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以全球营养领导层诊断营养不良标准（global leadership initiative on malnutrition，GLIM）诊断的营养不良与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住院患者疾病活动度及不良临床结局的关系。方法:前瞻性纳入青岛大学附属医院2019年9月至2023年3月的115例UC住院患者，应用GLIM及欧洲临床与代谢营养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clinical nutrition and metabolism，ESPEN）2015标准进行营养不良诊断，分析两种诊断标准的一致性。根据GLIM将UC住院患者分为营养不良组和非营养不良组，进一步研究GLIM诊断的营养不良与疾病活动度及不良临床结局的关系，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探讨UC住院患者不良临床结局的影响因素。结果:GLIM与ESPEN 2015标准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和高度一致性（AUC=0.875， P<0.001； K=0.809， P<0.001）。根据GLIM标准，UC住院患者营养不良的患病率为32.17%（37例），与非营养不良组相比，营养不良组UC住院患者改良Mayo评分及C反应蛋白更高（ P均<0.05）、重度疾病活动期患者比例更高（ P=0.005）。营养不良组UC患者住院天数更长（ P<0.001）、住院费用更高（ P<0.001），12周及54周药物升级/转化治疗、再入院及手术患者比例更高（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Mayo评分（ OR=3.606， P=0.016）、高改良Mayo评分（ OR=1.346， P=0.009）及营养不良（ OR=1.430， P=0.012）是UC住院患者12周不良临床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高Mayo评分（ OR=6.491， P=0.011）及营养不良（ OR=6.693， P=0.033）是UC住院患者54周不良临床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GLIM与ESPEN 2015标准诊断UC住院患者营养不良具有高度一致性；合并营养不良的UC住院患者病情更重；营养不良可预测UC住院患者不良临床结局，是影响UC住院患者不良临床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

甲状腺相关眼病(TAO)是成人常见的眼眶疾病，可导致一系列眼部症状及体征，严重影响患者的视觉健康和生活质量。准确把握疾病病程进展、客观评价其严重程度和活动性对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及改善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TAO的分级分期方法在不断改进，在对眼病的主观症状和体征的描述性评价中，国际上先后提出甲状腺相关眼征分级(NOSPECS)、临床活动度评分(CAS)、VISA及EUGOGO四大分级分期系统，各系统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各自的侧重点。而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影像技术及实验室检查等客观评价方法对TAO的分级分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眼眶CT和MRI的应用使得对疾病的定量分析取得重大突破。TAO分级分期方法的不断总结，为TAO病情判断、治疗方案选择和疗效预测提供参考和指导。

目的 分析血清炎症因子、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在双相情感障碍(BD)患者中的水平变化,并分析其与BD临床症状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2021年1月-2023年1月收治的100例BD患者,根据BD病情分为BD发作组(47例)和BD缓解组(53例),另选取同期收治的100例单相抑郁情感障碍患者作为单相组、78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并比较4组患者的血清白细胞介素-1β(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BDNF水平.比较4组患者血清IL-1β、TNF-α、BDNF水平及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贝克-拉范森躁狂量表(BRMS)以及霍普金斯词语学习测验修订版(HVLT-R)评分,采用Pearson分析法分析血清IL-1β、TNF-α及BDNF水平与BD患者临床症状的相关性.结果 BD发作组、BD缓解组和单相组患者的发病频率和病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BD发作组和BD缓解组患者的发病频率及病程均高于单相组,且BD发作组患者的发病频率及病程高于BD缓解组(P＜0.05);与健康组相比,单相组、BD发作组和BD缓解组患者血清IL-1β和TNF-α水平显著升高(P＜0.05),且BD发作组和BD缓解组患者血清IL-1β和TNF-α水平高于单相组,BD发作组患者血清IL-1β和TNF-α水平高于BD缓解组(P＜0.05);与健康组相比,单相组、BD发作组和BD缓解组患者BDNF水平显著降低(P＜0.05),且BD发作组和BD缓解组患者BDNF水平低于单相组,BD发作组患者BDNF水平低于BD缓解组(P＜0.05);与健康组相比,单相组、BD发作组和BD缓解组患者HAMD和BRMS评分均显著升高(P＜0.05),BD发作组和BD缓解组患者BRMS评分高于单相组,BD发作组患者BRMS评分高于BD缓解组(P＜0.05),且BD发作组和单相组患者HAMD评分高于BD缓解组,BD发作组患者HAMD评分高于BD缓解组(P＜0.05);与健康组相比,单相组、BD发作组和BD缓解组患者HVLT-R评分显著降低(P＜0.05),且BD发作组和BD缓解组患者HVLT-R评分低于单相组,BD发作组患者HVLT-R评分低于BD缓解组(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BD患者血清IL-1β、TNF-α水平与发病频率、HAMD、BRMS呈正相关关系,与HVLT-R呈负相关关系(P＜0.05);BD患者BDNF水平与HVLT-R呈正相关关系,与病程、发病频率、HAMD、BRMS呈负相关关系(P＜0.05).结论 血清IL-1β、TNF-α及BDNF在BD患者中的水平变化与疾病的临床严重程度相关,可将其作为BD病理生理过程中潜在的生物标志物或治疗靶点.

