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评估局部晚期直肠癌术前同期加量调强放疗(SIB-IMRT)与三维适形放疗(3D-CRT)的远期疗效及晚期毒性反应.方法 选取2010年5月至2015年5月在该院行新辅助放化疗的130例临床分期为T3～4/N+M0初治低位直肠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SIB-IMRT组(66例)和3D-CRT组(64例).SIB-IMRT组对直肠原发肿瘤及盆腔转移淋巴结照射55 Gy/25次,高危复发区域和区域淋巴引流区照射45 Gy/25次.3D-CRT组对高危复发区域和区域淋巴引流区照射45 Gy/25次.所有患者放疗第1～14天及第22～35天口服卡培他滨825 mg/m2(每天2次)同步化疗.放化疗结束后6～8周行全直肠系膜切除术.观察并比较两组总生存(OS)率、无病生存(DFS)率、局部无复发生存(LRFS)率、远处转移率(DMR)及晚期毒性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所有研究对象中位随访时间为105(2,136)个月.SIB-IMRT组10年OS率、DFS率、LRFS率、DMR分别为67.8％、64.5％、91.8％、29.9％,3D-CRT组10年OS率、DFS率、LRFS率、DMR分别为62.6％、61.2％、88.7％、34.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IB-IMRT组2、3级不良反应高于3D-CRT组(34.48％vs.28.07％),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SIB-IMRT较3D-CRT提供可接受的远期疗效与毒性结果.

目的:分析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期间前列腺癌患者血红蛋白变化情况及影响因素，并初步探讨血红蛋白减低程度与远期预后关系。方法:回顾分析2011-2015年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放疗合并内分泌治疗的145例前列腺癌患者联合治疗期间血红蛋白变化情况。放疗采用常规分割IMRT技术，内分泌治疗采用联合雄激素阻断。结果: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期间血红蛋白减少中位值为8 g/L。放疗前患者血红蛋白基线、盆腔照射、GS评分越高，治疗期间患者血红蛋白降低越明显( P<0.001)，盆腔放疗增加患者治疗期间血红蛋白减低趋势(86.8%∶72.8%， P＝0.05)。患者放疗前内分泌治疗时间( P＝0.53)和单纯内分泌治疗期间患者血色素的变化( P＝0.837)与后续放疗期间血色素减低程度无关。血红蛋白明显减低组患者与轻度减低组患者年无生化失败率相似( P＝0.686)。 结论:放疗前血红蛋白基线水平与联合治疗期间血红蛋白减少呈负相关。盆腔放疗与联合治疗期间血红蛋白减少呈正相关。患者治疗期间血红蛋白减低程度与患者远期生化失败无关。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量化前列腺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中植入标志物的可探测性，寻找最佳植入位置。方法:（1）依次将标志物植入4种模式下盆腔假体内不同既定坐标组合处。（2）调取25例既往前列腺癌患者的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计划，对每次按照实验设计植入了标志物的盆腔假体分别进行25次照射，单次剂量约为60 Gy，在每个控制点获取兆伏级电子射野影像平片。（3）利用兆伏级平片和自研算法计算每种坐标组合25次照射的可探测性分数的均值（ ），并寻找最佳植入位置。通过曲线拟合分析计算普适情况下最佳植入位置参数值a和b。 结果:组级结果：在所有组级坐标组合中，B模式下B10-Ⅰ组[（10,3,0）、（-10,3,0）、（10,-3,0）、（-10,-3,0），单位：mm]的 最高（0.2652分）。模式级结果：在所有模式中，D模式[（0,3b,0）、（a,b,a）、（-a,-b,-a）、（0,-3b,0），a、b均为参数，单位：mm]下的 的平均值最高（0.2489分）。系统化结果：当a=9.6 mm、b=4.6 mm时，4种模式下所有坐标组合的 均较为理想。 结论:成功量化了植入标志物的可探测性并获取了由组级到模式级再到系统化的最佳植入位置。

