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囊泡胺转运蛋白1(VAT1)的表达与胶质母细胞瘤(GBM)免疫微环境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国脑胶质瘤基因图谱(CGGA)计划数据库中135例GBM患者的临床资料及转录组数据。采用CIBERSORT反卷积算法分析135例肿瘤组织中不同免疫细胞的占比。根据VAT1基因表达量的中位数分为高表达组(基因表达量大于或等于中位数； n＝68)和低表达组(基因表达量小于中位数； n＝67)。对两组间的差异基因进行基因富集分析(GSEA)。随机选取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行开颅肿瘤切除术治疗的9例GBM患者的肿瘤组织样本，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技术检测VAT1、p65及CD80蛋白表达情况，并采用半定量方法判断蛋白染色结果。 结果:免疫细胞浸润分析结果显示，与VAT1低表达组比较，VAT1高表达组的滤泡辅助性T细胞和活化自然杀伤细胞占比均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9和 P＝0.045)。GSEA分析结果显示，与VAT1高表达呈正相关的基因功能主要富集在免疫系统过程、免疫反应调节和炎性反应(均 P<0.001)，且VAT1高表达与核因子κB(NF-κB)抑制物(IκB)激酶/NF-κB信号的调控和IκB激酶/NF-κB信号的正向调控密切相关(均 P＝0.001)。随着VAT1表达量的升高，多种NF-κB信号通路特异性基因表达呈正相关趋势(均 P<0.001)。9例GBM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p65蛋白和CD80蛋白均与VAT1蛋白表达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92和0.93，均 P＝0.004)。 结论:初步研究发现，GBM患者中VAT1高表达可能会影响肿瘤免疫反应，并可能通过调控NF-κB信号通路影响肿瘤免疫细胞的浸润。

目的:探讨蛋白tweety同源物2(TTYH2)在皮肤黑色素瘤(SKCM)中的表达水平、作用机制和对临床预后的意义。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下载365例皮肤黑色素瘤患者的表达数据和临床信息，以基因型和基因表达量关联数据库(GTEx)下载812例健康人皮肤组织表达数据，分析TTYH2在SKCM组织和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水平。生存分析和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用于评估TTYH2表达对SKCM患者预后生存的影响。京都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通路富集分析和基因本体(GO)分析用于筛选TTYH2显著富集的信号通路。应用STRING在线平台进行蛋白质互作网络分析，筛选关键的蛋白质网络节点基因。免疫细胞浸润分析使用CIBERSORT算法分析22种免疫细胞在每个样本中的表达情况，使用卡方检验分析高、低表达组中免疫细胞的差异，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SKCM患者TTYH2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组织中的表达。生存分析表明SKCM患者TTYH2高表达组具有较差的预后。TTYH2高表达是SKCM总生存率差的独立预测因子( HR＝1.21，95% CI 1.08~1.37， P＝0.001)。KEGG结果显示TTYH2主要富集在细胞突触、离子通道、钙信号通路和细胞外基质-受体相互作用途径等相关通路上，GO分析得出TTYH2参与的生物过程等均可能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蛋白互作网络分析显示，TTYH2与氯化物胞内通道蛋白5、氯离子通道蛋白2、甘氨酸受体家族成员和γ-氨基丁酸受体家族成员等有相互作用，揭示了其可能在SKCM的发病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免疫细胞浸润分析显示，记忆B细胞、CD4记忆T细胞和单核细胞在TTYH2低表达组中的丰度显著增加，而在TTYH2低表达组中滤泡辅助T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的丰度显著降低。 结论:TTYH2的表达可能通过多种途径调控SKCM细胞的发生发展，影响SKCM患者的生存预后，是SKCM潜在的生物学预后标志物及治疗靶标。

