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23岁，因“转移性右下腹痛12 h，加重伴发热4 h”入院。既往有多次阑尾炎发作病史，均经保守治疗好转。查体：右下腹压痛，伴反跳痛及肌紧张。血常规：白细胞19.10×10 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6.3%。盆腔CT检查提示右下腹回盲部盲管影，直径约9 mm，管壁增厚。入院诊断：急性化脓性阑尾炎。行腹腔镜阑尾切除术，术中见右髂窝内小肠充血，肠间积脓，阑尾呈动脉瘤样扩张，根部粗约2 cm，发黑，尖端粗约5 cm，发黑，触之出血（图1）。考虑术区粘连、渗血严重，行中转开腹阑尾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示：光镜下见癌组织由中等到大的细胞组成，核空泡状，染色质不规则，细胞质嗜双色（图2）。免疫组化检查示：CK（-），CD3（-），CD5（-），CD20（+，弥漫）（图3A），IMP3（+），Ki-67（+约90%）（图3B），ALK（-），CD30（-），PAX5（+）（图3C），CD10（+），BCL-6（+）。病理诊断：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GCB型。

目的:对比分析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DIE)与非深部浸润型患者的临床特征与远期预后。方法:对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北部战区总医院收治的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178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95例DIE患者作为观察组，83例非深部浸润型患者作为对照组，两组术后均获至少5年随访。对两组的一般临床资料、术中及术后随访资料做统计分析。结果: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的年龄明显更大[(33.8±5.5)岁vs (32.0±5.2)岁]，中重度痛经[72.6%(69/95) vs 55.4%(46/83)]、慢性盆腔痛[24.2%(23/95) vs 8.4%(7/83)]、血糖类抗原(CA)125升高[80.0%(76/95) vs 65.1%(54/83)]的比例均更多，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亦更高[(5.4±1.2)分vs (4.3±0.9)分]，同时手术时间更长[(75.1±20.1)min vs (56.0±18.9)min]、患者术中出血量也更多[(79.2±23.0)ml vs (57.8±16.3)min]，双侧囊肿[54.7%(52/95) vs 34.9%(29/83)]、严重盆腔粘连[90.5%(86/95) vs 53.0%(44/83)]、合并子宫腺肌病[41.1%(39/95) vs 22.9%(19/83)]比例更高，美国生育学会修订子宫内膜异位症分期标准(rAFS)评分更高[(61.8±22.1)分vs (39.4±19.1)分]且rAFS分期Ⅳ期[71.6%(68/95) vs 43.4%(36/83)]比例更多，术后用药比例更高[98.9%(94/95) vs 92.8%(7/83)]，上述指标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意义(均 P<0.05或 P<0.01)。观察组、对照组的复发率[21.1%(20/95) vs 15.7%(13/83)]、活产率[100%(35/35) vs 92.1%(35/38)]比较，差异均无统计意义(均 P>0.05)。 结论:相对非DIE患者，DIE患者疼痛症状及盆腔粘连程度更重，rAFS评分更高且Ⅳ期比例更多，但术后复发率未见差异，同时对生育结局也无显著影响。

