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血浆置换用于重型肝炎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2011年12月至2018年12月收治的重型肝炎患者82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41例、观察组41例。对照组行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血浆置换治疗。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73.17%(30/4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51.22%(21/41)(χ 2＝4.201， P<0.05)。治疗后，对照组白蛋白(ALB)、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血清总胆红素(TBIL)分别为(36.74±4.25)g/L、(247.85±12.36)U/L、(214.57±10.14)U/L、(288.96±16.30)μmol/L，观察组分别为(45.14±5.30)g/L、(162.65±8.30)U/L、(120.74±6.33)U/L、(241.74±15.02)μmol/L，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7.917、36.642、50.261、13.641，均 P<0.05)；治疗后，对照组干扰素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分别为(318.96±92.15)ng/L、(334.74±102.58)ng/L、(65.89±6.33)ng/L，观察组分别为(261.15±89.62)ng/L、(274.15±85.12)ng/L、(54.36±5.23)ng/L，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879、2.910、8.991，均 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血浆置换治疗重型肝炎，能够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改善其肝功能，降低其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且无不良反应。

目的:了解2型糖尿病（T2DM）合并非酒精性单纯性脂肪肝（NAFL）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患者血清脂质成分的变化轮廓，试筛选NASH的潜在血清标志物。方法:选取2014年9月至2017年10月于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T2DM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并已进行肝活检的患者共40例为研究对象，根据肝活检（SAF评分）结果分为NAFL组（22例）及NASH组（18例），对比2组患者的病历资料，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进行血清脂质组学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及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筛选T2DM发生NASH的潜在血清标志物。 结果:NASH组肝硬度、NASH评分、谷草转氨酶（AST）、碱性磷酸酶、γ-谷氨酰转肽酶（GGT）、空腹血糖、血清铁蛋白水平均高于NAFL组（ t=-2.76~-2.06，均 P<0.05）。磷脂酰胆碱（PC）（35∶4）、PC（36∶1）[PC（18∶1/18∶0）]、PC（38∶3）、PC（44∶5）、磷脂酰乙醇胺（PE）（36∶2）、PE（34∶1）[PE-NMe2（18∶1/16∶0）]、PE（34∶1）[PE（20∶1/14∶0）]、磷脂酰丝氨酸（33∶0）、甘油三酯（TG）（54∶2）、鞘磷脂（sphingomyelin）（37∶1）、SM（39∶1）、SM（40∶1）、葡萄糖神经酰胺（40∶2）在NASH组均高于NAFL组（ t=-2.930~-1.380，均 P<0.05）；PC（38∶5）、PC（38∶6）、TG（52∶4）、TG（54∶4）、TG（54∶5）、TG（57∶6）、TG（58∶4）、TG（60∶6）水平在NASH组降低（ t=1.982~2.431，均 P<0.05）；PC（36∶1）[PC（19∶1/17∶0）]、PE（38∶1）、PE（39∶1）、TG（52∶1）、棕榈酰基苯丙氨酸水平在NASH组明显高于NAFL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789~-2.837， P<0.005）。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显示，PC（36∶1）及PE（38∶1）升高是T2DM合并NAFLD患者进展为NASH的危险因素[ OR（95 %CI）：1.213（1.076~1.301）、1.119（1.015~1.243），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PC（36∶1）及PE（38∶1）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03、0.785，灵敏度均为94.4%，特异性均为72.7%，均高于谷丙转氨酶、AST及GGT（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89、0.734、0.741；灵敏度分别为：72.2%、77.8%、77.8%；特异性分别为：68.2%、63.6%、68.2%）。 结论:T2DM患者中，与合并NAFL相比，NASH时出现变化的血清脂质主要是甘油磷脂、鞘脂和TG。在T2DM脂肪肝患者中，PC（36∶1）、PE（38∶1）可能成为诊断NASH的潜在血清标志物。

目的:探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合并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肝脏病理特点，以及与进展期纤维化之间的关系。方法: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6年6月至2019年9月在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肝组织活检的CHB患者数据。根据是否合并MAFLD将患者分为MAFLD-CHB组和CHB组，采用 t检验和卡方检验比较两组间病理特点及一般基本特征，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进展期纤维化相关因素。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272例MAFLD-CHB患者和110例单独CHB 患者，两组在吸烟、饮酒、高血压发生率、身体代谢指标（BMI）、丙氨酸转氨酶（ALT）、γ-谷氨酰转肽酶（GGT）、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空腹血糖水平（FPG）、血小板计数（PLT）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MAFLD-CHB组进展期纤维化发生率高于CHB组（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合并MAFLD（ OR=2.204，95 %CI 1.018~4.774， P=0.045）、GGT（ OR=1.008，95 %CI 1.002~1.013， P=0.005）、PLT（ OR=0.995，95 %CI 0.991~0.999， P=0.019）与进展期纤维化发生相关。在MAFLD-CHB组中，合并2型糖尿病（ OR=3.281，95 %CI 1.375~7.832， P=0.007）、GGT（ OR=1.011，95 %CI 1.003~1.018， P=0.005）、PLT（ OR=0.993，95 %CI 0.988~0.998， P=0.004）与进展期纤维化发生相关。 结论:MAFLD-CHB患者进展期纤维化发生率高于单独CHB患者。在MAFLD-CHB组中，合并2型糖尿病与进展期肝纤维化发生相关。对于MAFLD-CHB患者，应更加严格控制相关危险因素，尤其对于合并2型糖尿病的患者。

