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女，22岁。因抬头时左眼偶见球状黑影飘动半年，就诊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否认既往全身病史。眼部检查：左眼矫正视力1.0，眼前节未见异常。超广角眼底彩照检查，玻璃体内可见大小约2个视盘直径的圆形褐色囊样肿物，遮挡部分视盘及上方血管（图1A）。眼部B型超声检查，玻璃体内环状强回声，内部回声欠均匀（图1B）。扫频源光相干断层扫描检查，此囊肿位于视盘上方玻璃体内，外壁为双层强反射信号，内部混杂零星中强反射细条索信号，囊肿下方视网膜及脉络膜因遮蔽效应反射减弱（图1C）。囊肿不与任何眼内结构相连。诊断：左眼色素性玻璃体囊肿。

例1 　男，58岁，因左足底皮疹20余年就诊。患者20余年前无明显诱因左侧足底出现一花生米大小粉红色斑丘疹，皮损逐渐增宽增厚为条状斑块，偶有出血，无瘙痒等不适，未予治疗。无类似疾病家族史。体检：各系统未见明显异常。皮肤科检查：左足底外侧可见一2.0 cm × 0.5 cm粉红色类椭圆形斑块，境界清楚，表面呈颗粒状（图1A），质稍软，未见明显角化，无糜烂、渗出，无压痛，皮温正常。皮肤镜检查：未见色素网，可见乳红色结构，其上可见大量肾小球状、点状、球状血管，部分可见不规则线状、叶状血管，中央可见粉白色结构（图1B），未见溃疡、蓝白幕。皮损组织病理检查：表皮呈网篮状角化过度，角化不全，角栓形成，表皮内见汗孔细胞形成的瘤团，与真皮相互交织成宽带状，瘤团内见管腔形成，其内见嗜伊红物质；瘤细胞较棘细胞小，大小形态一致，呈立方形，胞核呈圆形，嗜碱性；真皮浅层、附属器周围散在淋巴细胞及组织细胞（图1C、1D）。

目的:构建患者来源腮腺多形性腺瘤（PA）类器官模型，并对其组织学、相关标志物和功能进行初步表征。方法:收集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术中取材新鲜肿瘤组织标本，采用头颈部肿瘤类器官培养体系进行体外培养，构建腮腺PA类器官。观察PA类器官的体外生长情况并进行光镜拍摄。对培养成功的类器官进行传代和冻存，并对冻存的PA类器官进行复苏再培养，观测其活性和PA类器官再形成能力。对比患者来源组织，对PA类器官进行组织学表征，相关标志和功能蛋白进行表征与检测，评价PA类器官对来源组织的复现性。结果:构建的腮腺PA类器官形成紧实致密球状结构，HE染色提示类器官与其来源组织形态相似，免疫组化可见类器官及其来源肿瘤组织钙调蛋白、细胞角蛋白7、上皮膜抗原胞质阳性，提示类器官与其来源组织的病理学特征一致；PA类器官过碘酸希夫（PAS）染色及淀粉酶消化后PAS染色呈阳性，阳性着色位于类器官球体内部及外周，提示PA类器官具有类似于腮腺的分泌功能。结论:成功构建患者来源PA类器官，该模型在组织形态和标志物上可高度复现来源组织情况，并具有黏液分泌的生物学功能，是研究腮腺肿物发生发展的良好体外模型。

