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儿童气管肿瘤的临床特征，分析其临床治疗方案及预后。方法:收集2009年5月至2021年1月期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收治儿童气管肿瘤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手术方案及辅助治疗等，并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15例患儿纳入研究，其中包括：黏液表皮样癌7例，肺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4例，尤因肉瘤1例，滑膜肉瘤1例，婴儿血管瘤1例，神经纤维瘤1例。本组患儿中多以呼吸道症状就诊，包括咳嗽15例，气促1例，发热8例，咳血2例。ECMO辅助下支气管镜主气管肿物切除术1例，袖状切除术3例，左侧全肺切除术1例，肺叶切除术5例，肺段切除术4例。4例肺段切除患儿均术后复发，2例二次手术。结论:儿童肺部肿瘤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手术完整切除有利于取得良好预后。气管内局限性肿物建议行纤维支气管镜手术切除。

肽受体放射性核素治疗（PRRT）是局部晚期或转移性神经内分泌肿瘤（NEN）的有效治疗方法。尽管有研究表明完全或90%以上减瘤治疗可延长晚期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生存期，但是否需要切除原发病灶仍存在争议。该研究则比较了预先切除原发肿瘤对PRRT治疗后患者生存率的影响。通过回顾性分析889例接受至少1个周期PRRT治疗的晚期神经内分泌肿瘤（G1~G3，Ⅳ期）患者的数据（包括第1组486 例在 PRRT前已切除原发肿瘤及第2组403例原发肿瘤未切除患者），比较其无进展生存期（PFS）及总生存期（OS）。第1组的中位OS为134.0个月［95% CI：118~147个月］，而第 2 组的OS为67.0个月（95% CI：60~80个月， HR=2.79， P<0.001）。此外，第1次 PRRT 后第1组中位PFS为 18.0个月（95% CI：15~20个月），而第2组则为 14.0（95% CI：15~18个月， HR=1.21， P= 0.012）。大多数原发灶位于胰腺（ n=335；38%）和小肠（ n=284；32%）的患者在PRRT治疗前切除原发肿瘤。在原发性胃肠胰和支气管、肺神经内分泌中，经外科手术切除原发灶，可为晚期转移性患者在PRRT后提供显著生存获益。

目的:探讨发生在肺部和气管的血管球肿瘤的临床病理特点。方法:收集2010—2019年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4例）和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7例）诊断的11例肺部血管球肿瘤的临床资料、影像学特征、组织病理学形态、免疫学表型，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患者中男性5例，女性6例，发病年龄29~66岁，中位年龄43岁。6例位于肺内，5例位于气管。肿瘤直径1.0~7.5 cm，平均直径2.6 cm。低倍镜下肿瘤细胞呈弥漫分布，或呈分叶状，由大小相对一致的圆形或短梭形的瘤细胞组成，围绕血管生长。4例为良性血管球瘤，其中1例细胞核深染、退变，为良性奇异性血管球瘤。2例为恶性潜能未定血管球瘤，肿瘤呈浸润性生长，细胞有一定异型性。5例为恶性血管球瘤，见肿瘤性坏死及脉管侵犯，肿瘤细胞异型性显著，核仁明显，可见核分裂象（2~20个/10个HPF），包括病理性核分裂象。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肿瘤细胞阳性表达平滑肌肌动蛋白（SMA，11/11）、波形蛋白（7/8）、Ⅳ型胶原（4/4）、Caldesmon（5/5），少数病例表达结蛋白（1/7）和突触素（1/7），CD34、广谱细胞角蛋白、S-100蛋白等阴性。8例患者获得随访，时间6~95个月，2例恶性病例死亡，其他6例患者在随访期间均无复发及转移。结论:原发性肺和气管血管球肿瘤为罕见病，该组病例恶性血管球瘤较多，其次为良性血管球瘤和恶性潜能未定血管球瘤。形态学瘤细胞呈弥漫分布的圆形上皮样细胞，围绕血管内皮下生长，与类癌等相似，需要结合免疫组织化学染色SMA、Caldesmon、Ⅳ型胶原等阳性予以鉴别。