目的:探讨IgG 4相关性疾病（IgG 4-RD）患者的临床特征，分析淋巴细胞亚型以及潜在的发病机制及免疫治疗靶点。 方法:横断面研究。回顾性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2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就诊的IgG 4-RD患者86例。分析患者的人口学资料、症状和体征、器官受累情况、实验室指标、淋巴细胞亚型、组织病理学表现及治疗情况。 结果:86例IgG 4-RD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为36~87（62±11）岁，其中男性51例（59.3%），女性35例（40.7%），34.9%的患者有过敏史，随访时间为4.8（0.4，14.1）个月。最常见的症状体征为腹痛、颌下腺肿大、泪腺肿大（各占20.9%）。75.6%的患者受累器官超过1个，最常见的受累器官为胰腺（52.3%）、颌下腺（51.2%）和泪腺（34.9%）。18.8%（16/85）伴随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升高，30.0%（24/80）IgE升高，61.2%（52/85）补体C3减低，50.0%（42/84）补体C4减低，72.9%（62/85）IgG升高，58.3%（28/48）IgG 1 升高，89.5%（77/86）IgG 4升高。64.7%（55/85）存在自身抗体阳性，最常见的阳性自身抗体是抗核抗体（ANA）（63.5%）。25.7%（9/35）CD4 +T淋巴细胞比例升高，22.9%（8/35）CD4 +/CD8 +T淋巴细胞比值升高，90.0%（18/20）调节性T细胞（Treg）比例升高。50.0%（11/22）IL-2升高，33.3%（10/30）IL-6升高，16.7%（5/30）IL-10升高。79.2%（42/53）存在大量淋巴浆细胞浸润，67.9%（36/53）存在纤维化，35.8%（19/53）IgG 4阳性/IgG阳性浆细胞>40%，且每高倍镜视野IgG 4阳性浆细胞>10个，30.2%（16/53）淋巴滤泡增生或异位形成。应用2011年日本研究小组提出的标准对53例具有详尽病理资料的患者进行评价，24.5%（13/53）可确定诊断，3.8%（2/53）很可能诊断，67.9%（36/53）可能诊断，3.8%（2/53）不能诊断。治疗后6个月，EOS%、IgE、IgG、IgG 4显著下降，补体C3、C4显著升高（均 P<0.05），而且治疗后6个月的IgG 4水平与基线时的C4呈负相关，与IgE、IgG 4/IgG呈正相关。 结论:IgG 4-RD是一组男性多发，多器官受累，伴随嗜酸性粒细胞、IgE、IgG、IgG 1、IgG 4升高，补体降低的免疫性疾病。外周血CD4 +T淋巴细胞、Treg比例相对升高。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有效，治疗后6个月的IgG 4水平与基线时的补体C4水平呈负相关，与IgE水平、IgG 4/IgG呈正相关。

现在已经明确广谱中和抗体(broad-spectrum neutralizing antibodies，bNAbs)具有抑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在机体复制和降低血浆中总病毒载量的作用，这也是HIV疫苗设计的主要目标。但是至今传统的疫苗设计策略并不能有效诱导产生bNAbs。通常只有10%～25%慢性HIV感染者才能诱导产生bNAbs。bNAbs具有高频率的体细胞超突变(high frequency of somatic hypermutation)及特有的CDR3区长度等特征，还需要在更有效的滤泡辅助性T细胞(follicular helper T cells)作用下，经历多轮亲和力成熟，才能产生中和能力强、且中和谱较广的中和抗体。因此明确抗HIV中和抗体的亲和成熟特征以及Tfh细胞对其的调节机制是至关重要的，也为设计出能够产生bNAbs的HIV疫苗提供基础。

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表达于除T细胞和浆细胞外的所有骨髓造血细胞表面，特别是在B细胞受体信号传导和促进B细胞发育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1]。编码BTK基因的种系突变导致成熟B细胞几乎完全缺失、低丙种球蛋白血症或X-连锁（布鲁顿氏）无球蛋白血症 [2,3]，因此，BTK在适应性免疫的发生和应答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BTK在先天免疫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Toll样受体介导的感染因子识别，包括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在内的先天免疫细胞的成熟、募集，以及调节NLRP3炎症因子激活 [4]。因此，在已经存在免疫失调的人群中应用BTK抑制剂可能导致感染风险增加。自2015年以来，BTK抑制剂先后获批应用于各种B细胞肿瘤，包括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套细胞淋巴瘤（MC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华氏巨球蛋白血症（WM）/淋巴浆细胞淋巴瘤（LPL），也可用于边缘区淋巴瘤（MZL）和滤泡性淋巴瘤（FL） [5]。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单中心应用BTK抑制剂的B细胞淋巴瘤患者的感染情况，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探寻可能影响感染发生的高危因素。

