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索高血压患者家庭血压监测行为的影响因素,为构建针对性的干预方案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目的 抽样、理论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法选取18例高血压患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通过开放式编码、轴心编码、选择性编码构建高血压患者的家庭血压监测影响因素模型.结果 患者相关因素直接影响其家庭血压监测行为,疾病与治疗相关因素为内部情境因素,医疗服务系统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为外部情境因素,对家庭血压监测行为起调节作用.结论 医护人员应及时评估影响患者血压监测的阻碍与促进因素,加强医患沟通并完善随访体系,制定个体化的干预措施改善患者的家庭血压监测行为,优化血压管理.

目的 通过对文献系统梳理,总结归纳分析多部位恶性肿瘤ICD-10编码规则,为编码员准确分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检索2004年1月-2023年6月在中国知网(CNKI)、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VIP)及《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病案信息学》等编码指导手册上发表的关于多部位恶性肿瘤编码规则的文献并进行归纳分析.结果 最终筛选符合条件的文献共7篇,通过文献归纳,多部位恶性肿瘤可分为原发恶性肿瘤伴侵袭或转移、交搭跨越恶性肿瘤、多原发恶性肿瘤及其他的多部位恶性肿瘤四大类,其类型不同,编码规则不同.结论 编码员要理解多部位恶性肿瘤各类型的内涵及编码规则,必要时与病理及临床科室沟通联系,提高多部位恶性肿瘤编码质量.

文章总结了我在2023年第十六届亚太玻璃体视网膜学会"陈之昭博士全球眼研究合作论坛"中的发言、作为全球眼遗传联盟(GEGC)分会组织、共八位卓著演讲者参加.在科学研究中,合作和沟通很重要.研究合作通常源于科学会议,例如:1985年中山眼科中心主办的第一届中国国际眼科会议、多次举办的GEGC会议、国际玻璃体视网膜淋巴瘤(vitreo retinal lymphoma,VRL)会议等.VRL 是我参与并证实全球合作卓有成效的研究课题之一,VRL是一种致死率很高的眼病,及时诊断并治疗可改善患者预后.我们在1995年首次报告VRL患者玻璃体中IL-10增高,且IL-10/IL-6比值大于1.这至今仍能助诊.MYD88突变亦可协助诊断B-细胞VRL.当前,新的体液分子特征将作为一种VRL诊断和预后评估有前景的辅助手段.与其他罕见疾病一样,诊治和治愈VRL需要全球合作.我很荣幸参加此论坛会,借此感谢我的导师、同事、学生、国内外的合作者和家人.

心血管疾病风险沟通是帮助风险个体理解风险信息,引导其改善健康行为的重要手段.护士作为风险沟通的主体,有效开展心血管疾病风险沟通,对降低日益增长的心血管疾病负担和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至关重要.该文对健康风险沟通的概念及发展、心血管疾病风险沟通的影响因素以及实施风险沟通的建议3个方面进行综述.建议护士在开展心血管疾病风险沟通时,要充分考虑沟通对象的实际情况和偏好,设计个性化风险沟通方案,为临床护理实践提供参考.

基于德尔菲法，结合前期文献研究和专家访谈结果，进行2轮专家咨询，从均数、重要性评价、变异系数及协调系数等角度评价专家咨询结果，并通过专家共识会议最终形成推拿治疗疼痛疗效影响因素框架。本研究第1轮发放专家调查问卷40份，回收有效问卷37份，积极系数为92.5%；第2轮发放专家调查问卷20份，回收有效问卷16份，积极系数为80.0%。第2轮整体协调系数为0.68，根据各条目的均数及重要性评价，2轮专家咨询重要性评价≥80%的条目进入专家共识会议，最终确定22项条目，概括为诊断因素、治疗因素、预后因素、患者因素和医患沟通5个影响因素，形成推拿治疗疼痛疗效影响因素框架。该框架模型可指导青年推拿医师提高临床疗效，同时还明确提出推拿治疗疼痛疗效不仅与疾病诊断和手法操作有关，还与功能锻炼、居家康养、医患沟通等密切相关。

目的:探讨以问题为导向的沟通干预模式对冠心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患者疾病知识掌握程度、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9年1—12月在阜阳市人民医院行PCI的84例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试验组及对照组，各42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模式，试验组给予以问题为导向的沟通干预模式。应用冠心病疾病相关知识调查表、心力衰竭自我护理指数量表（SCHFI）评价干预效果。结果:试验组患者冠心病疾病知识调查表中各维度得分及SCHFI各分量表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以问题为导向的沟通干预模式能够提高冠心病PCI术后患者对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自我护理能力。