目的:分析非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儿童肺孢子菌肺炎（PCP）的临床特点，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江西省儿童医院PICU 收治的9例非HIV感染PCP患儿的临床资料。结果:（1）共纳入9例患儿，男4例，女5例，年龄中位数5.83(0.33，10.08)岁。8例患儿存在基础疾病，包括原发免疫缺陷、系统性红斑狼疮、血液肿瘤、卡波西血管内皮瘤、侵袭性纤维瘤；（2）9例患儿均以发热和咳嗽为首发症状，多数患儿肺部无阳性体征。平均（5.44±4.44）d出现呼吸急促，其中7例予有创呼吸机支持（PaO 2均＜60 mmHg，氧合指数均≤200）；（3）9例PCP患儿肺部CT可见4种类型（磨玻璃型、斑片型、间质型、囊变型），不同类型的病变常同时存在；（4）G试验及乳酸脱氢酶值均升高，多数患儿伴不同程度CD4 + T细胞下降（5例CD4 + T细胞≤200/μL）；（5）8例患儿为痰/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行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发现肺孢子菌；（6）8例好转出院，1例死亡。7例患儿棘白菌素联合复方磺胺甲噁唑(SMZ-TMP)治疗，其中6例伴低氧血症需有创呼吸机支持，同时予激素治疗。 结论:对于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肿瘤化疗的患儿，定期检查CD4 + T细胞水平，发现PCP高危者，酌情应用SMZ-TMP预防治疗。当出现发热咳嗽，且病情进展快，呼吸困难进行性加重，但肺部阳性体征较少者，进行G试验、肺部CT、mNGS检测有助于早期识别PCP。对伴有低氧血症需有创呼吸机支持的重症患儿，棘白菌素联合SMZ-TMP，同时予以激素治疗，可降低病死率。

目的:总结18例儿童原发气管、支气管肿瘤病例的临床资料，探讨支气管镜介入诊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回顾性研究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2013年1月至2019年8月收治的18例原发气管、支气管肿瘤患儿的临床表现、体征、影像学、支气管镜下表现、病理类型、内镜下介入治疗方法及转归，并加以分析。结果:本组患儿年龄2～12岁；男女比例为1.71∶1；病理类型：黏液表皮样癌8例，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7例，婴幼儿纤维肉瘤1例，中间型血管肿瘤1例，腺泡细胞癌1例。18例患儿均在全麻下完成活检明确肿瘤病理类型，并通过介入治疗手段解除呼吸道梗阻。术中、术后未发生大出血、气胸、纵隔气肿等并发症。术后1周复查内镜评估疗效，完全有效17例，无效1例，总有效率94%。结论:经支气管镜介入治疗原发气管、支气管肿瘤安全、有效，可作为姑息治疗手段，为进一步外科手术根治创造条件，甚至成为根治腔内肿瘤的治疗方法。

目的:探讨痰肝素结合蛋白(HBP)对脓毒症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儿病情的预测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20年1月至2021年11月入住湖南省儿童医院PICU的134例脓毒症患儿，其中完善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患儿63例，根据是否出现ARDS及其严重程度分为脓毒症非ARDS组、脓毒症并轻度ARDS组和脓毒症并中重度ARDS组；所有脓毒症患儿入院时采集痰液并检测HBP，入院72 h内完善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的63例患儿留取肺泡灌洗液并检测HBP、白细胞介素(IL)-6、肿瘤坏死因子(TNF)-α水平，收集72 h内血生化、肺部影像学、小儿危重病例评分等资料。结果:(1)63例患儿中，脓毒症非ARDS组患儿29例，脓毒症并轻度ARDS组患儿18例，脓毒症并中重度ARDS组患儿16例，3组患儿入院时小儿危重病例评分、原发感染灶部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原发感染灶为呼吸系统感染患儿36例，痰HBP水平为(42.1±9.8) ng/mL，其他系统感染患儿27例，痰HBP水平为(37.8±10.8) ng/mL，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65， P＝0.104)。(2)脓毒症非ARDS组、脓毒症并轻度ARDS组、脓毒症并中重度ARDS组患儿的痰HBP，肺泡灌洗液HBP、IL-6、TNF-α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34例脓毒症合并ARDS患儿的痰HBP与肺泡灌洗液HBP、IL-6、TNF-α水平及肺损伤评分呈正相关，与SpO 2/FiO 2呈负相关( P均<0.05)。(3)34例脓毒症合并ARDS患儿中，有创辅助通气患儿的痰HBP浓度明显高于无创通气患儿( P<0.05)；合并3个及以上脏器损害患儿的痰HBP浓度明显高于合并2个及以下脏器损害患儿( P<0.05)；死亡患儿的痰HBP浓度高于存活患儿( P<0.05)。(4)痰HBP预测ARDS的曲线下面积为0.772(95% CI：0.655~0.889)，当痰HBP的截点值为27.9 mU/L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0.6%、79.3%；痰HBP预测中重度ARDS的曲线下面积为0.793(95% CI：0.661~0.926)，当痰HBP的截点值为51.55 mU/L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1.3%、76.6%。 结论:痰HBP在脓毒症患儿合并ARDS时升高，与病情严重程度相关，对脓毒症合并ARDS患儿的诊断及其严重程度有较好的预测价值，可作为儿童脓毒症相关性ARDS的临床有效且方便的评价指标。