目的：:在抚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队列研究中调查2型糖尿病患者中星状玻璃体变性（AH）的患病情况，并分析危险因素。方法：: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于2012年7月至2013年5月在抚顺市将军街道社区招募年龄≥30岁且患有2型糖尿病的患者。以视盘为中心、黄斑为中心及黄斑颞侧、颞上、颞下、鼻侧共6方位进行双眼眼底照相，取质量较好的6张眼底照片。如在6张眼底照片中发现玻璃体内存在乳白色球状体则诊断为AH。根据纳入患者的年龄分为<50岁组，50~60岁组，60~70岁组，>70岁组。根据体质量指数（BMI）值，将患者分为BMI<20 kg/m 2组、20≤BMI<25 kg/m 2组、25≤BMI<30 kg/m 2组和BMI≥30 kg/m 2组。根据腰臀比（WHR）的四分位间距，将患者进一步分为WHR<0.93组、0.93≤WHR<0.97组、0.97≤WHR<1.01组、WHR≥1.01组。采用Fisher' s精确检验、独立样本 t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AH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共纳入具有清晰眼底照片且无玻璃体切割术史的患者1 910例，其中20例患者存在AH，检出率为1.05%，95%置信区间（ CI）为0.59%~1.50%，1例患者（5%）双眼均存在AH。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龄是AH的危险因素[比值比（ OR）=1.71，95% CI：1.00~2.93， P=0.049]。随着WHR的增加，AH的检出率明显下降，从WHR<0.93组的2.24%下降到WHR≥1.01组的0.42%（ χ2=10.35， P=0.025）。0.97≤WHR<1.01组（ OR=0.18，95% CI：0.04~0.84， P=0.029）和WHR≥1.01组（ OR= 0.19，95% CI：0.04~0.87， P=0.032）的患者与较低的AH检出率相关。AH检出率与其他因素无相关性（ P>0.05）。 结论：:抚顺市2型糖尿病患者中AH的检出率为1.05%。高龄及较小的WHR是影响AH患病的危险因素。

目的:分析构建的负载局部缓释给药的唑来膦酸(ZOL)-明胶纳米微球(GNPs)聚多巴胺(PDA)涂层多孔钛合金支架对破骨细胞的生物学影响。方法:基于电子束熔融技术构建多孔钛合金支架，利用去溶剂化法制备不同ZOL浓度（0、1、10、50、100、500 μmol/L）的ZOL-GNPs，两者复合构建负载ZOL-GNPs的PDA涂层多孔钛合金支架并进行表征分析，并对3种不同状况支架（裸多孔钛合金支架、PDA涂层多孔钛合金支架、负载ZOL-GNPs的PDA涂层多孔钛合金支架）进行生物力学检测，分别在第1、4、7、14、21、28天利用高效液相色谱仪进行药物释放检测。将破骨细胞与上述不同ZOL浓度的新型支架相复合，利用实时定量（RT）-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破骨细胞相关基因表达；利用Western-blot技术检测破骨细胞相关蛋白表达。结果:成功构建了负载ZOL-GNPs的PDA涂层多孔钛合金支架，电镜扫描显示GNPs成球性好，表面光滑，分散均一，粒径为（243.6±63.4）nm，ZOL-GNPs均匀复合于支架的表面及孔隙内，球形规整无粘连。生物力学实验结果显示3种不同状况下多孔钛合金支架的弹性模量分别为（1.81±0.12）、（1.80±0.23）、（1.81±0.15）GPa，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多孔钛合金支架在第1天的释药百分比明显较高，在随后的27 d中，药物释放逐渐缓慢增加。低浓度ZOL支架组中，细胞黏附增殖较多；50 μmol/L组中则出现球状细胞；随后随着浓度的升高，球状细胞增多，甚至发生凋亡。RT-PCR结果显示Ctsk基因和TRAP基因在随着ZOL浓度升高而升高，其中在50 μmol/L时表达最高，然后随浓度升高而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Western-blot结果显示Ctsk与TRAP的表达水平与其相关基因表达水平趋势相似。 结论:构建的一种负载ZOL-GNPs的PDA涂层多孔钛合金支架不但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还具有局部药物缓释抗OP作用；当ZOL浓度为50 μmol/L时，更有利于抑制破骨细胞生成。

