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脑卒中患者心理困扰与亲密关系的关系以及不同二元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为改善脑卒中患者亲密关系提供理论指导。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2月至2021年7月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和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的203例脑卒中患者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亲密关系满意度问卷、二元应对量表对患者进行横断面调研。结果:脑卒中患者心理困扰、亲密关系、积极二元应对及消极二元应对得分分别为（19.33 ± 7.46）、（32.75 ± 6.79）、（86.25 ± 13.22）、（16.46 ± 4.08）分；心理困扰与亲密关系、积极二元应对呈负相关（ r=-0.195、-0.204，均 P<0.01），与消极二元应对呈正相关（ r=0.229， P<0.01）；积极二元应对和消极二元应对在心理困扰与亲密关系中起着平行的完全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量分别为35.87%及53.26%。 结论:心理困扰完全通过积极二元应对和消极二元应对间接影响脑卒中患者的亲密关系，医护工作者可引导患者积极应对疾病，并鼓励夫妻间加强沟通，以增强夫妻亲密感，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目的:探讨大脑中动脉(MCA)分叉的形态学特点与动脉瘤形成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自2017年1月至2020年4月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接受脑部3D-数字减影血管造影(3D-DSA)检查的65例MCA单发动脉瘤患者(动脉瘤组)资料，同时选择170例同期门诊中无动脉狭窄及脑动脉瘤患者作为正常对照组并分析其影像学资料中相应形态学参数。分叉顶角定义为φ1，φ2和φ3分别代表小、大外侧角，D2、S2、C2、T2和E2分别代表与主干血管形成小外侧角的一侧分支血管的直径、横截面面积、周长、曲度和椭圆率，D3、S3、C3、T3和E3分别对应对侧分支血管的相应参数。比较2组成员间MCA分叉的形态学参数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影响MCA动脉瘤形成的独立因素，同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影响MCA动脉瘤形成的独立因素的预测价值。结果:(1)参数比较：动脉瘤组的φ1显著大于正常对照组，而φ2、φ3显著小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动脉瘤组的D3、S3、C3、T2、T3和E2显著大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侧分支血管对称性方面，2组患者φ3/φ2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D3和φ3/φ2值为动脉瘤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 OR=4.493， 95%CI：1.414~14.278， P=0.011； OR=30.676， 95%CI：9.884~95.202， P=0.000)；φ2为动脉瘤形成的独立保护因素( OR=0.880， 95%CI：0.844~0.918， P=0.000)。(3)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φ2的曲线下面积最大，达到0.93，最佳截断点为104.59°，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7.7%和85.9%。 结论:正常的MCA分叉更接近于对称的结构，而载瘤动脉分叉接近不对称的结构，具体表现为两侧外侧角及分支血管直径的不对称。小外侧角是预测MCA分叉动脉瘤形成的最佳形态学参数。

目的:探讨二元应对模式对乳腺癌患者婚姻关系、功能锻炼依从性和创伤后成长的影响，为乳腺癌患者护理提供依据。方法:2018年1—12月，选取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70例，随机分为试验组33例和对照组37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试验组采用二元应对模式进行干预。采用Locke-Walla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乳腺癌术后患者院外功能锻炼依从性量表和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比较两组干预效果。结果:试验组失访1例，32例患者完成研究；对照组失访3例，34例患者完成研究。出院后1个月，试验组患者Locke-Walla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得分（117.36±16.44）分，对照组（108.25±15.3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25， P<0.05）；试验患者锻炼依从性量表3个维度得分以及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与他人关系"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二元应对模式干预能够提高乳腺癌患者的婚姻关系和功能锻炼的依从性，但其对创伤后成长水平的影响将来仍需进行大样本、长期研究。

目的:探讨急诊预检分诊候诊患者病情变化的危险因素，以期为医务人员更有效地评估急诊患者病情变化提供可行性依据。方法:选取2019年10—12月北京某三甲医院急诊科预检分诊候诊的244例患者为研究对象，以就诊期间发生病情变化患者为观察组（ n=120），未发生病情变化患者作为对照组（ n=124）。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明确急诊候诊患者病情变化的危险因素。 结果:两组急诊预检分诊候诊患者在性别、年龄、收缩压、舒张压、心率、血氧饱和度、疾病类型、主要症状及分诊级别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年龄≥ 60岁、心率异常、血氧饱和度低及低分诊级别的患者病情变化率较高（ P<0.05）。 结论:急诊预检分诊患者病情变化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心率、血氧饱和度及分诊级别。护士在预检分诊时除应根据分诊级别及时做出正确应对，同时应充分关注高风险因素的人群，以及时发现病情变化的患者并进行急救处置。

目的:探讨长期失能空巢老人配偶的压力感知和应对体验。方法: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于2023年2—6月选取北京市某社区19名失能老人的配偶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并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结果:将长期失能空巢老人配偶的压力感知和应对体验归纳为3个主题和10个子主题，即配偶压力感知动态多变（压力随失能老人的状态同步变化、压力呈"U"形变化、压力递增式变化）、配偶在长期照顾失能老人中的挑战（意见观点难以统一、内心情感不被理解、自身养老难以保障、多种角色共存）、配偶的积极应对体验和策略（积极寻求外部支持、尊重失能老人的主观意愿、提高二元应对能力）。结论:社区护理人员应根据长期失能空巢老人配偶压力感知特征的变化对承担照顾工作的配偶进行支持和指导，同时了解其在长期照顾中面临的多种挑战，借鉴配偶积极的应对经验，为构建居家养老友好型家庭支持体系提供依据。

