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究不同预后结直肠癌患者主观综合营养评估量表(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SGA)评分及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绝对值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表达,建立预后评估模型并检测该模型预后评估效能.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某院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收治的进展期/晚期结直肠患者104例,根据患者治疗疗效评估分为预后良好组(50例)及预后不良组(54例),比较两组患者的SGA评分、营养学相关指标、NLR、MLR、PLR、WLR水平,随访患者生存期.分析预后独立影响因素,建立联合模型并评估联合模型预测价值.结果 预后良好组TP、Hb水平、生存期显著高于预后不良组,主观整体评估(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PG-SGA)评分、TF、NLR、MLR、PLR、WLR、ca199、cea、ca724水平显著低于预后不良组;患者生存期与TP、Hb呈正相关,与SGA评分、TF、NLR、MLR、PLR、WLR水平呈负相关;患者预后不良与TP、Hb呈负相关,与SGA评分、TF、NLR、MLR、PLR、WLR水平呈正相关;SGA、TP、TF、Hb、NLR、MLR、PLR、WLR为患者预后独立影响因素,P＜0.05;联合模型预后评估效能优于肿瘤标志物.结论 结直肠癌患者预后与其SGA评分及TP、Hb、TF、NLR、MLR、PLR、WLR水平密切相关,且基于SGA营养评分及NLR等指标建立结直肠癌预后预测模型对患者预后的评估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复杂的自身免疫疾病,传统治疗在部分重度和难治性患者中效果有限.近期研究显示,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细胞疗法在SLE治疗中展现出了具有前景的疗效.生物标志物在精准评估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面至关重要,CAR T细胞治疗与安全性评估标志物包括传统标志物和与CAR T细胞疗法相关的标志物.传统的SLE病情监测标志物,仍可用于CAR T细胞治疗基线随访和病情监测,如血清抗双链DNA、抗单链DNA和抗核小体等自身抗体的滴度下降,血清补体水平恢复正常,以及尿蛋白/肌酐比值的改善,均提示病情得到有效控制.CAR T细胞疗效监测标志物分为B细胞和T细胞标志物.输注后,B细胞数量下降,B细胞表型以初始B细胞为主,记忆B细胞和浆母细胞的比例显著降低,表明治疗取得了疗效.输注前,初始T细胞(CD45RA+CD27+)和中央记忆型T细胞(CD45RA-CD62L+CD27+)的高比例则提示更强的抗肿瘤效应;患者的CAR T细胞表达与早期记忆分化相关的转录因子,如T细胞因子7和淋巴增强子结合因子1,提示这些患者对CAR T细胞疗法更为敏感.输注后,CD25、CD69和CD137等T细胞激活标志物,以及CD57、PD-1和Tim-3等耗竭标志物的高表达,提示T细胞的杀伤能力受到限制.CAR T细胞治疗安全性标志物不仅包括CAR T细胞分泌的效应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2和IFN-γ),还包括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如IL-1和IL-8),其水平可用于评估CAR T细胞疗法最常见的毒副反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ICANS)].高水平的血清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对于预测CAR T细胞治疗后发生严重CRS和ICANS的风险具有较高的价值.此外,基线血小板计数和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可预测血液毒性,由IL-8、IFN-γ和IL-1β组成的感染相关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患者输注后出现严重感染的风险.CAR受体结构设计、清除淋巴细胞的化疗方式,患者曾接受的治疗选择及自身免疫状态等都会影响CAR T细胞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在当前及未来将开启的相关临床研究中,应纳入全面、规范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CAR T细胞疗法在SLE等自身免疫疾病的应用,提供比较标准.

