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2021年中国抗青光眼滴眼液种类和每日治疗费用相对于2006年的变化 。方法:从药智网数据库获取2021年显示的抗青光眼滴眼液信息包括成分、规格、机制、价格、生产商等。通过实测的单瓶滴数和单瓶全国市场定价，计算每种滴眼液的每日费用，并与2006年收集的抗青光眼滴眼液对应信息进行比较。结合2006和2021年中国居民收入情况，分析抗青光眼滴眼液每日费用在居民年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变化 。结果:2021年抗青光眼滴眼液品种共32种，每日费用为0.34~16.00元；除外3种单剂量包装的药物后每日费用为0.34~6.77元。2021年抗青光眼滴眼液种类与2006年（16种）相比明显增加。2021年前列腺素类药物占比最高，为31.25%。仿制药、固定复方制剂以及无防腐剂的单剂量包装药物数量明显增加。2021年进口药物价格大幅降低，与2006年相比每日费用下降29.28%~53.78%。2021最贵的药物每日费用分别占城镇和农村居民日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2.32%和30.85%（除外单剂量包装药物后分别为5.21%和13.05%），较2006年的37.46%和122.79%明显下降。结论:与2006年相比，2021年中国抗青光眼滴眼液的品种明显增加，每日费用和所占日收入的比例均大幅降低。

目的 了解吉林省边境地区农村居民慢性病共病患病情况及影响因素,为当地居民慢性病的预防控制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于2023年3-4月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在吉林省延边地区的3个边境乡镇抽取1 200名农村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并应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当地边境地区农村居民慢性病共病患病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 吉林省最终纳入分析的1141名边境地区农村居民中,患慢性病共病者400例,慢性病共病患病率为35.1％;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少数民族、已婚、离异/丧偶和贫困人口是吉林省边境地区农村居民慢性病共病患病的危险因素,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15 000元和运动时间＞60分/周是吉林省边境地区农村居民慢性病共病患病的保护因素.结论 吉林省边境地区农村居民慢性病共病患病率相对较高,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均年收入、运动时间和是否为贫困人口是该地区边境地区农村居民慢性病共病患病的主要影响因素.

[目的]基于我国反贫困治理的重心从"绝对贫困治理"转移到"相对贫困治理"的现状,探究健康扶贫政策中商业保险是否具有缓解健康相对贫困的作用.[方法]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根据Logit回归、倾向得分匹配(PSM)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商业保险对健康相对贫困的回归系数为-1.085,健康相对贫困发生比减少了 66.14％.[结论]商业保险可以显著降低健康相对贫困的发生比;在年龄、户籍、工作总收入的分样本人群中存在差异性;Logit回归结果高于PSM结果,高估了商业保险降低健康相对贫困的作用;健康状况对商业保险降低健康相对贫困发生的能力起负向调节作用、学历起正向调节作用.

[目的]验证商业医疗保险对于抑制因病支出型贫困的效果,为发挥商业医疗保险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依据.[方法]利用 201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商业医疗保险对于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其作用机制.[结果]家庭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可以显著抑制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发生,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家庭的因病支出型贫困发生概率较未购买家庭降低了4.1%.[结论]商业医疗保险可通过增加家庭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进而抑制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发生,且对于缓解高保险深度地区和农业户籍人群的因病支出型频率发生作用更加明显.