目的:探讨肝纤维化程度与急性缺血性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患者静脉溶栓后早期神经功能恶化（early neurological deterioration, END）的相关性及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纳入2018年1月至2023年3月在南京江北医院接受静脉溶栓治疗的AIS患者。应用肝纤维化-4指数（fibrosis-4 index, FIB-4）评估患者肝纤维化程度，FIB-4 ≥ 2.67定义为严重肝纤维化。END定义为静脉溶栓后24 h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评分较基线时增加≥ 4分。通过单变量分析和多变量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END的相关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分析FIB-4对END的预测价值。 结果:共纳入313例患者，184例（58.8%）为男性，年龄（64.8 ± 11.8）岁，中位基线NIHSS评分为6分（四分位数间距：4~9分），中位FIB-4为1.76（四分位数间距：1.28~2.56），45例（14.4%）发生END。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校正其他混杂因素后，FIB-4较高与END显著独立相关（优势比2.121，95%置信区间1.422~3.162； P=0.001）。ROC曲线分析显示，FIB-4对END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曲线下面积0.689，95%置信区间0.595~0.784； P=0.001）。FIB-4的最佳截断值为1.82，其预测END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1.1%和54.9%。 结论:FIB-4对AIS患者静脉溶栓后END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目的:分析特应性皮炎（AD）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转谷氨酰胺酶2（TGM2）的表达及其与AD相关炎症因子和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收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20年7月至2021年1月皮肤科门诊及住院治疗的29例AD患者及15例健康对照。采集受试者10 ml外周血及临床相关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病程、血常规（包括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计数）、总IgE水平、AD评分（SCORAD）等]。用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PBMC后，通过荧光定量PCR与流式细胞仪检测29例AD患者及15例健康对照PBMC中TGM2 mRNA和PBMC表面TGM2蛋白的表达，及PBMC中AD相关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IL）1β、IL-4、IL-6、IL-8、IL-10、IL-13、IL-17、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SLP）、P2RX7（嘌呤能受体P2X，配体门控离子通道7）等的mRNA表达。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组间差异，相关性评估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 结果:AD患者PBMC中TGM2 mRNA相对表达水平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 Q1， Q3）：0.509（0.325，0.958）比0.475（0.328，1.051）， U = 210.50， P = 0.872]，AD组IL-4 mRNA表达水平低于对照组[0.171（0.049，0.449）比0.824（0.397，1.378）， P < 0.001]，IL-8、IL-13 mRNA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P = 0.011、0.006）。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AD患者组PBMC中TGM2 mRNA表达水平与炎症因子IL-4和P2RX7 mRNA的表达正相关（ r s = 0.42、0.40， P = 0.024、0.034）；与AD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相关指标如年龄[21（16，29）岁]、病程[4（1，10）年]、嗜酸性粒细胞计数[0.33（0.18，0.65）× 10 9/L]、嗜碱性粒细胞计数[0.04（0.03，0.06）× 10 9/L]、SCORAD评分[60.5（46.98，66.13）]、血清总IgE水平[373（40，1815）IU/ml]均无显著相关性（均 P > 0.05）。AD组与对照组PBMC表面TGM2蛋白的相对表达水平[54.9（47.6，62.8）比55.55（51.5，60.2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U = 112.00， P = 0.922），AD患者PBMC表面TGM2蛋白的表达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指标均无显著相关性（ P>0.05）。 结论:AD患者PBMC中TGM2 mRNA及PBMC表面TGM2蛋白的表达与健康对照间无明显差异，且与AD疾病严重程度无相关性。