目的:探讨外周血嗜酸粒细胞(EOS)不同的分类方法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临床特征及预后的关系。方法:收集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入住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诊的134例AECOPD患者的住院时间、机械通气频率等临床资料，血细胞分析、降钙素原(PCT)、凝血指标、白蛋白(ALB)、肺功能、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NLR)、纤维蛋白原/血清白蛋白(FAR)，血小板/淋巴细胞(PLR)等辅助检查结果。分别根据外周血EOS两种不同节点值，即EOS百分比为2%和绝对值计数为100/μl，将所有患者分为非EOS增多型和EOS增多型，比较2种分类方式下，患者临床特征、炎症指标及预后相关因素的变化。结果:以住院日、机械通气率反映患者转归，EOS%<2%、EOS<100/μl的患者住院日更长、机械通气率更高，预后更差，纤维蛋白降解产物、D-二聚体、纤维蛋白原、NLR、FAR、PLR、PCT、肺动脉高压合并率均较EOS%≥2%、EOS≥100/μl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种分类方法在反映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EOS可作为评价AECOPD的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一项重要指标，非EOS增多型患者预后较差，不同节点值分类(EOS%为2%和EOS为100/μl)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

目的:提高对T细胞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T-LGLL）合并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PRCA）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8月至2019年10月就诊于蚌埠医学院附属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和江苏省人民医院的14例初诊T-LGLL合并PRCA患者的临床特征、外周血及骨髓相关实验室检查指标。结果:14例患者男性和女性各7例，中位年龄58.5岁（33~75岁）；初诊时中位白细胞计数5.02×10 9/L[（1.45~8.49）×10 9/L]，中位中性粒细胞绝对值1.35×10 9/L[（0.43~7.16）×10 9/L]，中位淋巴细胞比例0.49（0.13~0.77），中位血红蛋白58 g/L（42~106 g/L），中位红细胞计数2.01×10 12/L[（0.99~3.20）×10 12/L]，中位网织红细胞比例0.52（0.14~3.02），中位血小板计数96×10 9/L[（38~281）×10 9/L]，中位大颗粒淋巴细胞占淋巴细胞比例71%（32%~81%）；骨髓穿刺结果示：中位大颗粒淋巴细胞占有核细胞比例0.16（0.08~0.41）；中位血清β 2微球蛋白4.85 mg/L（2.81~7.22 mg/L）；2例患者ASXL1和TET2基因突变阳性，其中1例同时有STAT3、EP300、FAM46C基因突变阳性；6例患者T细胞受体（TCR）β、γ阳性，1例TCR β阳性，4例TCR γ阳性，1例TCR δ阳性，1例TCRβ、γ、δ均阳性，1例均阴性。8例接受环孢素治疗，6例有效；6例接受甲氨蝶呤联合激素治疗，3例有效；初始诱导有效9例，5例初始治疗无效患者行挽救治疗，2例有效。 结论:T-LGLL合并PRCA患者的实验室特征与单纯T-LGLL相似，以贫血为突出表现，伴有中性粒细胞或血小板减少亦常见；外周血和骨髓中易见大颗粒淋巴细胞，T淋巴细胞单克隆重排是重要特征，对免疫抑制治疗反应良好。

目的:探究胰头癌和远端胆管癌术前检验指标的差异性，构建并验证列线图诊断模型，为临床决策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连续收治的接受开腹根治性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患者243例，其中包括177例男性和66例女性，年龄(58.9±8.9)岁。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将243例患者分为胰头癌组113例和远端胆管癌组130例。收集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最小绝对值收敛和选择算子回归方法筛选出胰头癌的最佳预测指标，运用rms程序包构建列线图模型，以k折交叉进行内部验证。结果:筛选出7个胰头癌与远端胆管癌鉴别诊断的指标：年龄、体重下降速率、主胰管直径>3 mm、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直接胆红素/总胆红素比值、癌胚抗原、肿瘤糖类抗原125。基于上述指标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k折交叉验证的C指数为0.868，表明模型有较好的区分度；校准曲线显示，预测概率与理想概率之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P＝0.728)。 结论:本研究建立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有助于术前对影像学难以区分的胰头癌和远端胆管癌进行鉴别诊断。