目的:分析11例上腔静脉支架置入术联合载药微球支气管动脉化疗栓塞(DEB-BACE)治疗的难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合并上腔静脉综合征(SVCS)患者的诊治情况。方法:本研究为观察性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2021年11月至2024年4月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广东省人民医院微创介入科收治的11例上腔静脉支架置入术联合DEB-BACE治疗的难治性NSCLC合并SVCS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性别、年龄、肿瘤最大径、病理类型、临床分期、临床症状、体征、影像学资料、治疗方案、不良事件等临床资料。观察手术前后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表现变化，评估近期疗效和不良事件，通过查阅住院病历、门诊病历或电话随访，随访终点时间为2024年5月30日。结果:11例患者中，男9例，女2例；年龄范围38～73岁；肿瘤最大径范围(20～121) mm；鳞癌6例，腺癌5例；临床分期Ⅲ期5例，Ⅳ期6例；3例有神经症状，11例有血流动力学症状，10例有呼吸症状；SVCS分级2级7例，3级4例；术前72 h Kishi评分≥4分11例；Type Ⅰ型1例，Type Ⅱ型1例，Type Ⅲ型0例，Type Ⅳ型9例；Grade A型0例，Grade B型7例，Grade C型4例。术后72 h，11例患者中4例患者无明显症状体征，5例表现为咳嗽，1例表现为咯血，1例表现为咳嗽伴气促，所有患者均无神经症状和血流动力学症状；SVCS分级均为0级；Kishi评分均降至4分以下。11例患者术前颈部增强CT均提示上腔静脉血流受阻，侧支循环明显，胸部增强CT均可见肺或纵隔占位性病变侵犯上腔静脉，侧支循环明显。所有患者均一次性成功置入上腔静脉支架，技术成功率100%，上腔静脉支架置入术后即刻造影，观察到受累上腔静脉明显扩张，血流通畅。术后1个月复查颈部和胸部增强CT均提示上腔静脉血流通畅，侧支循环减少，仅1例患者肿瘤较前增大，其余患者肿瘤较前缩小或保持不变。术后1个月评估近期疗效，客观缓解率为27.3%，疾病控制率为90.9%。11例患者中仅有1例(9.1%)术后72 h内出现胸痛，为轻度不良事件，予对症处理后胸痛症状缓解。截至随访结束所有患者均支架通畅且生存。结论:上腔静脉支架置入术联合DEB-BACE治疗难治性NSCLC合并SVCS患者，可迅速缓解临床症状，同时还可对原发部位肿瘤进行局部治疗，使肿瘤缩小或保持稳定，从而改善支架通畅和生存情况。

目的:探讨解剖性部分肺叶切除术的可行性、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1月至2019年11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行解剖性部分肺叶切除术的3 336例肺结节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依据肿瘤切缘距离确定靶肺组织范围后，将区域内累及的主要血管、支气管行解剖性离断，沿切割平面切除靶肺组织，完成解剖性亚肺叶切除和系统性淋巴结清扫或采样。结果:3 336例肺结节患者中，多发肺结节668例，孤立性肺结节2 668例。术后病理为良性283例，浸润前病变1 197例(不典型腺瘤样增生38例，原位腺癌445例，微小浸润性腺癌714例)，浸润性腺癌1 713例，非腺癌73例，转移性癌70例。1 786例浸润性原发肺癌患者中，11例行术前新辅助治疗，术后病理分期为ypⅠA期；1 775例未行新辅助治疗，TNM分期为ⅠA期1 587例，ⅠB期112例，ⅡA期3例，ⅡB期18例，ⅢA期37例，ⅢB期9例，Ⅳ期9例。手术时间为(127.3±55.3)min，术后住院时间为(4.8±2.4)d，≥3级并发症发生率为1.1%(38/3 336)，术后30 d无死亡患者。结论:解剖性部分肺叶切除术具有较好的临床可行性，同时兼顾了安全性和有效性，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患者男,55 岁,因"发现肺部占位性病变一周余"于2021年 3 月 23 日入十堰市太和医院治疗. 入院前曾因咳嗽、咳痰,痰中带血一月余于当地医院住院治疗,院内行支气管镜检查提示:左下叶占位性病变. 胸部CT检查提示:1、左肺下叶支气管狭窄,闭塞并左肺下叶肺不张;2、纵隔内多发淋巴结增大. PET-CT检查示:左肺门区结节代谢增高,考虑恶性肿瘤可能性大. 既往有长期大量吸烟史. 患者于 2021 年 4月 7 号在胸腔镜下行肺叶切除术+淋巴结清扫术.

