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以陕南秦巴山区为例,对农户环境意识现状从环境知识、生态观念和环保行为 3 个维度进行刻画,进而在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环境意识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多元Logistic回归和Tobit回归模型,就农户环境意识提升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陕南秦巴山区整体农户的生计资本较为欠缺,且分布失衡;农户环境意识主要分为淡薄型、中等型和强烈型三种类型;(2)物质资本始终是影响陕南秦巴山区农户环境意识由淡薄型向强烈型转变的关键生计资本,人力资本存量是大幅度提升农户环境意识的基本保障;(3)各项生计资本对农户环境意识各维度作用显著,能够通过调节农户生计资本进而引导和教育农户提高自身的环境认知;(4)对不同类型农户而言,其环境意识水平有所差异,生计资本对各类型农户环境意识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使农户提高环境意识的对策建议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海洋保护地在主要承担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物种、重要自然资源自然遗迹和人文资源有效保护的同时,兼具生态功能维持、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区经济持续发展等多重任务,普遍面临着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发展间的依赖-冲突关系,探究社区生计与生态系统服务间的依赖关系,对实现海洋保护地与社区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山东长岛海洋保护地的415户社区居民的调研数据,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模型,分析社区居民的生计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IDES)的特征,进一步结合多元回归模型探究生计资本对IDES的影响.结果表明:(1)社区居民生计资本得分呈现出由渔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旅游主导型、渔业兼业型递增的总趋势,且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生计资本结构具有较大差异;(2)渔业兼业型和旅游主导型社区居民从生态系统获取的收益显著高于其它居民,IDES总指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渔业主导型、旅游主导型、渔业兼业型、务工主导型,且渔业主导型生计的供给服务依赖度显著高于其他类型,文化服务依赖度最低;(3)生计资本对不同类型居民的供给、文化服务依赖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海上养殖规模、渔业作业范围、接受政府技能培训次数、生态补偿政策、社会组织参与程度、旅游扶持政策惠及程度等指标是平衡居民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结构的关键.基于此,从不同类型居民以及当地政府多个角度提出提高长岛海洋保护地社区居民生计资本水平,优化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结构的建议,以期为实现海洋保护地与社区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草地是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也是我国主要的畜牧业资源之一.随着草地退化日益严重,草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草地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对牧区牧民带来巨大的生计压力.系统分析草地质量对牧户生计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草地修复政策,增强牧户的草地退化适应能力,减轻牧区贫困人口的生计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内蒙古典型草原区作为研究区,利用2017年和2019年野外采样数据及2021年牧户访谈数据,构建了牧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草地质量对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并探究了影响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内蒙古典型草原区纯牧户、牧兼户和非牧户的草场面积、人均收入差异不大,纯牧户、牧兼户的家庭劳动力较丰富,非牧户家庭劳动力较少;纯牧户、非牧户的生计脆弱性较高,牧兼户的生计脆弱性较低;草地质量是纯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修复草地生态环境能够降低牧户生计脆弱性;发展以牧业为主的多样化生计、提高牧户家庭的健康水平和信贷资本,均有利于降低牧户生计脆弱性.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全球生态系统保护与支撑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区域.农户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的主体,其福祉水平直接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实现.科学评估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相对贫困程度,精准识别相对贫困人口并揭示其影响因素对于促进重点生态功能区生计与生态协同发展至关重要.以地处秦巴山重要水源涵养区与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陇南山区为案例区,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系统识别相对贫困农户,并利用分层线性模型在"家庭-村庄"双重尺度上探索相对贫困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陇南山区农户相对贫困程度存在分化,其中,高山区农户、补贴型农户和高家庭抚养比农户相对贫困程度较高.相对贫困农户占受访户的20.39%,且主要集中在高山区、家庭抚养比较高以及补贴型农户中.(2)农户的家庭属性是导致农户陷入相对贫困的决定性因素,脱贫内生动力及生计多样性提升是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而医疗负担和教育负担增加会导致农户陷入相对贫困.(3)村庄特征放大了家庭特征对相对贫困程度的影响,村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对外联系等通过影响家庭特征而强化了对农户相对贫困程度的影响.

