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盂鳞状细胞癌(SCC)发病率低，由于其临床表现和传统影像学特征缺乏特异性，临床上诊断十分困难。本文报告1例既往有双肾结石多次手术史的患者，因右肾输尿管结石、左肾复杂性结石、慢性肾功能不全、尿路感染等先后两次入院。其间共行6次手术，其中第1次住院19 d，分别行右输尿管镜取石术和右肾经皮肾镜取石术(PCNL)；20 d后第2次入院，共进行4次左肾PCNL，住院27 d。两次住院期间，3次尿路增强CT检查均未报告肿瘤。患者第4次行左肾PCNL后仍持续发热，抗感染治疗无效。临床考虑左肾盂肿瘤，与患者沟通后建议切除左肾。术后病理检查证实为肾盂SCC。左肾切除后，患者体温恢复正常，术后10 d出院，术后3个月因全身多发转移死亡。

吻合口漏是直肠前切除术后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尽管吻合器械及外科手术技术不断进步，但吻合口漏发生率并无显著下降。随着更多关于吻合口漏早期诊断的研究发表，吻合口漏的危险因素如发热、首次排粪时间、腹部CT、C-反应蛋白（CRP）水平、降钙素原（PCT）水平、基质金属蛋白酶-9、其他细胞因子和生物标志物（IL-6、TNF-α、乳酸、pH值、尿新蝶呤/肌酐比率）等为外科医生评估吻合口漏发生风险提供了参考，增加了吻合口漏早期诊断的可能。尽管如此，预防吻合口漏的发生仍然是最终目标。对于吻合口漏的预防，术中吲哚菁绿（ICG）荧光显影技术为医生评估吻合口灌注提供了一种简单且安全的客观手段；转流性造口的应用可能降低吻合口漏发生率；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经肛管引流可以减少直肠癌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引流管是否均可以明确降低吻合口漏发生率，还需要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此外，对于经肛引流管留置时间，放置的位置尚未形成统一意见。目前对于吻合口漏的研究仍未采用统一的定义，相关研究之间的异质性大，仍然期待更多高质量、多中心、大型前瞻性及随机对照研究来明确直肠癌吻合口漏的早期诊断和预防措施。

目的:探讨以骨外为首发部位的Erdheim-Chester病（Erdheim-Chester disease，ECD）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收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病理科2013年1月至2023年6月诊断的ECD，分析4例以骨外为首发部位的ECD的临床及病理资料，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法检测BRAF V600E基因，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4例ECD患者，男女各2例，年龄2岁11个月至69岁，病变分别位于肺（2例）、中枢神经系统（1例）及睾丸（1例）。1例偶发夜间发热，1例有恶心、呕吐，其余2例无明显临床症状。2例肺ECD表现为双肺弥漫分布的磨玻璃结节影，中枢神经系统及睾丸的病例表现为实性占位。镜下均见纤维化背景中泡沫样组织细胞浸润，伴数量不等的多核巨细胞、小淋巴细胞及浆细胞浸润，其中肺ECD的肿瘤细胞浸润主要出现在胸膜下、小叶间隔、血管周和细支气管周围，纤维化在胸膜和小叶间隔更为明显，在肺泡间隔中不明显。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肿瘤细胞均表达CD68、CD163及F a，不表达CD1α及Langerin，仅1例表达S-100蛋白，3例BRAF V600E阳性。RT-PCR法检测4例均具有BRAF V600E基因突变。 结论:以骨外为首发部位的ECD罕见且起病隐匿，临床上容易误诊，需通过活检予以明确诊断。肺ECD与其他脏器ECD的影像学改变显著不同，其胸膜下、小叶间隔、血管周和细支气管周围浸润的组织学特点也有助于与其他肺疾病进行鉴别。使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或RT-PCR技术检测BRAF V600E基因突变状态有助于诊断，且2种检测方法有较好的一致性。