目的:探索直肠癌新辅助调强放化疗患者骨盆骨髓剂量体积参数( Vx)与急性血液学不良反应(HT)的相关性，为降低放疗相关的血液不良反应风险，优化放疗计划提供临床数据。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0月至2019年5月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新辅助同步放化疗(CCRT)的41例局部进展期直肠癌(LARC)患者。所有患者均行5野调强放疗(IMRT)，计划靶区(PTV)的处方剂量为45~50.4 Gy/25~28次。放疗期间同步卡培他滨或5－氟尿嘧啶(5-FU)化疗。根据通用不良反应标准5.0 (NCI-CTC.V 5.0)评估放疗期间的急性HT。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骨盆(髋骨、骶骨、股骨)骨髓低剂量受照体积 Vx与急性HT的关系，采用广义相加模型(GAM)和分段回归分析进一步确定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应。 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骨盆骨髓低剂量( V5、 V10)受照总体积( TV)、髋骨骨髓受照体积( CV)与≥2度白细胞降低存在显著相关性( P<0.05)。骶骨骨髓低剂量( V5、 V10)受照体积( SV)与≥2度白细胞降低存在显著负相关( P<0.05)。阈值效应分析显示， CV10与≥2度白细胞降低存在阈值效应，阈值为575 ml， OR(95% CI)为1.85(1.08, 3.16)。 结论:在直肠癌新辅助调强放疗中，与 TV相比， CV是预测急性HT的更优指标。与急性HT相关的 CV主要集中在低剂量水平( CV5、 CV10)。本研究中的阈值( CV10＝575 ml)可作为盆腔放疗中降低急性HT风险优化放疗计划的参考。

目的:探讨早期子宫颈神经内分泌癌（NECC）术后放疗的价值，并分析高危病理因素对预后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11年1月至2022年4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收治的早期（Ⅰ~Ⅱa2期）NECC患者，均行子宫广泛性切除术±辅助治疗，根据术后是否放疗分为术后未放疗组和术后放疗组，对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PFS）时间、总生存（OS）时间、复发率和死亡率。结果:（1）共62例早期NECC患者纳入本研究，其年龄为（43.6±11.7）岁；其中，术后未放疗组33例、术后放疗组29例。（2）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37个月（范围：12~116个月），随访期内23例（37%）复发，其中7例（11%）为盆腔内复发、20例（32%）为盆腔外复发［其中4例（6%）盆腔内、外均有复发］。与未放疗组相比，术后放疗组的盆腔内复发率（18%、3%， P=0.074）降低，盆腔外复发率（24%、41%， P=0.150）和总复发率（33%、41%， P=0.513）均升高，但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显示，淋巴脉管间隙浸润、子宫颈间质浸润≥1/2均为显著影响早期NECC患者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 P均<0.05）；多因素分析显示，淋巴脉管间隙浸润为影响早期NECC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OR=23.03，95% CI为3.55~149.39， P=0.001）。（3）随访期内18例（29%，18/62）死亡，术后未放疗组10例（30%，10/33）、术后放疗组8例（28%，8/29），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14）。62例早期NECC患者的3年生存率为79.2%，5年生存率为60.8%。对不同高危病理因素进行亚组分析显示，与术后未放疗组相比，术后放疗组中子宫颈间质浸润≥1/2所占比例更高（27%、64%； P=0.011），此类患者术后放疗使PFS时间（32.3、53.9个月）和OS时间（39.4、73.4个月）有延长趋势，但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704， P=0.371）；有淋巴脉管间隙浸润患者中，与术后未放疗患者相比，术后放疗患者并未改善PFS时间（54.5、37.3个月， P=0.860）和OS时间（56.2、62.4个月， P=0.550）。 结论:早期NECC手术后放疗有减少盆腔内复发的趋势，但未能降低盆腔外复发率和总复发率，未能改善死亡率；对于子宫颈间质浸润≥1/2的患者，术后放疗有延长PFS时间和OS时间的趋势；淋巴脉管间隙浸润为术后肿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但此类患者术后放疗并无生存获益。

