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陕西省2014-2023年流感暴发疫情流行特征和病原谱变化规律，为加强区域流感防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和中国流感监测信息系统，收集陕西省2014-2023年报告流感暴发疫情事件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信息和流感网络实验室的病原学检测结果，对流感暴发疫情时间、地区和场所分布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2014-2023年陕西省共报告流感暴发疫情386起，总罹患率为1.81%（14 880/821 001）。疫情高峰期主要集中在冬春季（11月至次年3月），且不同年度疫情高峰期存在早晚交替规律（早高峰期在12月，晚高峰期在次年3月）；疫情地区主要集中在陕西省南部秦巴山区（209起，54.15%）和关中平原区（173起，44.82%），疫情场所主要分布在小学（239起，61.92%），不同疫情地区和场所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暴发疫情病原谱以A（H3N2）亚型流感病毒为主（849例，57.76%），不同年度的疫情高峰期呈现A（H3N2）亚型、B（Victoria）系和A（H1N1）pdm09亚型流感病毒交替占优势的规律。 结论:2014-2023年陕西省流感暴发疫情高峰期主要集中在冬春季，陕西省南部秦巴山区和关中平原区的小学为重点防控对象。防控工作应密切关注优势毒株的变化趋势。高发季节应针对高发地区、高发场所，采取积极有效的干预措施。

秦巴山区地处我国南北气候、生物区系的交汇地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理与生态价值,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确定生态系统服务对植被覆盖变化的响应阈值是实现秦巴山区环境资源有效配置、管理政策科学制定以及生态效益最大化的重要前提.在分析秦巴山区产水、固碳、土壤保持和生境质量4项生态系统服务时空特征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聚类分析、方差分析和弹性分析对比不同植被类型和地形梯度下生态系统服务的异同进而分区计算植被覆盖变化的影响阈值.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产水、固碳、土壤保持和生境质量服务整体提升且均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2)不同类型植被下,生态系统服务整体供应能力从大到小依次为林地、草地和农田.不同地形变化下,除生境质量呈持续增长态势外,其他3项服务均出现了先提高后衰减的非线性趋势.(3)植被覆盖度对生态系统服务有促进作用,但超过一定阈值后这种作用会逐渐减弱.植被覆盖影响阈值在林地、草地和农田区分别为0.85、0.80和0.78;且该阈值随地形因子增加先增大后减小.本研究结果可以转变秦巴山区单纯依靠扩大森林面积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简单化生态保护模式,为构建分区管理、全面系统和动态平衡的生态可持续发展体系提供依据.

为明确珠子参、羽叶三七和秀丽假人参3 种药用植物叶绿体基因组特征与系统发育关系,该文以秦巴山区 3 种人参属药用植物为研究对象,运用生物信息学技术,分析其叶绿体基因组特征及密码子使用偏好性,并探讨三者之间的亲缘关系.结果表明:(1)3 种人参属药用植物的叶绿体基因组为典型的四分体结构,序列全长为 156 071～156 104 bp,总 GC 含量为 38.10%,基因组大小相似度较高.(2)均注释到 133 个基因,包括 88 个蛋白编码基因、37 个tRNA基因和 8 个rRNA基因.(3)3 种人参属药用植物叶绿体密码子使用偏好性相似,密码子第 3 位碱基以 A/U 结尾为主,密码子使用模式在受到突变影响的同时,主要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4)系统发育结果显示,3 种人参属药用植物的亲缘关系较近,并且秀丽假人参同羽叶三七亲缘关系更近.综上认为,秀丽假人参与珠子参基源植物之间存在近缘关系,这项发现对于珠子参中药材的资源开发利用和分子鉴定,以及进一步研究人参属物种的分类、系统发育和进化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