目的:放射性直肠损伤（RP）是盆腔放疗最常见并发症之一。当RP出现梗阻、穿孔、瘘、顽固性直肠出血等严重晚期并发症时，需要手术治疗。由于放疗后腹盆腔可能广泛粘连，解剖层次消失，手术难度大，目前病变肠管切除术（尤其是腹腔镜下）在慢性RP（CRP）中的应用仍缺乏经验借鉴。本研究初步探讨腹腔镜Parks手术治疗CRP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2013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因CRP晚期并发症行腹腔镜Parks手术的19例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盆腔放疗后出现CRP严重晚期并发症，包括：重度顽固性便血（血红蛋白<70 g/L）、重度顽固性肛门疼痛（疼痛数字评分>7分）、直肠狭窄、直肠穿孔和直肠瘘；（2）术前行结肠镜、盆腔MRI和（或）胸腹盆CT等影像学检查明确病变。排除标准：（1）术前或术中诊断肿瘤复发；（2）腹腔镜探查后仅行造口术；（3）直肠癌新辅助放疗后；（4）病历资料不完整。Parks手术步骤：（1）腹腔镜探查：排除肿瘤复发，明确放射性损伤肠管范围，于肉眼判断近端无明显水肿增厚、无放射性损伤改变的近端乙状结肠处做标记。（2）腹部操作：打开乙状结肠直肠右侧系膜，离断肠系膜下动、静脉，向内侧头侧拓展Toldt间隙，游离左半结肠外侧，打开胃结肠韧带，充分游离脾曲，从后方、两侧及前方分离直肠至最低点，转会阴部操作。（3）会阴部操作：于病变下缘1 cm全层切开直肠壁，充分分离直肠周围间隙至与腹腔相通，将直肠及乙状结肠经肛门拖出，于肉眼评估正常肠管处切断，移除病变肠管，行结肠肛管吻合。（4）行保护性造口。对入组病例总结手术、并发症以及症状缓解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用 ± s或 M（ P25， P75）表示。 结果:全组19例患者均为女性，中位年龄53（50，56）岁，18例患者原发肿瘤为宫颈癌。因放疗致直肠阴道瘘9例，顽固性肛门疼痛9例（其中合并直肠深溃疡7例），顽固性便血合并直肠深溃疡1例。18例完成Parks手术，中转开腹1例。中位手术时间215（131，270）min，中位出血量50（50，100）ml，术后中位住院时间12（11，20）d。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术后10例发生并发症，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Ⅲb级及以上者）3例，其中1例为直肠阴道膀胱尿道瘘导致盆腔感染、急性肾衰（Ⅳa级），是术后30 d内并发症；另有2例为造口脱垂并旁疝（Ⅲb）。7例出现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其中A级吻合口漏4例，吻合口狭窄3例。全组患者手术1年后CRP症状均明显缓解或消失。5例实现造口回纳。结论:腹腔镜Parks术治疗CRP晚期并发症是安全可行的，能有效改善直肠症状；但吻合口并发症发生率较高，需严格把握手术指征。

目的:探讨腹盆腔促结缔组织增生性小圆细胞瘤（DSRCT）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的影像学特征。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08年1月至2022年6月乐清市人民医院收治3例和温州市人民医院收治5例腹盆腔DSRCT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5例，女3例；年龄为（43±5）岁。患者均行MRI平扫+增强扫描检查。观察指标：（1）腹盆腔DSRCT影像学特征。（2）腹盆腔DSRCT治疗与病理学检查特征。（3）随访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 结果:（1）腹盆腔DSRCT影像学特征。①肿瘤部位：8例患者中，肿瘤分别位于右季肋区肝下缘、右髂区回盲部内侧、右髂区盲肠内侧、左季肋区胃胰间隙、左髂区肠系膜间隙、盆腔膀胱右侧各1例，左季肋区腹膜后间隙2例。②肿瘤大小：8例患者有13个病灶，瘤体最大径为9.1（3.5~20.0）cm；其中单发肿瘤5例，多发肿瘤3例。③肿瘤形状与界限：8例患者中，4例肿瘤呈膨胀性生长，4例肿瘤呈侵袭性生长；5例瘤内坏死囊变，4例瘤内出血，4例瘤内见斑点状钙化，3例瘤周渗出改变（同1例患者可合并多种影像学表现）。④MRI平扫检查影像学特征：8例患者中，MRI平扫检查T1加权成像呈均匀低信号4例，低信号中夹杂斑点状高信号（伴出血）4例；T2加权成像（T2WI）呈均匀高信号3例，边缘高信号中央斑片状及斑点状更高信号5例；T2WI脂肪抑制序列呈高、等、低混杂信号5例，呈高、低信号3例；弥散加权成像呈均匀高信号3例，呈高、等、低混杂信号5例。⑤MRI增强检查影像学特征：8例患者MRI检查增强后均呈不均匀强化，其中2例动脉期实质部分显著强化，门静脉期持续强化，延迟期强化程度略降低；4例动脉期实质部分中度强化，门静脉期持续强化，延迟期强化缓慢退出；2例动脉期实质部分轻度强化，门静脉期持续强化，延迟期强化缓慢退出。8例患者中，3例肿瘤呈环形强化，瘤内见条索状或网格状强化，3例瘤周见血管增多增粗。⑥肿瘤侵犯周围组织与转移：8例患者中，肿瘤侵犯肠管4例，侵犯周围组织2例，侵犯左肾、脾脏及胰尾1例，侵犯左输尿管下段1例。8例患者中，腹腔、腹膜后及腹股沟淋巴结肿大5例，腹膜多发结节状增厚及腹水4例，肝、肺转移2例，肋骨、股骨及骶骨转移1例（同1例患者可合并多处肿瘤转移）。（2）腹盆腔DSRCT治疗与病理学检查特征。8例患者中，3例肿瘤界限清晰行完整切除术；3例肿瘤与周围血管紧密粘连行部分肿瘤切除术；2例腹膜、网膜、肠系膜及周围肠管广泛转移仅取肿瘤组织行病理学检查。8例患者经显微镜检查、电镜检查、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细胞遗传学检测结果确诊为DSRCT。（3）随访情况。8例患者均获得术后随访，随访期间均死亡。结论:腹盆腔DSRCT MRI检查特征为单发或多发分叶状肿瘤，界限不清晰，常侵犯网膜、系膜、腹膜及邻近组织；信号混杂，增强扫描检查呈不均匀轻中度强化。