目的:分析以肠道症状为首发表现的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预测因素，为该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0年6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治的165例SLE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肠道症状是否为首发表现分为肠道症状首发组(50例)和肠道症状非首发组(115例)。比较分析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影像学表现、各脏器受累情况和实验室检查指标等。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非参数检验和卡方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以肠道症状首发的SLE的预测模型，使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评价模型的预测价值。收集2020年7月至2021年5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治的72例SLE患者资料，肠道症状首发组22例，肠道症状非首发组50例，验证模型的预测能力。 结果:与肠道症状非首发组相比，肠道症状首发组发热、肌肉受累、关节受累的患者占比均较低，多浆膜腔积液、腹水、肠管水肿扩张或增厚、肾盂输尿管积水或扩张、肾脏受累、血液系统受累的患者占比均较高，患者的补体C3水平、补体C4水平、淋巴细胞绝对值、白蛋白水平均较低[67.8%(78/115)比32.0%(16/50)、24.3%(28/115)比4.0%(2/50)、68.7%(79/115)比14.0%(7/50)、27.8%(32/115)比86.0%(43/50)、16.5%(19/115)比78.0%(39/50)、13.9%(16/115)比86.0%(43/50)、4.3%(5/115)比62.0%(31/50)、29.6%(34/115)比48.0%(24/50)、30.4%(35/115)比52.0%(26/50)、0.76 g/L(0.43 g/L，0.97 g/L)比0.48 g/L(0.40 g/L，0.57 g/L)、0.14 g/L(0.08 g/L，0.23 g/L)比0.09 g/L(0.06 g/L，0.15 g/L)、0.90×10 9/L(0.51×10 9/L，1.28×10 9/L)比0.64×10 9/L(0.44×10 9/L，1.08×10 9/L)、(34.07±7.30) g/L比(28.77±5.43) 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8.246、9.699、41.776、47.567、57.781、78.833、67.903、5.195、6.955， Z＝-4.053、-3.295、-2.204， t＝-4.606； 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低补体C3、低白蛋白是以肠道症状首发的SLE的危险因素[比值比(95%可信区间)分别为0.136(0.031~0.590)、0.923(0.871~0.977)， P＝0.008、0.006]。建立的以肠道症状首发的SLE的预测模型为 p＝1/(1+e - Y)，其中 Y＝2.906-1.994×补体C3(g/L)-0.08×白蛋白(g/L)，ROC的曲线下面积为0.761(95%可信区间0.687~0.834， P<0.01)，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结果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校准能力( χ2＝13.024， P＝0.111)。验证结果显示， p≥0.255时预测为以肠道症状首发的SLE，模型预测的灵敏度为72.7%(16/22)，特异度为76.0%(38/50)，准确度为75.0%(54/72)。 结论:以肠道症状首发的SLE症状隐匿，易被误诊。临床上对以肠道症状为首发表现就诊的患者，若影像学检查示肠管水肿扩张或增厚、肾盂输尿管积水或扩张，或实验室检查示低补体C3、低白蛋白时，要警惕SLE可能，早期诊断和干预可很大程度改善患者预后。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早期外周血白细胞分类特点。对2020年1月22日—2月17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及其金山分院收治的10例COVID-19患者及同期收治的30例其他病毒导致的病毒性肺炎（非COVID-19）患者血白细胞分类进行分析。10例COVID-19患者白细胞计数为4.95（3.90，6.03）×10 9/L，白细胞减少2例（2/10）；淋巴细胞绝对值为1.20（0.98，1.50）×10 9/L，减少2例（2/10）；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0.01（0.01，0.01）×10 9/L，减少7例（7/10）。与COVID-19组相比，30例非COVID-19患者白细胞计数8.20（6.78，9.03）×10 9/L（ P<0.001）；淋巴细胞绝对值1.75（1.20，2.53）×10 9/L（ P=0.036），16.7%患者淋巴细胞减少；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0.02（0.01，0.03）×10 9/L（ P=0.005），16.7%患者嗜酸性粒细胞减少。COVID-19组的白细胞、淋巴细胞及嗜酸性粒细胞数值显著低于非COVID-19组。