目的:探讨双相障碍(BPD)、抑郁障碍(DPD)患者治疗前后甲状腺激素水平与治疗转归的相关性。方法:选择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治疗的符合《国际疾病与健康问题统计与分类-第10版》(ICD-10)诊断标准的双相障碍患者72例(BPD组)、抑郁障碍患者46例(DPD组)及健康体检者20例(对照组)。测定所有受试者血清总甲状腺素(TT 4)、血清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T 3)、高灵敏度促甲状腺激素(HS-TSH)浓度；BPD组、DPD组治疗12周末再测定上述激素浓度。采用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贝克-拉范森躁狂量表(BRMS)评定基线时和治疗12周末症状严重程度。比较两组疗效，并观察疗效(量表减分率)与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的相关性。 结果:基线时，BPD组中抑郁相患者TT 4、TT 3分别为(54.75±12.26)nmol/L、(86.26±15.29)nmol/L，均低于对照组的(145.64±12.15)nmol/L、(156.78±36.54)nmol/L，TSH[(68.97±5.98)mIU/L]高于对照[(45.59±9.28)mIU/L]；BPD组中躁狂混合相患者TT 4、TT 3分别为(166.75±12.25)nmol/L、(186.36±35.15)nmol/L，均高于对照组，TSH[(7.87±3.56)mIU/L]低于对照组；DPD组TT 4、TT 3分别为(65.59±23.11)nmol/L、(92.21±19.36)nmol/L，均低于对照组，TSH[(69.38±14.75)mIU/L]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5.867、4.657、2.369、2.789、3.247、6.356、4.358、3.265、2.365，均 P<0.05)。12周末，三组TT 4、TT 3、HS-TSH浓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各组HAMa＋d、BRMS量表评分均较基线时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8.854、12.321、6.756，均 P<0.05)。HAMa＋d评分与TT 4、TT 3浓度呈负相关，与HS-TSH浓度呈正相关；BRMS评分与TT 4、TT 3浓度呈正相关，与HS-TSH浓度呈负相关。 结论:双相障碍、抑郁障碍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与健康人有差别，甲状腺激素水平与疗效密切相关。

目的:分析儿童急性胰腺炎（AP）的临床特点和预后，为临床预防和治疗儿童AP提供参考。方法:基于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回顾分析2011年1月至2020年12月本院收治的AP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将患儿分为轻症急性胰腺炎（MAP）组和重症急性胰腺炎（SAP）组。收集并比较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和预后指标；分析AP患儿的流行病学特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儿童发生SAP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227例AP患儿，其中MAP组161例，SAP组66例。AP患儿中位年龄12.00（8.00，16.00）岁，男性126例（占55.51%），首发临床症状以腹痛、恶心呕吐和腹胀为主（分别占97.36%，61.67%和14.10%），21例（9.25%）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4例（1.76%）患儿因合并脓毒症、多器官功能衰竭、创伤性休克等发生院内死亡。流行病学特征显示，AP患儿首次发病年龄主要集中在7～17岁（占85.02%）；病因以胆源性疾病（29.96%）、病毒感染（29.07%）和特发性因素（19.82%）为主；2011至2020年，AP患儿就诊人数呈波动趋势，其中2018至2020年AP患儿就诊人数连续3年上升。与MAP组比较，SAP组患儿年龄明显更大，女性比例、农村来源比例、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体质量指数（BMI）、白细胞计数（WBC）、C-反应蛋白（CRP）水平、住院费用、病因为创伤性因素和药物性因素比例明显更高，血钙水平、病因为病毒感染因素比例明显更低，住院时间明显更长（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PACHEⅡ评分〔优势比（ OR）＝1.495，95%可信区间（95% CI）为1.293～1.728〕和年龄（ OR＝1.352，95% CI为1.182～1.546）可能与儿童发生SAP密切相关（均 P<0.001）。 结论:儿童AP多发生于学龄前儿童和青春期儿童，总体病死率较低；胆源性疾病、病毒感染和特发性因素是常见病因；APACHEⅡ评分和年龄可能是儿童发生SAP的危险因素。