目的:探讨脑卒中患者心理困扰与亲密关系的关系以及不同二元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为改善脑卒中患者亲密关系提供理论指导。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2月至2021年7月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和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的203例脑卒中患者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亲密关系满意度问卷、二元应对量表对患者进行横断面调研。结果:脑卒中患者心理困扰、亲密关系、积极二元应对及消极二元应对得分分别为（19.33 ± 7.46）、（32.75 ± 6.79）、（86.25 ± 13.22）、（16.46 ± 4.08）分；心理困扰与亲密关系、积极二元应对呈负相关（ r=-0.195、-0.204，均 P<0.01），与消极二元应对呈正相关（ r=0.229， P<0.01）；积极二元应对和消极二元应对在心理困扰与亲密关系中起着平行的完全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量分别为35.87%及53.26%。 结论:心理困扰完全通过积极二元应对和消极二元应对间接影响脑卒中患者的亲密关系，医护工作者可引导患者积极应对疾病，并鼓励夫妻间加强沟通，以增强夫妻亲密感，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目的:探讨治疗性沟通对急诊输液患者输液安全性，疾病不确定性，应对方式以及焦虑抑郁的影响。方法:选择2019年7-12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急诊输液患者126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63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研究组患者在此基础上接受治疗性沟通护理干预。观察2组患者干预期间输液不良事件发生率，采用疾病不确定性量表（MUIS）、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2组患者干预前后疾病不确定性、应对方式以及焦虑抑郁情况。结果:最终收集109例患者完整调查问卷，回收率为86.51%（109/126），其中研究组55例，对照组54例。研究组患者输液不良事件发生率为16.36%（9/55），低于对照组的29.63%（16/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为5.057， P<0.05）。2组患者干预前MUIS、MCMQ、SAS、SD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研究组患者MUIS评分中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信息缺乏、复杂性维度得分分别为（17.76 ± 2.49)、（12.03 ± 2.51）、（11.82 ± 2.12）、（11.74 ± 2.24）分，低于对照组的（24.72 ± 2.94）、（16.31 ± 2.27）、（16.13 ± 2.51）、（15.39 ± 2.3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13.346~-8.375， P<0.05）；研究组患者MCMQ中面对得分（19.13 ± 2.62）分，高于对照组的（13.79 ± 1.96）分，回避和屈服得分分别为（8.71 ± 1.34）、（9.81 ± 1.17）分，低于对照组的（14.57 ± 1.93）、（15.12 ± 1.8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12.031、-18.441、-17.875， P<0.05）；研究组患者的SAS和SDS得分分别为（29.43 ± 3.62）、（27.67 ± 3.11）分，低于对照组的（37.44 ± 5.31）、（40.12 ± 4.9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9.216、-15.821， P<0.05）。 结论:治疗性沟通可减少急诊输液的风险，降低患者对疾病的不确定性，改善患者对疾病的应对措施，缓解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提高急诊输液患者的护理质量。

目的:了解我国围手术期镇痛药使用和管理现状。方法: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接受调查者（受调者）的基本信息、围手术期镇痛药管理、围手术期镇痛医疗行为和镇痛药相关知识知晓情况等4个维度共55个问题（4个维度分别为8、10、22和15个问题）。通过中国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和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委员以微信发送问卷星链接形式发放调查问卷，麻醉医师、外科医师/护士和临床药师自愿参与调研，以无记名形式直接提交问卷。调查时间为2020年8月1—31日。结果:收到有效问卷204份，来自全国19个省市的45家医院，其中三级医院43家（95.6%），二级医院2家（4.4%）。204位受调者中外科医师46人（22.5%），麻醉医师80人（39.2%），临床药师32人（15.7%），外科护士46人（22.5%）。受调者所在的45家医院中，35家（77.8%）建立了围手术期疼痛管理的定期沟通机制，22家（48.9%）有临床药师辅助临床科室医师的工作。204位受调者中每年接受1~2次镇痛药相关知识培训者占76.5%（156人）。60.3%的受调者（123/204）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过围手术期镇痛药使用的不合理问题，排在前3位的问题为药物选择[74.0%（91/123）]、用法用量[69.1%（85/123）]和药物相互作用[46.3%（57/123）]。37.3%的受调者（76/204）发现过镇痛泵不合理使用的问题，排在前3位的问题为用法用量[69.7%（53/76）]、药物选择[67.1%（51/76）]和禁忌证[36.8%（28/76）]。受调者镇痛药相关知识知晓情况调查的成绩≥120分（满分为150分）者仅占13.7%（28/204），53.9%（110/204）的受调者成绩<90分[外科医师、麻醉医师、临床药师、外科护士中<90分者占比分别为50.0%（23/46）、43.8%（35/80）、46.9%（15/32）和80.4%（37/46）]；15个问题中仅有4个问题的回答正确率>50%。结论:接受调查的医院多数已建立围手术期疼痛管理的相关机制，但仍存在围手术期镇痛药和镇痛泵使用不合理的问题；约半数外科医师、麻醉医师、临床药师和大多数外科护士对镇痛药相关知识知晓程度较低。

肺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肺部疾病的唯一有效方法。据调查，肺移植患者出院后30 d内非计划再入院率高达33.3%~45.4% [1,2,3]，与术后生存率下降相关 [4]。完善的出院准备服务能够促进患者从医院顺利转介到另一个治疗环境（社区医院、家中等），降低再入院和病死风险 [5]。国外有一项关于肺移植患者出院准备服务集束包的研究报道，但该集束包仅涉及沟通、出院安排、用药管理及随访等主题，并未从全周期角度进行干预 [6]。过渡期管理是出院准备服务的衍生，时间和地域跨度更为广泛，主要囊括医院到家庭的转移、院内转移、医院向社区的转移及全生命周期的过渡。其以患者为中心，将治疗过程中的断点有效连接，协调贯穿整个过渡期，以确保患者在不同机构或同一机构的不同部门之间安全转移 [7]。科学合理的过渡期管理有助于提高患者出院准备质量，缩短住院时间，降低再入院率 [8]。肺移植患者不同于普通患者，其术前需要等待移植器官，术前的生理、心理状态度对术后结局影响重大。考虑此特殊性，本研究提出"超前过渡期管理"，以扩大转移的范畴，即在患者进入移植等待列表时便启动过渡期管理；据此构建肺移植患者超前过渡期管理方案，涵盖器官等待阶段、住院阶段和居家阶段，取得了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