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常见原因、临床特点和治疗结局，为规避发生风险和改善预后提供参考。方法:对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来自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医院的384例DILI患者的一般情况、用药史、肝损伤临床分型、肝损伤程度分级和临床转归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384例DILI患者中，年龄>60岁者占49.7%（191/384）。引起DILI前3位的药物种类分别为抗菌药物（40.6%，156/384）、抗结核药（20.3%，78/384）和提高免疫类中药汤剂（15.6%，60/384）。提高免疫类中药汤剂引起的DILI以胆汁淤积型为主，占65.0%（39/60），高于肝细胞型18.3%（11/60）和混合型16.7%（10/60）（χ 2=40.650， P<0.01）；抗肿瘤化疗药引起的DILI以肝细胞型为主，占56.8%（25/44），高于胆汁淤积型27.3%（12/44）和混合型15.9%（7/44）（χ 2=17.659， P<0.01）。4级肝损伤患者治疗无效的比例（5/10）和5级肝损伤患者死亡的比例（8/8）均高于较低级别的肝损伤组（χ 2=157.218， P<0.01；χ 2=320.917， P<0.01）。 结论:DILI的发生风险和肝损伤的临床分型与药物种类有关，肝损伤程度重者疾病预后差。

目的:探讨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临床特征，为DILI的防治提供依据。方法:收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2018年11月至2021年11月住院治疗的资料完整的DILI患者202例的临床资料，对患者性别、年龄、服用或接触的药物种类和名称、临床特征、自身抗体、肝功能等相关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202例DILI患者中，男77例（38.1%），女125例（61.9%），年龄分布以 > 40~60岁（55.0%）为主。肝细胞型141例（69.8%），胆汁淤积型27例（13.4%），混合型34例（16.8%），不同临床分型间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γ-谷氨酰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凝血酶原活动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91.43、58.65、9.25、32.69、9.56、8.19、9.40，均 P < 0.05）。202例DILI患者中，重度肝损伤最多（40.6%），不同临床分型疾病严重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789）。引起DILI的药物种类占前3位的分别是中药［52.0%（105/202）］、抗肿瘤药［6.4%（13/202）］、抗精神病药［5.9%（12/202）］。202例DILI患者自身抗体检出率为29.7%（60/202）。 结论:DILI 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致病药物种类较多，临床医师应对重点人群加强肝功能监测。混合型患者肝功能衰竭比例高，应引起重视。DILI患者肝病相关抗体阳性时，应高度警惕是否存在自身免疫性肝病的可能。

目的:探讨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临床特征、发病趋势、基础疾病、致病药物及预后，为其防治提供依据。方法:对我院2002年1月至2015年12月收治的2 820例DILI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对其临床特征、发病趋势、相关基础疾病、致病药物、治疗与转归进行分析。结果:2 820例DILI患者中，男女比例为1∶1.44；年龄（44.00±16.32）岁。临床分型为肝细胞损伤型2 353例（83.43%），胆汁淤积型肝损伤353例（12.51%），混合型114例（4.04%）。在三种临床分型中，男女占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 = 3.032， P>0.05）；在各年龄段分组中，男女占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 48.367， P<0.001）；2002年1月至2015年12月我院收治的患者中DILI占肝病的比例及急性DILI占急性肝病的比例都呈总体上升趋势。2 820例DILI患者相关基础疾病主要涉及发热（15.14%）、皮肤病（11.84%）、心脑血管疾病（11.17%）等；主要致病药物涉及中草药、中成药类（37.49%）、抗生素（15.85%）、解热镇痛药（14.37%）等；在三种临床分型中，治愈、好转、无效和死亡不同预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61.300， P < 0.001）。 结论:近几年我院DILI占肝病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涉及的基础疾病及致病药物种类较多，需引起临床重视。