目的:总结分析儿童非肌性肌球蛋白重链9相关疾病（MYH9-RD）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学特点，提高该类疾病的早期诊断。方法:通过基因和临床相关指标对2016年4月到2019年5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中心“慢性、难治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住院患儿进行筛查，对最终确诊为MYH9-RD的7例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遗传学等结果进行回顾性总结。结果:7例患儿中男3例、女4例；发病年龄1.25（0.41~6.16）岁；病程2.16（0.41~8.59）年；机测血小板计数［9（5~30）］×10 9/L，人工显微镜下7例患儿血小板体积均偏大，且同期血小板计数［70（30~100）］×10 9/L。4例伴皮肤出血点及鼻衄，3例无出血表现。7例均曾予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一线或二线免疫治疗，其中1例行脾栓塞术，上述治疗均无效，最终经二代测序证实MYH9基因均存在杂合错义突变，其中5例新发突变、2例家系突变。4例新发突变发生于N端球状头部，1例新发突变发生于尾部卷曲螺旋结构域，为p.D1424N突变。1例家系病例也为p.D1424N，另1例家系病例突变为p.A44D，为MYH9基因新的突变位点。2例p.R702突变中1例已经出现肾功能损伤，p.A44D突变病例患儿多名亲属存在耳聋。 结论:本组7例MYH9-RD患儿新发突变多见，均被误诊为ITP，但其出血表现轻、对免疫治疗无效。对可疑病例通过人工目测血小板体积及计数可早期识别，基因检测可证实。该类疾病需加强监测除血小板减少外的器官损伤发生发展，其中2例发生在p.R702的突变需警惕肾脏损伤，p.A44D新的突变位点需注意监测听力。

传统的肿瘤培养模型包括二维肿瘤细胞培养和异种移植物模型，前者存在缺乏肿瘤异质性、模型失真等问题，后者存在建模成功率偏低、耗时长、价格贵等缺点。近年出现的体外三维(3D)培养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体内肿瘤的空间结构与生长环境，保留肿瘤细胞的病理与遗传学特征，并反映肿瘤细胞间、肿瘤与微环境间的复杂相互作用，逐渐成为肿瘤机制研究、药物筛选和肿瘤个体化治疗的有力工具。球状体、类器官、微流控装置等3D肿瘤模型技术日渐成熟，共培养、3D生物打印、气液界面等新技术的应用使模型的仿真性进一步提高，一些模型可重建肿瘤微环境，一些模型甚至具有内源性免疫成分与微脉管系统。近年来，有学者将异种移植物模型与类器官技术相结合，构建了体内/体外配对的生物模型库，发挥出两种技术的优势，并可针对具有特定分子学特征的肿瘤进行个体化精准疗法研发。至今，上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结直肠癌研究领域。作者团队目前研究采用结直肠癌患者来源的3D微肿瘤模型指导术后化疗药物选择，建模成功率高、药物筛选实验结果理想。相信随着相关技术的进步，3D肿瘤模型将在结直肠癌研究、药物研发与转化、疗法筛选及个体化治疗等领域发挥巨大作用。

淋巴管平滑肌瘤病是一种引起肺囊性改变和呼吸衰竭的多系统疾病。结节性硬化病（TSC）1/2基因功能缺失导致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活性失调，异常平滑肌细胞（即LAM细胞）过度增殖。LAM细胞与成纤维细胞、淋巴内皮细胞、多种炎性细胞相互作用，在肺部形成类似于“癌巢”的LAM结节。此外，LAM结节中亦发现存在肥大细胞聚集，但其功能和机制尚不明确。肥大细胞是一种在组织中驻留的颗粒状造血细胞，在过敏、哮喘、纤维化和关节炎的病理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类胰蛋白酶是丝氨酸蛋白酶，其为肥大细胞分泌最多的物质之一，在肺部疾病中可作为成纤维细胞有丝分裂原。该研究分析了LAM细胞与LAM相关成纤维细胞（LAM-associated fibroblasts，LAF）的交互作用，通过3D球状体共培养评估LAM细胞与肥大细胞迁移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LAM小鼠同种异体移植瘤模型探究肥大细胞及其分泌的类胰蛋白酶对LAM的影响。结果发现，LAM细胞/LAF共培养诱导LAF分泌多种CXC趋化因子，LAM肺中表达CXC趋化因子受体（CXCRs）的类胰蛋白酶阳性肥大细胞显著增加（ P<0.05）。LAM球状体吸引肥大细胞，这一过程被CXCR1和CXCR2的药理学和CRISPR/cas9抑制所抑制。LAM球状体引起肥大细胞类胰蛋白酶释放，诱导成纤维细胞增殖，LAM球体大小增加（ P=0.002）；类胰蛋白酶抑制剂APC366和色苷酸钠（SCG）抑制肥大细胞诱导的球状体生长。在体内，SCG降低了肥大细胞活化和LAM小鼠肺肿瘤负荷（ P=0.004）。