目的 描述2013年、2016-2017年中国6～23月龄婴幼儿甜饮料和不健康食物摄入的变化.方法 数据来自2013年、2016-2017年中国儿童与乳母营养健康监测项目,研究对象分别为6～23月龄儿童9983名和20 423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1年更新的婴幼儿喂养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儿童甜饮料和不健康食物摄入的变化.结果 采用2010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进行复杂加权计算,利用Rao-Scott修饰权重的卡方检验进行不同调查年、性别、月龄、地区儿童之间的统计学差异检验.结果 2013年中国6～23月龄儿童甜饮料摄入比例是20.2％(95％CI 16.0％～24.4％),大城市儿童达到29.6％,而最低的贫困农村儿童为14.0％,但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2013年相比,2016-2017年中国6～23月龄儿童甜饮料摄入比例显著增加,达到了 51.7％(95％CI 48.9％～54.4％),中小城市儿童达到了 54.1％,而最低的大城市儿童为44.3％.2013年中国6～23月龄儿童不健康食物摄入比例是31.2％(95％CI 23.2％～39.3％),中小城市儿童达到46.3％,而最低的贫困农村儿童为16.3％.与2013年相比,2016-2017年中国6～23月龄儿童摄入不健康食物的比例为35.6％(95％CI33.6％～37.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Rao-Scott x2=0.96,P=0.33).最高的中小城市儿童为38.6％,大城市和贫困农村儿童达到了 30％.两个指标在同一调查年不同性别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不同月龄儿童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中国6～23月龄儿童摄入甜饮料比例明显增加,不健康食物摄入相对稳定,12月龄以上儿童和农村儿童是要关注的人群.

作为探索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的关键工具,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研究框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截至目前,对如何运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研究框架解读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还缺乏比较清晰的认识.概述了社会-生态系统的主要研究框架,基于文献计量软件和可视化手段系统分析了面向 SDGs的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的现状和特点.结果表明:"SDG1-无贫困"、"SDG2-零饥饿"、"SDG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SDG13-气候行动"和"SDG14-水下生物"是目前研究中关注的热点,涉及了多尺度的农林、淡水、海洋、城乡等典型系统,呈现出跨学科、数据多元化和方法集成化的显著特征;而有关"SDG4-优质教育"、"SDG5-性别平等"、"SDG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和"SDG10-减少不平等"等目标的研究相对较少;SDGs研究热点与国家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的多项目标关联关系的研究较少,该领域研究主要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分析框架、达标评估、趋势预测和管理决策"的支撑服务作用.未来亟需加强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的SDGs关联关系研究;(2)构建因地制宜的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框架;(3)SDGs导向的社会-生态系统动态反馈机制研究;(4)学科融合和数据平台建设.为探索适宜中国SGDs的实现路径提供科学参考.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全球生态系统保护与支撑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区域.农户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的主体,其福祉水平直接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实现.科学评估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相对贫困程度,精准识别相对贫困人口并揭示其影响因素对于促进重点生态功能区生计与生态协同发展至关重要.以地处秦巴山重要水源涵养区与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陇南山区为案例区,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系统识别相对贫困农户,并利用分层线性模型在"家庭-村庄"双重尺度上探索相对贫困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陇南山区农户相对贫困程度存在分化,其中,高山区农户、补贴型农户和高家庭抚养比农户相对贫困程度较高.相对贫困农户占受访户的20.39%,且主要集中在高山区、家庭抚养比较高以及补贴型农户中.(2)农户的家庭属性是导致农户陷入相对贫困的决定性因素,脱贫内生动力及生计多样性提升是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而医疗负担和教育负担增加会导致农户陷入相对贫困.(3)村庄特征放大了家庭特征对相对贫困程度的影响,村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对外联系等通过影响家庭特征而强化了对农户相对贫困程度的影响.