目的:探索SHAP值结合极端梯度提升树（XGBoost）算法的特征选择技术来构建调强放疗γ通过率预测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给出相应的模型解释。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1月至2021年11月在湖南省肿瘤医院接受盆腔固定野调强放射治疗的196例肿瘤患者采用基于模体测量方式的调强放疗计划的剂量验证结果，γ通过率标准为3%/2 mm、10%剂量阈值。提取基于剂量文件的影像组学特征并使用SHAP值结合XGBoost算法进行特征筛选后构建预测模型。分别选取特征数量为50、80、110、140个，构建四种机器学习分类模型，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值、召回率及F1分数评估预测模型的分类性能。结果:基于SHAP值特征选择的110个特征构建的预测模型AUC值为0.81，召回率达到0.93，F1分数为0.82，均优于其他三个模型。结论:针对盆腔肿瘤调强放疗计划，可以采用SHAP值与XGBoost算法结合以选择用于预测的最佳影像组学特征子集来构建γ通过率的预测模型，并能通过SHAP值给出模型输出解释，可能在理解依赖机器学习模型所做的预测方面提供价值。

目的:放射性直肠损伤（RP）是盆腔放疗最常见并发症之一。当RP出现梗阻、穿孔、瘘、顽固性直肠出血等严重晚期并发症时，需要手术治疗。由于放疗后腹盆腔可能广泛粘连，解剖层次消失，手术难度大，目前病变肠管切除术（尤其是腹腔镜下）在慢性RP（CRP）中的应用仍缺乏经验借鉴。本研究初步探讨腹腔镜Parks手术治疗CRP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2013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因CRP晚期并发症行腹腔镜Parks手术的19例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盆腔放疗后出现CRP严重晚期并发症，包括：重度顽固性便血（血红蛋白<70 g/L）、重度顽固性肛门疼痛（疼痛数字评分>7分）、直肠狭窄、直肠穿孔和直肠瘘；（2）术前行结肠镜、盆腔MRI和（或）胸腹盆CT等影像学检查明确病变。排除标准：（1）术前或术中诊断肿瘤复发；（2）腹腔镜探查后仅行造口术；（3）直肠癌新辅助放疗后；（4）病历资料不完整。Parks手术步骤：（1）腹腔镜探查：排除肿瘤复发，明确放射性损伤肠管范围，于肉眼判断近端无明显水肿增厚、无放射性损伤改变的近端乙状结肠处做标记。（2）腹部操作：打开乙状结肠直肠右侧系膜，离断肠系膜下动、静脉，向内侧头侧拓展Toldt间隙，游离左半结肠外侧，打开胃结肠韧带，充分游离脾曲，从后方、两侧及前方分离直肠至最低点，转会阴部操作。（3）会阴部操作：于病变下缘1 cm全层切开直肠壁，充分分离直肠周围间隙至与腹腔相通，将直肠及乙状结肠经肛门拖出，于肉眼评估正常肠管处切断，移除病变肠管，行结肠肛管吻合。（4）行保护性造口。对入组病例总结手术、并发症以及症状缓解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用 ± s或 M（ P25， P75）表示。 结果:全组19例患者均为女性，中位年龄53（50，56）岁，18例患者原发肿瘤为宫颈癌。因放疗致直肠阴道瘘9例，顽固性肛门疼痛9例（其中合并直肠深溃疡7例），顽固性便血合并直肠深溃疡1例。18例完成Parks手术，中转开腹1例。中位手术时间215（131，270）min，中位出血量50（50，100）ml，术后中位住院时间12（11，20）d。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术后10例发生并发症，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Ⅲb级及以上者）3例，其中1例为直肠阴道膀胱尿道瘘导致盆腔感染、急性肾衰（Ⅳa级），是术后30 d内并发症；另有2例为造口脱垂并旁疝（Ⅲb）。7例出现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其中A级吻合口漏4例，吻合口狭窄3例。全组患者手术1年后CRP症状均明显缓解或消失。5例实现造口回纳。结论:腹腔镜Parks术治疗CRP晚期并发症是安全可行的，能有效改善直肠症状；但吻合口并发症发生率较高，需严格把握手术指征。

