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素类抗肿瘤药物包括雌激素、孕激素、雄激素及其拮抗剂,其作用机制决定了此类药物不仅可以在抗肿瘤治疗中发挥作用,也可以在其他一些激素相关的疾病中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而药品说明书往往落后于临床实际,从而导致了一些超说明书用药情况的发生.该文就激素类抗肿瘤药物在临床应用已较为广泛的促排卵治疗、乳腺增生、卵巢保护、中枢性性早熟等的超说明书用药情况进行了综述.

增生性瘢痕由于其发病率较高,治疗方法多样且目前尚无确切的根治方法而成为临床研究探讨的重点之一.因影响瘢痕产生的因素较多,只有建立在产生瘢痕的生物学基础上的治疗才能对其进行有效防治.本文总结分析最新关于瘢痕产生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报道,试图探寻有效防治瘢痕的方法.最新研究显示,非手术方法治疗瘢痕应从抑制成纤维细胞增殖和调整胶原代谢异常来进行药物干预,临床常用药物有激素类、抗肿瘤药、钙离子拮抗剂、P物质抑制剂、抗组胺药、胶原酶和中药等,作用机理也已能从细胞、分子学水平上进行阐明,且临床证实有效.但给药途径不同效果也有差异,为探究提高药效的给药方法,临床正在尝试包括使用微针、超声、压力疗法等治疗大面积增生性瘢痕.

目的 探讨临床药师参与肿瘤患者多学科诊疗的工作模式.方法 乳腺肿瘤内科医生、影像科医生、内分泌科医生和临床药师通过对育龄期乳腺癌伴病态肥胖的患者开展多学科协作诊疗,从肥胖原因、生育问题、抗肿瘤药物用量及激素类药物应用4个方面进行探讨,临床药师对患者进行用药风险评估,并参与到患者整个抗肿瘤治疗过程中.结果 经多学科讨论确定患者治疗方案及药物应用,患者顺利完成第一周期抗肿瘤治疗,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提示临床药师在肿瘤多学科团队中的作用.结论 作为多学科团队重要成员之一,临床药师利用药学优势,与各学科医务工作者共同合作,初步形成了肿瘤患者多学科协作诊疗的工作模式.

药物性肝损伤是指由于药物和(或)其代谢产物所引起的肝细胞毒性损伤,是临床常见的肝脏疾病,其发生率逐年上升,仅次于病毒性肝炎、脂肪性肝病[1].已知全球有1100多种上市药物具有潜在肝毒性,常见的包括抗感染药物(含抗结核药物)、抗肿瘤药物、非甾体类抗炎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AIDs)、激素类药物、中草药等[2].统计资料表明,在已知的导致肝损伤的药物中,非处方药占有很大的比例[3],由于这类药物的肝损害问题尚未引起足够关注,而被称为“隐形杀手”[4].

目的 探讨医院抗肿瘤药物超说明书使用情况及合理性.方法 提取医院2017年住院患者在院期间使用抗肿瘤药物的用药医嘱,根据药品说明书判定是否超说明书,并记录超说明书患者的基本信息、临床诊断、用药情况及超说明书类型等.结果 医院现有抗肿瘤药物27种,其中超说明书使用的抗肿瘤药物有22种(81.48％);超说明书类型包括超适应证(86.36％)、超剂量(27.27％)、超溶剂量(31.82％)、超途径(22.73％)、超溶剂品种(18.18％)、超频次用药(18.18％);各类超说明书抗肿瘤药物分别为烷化剂(7.41％)、抗代谢药(18.52％)、抗肿瘤抗生素(14.82％)、植物来源的抗肿瘤药及其衍生物(22.22％)、抗肿瘤激素类(0)、其他(18.52％);用药次数排序前5位的超说明书使用的抗肿瘤药物分别为丝裂霉素(21.74％)、氟尿嘧啶(6.32％)、环磷酰胺(4.31％)、紫杉醇(2.30％)和顺铂(0.43％).结论 医院大部分抗肿瘤药物存在超说明书使用现象,但大部分都有较强的科学用药依据,少部分为不合理用药.

目的 筛选乳腺癌的候选治疗药物,为乳腺癌治疗药物的研究与开发提供参考.方法 从NCBI中的GEO数据库中搜集与乳腺癌相关的基因表达数据,将乳腺癌样本与正常乳腺组织进行对比,GEO2R筛选差异表达基因,并通过CMAP工具分析差异表达基因,筛选乳腺癌候选治疗药物.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乳腺癌候选治疗药物的靶基因,研究药物治疗乳腺癌的分子机制.结果 筛选得到了以白藜芦醇、芹黄素、棉酚为代表的抗肿瘤类药物,以及激素类、抗菌类等候选治疗药物.结论 筛选得到的药物有望成为乳腺癌的候选治疗药物,为乳腺癌治疗的临床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对部分候选药物的抗乳腺癌机制的研究结果,为乳腺癌靶向治疗提供了新的参考方向.