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以陕南秦巴山区为例,对农户环境意识现状从环境知识、生态观念和环保行为 3 个维度进行刻画,进而在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环境意识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多元Logistic回归和Tobit回归模型,就农户环境意识提升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陕南秦巴山区整体农户的生计资本较为欠缺,且分布失衡;农户环境意识主要分为淡薄型、中等型和强烈型三种类型;(2)物质资本始终是影响陕南秦巴山区农户环境意识由淡薄型向强烈型转变的关键生计资本,人力资本存量是大幅度提升农户环境意识的基本保障;(3)各项生计资本对农户环境意识各维度作用显著,能够通过调节农户生计资本进而引导和教育农户提高自身的环境认知;(4)对不同类型农户而言,其环境意识水平有所差异,生计资本对各类型农户环境意识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使农户提高环境意识的对策建议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全球生态系统保护与支撑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区域.农户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的主体,其福祉水平直接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实现.科学评估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相对贫困程度,精准识别相对贫困人口并揭示其影响因素对于促进重点生态功能区生计与生态协同发展至关重要.以地处秦巴山重要水源涵养区与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陇南山区为案例区,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系统识别相对贫困农户,并利用分层线性模型在"家庭-村庄"双重尺度上探索相对贫困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陇南山区农户相对贫困程度存在分化,其中,高山区农户、补贴型农户和高家庭抚养比农户相对贫困程度较高.相对贫困农户占受访户的20.39%,且主要集中在高山区、家庭抚养比较高以及补贴型农户中.(2)农户的家庭属性是导致农户陷入相对贫困的决定性因素,脱贫内生动力及生计多样性提升是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而医疗负担和教育负担增加会导致农户陷入相对贫困.(3)村庄特征放大了家庭特征对相对贫困程度的影响,村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对外联系等通过影响家庭特征而强化了对农户相对贫困程度的影响.

目的 了解两次重点寄生虫病调查中居民土源性线虫感染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为下一步土源性线虫病防治工作提供参考.方法 按照国家方案,2002 和2015 年分别选取河南省17 和35 个县进行包含钩虫、蛔虫、鞭虫在内的重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并以村为单位,采用问卷形式进行包括饮水来源、饮食习惯、生产类型、施肥类型等信息的居民基本情况调查,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 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第三次寄调居民土源性线虫感染率(0.37％)及单虫种感染率均低于第二次寄调(8.62％).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第二次寄调中低年龄组(OR=1.579,95％CI:1.279～1.951)、农业为主要产业(OR=2.090,95％CI:1.262～3.459)、山区(OR=1.770,95％CI:1.428～2.193)、有机肥施肥(OR=1.533,95％CI:1.178～1.995)为土源性线虫感染的危险因素,高文化程度、以深井水为主要饮用水源(OR=0.564,95％CI:0.473～0.674)、集体驱虫(OR=0.869,95％CI:0.847～0.892)及年人均纯收入大于2 000 元(OR=0.629,95％CI:0.555～0.713)为土源性线虫感染的保护因素;第三次寄调中集体驱虫(OR=0.480,95％CI:0.301～0.766)、年人均纯收入大于2 000元(OR=0.388,95％CI:0.242～0.621)为土源性线虫感染的保护因素;生态区也为影响因素,其中秦巴山地生态区、华北平原生态区和淮阳丘陵生态区的土源性线虫感染风险分别是燕山-太行山地生态区的1.42、1.92 和2.61 倍.结论 河南省居民土源性线虫感染影响因素数量大幅减少,经济和生态区成为主要影响因素.

为了研究秦巴山区中段植被在不同干扰状态下物种联结性的变化规律,以瀛湖流域为研究对象,按照人为干扰强度的差异,将其分为轻度干扰、中度干扰、重度干扰三个区域,采用典型取样法,在每个区域内设置15个样方套,通过方差比率、χ2检验、OI指数等方法计算乔、灌、草三个层次的物种联结性.结果表明:①在45个样方套中共记录植物100科、195属、256种;乔、灌、草三个层次的科数依次增加,但在3种不同干扰状态下共有科的比例却依次减少,共有种也有相似的变化规律.②不同干扰状态下各层次科的数量变化规律与种的变化规律大致相同,草本植物在中度干扰状态下科数与种数均为最高;灌木层的科数、种数均随着干扰程度的加强而减少;乔木层的变化不明显.③随着干扰的加强,乔、灌、草三个层次的总体联结性均发生变化;乔木层在轻度干扰下呈无联结性,但其测度值较低,极易触及负联结,随着干扰程度的加强,其变化规律为无联结—负联结—无联结;灌木层总体联结关系的变化最为显著,其变化规律为正联结—无联结—负联结;草本层呈现无联结—正联结—无联结的变化规律;④建立2×2列联表,将21个重要值较高的物种进行比较发现,在不同的干扰强度下,无联结关系的物种对所占的比例差异不大,均占主导地位;随着人为干扰强度的加大,负联结关系的物种对数量明显减少,使正、负物种对数量之比加大;同轻度干扰相比,中度、重度干扰下正、负联结关系的显著性均有所削弱;自然状态下呈负联结关系的物种对更容易受人为干扰影响,使其数量与联结程度同时降低;⑤相对而言,研究区内灌木层的破坏程度大于乔木层与草本层.