目的:探讨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患儿需手术治疗的危险因素。方法:选择2016年1月至 2020年7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诊断为Bell分期Ⅱ期及以上的NEC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是否需要手术治疗分为手术组和保守组。收集两组患儿的围产期情况、临床特点、发病时实验室指标，应用SPSS 26.0统计软件分析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并进一步纳入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共纳入NEC患儿177例，其中手术组62例（35.0%），保守组115例（65.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婴（ OR=3.178，95% CI 1.457~6.929， P=0.004）、合并休克（ OR=3.434，95% CI 1.112~10.607， P=0.032）、发病前有创呼吸支持时间>7 d（ OR=3.663，95% CI 1.098~12.223， P=0.035）及发病时淋巴细胞绝对值小于2.0×10 9/L（ OR=4.121，95% CI 1.801~9.430， P=0.001）是NEC患儿需手术治疗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男婴、合并休克、发病前使用有创呼吸机时间>7 d及发病时淋巴细胞减少是Bell Ⅱ期及以上NEC患儿需手术治疗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从免疫微环境的角度初探PD-1抑制剂对小鼠心肌损伤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方法:建立小鼠放射性心肌损伤(RIMI)模型，将20只C57BL/6小鼠随机分为4个组，每组5只。A组为对照组；B组为PD-1抑制剂组；C组为单纯照射组，心脏单次照射15 Gy；D组为照射+PD-1抑制剂组。照射后1个月麻醉处死小鼠，HE和Masson染色观察心肌组织形态学改变和评估心肌纤维化；流式细胞术检测心肌CD 3+、CD 3+CD 4+、CD 3+CD 8淋巴细胞亚群及细胞因子(IL-4、IL-6、IL-17A、TNF-α、TGF-β 1、INF-γ)水平；TUNEL检测心肌细胞凋亡率。 结果:照射后1个月，B组未见明显的心肌纤维化表现，C组和D组可见胶原纤维分布于心肌细胞间质。A、B、C、D组心肌胶原容积分数(CVF)分别为(1.97±0.36)%、(2.83±1.03)%、(5.39±0.77)%、(7.72±1.43)%，A组与B组间的CVF相似( P＝0.314)，其余各组间均不同(均 P<0.05)。与A组比较，B、C、D组的CD 3+T淋巴细胞的绝对值和百分比均增高(均 P<0.01)，D组高于B组和C组(均 P<0.01)；A、C、B、D组的CD 3+CD 4+T淋巴细胞的绝对值和百分比相近(均 P>0.05)；D组的CD 3+CD 8+T淋巴细胞的绝对值和百分比都高于A、B、C组( P<0.001)。D组的IL-6、IL-17A、TGF-β 1水平均高于A、B、C组(均 P<0.001)。A、B、C、D组的凋亡指数逐渐增加，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 结论:PD-1抑制剂可通过促进心肌免疫炎症反应加重RIMI。

目的:探讨慢性累及骨髓和外周血的成熟小B细胞淋巴瘤的诊断及其鉴别诊断方法。方法:回顾昆山市第三人民医院2015年2月至2021年6月诊治的7种类型临床达Ⅳ期的成熟小B细胞淋巴瘤患者27例的临床资料，分析不同检测方法在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结果:大部分患者外周血主要以淋巴细胞比值或绝对值增高为多见；细胞形态学上主要以小至中等体积的成熟淋巴细胞为主，少数骨髓涂片或外周血涂片可见特征性细胞形态改变；流式细胞学检测结果显示表达CD5患者15例，其中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11例，套细胞淋巴瘤（MCL）1例，其余3例中有1例为脾弥漫红髓小B细胞淋巴瘤（SDRPL）、2例被列为不能分类型（B-CLPD-u）。CD5阴性患者12例，分别为华氏巨球蛋白血症（WM）8例，脾边缘区淋巴瘤（SMZL）3例，以及滤泡性淋巴瘤（FL）1例。其中2例CD5-CD10阳性患者中，1例确诊为FL，1例为WM。1例SDRPL患者除了表达泛B细胞标志外，同时伴CD5、CD11c、CD103阳性，而BRAF V600E基因突变检测、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染色（TRAP）及骨髓病理Annexin A1免疫组化染色阴性。结论:该类淋巴增殖性疾病是包含多种不同分子生物学特性的淋巴瘤总称，其诊断及鉴别诊断需综合考虑患者的临床特点、相关实验室检查、细胞形态学、流式细胞学检测结果，并合理运用荧光原位杂交（FISH）、分子学及特殊化学及骨髓免疫组化染色等检测方法，少数情况下确诊还需依靠非骨髓累及组织活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