目的 描述中国6～23月龄婴幼儿的喂养状况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75个监测点6～23月龄儿童20423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1年更新的婴幼儿喂养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 6～23月龄儿童的辅食添加率、最低膳食多样性、最低膳食摄入频率和最低可接受膳食等.结果 采用2010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进行复杂加权计算,利用Rao-Scott修饰权重的卡方检验进行不同性别、地区、月龄组儿童之间的统计学差异检验.结果 2016-2017年中国6～8月龄儿童辅食添加率是83.2％(95％CI 80.5％～85.9％),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地区儿童辅食添加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ao-Scott x2=30.85,P＜0.01),中小城市儿童达到90.3％,而贫困农村儿童为75.0％.中国6～23月龄儿童达到最低膳食多样化的比例是60.6％(95％CI 58.1％～63.1％),中小城市儿童达到71.1％,而最低的贫困农村儿童为50.5％;八类食物中除了母乳以外,蛋类(34.4％,95％CI 32.1％～36.6％)、豆类(19.0％,95％CI 17.4％～20.7％)摄入的比例较低,谷类、根茎类富含维生素A的蔬菜水果为89.7％(95％CI 88.4％～91.1％).蛋及或肉类的消费比例是 76.4％(95％CI 74.2％～78.7％),未摄入蔬菜和水果的比例是9.1％(95％CI7.8％～10.4％).中国6～23月龄儿童达到最低膳食摄入频率的比例是72.4％(95％CI 70.1％～74.7％),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一般农村儿童均在70％以上,贫困农村儿童为60.2％;最低可接受膳食的比例是43.4％(95％CI 40.7％～46.1％),城市儿童达到50％以上,而农村儿童低于40％,贫困农村儿童为30.1％.最低膳食多样化、最低膳食摄入频率和最低可接受膳食三个指标在不同性别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城市和农村、不同月龄儿童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2016-2017年中国6～23月龄儿童喂养状况无性别差异,辅食添加比较及时,儿童最低膳食多样化和膳食摄入频率相对理想,但贫困农村儿童的最低可接受膳食较差.

目的 了解中国中老年人群健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之间作用在时空上可能存在的非平稳性特征,为多元协同治理网络下区域健康减贫行政效率的提升提供时空特异性证据.方法 收集2011、2013、2015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7296户≥45岁中老年家庭的相关数据,基于自行开发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数测度工具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模型(OLS)、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时间加权回归模型(TWR)和时空加权回归模型(GTWR)对2011-2018年中国中老年家庭健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进行建模,并进一步对最优模型估计系数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勾勒.结果 在控制了年份和地区固定效应后,全局OLS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慢性病患病率、残疾患病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医疗自付费用和调查前3年年均PM2.5浓度的提高,多维健康贫困指数随之增长;而随着人口密度、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每万人口护士数的提高,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则随之降低.在所有的局部模型中,GWR模型的表现最优,与全局OLS模型相比,其调整后R2值从70.57％上升至88.68％,残差平方和从797.791下降至585.277.GWR模型中慢性病患病率、残疾患病率、人口密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平均医疗自付费用、每万人口护士数和调查前3年年均PM2.5浓度8个协变量与响应变量的作用均存在非平稳性.GWR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慢性病患病率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山西省、云南省和贵州省达到最强;残疾患病率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江苏省、安徽省和河南省达到最强;人口密度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负向抑制作用在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和北京市达到最强,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山东省和山西省也表现为相对较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每万人口护士数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负向抑制作用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正向促进作用均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和甘肃省达到最强;平均医疗自付费用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河南省、安徽省和江苏省达到最强;调查前3年年均PM2.5浓度对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正向促进作用以北京市、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为中心向外减弱,辐射了整个环渤海区域.结论 健康贫困与其影响因素间的时空特征存在着空间非平稳性,引入局部加权回归技术为提供有助于提升区域健康减贫行政效率的时空特异性证据奠定了技术基础.

目的:探讨相对贫困新形势下广东省医疗救助对象扩围的方向,为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方法:通过政策分析,比较广东省各地市收入型和支出型贫困对象认定标准,以及医疗救助特殊对象的异同.结果:广东省医疗救助对象认定跟不上目前相对贫困的新形势,没有实现所有常住居民医疗救助政策均等化,经济因素是影响医疗救助水平的重要因素.结论:医疗救助对象扩围是必然趋势,要顺应相对贫困的新形势,适度扩大救助对象范围,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常住居民医疗救助待遇均等化,降低灾难性医疗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