目的:利用国际大型数据库电子重症监护病房合作研究数据库（eICU-CRD）数据，建立脓毒症相关性急性肾损伤（SA-AKI）患者30 d死亡预测模型列线图，并进行预测效能验证。方法:采用eICU-CRD中的数据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从eICU-CRD数据库中筛选SA-AKI患者数据，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既往病史、SA-AKI类型、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DIGO）-AKI分期、病情严重程度评分、生命体征、实验室指标及治疗措施；以入院时间为观察起点，死亡为结局事件，随访时间为30 d。比较不同30 d预后患者的相关变量；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向前似然比分析筛选SA-AKI患者30 d死亡危险因素，并构建死亡预测模型列线图；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校准曲线和Hosmer-Lemeshow检验对模型的预测效能进行验证。结果:最终共201例SA-AKI患者数据纳入分析，其中30 d存活51例，死亡150例，病死率为74.63%。与存活组比较，死亡组患者年龄更大〔岁：68（60，78）比59（52，69）， P<0.01〕，体质量、短暂性SA-AKI比例、血小板计数（PLT）、血糖更低〔体质量（kg）：79（65，95）比91（71，127），短暂性SA-AKI比例：61.33%（92/150）比82.35%（42/51），PLT（×10 9/L）：207（116，313）比260（176，338），血糖（mmol/L）：5.5（4.4，7.1）比6.4（5.1，7.6），均 P<0.05〕，持续性SA-AKI比例、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血乳酸（Lac）、总胆红素（TBil）更高〔持续性SA-AKI比例：38.67%（58/150）比17.65%（9/51），SOFA评分（分）：7（5，22）比5（2，7），Lac（mmol/L）：0.4（0.2，0.7）比0.3（0.2，0.4），TBil（μmol/L）：41.0（17.1，51.3）比18.8（17.1，34.2），均 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优势比（ OR）＝1.035，95%可信区间（95% CI）为1.013～1.058， P＝0.002〕、体质量（ OR＝0.987，95% CI为0.977～0.996， P＝0.007）、持续性SA-AKI（ OR＝2.942，95% CI为1.333～6.491， P＝0.008）、SOFA评分（ OR＝1.073，95% CI为1.020～1.129， P＝0.006）、PLT（ OR＝0.998，95% CI为0.996～1.000， P＝0.034）、Lac（ OR＝1.142，95% CI为1.009～1.292， P＝0.035）、TBil（ OR＝1.422，95% CI为1.070～1.890， P＝0.015）与SA-AKI患者30 d死亡风险相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向前似然比分析显示，年龄（ OR＝1.051，95% CI为1.023～1.079， P＝0.000）、体质量（ OR＝0.985，95% CI为0.974～0.995， P＝0.005）、心血管疾病（ OR＝9.055，95% CI为1.037～79.084， P＝0.046）、持续性SA-AKI（ OR＝3.020，95% CI为1.258～7.249， P＝0.013）、SOFA评分（ OR＝1.076，95% CI为1.013～1.143， P＝0.017）、PLT（ OR＝0.997，95% CI为0.995～1.000， P＝0.030）是SA-AKI患者30 d死亡独立危险因素。根据以上危险因素构建SA-AKI患者30 d死亡预测模型列线图；ROC曲线分析显示，该模型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98（95% CI为0.722～0.873），敏感度为86.7%，特异度为62.7%；校准曲线图显示，拟合曲线与标准曲线接近，说明预测概率与实际概率接近，提示模型预测效能较好；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χ 2＝6.393， df＝8， P＝0.603>0.05，提示该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观察数据；通过模型预测准确率判断模型拟合质量，结果显示，该模型的预测准确率为95.3%，模型整体预测准确率为81.6%，说明模型拟合情况较好。 结论:基于SA-AKI患者30 d死亡危险因素可以成功构建死亡预测模型，该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率、敏感度、可信度和一定的特异度，有助于早期筛选出高死亡风险患者，并采取更加积极的救治方案。