目的:探讨何首乌相关肝损伤的临床和病理特征。方法: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2009年1月至2018年12月经组织病理学检查诊断为何首乌相关肝损伤住院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所用何首乌炮制方法的不同，将患者分为生何首乌组和制何首乌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和病理特征。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为22例，生何首乌组8例，男性、女性各4例，中位年龄32（25，37）岁；制何首乌组14例，男性2例，女性12例，中位年龄51（38，58）岁；临床分型21例为肝细胞损伤型，1例（制何首乌组）为混合型；均有不同程度的急性肝炎相关症状。生何首乌组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和总胆红素中位峰值水平均明显高于制何首乌组[1 832（1 134，2 301）U/L比900（456，1 102）U/L， P=0.001；1 135（475，1 408）U/L比466（240，662）U/L， P=0.017；212.1（102.5，363.4）μmol/L比59.7（17.7，117.3）μmol/L， P=0.012]。2组患者肝脏病理均以急性小叶性肝炎为主要表现。发生肝损伤后22例患者均停用何首乌制剂并给予对症处理，住院9~37 d后均病情好转出院。出院后1例失访，余21例肝功能均恢复正常，肝功能复常的中位时间为3（2，6）个月，其中3例肝功能异常持续时间超过6个月。 结论:何首乌相关肝损伤临床分型以肝细胞损伤型多见，肝脏病理特征为急性小叶性肝炎。生何首乌所致肝损伤的程度重于制何首乌。停用何首乌并给予对症处理，多数患者预后良好。

目的 分析老年药物性肝损伤(DILI)患者的临床特征,以为临床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2018 年 12 月～2024 年2 月我院老年医学科诊治的老年多种疾病患者 181 例,常规行临床分型和疾病程度分度.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DILI病情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结果 在181 例老年患者中,发现DILI者44 例(24.3％),其中肝细胞损伤型 28 例,胆汁淤积型 12 例,混合型 4 例;轻度 25 例,中度 10 例,重度 8 例,死亡 1 例;可疑药物为中草药占27.3％,保健类药物占22.7％,内分泌系统疾病用药占 13.6％,心脑血管疾病用药占 11.4％,等;DILI组年龄为 72(66,76)岁,显著大于非DILI组[67(65,69),P<0.05],多种疾病、饮酒、脂肪肝和高脂血症占比分别为79.6％、27.3％、56.8％和84.1％,显著高于非DILI组(分别为11.7％、3.6％、12.4％和8.7％,均P<0.05);9 例≥3 级肝损伤患者年龄为73(67,75)岁,显著大于35 例≤2 级肝损伤者[67(66,70)岁,P<0.05],饮酒、多种疾病和合并脂肪肝占比分别为 88.9％、100.0％和88.9％,均显著大于≤2 级肝损伤者(分别为11.4％,74.3％和48.6％,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高龄[OR:1.67,95％CI:1.26～3.05]、饮酒[OR:2.43,95％CI:1.35～3.17]和脂肪肝[OR:2.14,95％CI:1.50～4.75]均是影响老年DILI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中草药、保健类药物、内分泌和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用药容易导致老年基础疾病多的患者发生DILI,戒酒、降低脂肪肝程度和控制好疾病发作可能减轻DILI严重程度,值得临床深入研究.

目的 分析不同临床类型和血清抗核抗体(ANA)阳性的药物性肝损伤(DILI)患者临床特征和转归.方法 2019 年12 月～2023 年4 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病科诊治的DILI患者64 例,均行肝活检术和常规血清检测,排除自身免疫性肝炎(AIH).其中血清ANA阳性31 例,ANA阴性33 例.结果 在本组64 例DILI患者中,导致疾病的药物为中草药占 59.4%,抗生素占 10.9%和非甾体类药物占 4.7%;肝细胞型 42 例(65.6%),胆汁淤积型 11 例(17.2%)和混合型11 例(17.2%);ANA阳性组肝细胞型、胆汁淤积型和混合型分别占 77.4%、6.5%和 16.1%,而ANA阴性组分别为54.5%、5.2%和30.3%,无统计学差异(P>0.05);ANA阳性组血清球蛋白和IgG水平分别为26.1(22.2,29.9)g/L和 13.6(12.1,17.7)g/L,显著高于ANA阴性组[分别为 22.9(21.6,25.2)g/L和 11.5(9.4,12.9)g/L,P<0.05];两组所有患者均获得肝功能指标恢复正常,其中在31 例ANA阳性DILI患者中,1 例最终导致药物诱自身免疫性肝炎(DI-AIH),2 例考虑为免疫介导的药物性肝损伤(IM-DILI),这3 例患者均加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后,血清ALT和AST水平恢复正常.结论 大多DILI患者预后良好,但血清ANA阳性者可能发展至DI-AIH或IM-DILI,需加用皮质激素治疗,值得注意.