目的:探讨经肛手工加固吻合口在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taTME）术后低位吻合器吻合口在预防吻合口漏中的作用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结直肠肛门外科行taTME并行经肛手工加固吻合口的患者资料。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术前病理学诊断直肠癌；（3）肿瘤距离肛缘≤8 cm（根据盆腔MR）；（4）术前评估为初治可切除病变；（5）无论是否接受新辅助化疗或放疗；（6）行taTME手术，行吻合器端端吻合，并行可吸收线间断加固吻合口，吻合口距离肛门≤5 cm。排除标准：（1）既往具有恶性结直肠肿瘤病史；（2）合并肠梗阻、肠穿孔、肠出血等需急诊手术患者；（3）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患者；（4）术后随访时间<3个月。经肛手工加固吻合口主要步骤：在确认吻合口无出血后，使用3-0单股可吸收线采用"8"字缝合法间断加固吻合口，缝合肠壁的浆肌层，一圈缝合6~8针。上一针的出针点对应下一针进针点。术中可根据吻合器吻合的结果，对吻合口薄弱部位进行加固。主要观察指标为吻合口漏发生情况和是否二次手术及其方式；吻合口漏感染率和吻合口狭窄率；术中和术后的一般情况。结果:51例患者纳入研究，均顺利完成taTME和经肛吻合口加固手术，手术中位用时169（109~337）min，术中出血量中位数50（10~600）ml。术后住院天数中位数8（5~16）d。所有患者均获得完整直肠系膜，无远切缘阳性病例，1例（2.0%）患者出现环周切缘阳性。12例（23.5%）患者行预防性回肠造口，1例（2.0%）患者发生吻合口狭窄，予以人工扩肛处理后痊愈。有3例（5.9%）患者发生需要手术干预的C级吻合口漏、均为男性，其中2例术中未行预防性造口，行二次手术予以回肠造口及吻合口修补后痊愈；有1例经肛门探查修补吻合口，予以抗感染对症处理后痊愈。1例（2.0%）出现肛周感染，给予抗感染及坐浴等局部对症处理后康复。无术后30 d内死亡病例。结论:经肛手工加固taTME术后低位吻合口是安全可行的。

目的:探讨侵犯膀胱颈的T 4期前列腺癌行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RP)的疗效。 方法:回顾性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2013年4月至2021年3月收治的22例侵犯膀胱颈的T 4期前列腺癌行RP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64.09±6.33)岁；术前血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57.70(39.40，68.56)ng/ml；术前MRI或PSMA-PET检查明确膀胱颈受侵犯，其中术前临床分期T 4N 0M 0期9例，T 4N 1M 0期10例，T 4N 1M 1期3例；存在尿潴留16例。患者术前均未接受新辅助内分泌治疗或化疗。22例行腹腔镜或机器人辅助腹腔镜RP及盆腔淋巴结清扫。分析手术情况、并发症及随访结果。 结果:22例手术均顺利完成，无中转开放。手术时间(184.27±34.82)min，术中出血量(210.91±83.03)ml，引流管留置时间(4.73±1.03)d，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中位值3(2，3)d，术后住院时间(6.68±1.39)d。术后病理Gleason评分7分1例，8分3例，9分18例；切缘阳性率81.82%(18/22)；病理分期T 4N 0M 0期5例，T 4N 1M 0期14例，T 4N 1M 1期3例，其中合并包膜外或精囊侵犯20例(90.91%)。术后>3级并发症发生率为9.09%(2/22)，均为前尿道狭窄，予尿道扩张后治愈。术后3个月尿控恢复率为90.91%(20/22)，16例术前存在尿潴留的患者术后均能正常排尿。术后22例均辅助雄激素剥夺治疗，13例(59.09%)辅助放疗；术后第1次复查PSA(辅助治疗前)中位值2.53(0.51，5.44)ng/ml。术后中位随访32(3~98)个月，中位生存期未达到；12例带瘤生存，7例无瘤生存；2例分别在术后71个月和84个月因前列腺癌死亡，1例术后28个月因心脏疾病死亡。 结论:对侵犯膀胱颈的T 4期前列腺癌患者行RP，能够有效解除患者尿潴留症状，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低，虽然切缘阳性率较高，但通过结合术后辅助治疗肿瘤控制情况满意，可作为侵犯膀胱颈的T 4期前列腺癌局部治疗的选择之一，其远期疗效有待进一步随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