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贫困作为多维贫困的重要构成,其有效识别对于国家精准减贫和健康扶贫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本文旨在归纳和评析现有文献对健康贫困概念的界定与逻辑推演,参考国内外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标体系,立足于中国的贫困现状,依据可持续生计框架和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构建贫困函数模型,绘制适用于中国居民的多维健康贫困轮.研究表明,中国当前的贫困问题已经发生变种,"贫困—疾病"的闭环困境是健康贫困掣肘中国贫困治理的核心要素.因此,精准标定健康贫困人群,实证测度多维健康贫困,是推进扶贫与减贫工作部署的要诀之一.

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以陕南秦巴山区为例,对农户环境意识现状从环境知识、生态观念和环保行为 3 个维度进行刻画,进而在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环境意识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多元Logistic回归和Tobit回归模型,就农户环境意识提升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陕南秦巴山区整体农户的生计资本较为欠缺,且分布失衡;农户环境意识主要分为淡薄型、中等型和强烈型三种类型;(2)物质资本始终是影响陕南秦巴山区农户环境意识由淡薄型向强烈型转变的关键生计资本,人力资本存量是大幅度提升农户环境意识的基本保障;(3)各项生计资本对农户环境意识各维度作用显著,能够通过调节农户生计资本进而引导和教育农户提高自身的环境认知;(4)对不同类型农户而言,其环境意识水平有所差异,生计资本对各类型农户环境意识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使农户提高环境意识的对策建议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海洋保护地在主要承担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物种、重要自然资源自然遗迹和人文资源有效保护的同时,兼具生态功能维持、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区经济持续发展等多重任务,普遍面临着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发展间的依赖-冲突关系,探究社区生计与生态系统服务间的依赖关系,对实现海洋保护地与社区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山东长岛海洋保护地的415户社区居民的调研数据,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模型,分析社区居民的生计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IDES)的特征,进一步结合多元回归模型探究生计资本对IDES的影响.结果表明:(1)社区居民生计资本得分呈现出由渔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旅游主导型、渔业兼业型递增的总趋势,且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生计资本结构具有较大差异;(2)渔业兼业型和旅游主导型社区居民从生态系统获取的收益显著高于其它居民,IDES总指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渔业主导型、旅游主导型、渔业兼业型、务工主导型,且渔业主导型生计的供给服务依赖度显著高于其他类型,文化服务依赖度最低;(3)生计资本对不同类型居民的供给、文化服务依赖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海上养殖规模、渔业作业范围、接受政府技能培训次数、生态补偿政策、社会组织参与程度、旅游扶持政策惠及程度等指标是平衡居民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结构的关键.基于此,从不同类型居民以及当地政府多个角度提出提高长岛海洋保护地社区居民生计资本水平,优化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结构的建议,以期为实现海洋保护地与社区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公约)第十九次缔约方大会于2022年11月14-25日在巴拿马召开.大会审议了52项附录修订提案和91项政策议题,更新了600多种兽类、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淡水观赏鱼、海洋动物、树木物种和药用植物的国际贸易监管条件.除确定工作预算、强化重点物种遵约执法、延续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及生计议题外、缔约方大会还就议事规则和附录修订标准的修改展开激烈辩论.同时,大会讨论了《世界野生动植物贸易报告》暂定稿,听取了《可持续利用野生物种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审议了CITES在减少未来与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相关的人畜共患疾病出现的风险方面的作用、CITES与森林以及性别行动计划等新议题.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中国履约机构为会议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提前两年开展调研,起草了我国向大会提交的附录修订提案和信息文件;与相关缔约方机构开展会前和会上磋商,收集各方信息,积极引导CITES公约会间和会上工作组讨论,呈现了中国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承担大国责任的正面形象.

草地是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也是我国主要的畜牧业资源之一.随着草地退化日益严重,草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草地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对牧区牧民带来巨大的生计压力.系统分析草地质量对牧户生计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草地修复政策,增强牧户的草地退化适应能力,减轻牧区贫困人口的生计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内蒙古典型草原区作为研究区,利用2017年和2019年野外采样数据及2021年牧户访谈数据,构建了牧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草地质量对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并探究了影响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内蒙古典型草原区纯牧户、牧兼户和非牧户的草场面积、人均收入差异不大,纯牧户、牧兼户的家庭劳动力较丰富,非牧户家庭劳动力较少;纯牧户、非牧户的生计脆弱性较高,牧兼户的生计脆弱性较低;草地质量是纯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修复草地生态环境能够降低牧户生计脆弱性;发展以牧业为主的多样化生计、提高牧户家庭的健康水平和信贷资本,均有利于降低牧户生计脆弱性.