目的 确定与药物性肝损伤(DILI)临床分型、严重程度和预后相关的 MRI特征,以更好地识别高危 DILI患者.方法 招募 2018 年 1 月—2022 年 10 月期间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崇明医院临床诊断为DILI的患者 122 例,其中男性35 例、女性 87 例,年龄 55(44,63)岁.DILI符合诊断要求.DILI临床分型包括肝细胞型、混合型和胆汁淤积型;根据严重程度指数将DILI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随访病例,将 DILI 临床预后分为缓解、维持和进展.评估 DILI 患者 MRI 表现,同时测量表观扩散系数(ADC).结果 DILI 病因包括中草药(75 例,61.5%)、西药(31 例,25.4%)、联合中草药和西药(11 例,9.0%)以及膳食补充剂(5 例,4.1%),中位潜伏期为 26(9,48)天,其中肝细胞型、混合型和胆汁淤积型DILI病例分别为 90 例(73.8%)、15 例(12.3%)和 17 例(13.9%);轻度、中度和重度DILI病例分别为 24 例(19.7%)、83 例(68.0%)和15 例(12.3%);缓解、维持和进展DILI病例分别为 104 例(85.2%)、8 例(6.5%)及 10 例(8.2%).122 例 DILI患者 MRI表现包括肝表面不光滑(6 例,4.9%)、一过性肝脏密度差异(25 例,20.5%)、门静脉周围水肿(68 例,55.7%)、胆管扩张(9 例,7.4%)、胆囊壁水肿(37 例,30.3%)、门静脉淋巴结肿大(20 例,16.4%)、腹水(15 例,12.3%)及脾肿大(18 例,14.7%).肝细胞型、混合型和胆汁淤积型DILI患者门静脉周围水肿、门静脉淋巴结肿大及 ADC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轻中度、重度DILI患者肝表面不光滑、一过性肝脏密度差异、胆囊壁水肿及脾肿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肝表面不光滑、一过性肝脏密度差异及脾肿大是影响DILI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P<0.05);缓解、维持及进展DILI患者一过性肝脏密度差异、腹水及脾肿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一过性肝脏密度差异及腹水是影响DILI预后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 门静脉周围水肿与不同 DILI 临床分型类型相关.肝表面不规则、一过性肝脏密度差异以及脾肿大能够影响DILI患者严重程度,另外一过性肝脏密度差异和腹水在预测 DILI患者预后结果中具有潜在的临床价值.

0 引言中草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是祖先们长期实践的经验结晶[1]. 我院于2012年购买了5台天津三延生产的SCK2000型自动煎药包装机,该机采用传统中草药煎药原理和精密的机械传动和电气控制系统[2]将中草药与水混合并加热煎制成药液,然后计量、充填与制袋,从而完成中草药从煎制到包装的全过程. 该机解决了传统中草药煎煮方式的费时费力、携带及保存不便等问题[3],与传统的人工煎药[4]方法相比,大大提高了中草药的煎出率和有效成分的含量[5].

目的 探讨不同种类药物所致药物性肝损伤(drug-induced liver injury,DILI)的临床特征,为临床及早诊治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我院2013年1月—2017年1月收治的DILI住院患者406例,按导致肝损伤的药物分为西药组186例(其中抗结核药物86例)、中药组157例和混合用药组63例.观察比较3组入院时及治疗2周后肝脏生化指标[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酸转氨酶(AST)、γ-谷氨酰转移酶(γ-GGT)、总胆红素(TBIL)、碱性磷酸酶(ALP)],临床症状、临床分型、肝损伤严重程度及临床疗效.结果 西药组患者性别比例、中位年龄与中药组和混合用药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西药组入院时及治疗2周时ALT、AST、TBIL、γ-GGT水平均低于中药组和混合用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中药组和混合用药组尿黄发生率分别为58.0％和61.9％,显著高于西药组的3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西药组肝损伤严重程度分级≤2级者比例高于中药组和混合用药组,≥3级者比例低于中药组和混合用药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3组患者临床分型、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中药与西药导致的肝损伤患者在年龄、性别、血清生化指标、肝损伤严重程度和临床表现上有所不同,中药和混合用药导致的肝损伤要重于单纯西药导致的肝损伤;研究不同种类药物导致肝损伤的特点对于确定肝损伤药物、及早停药、阻止慢性肝炎的发生有一定意义.

DNA宏条形码(DNA metabarcording)是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获得混合条形码扩增序列,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手段来鉴定混合样本中物种组成的方法,已广泛用于宏基因组学、动植物生物多样性等研究,并开始应用于传统草药的鉴定领域,为混合草药物种鉴定困难提供了有力的手段.该文主要总结了目前DNA宏条形码在混合中草药基原物种鉴定研究中的应用进展,重点比较分析了Sanger一代、二代以及三代高通量测序技术在混合中草药鉴定中的优劣性,并展望DNA宏条形码在混合中草药产品鉴定中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