊。患儿为第1胎第1产，足月顺产，既往体健，按序接种疫苗，否认输血史。否认家族遗传病史，双亲否认类似病史。体检：各系统检查无明显异常。皮肤科检查：口唇黏膜可见紫红色斑片，唇缘少量白色鳞屑（图1A）；舌背部可见乳头瘤样增生，部分融合，上覆乳白色膜样物质，双侧颊黏膜未见白色网纹结构，口腔内未见龋齿及银汞充填物，全口牙龈未见肿胀和充血（图1B）；躯干散在紫灰色丘疹、斑丘疹，表面可见少许鳞屑，不易刮除（图1C）；左手中指甲板变薄，可见甲纵嵴，其余指（趾）甲未见异常（图1D）。实验室检查：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甲状腺功能（甲状腺素、游离甲状腺素、三碘甲腺原氨酸、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和促甲状腺激素）、病毒性肝炎（甲、乙、丙、戊型）抗原抗体检测均未见异常；抗核抗体阳性（1∶100），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阴性。甲真菌镜检阴性。皮肤镜示唇部紫红色背景下清晰的白色网状条纹及多发放射状血管及线状血管（图1E）；舌背部暗紫红色背景，多发乳头瘤样增生，上覆乳白色伪膜状物质弥漫分布，部分融合呈玫瑰花状，边缘可见白色网状结构（图1F）；躯干皮损为灰紫色背景下多发蓝灰色点，部分区域可见线状血管（图1G）；左手中指甲板变薄，甲纵嵴（图1H）。背部皮损组织病理：表皮轻度角化过度，基底细胞局灶性液化变性，真皮浅层带状淋巴细胞为主的炎症细胞浸润，色素失禁明显（图2）。

目的:探讨绝经后妇女子宫颈癌前病变的特点。方法:收集2017年6月至2018年11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阴道镜下活检诊断为子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并行子宫颈锥切术的2 013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其中绝经组439例，未绝经组1 574例，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特点、高危型HPV检测、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CT）、阴道镜检查及活检结果、子宫颈锥切术后病理结果等进行对比分析。结果:（1）临床特点：绝经组接触性出血的发生率与未绝经组比较无显著差异［分别为4.3%（19/439）、6.4%（101/1 574）； χ2=2.672， P=0.102］。绝经组有接触性出血症状的患者中锥切术后病理结果为子宫颈癌的比例明显高于未绝经组［分别为10/19、22.8%（23/101）； χ2=7.157， P=0.007］；绝经组无症状的患者中锥切术后病理结果为子宫颈癌的比例也明显高于未绝经组［分别为9.0%（38/420）、4.3%（63/1 473）； χ2=14.726， P<0.01］。绝经组子宫颈表面光滑患者的比例明显高于未绝经组［分别为63.6%（279/439）、35.5%（558/1 574）； χ2=111.601， P<0.01］。（2）高危型HPV检测：绝经组患者高危型HPV阳性率与未绝经组比较无显著差异［分别为92.0%（404/439）、94.4%（1 486/1 574）； χ2=3.394， P=0.065］；两组均以HPV 16型阳性率最高［分别为65.8%（289/439）和68.0%（1 070/1 574）］，但两组比较无显著差异（ χ2=0.722， P=0.395）。（3）TCT检查：TCT检查结果包括未见上皮内病变或恶性病变（NILM）、未明确诊断意义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US）、不除外高度病变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H）、低级别鳞状上内病变（LSIL）、HSIL，两组TCT检查结果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4）阴道镜检查：与未绝经组比较，绝经组阴道镜检查不充分的比例［分别为32.5%（511/1 574）、87.5%（384/439）］、子宫颈Ⅲ型转化区的比例［分别为21.9%（344/1 574）、80.0%（351/439）］、行子宫颈管刮取术（ECC）的比例［分别为20.5%（322/1 574）、35.3%（155/439）］、ECC阳性率［分别为53.1%（171/322）、67.7%（105/155）］均显著增高（ P<0.01）；子宫颈病变累及阴道壁的比例也显著增高［分别为1.0%（16/1 574）、5.9%（26/439）； χ2=40.443， P<0.01］，且绝经组患者累及阴道壁的病变的程度与子宫颈病变的程度呈显著正相关（ r=0.660， P<0.01）。（5）锥切术后病理升级情况：与未绝经组比较，绝经组患者锥切术后切缘阳性率［分别为4.8%（75/1 574）、14.6%（64/439）］、病理升级的比例［分别为5.5%（86/1 574）、10.9%（48/439）］均显著增高（ P<0.01）。 结论:绝经后妇女阴道镜检查常不充分，多为Ⅲ型转化区，病变更易累及子宫颈管及阴道壁，临床上应重视子宫颈管的搔刮及阴道壁的全面检查。绝经后妇女的锥切术后切缘阳性率高，锥切术后病理升级的比例高，常需进一步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