目的:探究新生小鼠肠道类器官的发育成熟过程，为围产期胎儿/新生儿肠道上皮发育及相关疾病的研究提供新模型。方法:取3日龄C57BL/6小鼠肠道组织，利用标准条件培养肠道类器官，传代培养至第5代。利用倒置相差显微镜观察并记录各代肠道类器官形态变化。利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和免疫荧光技术检测各代肠道类器官中肠道干细胞及肠道上皮各类型分化细胞标志物的表达及组织细胞定位（选取的标志基因：肠道干细胞： Lgr5；胎儿期肠道祖细胞： Tpm2和 Gja1；肠道上皮细胞： Villin；帕内特细胞： Lyz1；杯状细胞： Muc2；内分泌细胞： Chga；选取的各细胞标志蛋白：肠上皮细胞：绒毛蛋白；杯状细胞：黏蛋白2；内分泌细胞：嗜铬粒蛋白A；帕内特细胞：溶菌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Bonferroni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新生小鼠肠道类器官中存在不成熟的球状体和具有隐窝-绒毛结构的成熟型类器官这2种类型。原代培养物中以球状体为主要形态，占（96.61±1.36）%；从原代至传代第2代间，类器官形态变化表现为球状体比例明显下降［第2代占比下降至（8.93±1.50）%］，且面积缩小（ F=12.88， P<0.001）；第2代至第5代类器官的形态以成熟类器官为主，占比从（91.07±1.50）%升至（95.56±2.14）%。肠道干细胞标志基因 Lgr5的表达在从原代传代到第2代之间降低（ F=76.75， P<0.001），第2代 Lgr5表达为原代的0.40±0.06，在第2代之后上升。胎儿期肠道祖细胞标志基因 Tpm2表达在传代中明显下降（原代1.00±0.11，第5代0.003±0.001， F=148.00， P<0.001）； Gja1的表达在原代（1.00±0.14）至第2代（0.06±0.04）间下降（ F=197.10， P<0.001），在第2代后保持稳定低表达（ F=2.20， P=0.13）。肠道上皮内各类型分化细胞（肠上皮细胞、杯状细胞、内分泌细胞和帕内特细胞）的标志基因表达在传代第2代之后呈现升高趋势（ Villin：第2代0.46±0.11，第5代1.02±0.05； Muc2：第2代0.68±0.29，第5代8.79±0.61； Chga：第2代2.53±0.16，第5代4.32±0.45； Lyz1：第2代0.98±0.21，第5代3.81±0.36； P值均<0.05）。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在原代及第5代培养物中，肠上皮细胞标志蛋白绒毛蛋白均沿肠道类器官绒毛侧分布。杯状细胞标志蛋白黏蛋白2及内分泌细胞标志蛋白嗜铬粒蛋白A在原代中表达很低，而到第5代中染色明显。在原代培养物中帕内特细胞标志蛋白溶菌酶弥散性均匀分布在类器官细胞内，而在第5代中可见高荧光强度点状表达。 结论:新生小鼠肠道类器官的连续培养可模拟未成熟肠道上皮的发育成熟过程。原代至传代第2代类器官也许可作为胎儿至新生儿期肠道上皮发育的研究模型，传代第2~5代类器官也许可作为新生儿期肠道疾病研究的新模型。

细胞外囊泡是脂质双分子层包绕形成的球状膜性囊泡，由多种细胞分泌并释放到细胞外环境中，包括外泌体、微粒和凋亡小体，是一种新的细胞间通讯方式，且作为生物标记物可指征多种疾病。然而，细胞外囊泡是如何随着年龄变化的，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潜在机制还不清楚。本文总结了细胞外囊泡的研究现状，重点讨论了细胞外囊泡与衰老之间的关系及其在衰老相关性疾病中的作用，并进一步阐述了其在衰老相关治疗方面的应用，为干预衰老过程及治疗衰老相关性疾病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