分析2015—2019年北京市某儿童医院门诊就诊特应性皮炎（AD）患儿的临床特点和治疗现状。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对2015年4月至2019年4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门诊就诊的AD患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共纳入1 926例0~17.5岁居住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AD患儿，记录一般情况、AD疾病严重程度及皮损分布情况、AD的临床特征和疾病严重程度、AD发病的相关影响因素、AD疾病转归及治疗现况。采用SAS 9.4、SPSS19.0和R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卡方检验、方差分析及对应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纳入的AD患者，男∶女比例为 1.4∶1；有79.0%（1 522/1 926）、86.1%（1 658/1 926）、91.3%（1 758/1 926）和97.3%（1 907/1 926）在6月龄、1岁、2岁和5岁起病；轻度占13.2%（255/1 926）（SCORAD评分0~24）、中度50.1%（965/1 926）（SCORAD评分25~50）和重度36.7%（706/1 926）（SCORAD评分>50），重度患儿年龄小于轻度和中度患儿；面部、头部、躯干和下肢为中重度AD常见起病部位，手、足、耳部为重度AD好发部位；温度变化、热水因素、精神情绪和春冬季是诱发AD加重的常见因素；有35.2%（678/1 926）处于症状加重状态，61.8%（1 191/1 926）处于症状持续存在状态；洗澡越频繁，AD患儿的疾病严重程度越轻（ χ2=29.791， P<0.001）；有28.0%（520/1 856）的AD患儿从没有润肤习惯，与AD疾病严重程度具有相关性（ χ2=15.908， P<0.05）；中、重度AD患儿联合用药的比例显著高于轻度AD患儿。综上，2015—2019年期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专科门诊就诊的AD患儿多在5岁内发病，疾病严重程度以中重度为主，大部分患者病情控制不佳，传统治疗方案存在局限性，识别儿童AD的临床特征和治疗现状，有助于开展更具有针对性的预防和管理工作。

目的:观察健脾止泻宁颗粒联合美沙拉嗪对溃疡性结肠炎(UC)模型大鼠细胞因子以及结肠组织中髓过氧化物酶(MPO)水平的影响。方法:75只Wistar雄性大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5组：正常对照组、模型对照组、健脾止泻宁组、美沙拉嗪组和联合治疗组，每组15只。采用大鼠疾病活动指数(DAI)评分评估大鼠肠炎症状严重程度的指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各组大鼠血清中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1β、IL-4、IL-6、IL-8、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IL-18水平，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结肠黏膜组织中MPO的表达。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及各个给药治疗组DAI评分均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28.574， P<0.05)；与模型组比较，各治疗组DAI评分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28.574， P<0.05)。与模型组比较，健脾止泻宁组、美沙拉嗪组及联合用药组血清IL-1β、IL-6、IL-8、TNF-α和IL-18水平升高( F＝90.948、92.243、132.437、37.070、61.971， P<0.05)，IL-4和IL-10水平降低( F＝82.250、83.657， P<0.05)；与健脾止泻宁组和美沙拉嗪组比较，联合用药组血清IL-1β、IL-6、IL-8、TNF-α和IL-18水平降低( F＝90.948、92.243、132.437、37.070、61.971， P<0.05)，IL-4和IL-10水平升高( F＝82.250、83.657， P<0.05)。与模型组比较，健脾止泻宁组、美沙拉嗪组及联合用药组结肠组织中MPO含量降低( F＝178.140， P<0.05)；与健脾止泻宁组和美沙拉嗪组比较，联合用药组结肠组织中MPO含量降低( F＝178.140， P<0.05)。血清IL-1β、IL-6、IL-8、TNF-α、IL-18的表达水平与大鼠结肠组织中MPO的含量呈正相关( r＝0.821、0.861、0.886、0.718、0.793， P<0.05)，血清IL-4、IL-10的表达水平与大鼠结肠组织中MPO的含量呈负相关( r＝－0.837、－0.817， P<0.05)。 结论:联合使用健脾止泻宁颗粒和美沙拉嗪治疗UC可以产生协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