目的:探讨术锐单孔蛇形臂机器人手术系统用于零缺血肾部分切除术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2021年5—10月，前瞻性纳入因肾肿瘤拟行零缺血肾部分切除术的患者。纳入标准：年龄≥18岁；单发肾肿瘤，肿瘤最大径≤4 cm；体质指数(BMI)18.5~30.0 kg/m 2；美国麻醉医师协会评分1~3分；能配合完成方案规定的相关检查和随访；受试者自愿参加临床试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存在其他恶性肿瘤，或既往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且研究者认为不适合纳入本研究者；既往接受过同类型泌尿系统外科手术治疗，且研究者评估后认为不适合参与本研究者；入组前3个月内以及研究期间计划行其他大型手术者；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有严重全身性疾病，研究者认为不适合行手术治疗者；入组前3个月内参与过其他干预性临床试验者。本研究手术均采用术锐单孔蛇形臂机器人手术系统，该系统由远程控制台、手术设备台车、含4个机械臂的操作系统，以及可重复使用的蛇形机械臂构成。蛇形机械臂是具有两段且均可四向弯转的手术器械，末端携带单极剪刀、双极抓钳、持针器等不同的手术器械，靠自身弯曲运动，通过专用单孔多腔道套管进入体内，可避免传统单孔套管的"筷子效应""反向操作"等问题。本研究均行单孔零缺血肾部分切除术。全麻，患者取健侧卧位，升高腰桥、头低足低位。于脐水平腹直肌外缘取3~4 cm切口，逐层切开进入腹腔，置入配套的单孔机器人专用2.5 cm套管，连接机器人系统，装入高清3D腹腔镜镜头和蛇形机械臂，助手通过专用通道置入普通腹腔镜器械进行辅助，必要时增加1个辅助孔。所有手术均采用经腹腔入路，肿瘤切除和创面重建均采用零缺血方式。记录肿瘤大小、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并发症等围手术期信息。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4例患者，男2例，女2例。年龄44~52岁。BMI 26.5~29.0 kg/m 2。2例有高血压病史。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均为0分。卡氏评分100分3例，90分1例。术前平均血肌酐(76.8±18.8)(70~104)μmol/L。肿瘤位于左侧3例，右侧1例。肿瘤直径1.1~2.8 cm。肿瘤分期均为T 1a期。R.E.N.A.L.评分为4A、7P、6P、4P各1例。首例手术采用纯单孔方式，余3例为保证手术安全性，均增加1个辅助通道。手术时间155~210 min，术中出血量20~170 ml。术后病理诊断为肾透明细胞癌2例，切缘均阴性；血管平滑肌脂肪瘤2例。术后均未出现出血、漏尿、发热、切口愈合不良等并发症。术后下床时0间1~3 d，术后住院时间3~9 d。出院前复查血肌酐(71.5±22.0)(54~103)μmol/L，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4)。 结论:采用术锐单孔蛇形臂机器人手术系统可安全、有效地开展单孔腹腔镜零缺血肾部分切除术，蛇形臂动作灵活、指向性准确，可保障手术的顺利实施。

目的:探讨肠外营养治疗中使用长链脂肪乳剂对低位直肠癌患者围术期营养状况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204例行直肠癌手术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具体营养治疗方式分为两组，研究组100例使用长链脂肪乳剂进行肠外营养支持，对照组104例使用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入院后根据患者主观整体营养状况评估量表（PG-SGA）及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对患者进行营养状况评估，术前第7天开始对患者进行营养及电解质支持治疗，术后采取肠外营养与肠内营养联合治疗及早期肠内营养的方式。记录并对比两组患者术前第7天、术后第1天、术后第7天的清蛋白、前清蛋白、视黄醇结合蛋白、总胆固醇、体质量指数（BMI）以及术后首次排气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术后发热情况和总住院时间。结果:研究组术后首次排气时间[（42±11）h比（54±10）h]、发热时间[（48±8）h比（57±7）h]、总住院时间[（16.0±0.7）d比（18.0±0.9）d]、术后第7天静息能量消耗[（5 326±589）kJ/d比（5 840±599）kJ/d]以及术后第7天总胆固醇[（4.8±0.3）mmol/L比（5.0±0.4）mmol/L]均低于对照组，研究组术后第7天清蛋白[（33±3）g/L比（28±3）g/L]、前清蛋白[（0.189±0.041）g/L比（0.164±0.037）g/L]及视黄醇结合蛋白[（0.039±0.016）g/L比（0.032±0.013）g/L]均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他检测指标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围术期存在营养不良的低位直肠癌患者使用长链脂肪乳剂可能更有利于机体恢复。

目的:探讨儿童气管肿瘤的临床特征，分析其临床治疗方案及预后。方法:收集2009年5月至2021年1月期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收治儿童气管肿瘤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手术方案及辅助治疗等，并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15例患儿纳入研究，其中包括：黏液表皮样癌7例，肺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4例，尤因肉瘤1例，滑膜肉瘤1例，婴儿血管瘤1例，神经纤维瘤1例。本组患儿中多以呼吸道症状就诊，包括咳嗽15例，气促1例，发热8例，咳血2例。ECMO辅助下支气管镜主气管肿物切除术1例，袖状切除术3例，左侧全肺切除术1例，肺叶切除术5例，肺段切除术4例。4例肺段切除患儿均术后复发，2例二次手术。结论:儿童肺部肿瘤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手术完整切除有利于取得良好预后。气管内局限性肿物建议行纤维支气管镜手术切除。