目的:全面分析肝癌的RNA结合蛋白和转录因子基因表达及免疫浸润对肝癌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在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 n＝365)、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GSE54236( n＝78)和GSE14520( n＝221)中筛选RNA结合蛋白和转录因子的共同基因集，单因素Cox回归分析进行初筛，通过LASSO-Cox构建生存回归模型，通过标准化得到整合RNA结合蛋白和转录因子的复合指数CIRT，根据其中位数将肝癌患者分为CIRT high组( n＝182)和CIRT low组( n＝182)，并分析两组免疫浸润等差异。 结果:共筛选出37个预后相关的RNA结合蛋白和转录因子基因，通过LASSO-Cox构建基于其中7个最相关基因的预后预测模型。CIRT high组患者的M1型巨噬细胞( P＝0.032)、M2型巨噬细胞( P＝0.009)、静息肥大细胞( P<0.001)、活化自然杀伤细胞( P＝0.007)和静息记忆CD4 ＋ T细胞水平较低( P<0.001)，而CIRTlow组的静息树突状细胞( P＝0.048)、M0型巨噬细胞( P<0.001)、中性粒细胞( P＝0.049)、滤泡辅助性T细胞( P＝0.004)和调节性T细胞( P＝0.001)水平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基因富集分析显示，CIRT high组的TCGA和GSE14520在细胞周期、DNA修复过程中高度富集。在TCGA队列中，CIRT low组的患者比CIRThigh组的患者总生存更优。对TCGA队列中5年随访数据进行分析，CIRT对于肝癌患者长期生存预后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0.71)。 结论:在肝癌中建立了基于RNA结合蛋白和转录因子表达谱以及免疫细胞浸润的新的预后指标，CIRT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预后预测指标。

固有淋巴细胞（ILCs）是一群新型的固有免疫细胞，在维持免疫稳态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也是先天免疫系统和适应性免疫系统之间的桥梁。目前ILCs分为5个亚群，即NK细胞、ILC1、ILC2、ILC3和淋巴组织诱导细胞（lymphoid tissue-inducer cell，LTi细胞），其不同亚群在RA等自身免疫病中炎症与肠道免疫稳态平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近发现ILCs亚群调控RA中Th17调节性T细胞、滤泡辅助性T细胞/滤泡调节性T细胞（Tfh/Tfr）免疫稳态和炎症。阻断ILC1s和ILC3s炎症功能，诱导抗炎的ILC2s是RA治疗的新方向。本文就ILCs生物学特性及在RA中免疫稳态调控作用的最新研究进展予以综述，旨在探索重建免疫稳态的新治疗策略。

目的:探讨尘螨变应性哮喘患儿外周血滤泡调节性T(T FR)细胞/滤泡辅助性T(T FH)细胞及相关细胞因子变化，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回顾性研究。选取2021年1月至12月江南大学附属医院25例急性发作期尘螨变应性哮喘患儿(哮喘组)和同期16例性别和年龄相匹配的健康体检儿童(健康对照组)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流式细胞法检测2组外周血T FR细胞、T FH细胞比例；流式细胞微球芯片捕获法检测2组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10、IL-21]水平；荧光酶免疫技术检测2组尘螨特异性IgE(sIgE)水平；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比例。采用 t检验进行组间分析，指标间相关性采用 Spearman秩相关分析。 结果:哮喘组T FR细胞/T FH细胞免疫失衡。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哮喘组T FR细胞比例较低[(0.11±0.03)%比(0.13±0.03)%]，T FH细胞比例较高[(5.07±1.75)%比(3.80±1.60)%]，T FR细胞/T FH细胞比值较低(0.02±0.01比0.05±0.0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29、2.30、3.71，均 P<0.05)。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哮喘组IL-21水平较高[(547.85±195.13) ng/L比(404.94±110.41) ng/L]，IL-10水平较低[(10.18±3.49) ng/L比(14.79±5.65)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60、3.15，均 P<0.05)。哮喘组T FR细胞/T FH细胞比值与sIgE呈负相关( r＝－0.444 2， P＝0.026 1)，与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无相关性( r＝－0.135 2， P＝0.519 3)。 结论:尘螨变应性哮喘患儿存在T FR细胞/T FH细胞亚群失衡，失衡的T FR细胞、T FH细胞及其相关细胞因子IL-10、IL-21可能参与调控哮喘sIgE的生成。

IgG4相关疾病（IgG4-RD）是一种免疫介导的慢性纤维炎症性疾病，血清IgG4浓度明显升高和病变组织中IgG4 +浆细胞浸润增加，典型特征为免疫系统慢性激活和组织纤维化。其中，滤泡性辅助性T细胞（Tfh）和滤泡性调节性T细胞（Tfr）的平衡失调在IgG4-RD的发生发展中至关重要。随着测序技术和宏基因组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免疫球蛋白类别转换和Tfh/Tfr免疫平衡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

RA是一种以侵蚀关节为主要特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病理基础为滑膜炎。其中，滤泡辅助性T细胞（Tfh）和滤泡调节性T细胞（Tfr）的平衡失调或异常分布在RA的发生发展中至关重要。随着测序技术和宏基因组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已证实RA患者的肠道菌群发生变化，而肠道菌群反过来对RA的疾病进展尤为重要。其中，肠道菌群的变化对Tfh/Tfr细胞平衡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深入研究肠道菌群与RA的相互影响，以及肠道菌群的改变对Tfh/Tfr细胞平衡的影响及机制，将为RA的治疗探寻新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