目的 了解贫困农村地区婴幼儿发展现状及其风险因素.方法 采用队列研究,选择2013年4月至2015年10月在秦岭和巴山山区(简称秦巴)农村贫困地区开展的婴幼儿营养健康干预项目中未干预对照组603名婴儿(6～ 12月龄),建立儿童早期发展研究队列,进行Ⅰ期基线评估,之后每间隔半年进行1次追踪随访,共进行3次(Ⅱ期12～ 18月龄,Ⅲ期18～ 24月龄,Ⅳ期24～ 30月龄),4期评估均采用问卷调查收集婴幼儿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入户体检评估婴幼儿生长发育以及血红蛋白情况,采用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评估婴幼儿发展情况.利用Logistic回归从婴幼儿、监护人及家庭层面分析影响贫困地区婴幼儿发展现状的风险因素.结果 随访婴幼儿Ⅱ期497名、Ⅲ期483名、Ⅳ期486名.秦巴农村贫困地区婴幼儿Ⅰ期(6～ 12月龄)、Ⅱ期(12～ 18月龄),Ⅲ期(18～ 24月龄)和Ⅳ期(24 ～ 30月龄)认知发育迟缓(认知发展指数＜80分)发生率分别为13.4％(81/603),20.1％(100/497),42.9％(207/483)和50.4％(245/486),呈现在随访期间随年龄增加显著升高趋势(x2=233.40,P＜0.01);运动发育迟缓(运动发展指数＜80分)发生率分别为25.0％(151/603),26.8％(133/497),8.3％(40/483)和11.9％ (58/486),在随访期间呈现随年龄增加显著降低趋势(x2=87.08,P＜0.01).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影响24～ 30月龄幼儿认知发育的主要高危因素是母亲受教育程度≤9年(OR=2.56,P＜0.01),影响运动发育的主要高危因素是母亲受教育程度≤9年(OR=2.64,P＜0.05)以及生长迟缓(OR=2.95,P=0.07).结论 秦巴贫困农村地区婴幼儿发展情况,尤其是认知发育情况不容乐观,需要引起高度关注,来自母亲低学历家庭的儿童早期发展状况尤为需要重视.

目的 探究秦巴山连片区有床型县级妇幼保健机构现状及效率,为秦巴山片区有床型县级妇幼保健机构的合理规划和服务效率的提升提供政策依据.方法 通过贫困地区卫生计生基线调查平台,收集秦巴山区贫困县县级妇幼保健机构的相关数据.利用数据包络分析对妇幼保健机构运行效率进行分析.结果 秦巴山片区有床型县级妇幼保健机构的危房面积占比为3.28%,每万人口助产人员数为0.16人,资产负债率为55.10%.49所有床型妇幼保健机构的平均综合效率为0.838,平均技术效率为0.898,平均规模效率为0.937.规模报酬递增的机构占比为34.69%,规模报酬递减的机构占比为36.73%,规模报酬不变的机构占比为28.57%.结论 建议建立橄榄型的、稳定的妇幼保健人员队伍;改革和完善妇幼保健机构补偿机制;有机结合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机制;建立良好的、富有贫困地区特色的妇幼保健机构补偿机制.

基于2000-2015年MOD17A3数据及各驱动因素数据,辅以地统计学理论,利用趋势分析、Hurst指数及相关分析等方法,剖析秦巴山区近16年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时空变化特征,研究气候变化、土壤类型、地形因子、植被类型及人类活动等对植被NPP的影响.结果表明:秦巴山区植被NPP空间上呈西南高、东北低的分布格局;时间上,近16年呈西北增、东北减的变化特征,在未来呈北部持续性、南部反持续性的发展态势.秦巴山区植被NPP与降雨量和气温呈正相关;暗棕壤、黄壤、紫色土和水稻土4种土壤类型的NPP均值明显高于其他土壤类型;不同植被类型的NPP存在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的差异;NPP的高值主要分布在坡度25° ～50°、海拔500～ 1000 m以及大于2500 m的区域内;人类活动对NPP具有双重扰动性,表现为正向促进,反向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