目的:探讨经脐单孔腹腔镜联合经尿道途径辅助单侧肾输尿管全长逆行切除术在上尿路尿路上皮癌治疗中的可行性、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2018年1月至2019年11月采用自制尿道辅助通道行经脐单孔腹腔镜联合经尿道途径辅助单侧肾输尿管全长逆行切除术治疗的1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男7例，女5例；年龄50～78岁，平均65.9岁；左侧病变8例(左输尿管肿瘤2例，左肾盂肿瘤6例)，右侧病变4例(右输尿管肿瘤2例，右肾盂肿瘤2例)。手术方法：术中经腹途径游离并夹闭输尿管下段后，采用1470激光袖状切除输尿管膀胱壁内段，在斑马导丝引导下置入尿道辅助通道及辅助器械，逆行辅助操作完成手术。记录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是否增加辅助套管、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引流管拔除时间、术中和术后并发症、术后病理等。结果:12例手术均顺利完成。手术时间135～260 min，平均194 min;术中出血量25～100 ml，平均50 ml；术后住院时间5～24 d，平均11.6 d。12例中8例术后留置腹腔引流管，留置时间3～11 d，平均6.8 d。12例中1例术中增加辅助套管。术中、术后无患者接受输血治疗，术后病理切缘均阴性。术后1例膀胱吻合口漏尿，延长尿管留置时间后自愈，术后3周拔除尿管；12例无术后切口感染，无发热、出血、静脉血栓形成等手术相关并发症。12例中位随访时间12个月(5～15个月)，1例因腰椎转移于术后8个月死亡，余患者未出现肿瘤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结论:经脐单孔腹腔镜联合经尿道途径辅助单侧肾输尿管全长逆行切除术创伤小、出血少，术后恢复快，且激光直视下能准确切除输尿管开口，手术安全、有效。

本文报道1例前列腺癌伴发热的患者在住院过程中出现多脏器功能障碍，明确系高钙危象导致，给予药物联合肾脏替代治疗后血钙下降、病情好转。恶性肿瘤合并高钙血症较常见，但前列腺癌合并高钙危象并不常见。对于恶性肿瘤患者应动态监测血钙水平变化，避免漏诊及延迟治疗。对高钙危象患者在药物保守治疗的基础上应积极采取肾脏替代治疗措施。

患者男，17岁，2020年1月无明显诱因出现左侧桡骨远端疼痛，后发现左桡远端肿块，并逐渐出现弯腰受限。2020年5月患者出现双下肢无力，2020年6月中旬出现发热，体温最高38 ℃，不伴畏寒、寒战、盗汗。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大致正常，血结核感染T细胞检测阳性(2.619 kU/L)，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y, ANA)、抗可溶性抗原(extractable nuclear antigen, ENA)、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ies, ANCA)、抗环瓜氨酸肽(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CCP)抗体均阴性，多次血培养及骨髓培养(－)，血、尿免疫固定电泳(－)，血游离轻链比值(－)。外院腕关节MRI示左桡骨远端占位，大小2.7 cm×1.8 cm×2.3 cm，伴周围软组织水肿；髋关节MRI示双髂骨、耻骨、髋臼及左侧股骨颈多发异常信号，考虑"骨肿瘤"。外院 18F－FDG PET/CT显像示左侧桡骨远端、左侧肩胛骨、C4椎体、T3~T4、T7、T11、L3椎体、骨盆多处、左侧股骨颈、左侧股骨内侧髁多发溶骨性破坏，代谢异常增高(SUV max：28.5~32.8)。随后完善桡骨穿刺，病理示多量组织细胞及少量淋巴细胞，免疫组织化学：组织细胞CD68(+)，CD1a(－)，Langerin(－)，S－100蛋白(－)，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约20%)，考虑组织细胞增生性病变，首先考虑Erdheim－Chester病(Erdheim－Chester disease, ECD)，B－Raf原癌基因丝/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proto－oncogene, serine/threonine kinase, BRAF) V600E野生型。2020年6月起予干扰素、泼尼松治疗，患者每日仍有低热，且双下肢无力逐渐加重，无法站立，伴尿潴留。后患者为进一步诊治入本院，为评估骨病变行 99Tc m－亚甲基二膦酸盐(methylene diphosponate, MDP)全身骨显像及胸部SPECT/CT显像(图1，图2)。全身骨显像示颈、胸、腰椎多个椎体、左侧肩胛骨、双侧骶髂关节、右侧髋臼及坐骨、左侧腕关节、左侧膝关节显像剂摄取增高灶，SPECT/CT显像可见这些病灶部分为溶骨性破坏，也有部分是成骨为主的骨破坏，部分椎体病变周围伴有软组织密度影，另外有多个椎体出现病理性骨折。

目的:探讨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及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所致免疫相关肺炎的临床特征、诊断、治疗和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上海长征医院收治的1例晚期食管癌患者使用PD-1抑制剂pembrolizumab并在停药后出现免疫相关肺炎的临床资料，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结果:患者男，64岁，食管癌术后出现腹腔淋巴结转移，二线给予Keytruda(200 mg，静脉注射，每3周1次)治疗8个周期，腹腔转移性淋巴结缩小，用药期间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停用Keytruda 4周后，出现胸闷、气急，胸部CT显示双肺弥漫磨玻璃影、网格状影。抗细菌治疗无效，使用足量激素2周仍未见明显改善，激素减量并加用吡非尼酮2个月后双肺间质性改变明显改善，但转移性腹腔淋巴结再次增大。文献复习PD-1抑制剂所致免疫相关肺炎，发病的中位时间为用药后2.8个月，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为气短、呼吸困难，发热相对少见；最常见的影像表现为双肺多发磨玻璃影、网格状影、实变影；病理类型以机化性肺炎为主；轻症患者足量激素治疗后缓慢规律减量预后较好，重症患者可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3级以上病例病死率高。结论:需要提高对PD-1/PD-L1抑制剂所致免疫相关肺炎的认识，停药后仍需定期随访，监测各系统免疫相关不良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