目的:分析并比较不同预后鹅膏菌中毒患者的临床指标和肝衰竭预后相关评分，寻找潜在预后指标。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9月至2021年9月空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急诊科收治的52例鹅膏菌中毒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入院时的临床指标〔平均动脉压（MAP）、总胆红素（TBi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丙氨酸转氨酶（ALT）、白蛋白（ALB）、血肌酐（SCr）、血尿素氮（BUN）、肌酸激酶（CK）、D-二聚体、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活动度（PTA）、国际标准化比值（INR）、白细胞计数（WBC）、血小板计数（PLT）〕和肝衰竭预后相关评分〔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慢性肝衰竭（CLIF）-SOFA评分、欧洲慢性肝衰竭研究基金会器官衰竭评分（CLIF-C OF）〕，以及28 d预后。比较不同预后患者的一般资料、临床指标和肝衰竭预后相关评分；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判断不同预后两组患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对鹅膏菌中毒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最终共45例患者纳入分析，其中28 d存活38例，死亡7例。死亡组患者凝血指标PT、APTT、INR及肝衰竭预后相关评分SOFA、CLIF-SOFA、CLIF-C OF均明显高于存活组〔PT（s）：69.59±15.94比25.99±4.64，APTT（s）：83.44±17.82比42.64±3.79，INR：6.13±1.47比2.07±0.33，SOFA评分（分）：11.57±1.38比6.03±0.77，CLIF-SOFA评分（分）：9.86±2.17比5.55±0.67，CLIF-C OF评分（分）：11.71±0.97比8.37±0.35〕，PLT明显低于存活组（×10 9/L：80.57±29.65比169.60±11.8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两组一般资料及其他临床指标和肝衰竭预后相关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ROC曲线分析显示，凝血指标PT、APTT、INR、PLT和肝衰竭预后相关评分SOFA、CLIF-C OF对鹅膏菌中毒患者预后均有一定预测价值，ROC曲线下面积（AUC）均>0.75。凝血指标的敏感度均达85%以上，其中INR的AUC和特异度最高，分别为0.88 〔95%可信区间（95% CI）为0.74~1.00〕和83.0%；肝衰竭预后相关评分的敏感度均为100%，其中CLIF-C OF评分的AUC和特异度最高，分别为0.86（95% CI为0.74~0.99）和66.0%。 结论:INR和CLIF-C OF评分可以用于鹅膏菌中毒患者不良预后的评判。

1例3岁男性患儿因腺样体肥大全麻下行腺样体切除术，给予盐酸戊乙奎醚注射液静脉注射抑制腺体分泌；麻醉诱导给予丙泊酚、氯化琥珀胆碱、纳布啡注射液静脉注射；麻醉维持采用七氟烷。术后约7 h患儿出现深茶色尿，下肢酸痛。实验室检查：丙氨酸转氨酶（ALT）256 U/L，门冬氨酸转氨酶（AST）1 706 U/L，肌酸激酶（CK）>16 000 U/L，CK-MB>1 000 U/L，肌红蛋白（MYO）417 μg/L，尿潜血（+）。给予补液、碱化尿液、保护心肌等对症治疗。术后第1天患儿尿色正常，肌痛消失;术后第3天MYO 42 μg/L;术后第7天，实验室检查：ALT 126 U/L，AST 41 U/L，CK 395 U/L，CK-MB 23 U/L。1个月后门诊复查患儿心肌酶、肝肾功能均正常。经查阅文献，盐酸戊乙奎醚注射液、丙泊酚、纳布啡注射液及七氟烷引起横纹肌溶解的可能性较小，考虑本例患儿为氯化琥珀胆碱相关横纹肌溶解可能性大。