目的:了解社区老年2型糖尿病（T2DM）患者低血糖恐惧现状，使用潜在剖面分析法识别社区老年T2DM患者中不同低血糖恐惧类型，探讨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下一步制定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3年2—4月选取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300例老年T2DM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低血糖恐惧量表、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对患者进行调查，并对患者低血糖恐惧进行潜在剖面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社区老年T2DM患者低血糖恐惧不同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结果: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7%（290/300）。290例社区老年T2DM患者低血糖恐惧感可分为"适度担忧-正常应对"组（ n=134）和"高度恐惧-谨慎行为"组（ n=156）2个潜在类别。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有无糖尿病并发症、治疗方案和自我管理是影响社区老年T2DM患者潜在类别的因素（ P<0.05）。 结论:社区老年T2DM患者低血糖恐惧水平存在分类特征。社区医护人员应早期识别"高度恐惧-谨慎行为"组的患者，定期开展针对性低血糖健康教育及心理干预，降低其低血糖恐惧感，提高生活质量。

目的:了解产褥期女性配偶真实的母婴照护体验与需求，为提高产褥期女性配偶母婴照护能力及参与度，促进母婴健康提供依据。方法:以二元应对理论为指导，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方法，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收集2022年7—9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产科分娩的18名产妇配偶的相关资料，并运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对录音资料进行分析。结果:提炼出3个主题：产褥期女性配偶母婴照护的积极体验：正性心理情绪、调整观念与行为、领悟社会支持感；产褥期女性配偶母婴照护的消极体验：负性心理情绪、照护胜任力低下、生活工作节奏失衡；产褥期女性配偶对母婴照护的多元化需求：获取多维度知识与技能的需求、构建延续性健康教育平台的建议、获得家庭整体支持的期盼。结论:医护人员应立足产褥期女性配偶的母婴照护体验与需求，为其提供多元化的母婴照护指导以及专业的延续性护理服务，同时完善产褥期女性配偶的家庭支持系统，以提升其母婴照护的胜任感及参与度，促进母婴健康。

随着治疗效果的提升，卒中幸存者人数日益增长。配偶是卒中幸存者的主要照顾者，其与幸存者通过二元应对可以缓解双方疾病压力并提升幸存者康复效果。本文介绍了二元应对的概念和常用的理论模型，回顾了不同研究类型中二元应对在卒中幸存者及配偶中的实践成果，梳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特异性评估工具缺乏、样本代表性偏倚等局限性，并提出了基于二元应对理论的干预在卒中幸存者及配偶中的应用及其面临的挑战和发展策略，未来可通过注重专业人才培养、制定标准化反馈流程、延长干预时间和扩大样本量等进一步探索适合我国卒中幸存者及配偶的干预方案，以期为减轻卒中幸存者及配偶疾病相关压力及提升双方生活质量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行急诊手术后应用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的危险因素。方法:纳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2015年11月至2018年2月收治的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行急诊手术患者527例。根据术后是否行CRRT分为CRRT组(78例)和非CRRT组(449例)。采用二元 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术后行CRRT的危险因素。 结果:所有患者中CRRT的使用率14.8%(78/527)，术后30天病死率8.5%(45/527)。术前血肌酐值( OR＝1.012，95% CI：1.005~1.019， P<0.001)、术中悬浮少白红细胞输注量( OR＝1.141，95% CI：1.071~1.216， P<0.001)、术中血小板输注量( OR＝1.307，95% CI：1.084~1.576， P＝0.005)、术后胸腔引流总量( OR＝1.000，95% CI：1.000~1.000， P＝0.036)及术后气管插管时间( OR＝1.004，95% CI：1.001~1.008， P＝0.013)是Stanford A型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急诊手术后需应用CRRT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急诊手术后出现急性肾损伤需行CRRT的危险因素有术前血肌酐水平、术中悬浮少白红细胞及血小板输注量、术后气管插管时间及术后胸腔引流总量。临床工作中需要关注上述危险因素，做好应对，以改善患者的预后。

目的:探讨血液病患者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的影响因素及防控措施。方法:回顾性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988例输血的血液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统计输注不同血液制剂及不同类型血液病患者的输血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分析患者性别、年龄、输血史、过敏史、原发性血液病、输血类型对输血不良反应的影响。结果:988例患者共输血4 712次，发生输血不良反应62次，其中过敏反应发生率为53.2%（33/62），非溶血性发热反应发生率为45.2%（28/62），其余1例表现为胸闷、气促的患者未明确输血不良反应的诊断。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输血史（ χ2＝4.64， P＝0.031）、过敏史（ χ2＝700.07， P<0.01）及输血类型（ χ2＝19.88， P<0.01）均影响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过敏史（ OR＝0.013，95% CI 0.007~0.024， P<0.001）及输血类型（ OR＝0.192，95% CI 0.077~0.479， P<0.001）是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对于血液病需输血者应严格把控输血指征，警惕具有过敏史、需要输注血浆和血小板的高危人群，并提前做好应对措施，有助于减少输血不良反应的发生，提高输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