多种抗肿瘤药物如激素类、化疗、靶向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发挥抗癌作用的同时对内分泌腺具有毒性作用,其中对肾上腺的影响逐渐受到临床重视.药物治疗相关的肾上腺功能不全若无法及时诊治,可导致肾上腺危象的发生甚至危及生命.本文将就抗肿瘤药物对肾上腺机制影响进行综述,为临床防治肿瘤患者的肾上腺功能异常提供指导.

目的 对比分析《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颁布前后各一年,山东省公立医疗机构抗肿瘤类基本药物配备使用情况的变化,并对药学服务能力进行调研.方法 利用山东省卫健委大数据平台进行数据提取,并结合问卷调查的方式,对2018-2019年山东省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中抗肿瘤类基本药物的采购金额、医疗机构配备使用情况、日治疗费用、药学服务能力等进行调研分析.结果 山东省17地市中,济南市抗肿瘤类基本药物采购金额最大,潍坊市采购金额增幅最大.二级医疗机构抗肿瘤类基本药物的配备率低于三级医疗机构.靶向药物、辅助用药、激素类、烷化剂类药物的采购金额呈增长趋势,抗代谢药、抗生素、植物成分药、其它类抗肿瘤药物用量减少.首次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5种新型抗肿瘤药物使用金额较前增长明显.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中,目前吉非替尼的使用量居首位,且日治疗费用最低.对于医疗机构肿瘤患者随访工作,药师参与度低;不良反应收集与上报是抗肿瘤药物安全监测与评价的主要手段.结论 山东省各地市各级医疗机构中,各类抗肿瘤类基本药物间的配备使用情况差距大;《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的颁布有效促进了抗肿瘤药物在山东省内各级医疗机构的配备和使用;目录新纳入药物,特别是新型抗肿瘤药物,在医疗机构中的配备使用增加明显;医疗机构整体抗肿瘤药学服务能力有待提高.

目的 分析慢性药物性肝损伤(DILI)患者临床特征,探讨这些临床特征对疾病转归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2018年3月—2021年3月慢性DILI患者340例,统计导致慢性DILI发生的药物种类.于患者治疗结束后(6个月)分为预后不良组(n=102)和预后良好组(n=238),对比两组基础信息、临床病理资料及肝生化相关指标.取ALT、AST、Alb、TBil、DBil中位值作为截断值,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危险因素.结果 340例患者中,引起慢性DILI的药物有十几种,其中中药占31.18％,解热镇痛药占12.35％,抗肿瘤类占11.76％,抗生素类占9.41％,其次为激素类、心血管类、保健品类等.预后不良组年龄≥60岁,胆汁淤积型或混合型患者占57.84％、63.74％,显著高于预后良好组的41.60％、37.82％;预后不良组 ALT、AST、ALP、TBil、DBil、GGT 水平分别为(524.58±89.53)U/L,(408.45±89.56)U/L、(192.42±78.45)U/L、(43.25±12.64)μmol/L、(32.58±12.41)μmol/L、(148.52±51.44)U/L,预后良好组分别为(329.75±87.55)U/L、(272.41±78.48)U/L、(176.52±69.86)U/L、(32.15±14.15)μmol/L、(28.47±8.97)μmol/L、(139.45±42.52)U/L,预后不良组ALT、AST、TBil、DBil水平显著高于预后良好组.预后不良组Alb水平为(45.15±15.42)g/L,显著低于预后良好组的(59.86±17.45)g/L(P＜0.05).logistic分析发现,年龄≥60岁、非肝细胞型、ALT≥435.40 U/L、AST≥325.24 U/L、Alb≤52.15 g/L、TBil≥38.53 μmol/L、DBil≥29.14 μmol/L 是慢性 DILI 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结论 导致慢性DILI的药物较多,年龄、肝损伤类型及肝生化指标与慢性DILI患者转归具有较大关系,采用易引起慢性DILI的药物治疗时需要密切监控患者肝生化指标,并及时进行干预,控制DILI的发生和发展.

目的 基于药品分类视角,分析药品分类编码所体现的疾病领域和作用机制信息,探索基于药品分类系统实现活性药物成分职业健康风险初步识别的可行性.方法 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二部)》作为候选药品清单,应用解剖学、治疗学、化学(ATC)分类系统对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NIOSH)危害药品清单和候选药品清单进行编码,分析危害药品的疾病领域和作用机制.结果 NIOSH危害药品清单以L类抗肿瘤药和免疫功能调节药为主(占65％),覆盖我国药典候选药品中L类药品的93％,涉及9种作用机制.非L类药品分布较分散,以G类生殖泌尿系统和性激素、N类神经系统、C类心血管系统、J类系统用抗感染药、H类非性激素和胰岛素类的激素类系统用药为主.结论 基于疾病领域和作用机制识别高风险药品是对常规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思路的拓展,是一种易于在作业场所实施的分类管理思路.在开展活性药物成分职业健康风险管控时,建议重点关注抗肿瘤药和免疫功能调节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