目的:探讨非诺贝特联合熊去氧胆酸（UDCA）治疗生化应答不佳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8年1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门诊诊断为UDCA生化应答不佳、加用非诺贝特治疗的早期PBC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评价联合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联合治疗方案为非诺贝特+UDCA，疗效指标为有效率和生化应答率。联合治疗12个月时血清碱性磷酸酶（ALP）降至治疗前基线值以下为有效，降至<1.5×参考值上限为实现生化应答。安全性指标为非诺贝特相关不良反应（肝损伤、肾损伤等）发生率。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42例，男性12例，女性30例；加用非诺贝特时年龄为（53±10）岁；联合治疗时间为5 d~34个月。对34例联合治疗患者的疗效分析结果显示，治疗12个月时ALP平均水平较基线值下降，其中10例（29.4%）降至参考值范围，有效率为100%；治疗前ALP为235（210，326）U/L，治疗12个月时降至134（104，190）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34例患者中25例（73.5%）患者实现生化应答，治疗前ALP为221（198，256）U/L，治疗12个月时降至125（99，143）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0）。42例患者中16例（38.1%）发生非诺贝特相关不良反应，包括肝损伤8例（19.0%，其中1例合并烧心），肾损伤4例（9.5%），肌痛、颜面部水肿、烧心、头痛、皮肤瘙痒伴皮疹各1例（各2.3%）。8例肝损伤患者4例为轻度、1例为中度、3例为重度；轻度者未予干预，2个月后丙氨酸转氨酶（ALT）恢复至基线水平；中、重度者，停用非诺贝特并予保肝治疗后ALT和总胆红素均恢复至基线水平。4例肾损伤患者中2例停用非诺贝特后血清肌酐（Scr）恢复至基线水平；2例未停药，Scr自行恢复至参考值范围。 结论:非诺贝特联合UDCA治疗生化应答不佳的早期PBC患者有效，有73.5%的患者实现生化应答。非诺贝特常见不良反应为肝损伤及肾损伤，用药期间需密切监测患者的肝、肾功能。

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发生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情况及其危险因素。方法:收集2020年1月15日至3月7日在长沙市第一医院出院的COVID-19患者的病历资料，根据DILI的诊断标准，将患者分为DILI组和非DILI组。记录并比较2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基础疾病、COVID-19分型、入院时和用药后肝功能检测结果、用药情况、用药后出现DILI的时间、DILI的治疗和预后，计算COVID-19患者DILI的发生率，将组间比较 P<0.05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 结果:共有203例COVID-19出院患者符合纳入标准，36例患者出现DILI，发生率为17.73 %。DILI组和非DILI组（167例）患者的性别分布，基础疾病为高血压、脂肪肝、胆石症者占比，COVID-19临床分型和用药种数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组患者入院时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和总胆红素（TBil）水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用药后DILI组ALT、AST水平均高于用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DILI组患者用药后出现DILI的中位时间为8（6，11）d，患者均无明显临床体征和症状。发生DILI后16例患者停用可疑药物并予以护肝治疗，6例仅停药未治疗，14例未停药但予护肝治疗；出院时36例患者中34例好转，2例肝功能未恢复至参考值范围。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男性（ OR=3.939，95 %CI：1.426~10.883， P=0.008）、重型和危重型COVID-19（ OR=6.433，95 %CI：2.411~17.162， P<0.001）、基础疾病为脂肪肝（ OR=3.815，95 %CI：1.298~11.215， P=0.015）、胆石症（ OR=16.347，95 %CI：1.267~210.990， P=0.032）和用药种数>8种（ OR=10.181，95 %CI：3.606~28.744， P<0.001）是COVID-19患者发生药物性肝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长沙市第一医院出院的COVID-19患者DILI发生率为17.73 %，男性、COVID-19临床分型为重型和危重型、基础疾病为脂肪肝和胆石症以及用药种数>8种是COVID-19患者发生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分析儿童毒蕈中毒流行病学特点、临床特征及血液净化疗效。方法:对2002至2020年入住湖南省儿童医院的51例急性毒蕈中毒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其流行病学特点及临床特征，对不同潜伏期患儿预后进行比较，并对其中给予血液净化治疗的36例危重症患儿进行疗效分析。结果:51例急性毒蕈中毒患儿的年龄分布为66(43，115)个月；毒蕈中毒有明显的季节性和空间聚集性。首发症状以消化道表现为主，表现为呕吐、腹痛、腹泻(94.1%，48/51)。临床分型中胃肠道型45.1%(23/51)，多器官损害型51.0%(26/51)。住院时间6(3，11) d。其中早发型45.1%(23/51)，晚发型54.9%(28/51)，早发型住院时间4(2，7) d，损伤器官数目1(0，3)个，晚发型住院时间8(3，12) d，损伤器官数目为4(2，4)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晚发型患儿器官功能损伤更严重，主要表现在肝功能、凝血功能、肾功能、心肌酶，两组间好转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给予血液净化治疗的36例患儿，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移酶、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尿素氮、乳酸脱氢酶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毒蕈中毒有明显的季节性与地域分布特点；首发表现以消化道症状为主；临床分型以胃肠道型及多器官损害型多见。早发型较晚发型患儿住院时间更短、并发症更少，血液净化治疗对毒蕈中毒患儿的肝功能、肾功能及凝血功能均有明显改善。