目的 探讨氟代脱氧葡萄糖(18F-FDG)PET/CT联合肿瘤标志物在乳腺癌并发第二原发肺癌(SPLC)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11月至2022年3月于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市中心医院行18F-FDG PET/CT检查乳腺癌患者664例,选取最终经病理或随访证实为SPLC 61例[肺腺癌(ADC)55例、肺鳞癌(SCC)4例、小细胞肺癌(SCLC)2例]、乳腺癌肺转移(MBC)30例、炎性病灶23例;所有患者均于检查前后两周内行相关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并于检查期间未进行任何治疗.SCC及SCLC病例数较少,不做统计学分析.采用x2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和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比较ADC组、MBC组及炎性组的一般资料、18F-FDG PET/CT表现和肿瘤标志物水平.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预测ADC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不同独立危险因素的诊断效能.结果 55例ADC患者中,微浸润性腺癌(MIA)12例、浸润性非黏液腺癌低危组31例、浸润性非黏液腺癌高危组8例、浸润性黏液腺癌4例.ADC组肺部病灶确诊时患者年龄大于MBC组.ADC组随访患者肺部病灶变化间隔时间大于MBC组及炎性组.ADC组磨玻璃、空泡征、毛刺征、血管集束征、胸膜牵拉征多于MBC组,类圆形较MBC组少见.ADC组肺部病灶磨玻璃多于炎性组,尖角征及刀切征较炎性组少见.ADC组肺部病灶的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平均标准摄取值(SUVmean)、最大瘦体标准摄取值(SULmax)、平均瘦体标准摄取值(SULmean)均小于MBC组及炎性组.4例SCC多表现为体积较大的软组织肿块、支气管截断征(3/4)多见,SUVmax、SUVmean、SULmax、SULmean的中位水平分别为9.4、5.6、6.9、4.2;2例SCLC多为边缘光滑的类圆形结节(2/2),SUVmax、SUVmean、SULmax、SULmean 的中位水平分别为 8.0、5.1、5.5、3.5.ADC 组及炎性组糖类抗原 15-3(CA15-3)、糖类抗原12-5(CA12-5)水平低于MBC组,ADC组及MBC组癌胚抗原(CEA)水平高于炎性组.SCC患者鳞状上皮组织癌抗原(SCCA)及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的中位水平分别为6.1 ng/ml、7.3 ng/ml,SCLC患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及胃泌素释放肱前体(ProGRP)的中位水平分别为17.7 ng/ml、50.1 pg/ml.以MBC组为对照组,磨玻璃、毛刺征、SUVmax(≤2.5)、CA15-3(≤19.8 U/ml)是预测ADC的独立危险因素,四者联合诊断ADC的曲线下面积(AUC)值为0.888,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85.45％、80.00％.以炎性组为对照组,磨玻璃、刀切征、SULmax(≤2.1)、CEA(＞2.8 ng/ml)是预测ADC的独立危险因素,四者联合诊断ADC的AUC值为0.909,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85.45％、91.30％.结论 SPLC中ADC占大多数,以MIA及浸润性非黏液性腺癌低危组为主.ADC在18F-FDG PET/CT上多表现为含磨玻璃成分的病灶,空泡征、毛刺征、血管集束征及胸膜牵拉征多见,SCC多表现为巨大软组织肿块、支气管截断征多见,SCLC多为边缘光滑的类圆形结节.ADC的18F-FDG代谢程度低于MBC及炎性病灶.三种肺癌及MBC的18F-FDG摄取中位水平由高到低为分别为SCC、SCLC、MBC、ADCo18F-FDG PET/CT联合相关肿瘤标志物有助于SPLC的诊断及鉴别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