生态脆弱区既是生态环境最敏感区域,也是返贫问题较为集中的区域,返贫脆弱性作为评价农户返贫状况的重要指标,可为生态脆弱区农户的防返贫提供有效借鉴.以地处西秦岭的陇南山区为例,构建农户的返贫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测度农户的返贫脆弱性水平,并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陇南山区农户返贫脆弱性指数均值为 0.103,整体处于中度脆弱水平,等级分布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态势.(2)不同类型农户的返贫脆弱性水平存在分化特征,高山区、农业收入占比高、抚养比高的农户返贫脆弱性较高,且农业收入占比高、抚养比高农户的高脆弱群体占比也高.(3)不同抚养比农户的暴露度与适应能力差异最为显著,敏感性水平则在不同生计方式和抚养比农户中差异最大.(4)家庭规模的扩大可显著增强农户的返贫脆弱性,而交通便利度、网络覆盖率、未来生活预期、帮扶措施多样化和政策帮扶强度的提高可有效减缓农户的返贫脆弱性;政策帮扶强度削弱了高度脆弱农户因交通便利度低所致的返贫脆弱性,帮扶措施多样化则减弱了户主受教育水平高所发挥的降脆效果.

人类和野生动物生存空间高度重叠,冲突不可避免,如何从冲突走向共存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研究评述了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概念解析、量化评估、影响因素以及实现机制四方面的进展,发现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概念定义和量化评估还存在争议.大多研究认为共存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而是不可避免的冲突被控制在可容忍范围内.研究多采用容忍度、接受度、保护态度和行为等变量对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状态进行量化.野生动物相关的成本效益是影响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关键因素.经济和教育手段是实现共存的重要路径.经济手段包括补偿、保险、生态旅游、保护投资等措施,通过增加野生动物保护效益、减少保护成本可以实现共存.教育手段通过提升社区保护意识和野生动物保护效益感知、增强冲突应对能力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未来研究可以从生态和生计视角构建主客观相结合的指标体系对人与野生动物共存进行量化;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识别影响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关键因素,总结实现共存的成功经验;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探索适用于本土的多样化共存干预措施组合.

从生计和生态双重维度探究牧户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与支持度,对于深化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改革,促进草原生态文明建设和牧区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生态经济人"预设的微观视角,以费耐尔满意度逻辑模型(CSI)为理论框架,使用2020年若尔盖草原574个牧户调研数据,通过反映性指标的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牧户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和支持度的因果机制进行了多变量、多路径的验证性分析.结果表明:(1)牧户对生计收入和生态质量越重视、"生态经济人"理性越高,其政策满意度就越高,生态保护的心理主动性也越大,相对效应大小=0.271.(2)牧户对政策实施结果的质量评价,是牧户政策满意度和支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相对效应大小=0.518.(3)牧户对政策实施效果的价值感知,将会直接提升其政策满意度,并进一步促进其生态保护理性,相对效应大小=0.312.因此,提高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与支持度,应重点从三个维度综合施策:首先,应重视发展草原生态文化,培育牧户生态经济理性.其次,要稳步提升生态补偿标准,加强草原保护的工作力量,提升政策实施结果的质量.最后,草原生态补偿要重点加强与牧户生计绿色发展的协同,提升政策实施效果的价值.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是缓和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常用措施之一,其核心目的是补偿社区居民的经济损失并最终改善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研究了目前以及假设补偿后社区居民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在对态度进行多维特征划分的基础上,使用Wilcoxon秩和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可显著改变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且均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但对不同维度态度的改变作用不同.其中,喜厌态度的改变最明显,其次是捕杀态度和保护态度,最后是期望态度.肇事补偿对于社区居民的态度及其改变作用受到其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其中是否受到过野生动物破坏、耕作总收入或总收入中耕作收入比重以及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社区居民的态度,农地总面积、牲畜数量、玉米地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情感态度的改变,玉米地损失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行为态度的改变.论文进一步讨论了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普及肇事补偿制度、完善肇事补偿机制、调整生计策略和种植结构、通过多种方式培育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情感和责任等减缓人与野牛动物冲突的措施.

草地生态补偿致力于保护草地生态系统服务数量和质量,同时提高畜牧业的经济可行性,是实现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的重要政策之一.梳理世界范围内草地生态补偿研究,综述生态补偿是否解决草地生态系统已有问题以及归纳其影响因素,对探寻未来草地生态补偿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以草地生态补偿为主题,利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集了 2007年至2022年共69个案例,已有研究以公共产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社会生态系统3个理论为基础,重点关注草地补偿的生态效益、社会经济效益和影响因素,发文量占比分别为34.78％、17.39％、43.48％.主要结果如下:草地生态补偿的生态效益以恢复草地面积与质量、保护物种多样性和提升草地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为主;社会经济效益重点包括增加牧户经济收入和改善以传统畜牧业为主的生计结构;影响因素以牧民主观认知、牧户客观条件、牧区生态环境、社会政策背景及补偿支付方式为主.建议未来草地生态补偿研究可从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效益间的权衡、牧民为重要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影响、生态目标和牧民需求导向的支付方式多样性3个方面重点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