目的:观察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NLRP3）炎性小体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相关性及利拉鲁肽对其的影响。方法:选取NAFLD患者（N组）和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C组）各39例，收集其一般资料，测定血清中NLRP3、白细胞介素（IL）-1β、IL-18的水平，分析2组指标差异及其相关性。将30只雄性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饮食组（NC组， n=10）和高脂饮食组（HF组， n=20），分别给予普通和高脂饲料喂养；喂养12周后，将HF组随机分为HF组（ n=10）和利拉鲁肽组（100 L组， n=10），分别给予0.5 ml/kg灭菌等渗盐水和100 g/kg利拉鲁肽2次/d皮下注射。4周后检测各组血清生化指标和肝脏中NLRP3炎性小体及炎症因子的蛋白表达情况。采用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或 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N组和C组年龄、性别、舒张压、糖化血红蛋白、平均血小板体积、红细胞分布宽度以及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h）、总胆固醇和总胆汁酸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C组相比，N组的收缩压、体质量指数（BMI）、空腹血糖、血肌酐、碱性磷酸酶（ALP）、NLRP3、IL-1β、IL-18、甘油三酯、血尿酸、γ-谷氨酰转移酶（GGT）、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和白细胞计数均升高，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h）和总胆红素则低于C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NLRP3与收缩压、BMI、空腹血糖、血肌酐、IL-1β、IL-18、甘油三酯、血尿酸、GGT、ALT、AST呈正相关，但与总胆红素和HDL-Ch呈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NC组相比，HF组体质量、肝脏质量、血清生化指标（甘油三酯、AST、ALT）、肝脏中NLRP3炎性小体及炎症因子的蛋白表达量均显著升高。经利拉鲁肽治疗后，与HF组相比，100 L组各指标均明显下降。 结论:与健康体检者相比，NAFLD患者炎症相关指标、体质量、血脂和肝功能相关指标均有明显改变，大鼠模型上的研究结果也与此一致；对NAFLD大鼠的利拉鲁肽治疗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NFALD，其机制可能是通过调控NLRP3来改善肝脏的炎症及脂肪变性。

目的:探讨外周血T淋巴细胞CD4表达水平在肝移植肝癌复发患者诊断与预后评估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北京佑安医院肝移植中心进行肝移植治疗和5年随访的50例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与实验室资料，比较肝移植肝癌复发组（29例）和未复发组（21例）患者肝功能、血常规、肿瘤标志物、外周血T淋巴细胞分类等实验室指标及5年生存情况，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各临床指标与肝移植肝癌复发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T淋巴细胞CD4表达水平对肝移植肝癌复发的诊断效能，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不同CD4表达水平患者的生存差异。结果:与肝移植肝癌未复发组比较，复发组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γ-谷氨酰转移酶、白蛋白、淋巴细胞、甲胎蛋白、维生素K缺乏或拮抗剂诱导的蛋白质Ⅱ、CD3+、CD4+、CD8+T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肝移植肝癌复发组复发时间为13.0（6.0，24.0）个月，在5年随访中全部死亡，未复发组无死亡；复发组生存时间为18.0（9.0，36.0）个月，明显低于肝移植肝癌未复发组的60.0（60.0，60.0）个月（ P<0.05）。与未复发组比较，复发组的CD3+、CD4+、CD8+T淋巴细胞的表达水平较低（ P均<0.05）。Spearman多因素相关性分析显示，肝移植肝癌复发与CD3+、CD4+、CD8+T淋巴细胞的表达水平呈负相关（ r=-0.43、-0.38、-0.44， P均<0.05）；ROC曲线显示，CD4+T淋巴细胞对肝移植肝癌复发诊断的曲线下面积为0.755（95% CI 0.621~0.888），取最佳截断值265.50个/μl时，诊断特异度为100%，敏感度为48.30%。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CD4≤265.50个/μl患者的生存时间低于CD4>265.50个/μl组［15.0（10.0，36.8）个月比53.0（19.5，60.0）个月， P<0.05］。 结论:外周血T淋巴细胞CD4表达水平与肝移植肝癌复发呈负相关，CD4+T淋巴细胞取265.50个/μl时对肝移植肝癌复发的临床诊断与预后评估具有较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