目的:分析基本医疗保险对我国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为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提供参考.方法: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基础,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的长时段数据,整合了一个涵盖我国25 个省份6068 户家庭和 15192 个居民的面板数据库,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情况和家庭生计情况等变量.采用计量模型分析基本医疗保险如何影响居民家庭收入.结果: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基本医疗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家庭收入(β=0.781,P<0.001),健康资本发挥了中介效应.倾向性评分匹配法研究发现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家庭收入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能够显著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率(β=0.314,P<0.05).结论:基本医疗保险能够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基本医疗保险通过健康水平的中介机制,有效提升了家庭可持续生计能力.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有序推进全民医保,能够有效提高居民家庭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极大地影响当地可持续性能力.以丽江拉市海流域为例,研究一个流域内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的耦合关系及其影响因素.文章运用InVEST模型和实地调研访谈方法计算流域内各自然村2015年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数量和农民人均总收入,引入耦合协调度定量化衡量二者的耦合关系,并通过相关分析,探究流域内差异化的生计方式和生计资本对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耦合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存在空间差异,流域内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森林固碳服务集中在流域上游;(2)流域内自然村间的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的耦合关系存在空间差异和一定的规律,湖泊东面的自然村能够通过特定的生计方式,获取生态系统的产品供给和文化服务所带来的收益,总体呈现较优的耦合协调关系;(3)当地居民的生计方式中,生态旅游与耦合关系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外出务工与耦合关系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尽管外出务工对于直接提高当地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较小,但其可能通过“智力回流”的方式提高了当地居民开展新型生计的能力.自然资本中人均耕地面积等可利用的自然资本与耦合关系显著正相关.金融、人力、社会资本的相关性尽管不显著,但其系数符号表明,该类生计资本的存量可能对促进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收入的耦合协调有积极作用.基础设施中的路网密度与耦合协调度呈显著负相关,在具有生态脆弱性、重要性的区域建设公路时需谨慎评估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面向“山水林田湖草”统一管理的现实目标,对生态资产的准确刻画加深了资源管理者和使用者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识,是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从学术研讨向决策实践过渡的重要桥梁.然而,当前的生态资产核算结果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其决策支持作用受到质疑.基于对生态资产研究近今进展的总结,生态资产实际核算一般取自然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交集分别作为存量和流量.如若将生态资产作为审计依据,则须把握先实物量后价值量的原则.在当前国际研究中,生态资产已经成为区域景观管理和农户生计决策的重要绩效评估与情景优选工具.完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明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规范生态资产价值核算方法、提升生态资产决策支持能力4项内容应引起未来生态资产研究的重点关注.

作为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具体实现方式和前沿阵地,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旨在对我国多样化的保护地体系进行重组管理,实现高效合理的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本的保护和全民公益.研究对我国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这两类法定保护地的边界和区划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的技术手段的发展进行梳理,并对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进展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国家公园在保护地个体的边界和内部分区上应以实现保护目标为原则,借鉴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的基本原则,根据管理目标细化功能分区,借鉴风景名胜区规划实践,注重景观价值,考虑社会经济条件特别是土地权属及土地开发利用可能和方式,进而考虑气候变化和区域长期发展目标等自然和社会经济动态,形成完整的边界和分区理论体系,从而满足全民公益,实现社区经济发展.在区划理论上,一个可行的切入点是考虑空间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差异,根据实现保护目标的管理需求和满足社区生计发展的利用需求,在土地权属和其他限制条件上实现不同组合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空间规划,利用保护地役权来分离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限制特定土地利用方式,进行利益相关方资源利用管理.

本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为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例,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聚类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开展钱江源国家公园农户生计资本评价,并对其空间分布和集聚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不同农户类型的生计资本均值呈现非农户＞兼业户＞纯农户,非农户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远高于兼业户和纯农户;(2)不同农户类型资产等级划分差异显著,纯农户的中低资产较多,非农户的高资产较多,生计资本与生计活动类型密切相关;(3)农户生计资本总量在空间上呈现由西南向东北递增的趋势,何田乡生计资本较为均衡,齐溪镇、长虹乡和苏庄镇的生计资本搭配不合理;(4)不同功能区农户生计资本分布与功能定位和管理强度相关;(5)自然资本呈现显著空间自相关性,其余资本及总量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最后,为改善钱江源国家公园农户生计状况提出了相关建议.

重点生态功能区承担着保护与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的重要任务,农户作为该区最重要的生态保护主体,面临着多重风险的冲击,其对生计风险的多维感知不仅会影响其生产行为决策,更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发挥,因此,急需准确地了解农户的生计风险多维感知及影响因素,为制定有效的生计风险防范体系提供借鉴.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多维度生计风险感知测量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并采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结果 表明: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为家庭发展需求风险、健康风险、社会风险,且重点保护区农户面临环境风险、家庭发展需求风险、政策风险的比例均显著高于恢复治理区和经济示范区农户.②农户对家庭发展需求风险的熟悉性、自愿性、持续性感知均最高,对健康风险的恐慌性、严重性及可能性感知均最高,对社会风险的可控性感知最高.其中,重点保护区农户对政策、市场及健康风险的可控性感知均高于其他区域.③人力资本对可能性感知、严重性感知、恐慌性感知、熟悉性感知产生了显著影响;物质资本对自愿性感知产生了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农户防范生计风险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