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DIE）会导致严重的痛经、性交痛、慢性盆腔痛、尿路相关症状或经期排便困难等胃肠道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且普遍存在诊断延迟的情况。目前更加推荐采用临床诊断对子宫内膜异位症进行早期干预和积极治疗，而磁共振成像（MRI）是一种无创的检查手段，可以清晰显示病变本身及与周围解剖结构的粘连情况，在诊断DIE中有较大的优势。本文针对DIE的MRI表现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DIE病灶可以表现为结节或肿块，通常在T 2加权成像（WI）上表现为低信号，信号特征受间质组织与腺体成分的比例以及出血和炎症反应的程度影响而有所不同，出血性病灶常在T 1WI上呈高信号；不同部位DIE的MRI表现细节不同，MRI检查能够有效提高DIE的诊断效能，但其诊断不同部位DIE的效能也有差异，对DIE患者进行MRI评估有助于准确的术前分期，未来应统一MRI检查方案和诊断标准，为DIE患者全程管理提供帮助。

目的:探讨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OMA）合并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DIE）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术后远期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3年4月在北京协和医院由同一专业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手术团队行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的358例OMA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术后至少随访8年。所有患者分为DIE组（合并DIE）和非DIE组（未合并DIE），并对其临床特征、手术结果和随访期间的远期预后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本研究共纳入OMA患者358例，其中DIE组190例（53.1%，190/358），非DIE组168例（46.9%，168/358）。DIE组与非DIE组的年龄分别为（33.7±5.4）和（32.5±5.3）岁（ P=0.047），产次分别为（0.4±0.6）和（0.3±0.5）次（ P=0.079）。DIE组与非DIE组术前的中重度痛经比例［分别为67.4%（128/190）、56.5%（95/168）］、慢性盆腔痛比例［分别为24.2%（46/190）、7.7%（13/168）］及血CA 125水平升高比例［分别为79.9%（139/190）、65.2%（101/168）］均有明显差异（ P均<0.05）。DIE组和非DIE组的手术时间分别为（75±21）和（39±36）min（ P<0.01）。DIE组术中发现严重盆腔粘连的比例明显高于非DIE组，分别为91.6%（174/190）、53.6%（90/168），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DIE组较非DIE组合并子宫腺肌病的比例明显增加［分别为41.6%（79/190）、22.0%（37/168）； P=0.001］。DIE组总复发率较高（21.6%，41/190），其中疼痛复发率为15.8%（30/190），囊肿复发率为8.4%（16/190）；非DIE组术后总复发27例（16.1%，27/168），其中疼痛复发率为8.9%（15/168），囊肿复发率为10.7%（18/168）；两组的总复发率、疼痛复发率及囊肿复发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185、 P=0.067、 P=0.460）。分析远期生育结局，DIE组和非DIE组患者的活产率分别为100.0%（65/65）和94.4%（68/72），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20）。 结论:与未合并DIE的OMA患者相比，合并DIE的OMA患者疼痛症状更严重，血CA 125水平更高，术中发现的盆腔粘连情况也更严重。两组术后总复发率及各类型复发率虽未见明显差异，但合并DIE的OMA患者疼痛复发比例升高。合并DIE的OMA患者在长期随访期间妊娠的可能性较低，是否合并DIE对生育结局的影响不明显。

目的:探讨提高体外受精/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胚胎移植（ in vitro fertilization/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embryo transfer，IVF/ICSI-ET）周期中经阴道获卵困难患者的取卵技巧，以降低IVF/ICSI周期取消率。 方法:报道1例IVF/ICSI周期中经阴道取卵联合经腹部取卵的病例的临床资料。结果:1例因男方因素行ICSI助孕的不孕患者在促排卵过程中阴道超声监测反复未探及右侧卵巢，使用促性腺激素第5日后出现右下腹腹痛。结合既往阑尾切除手术史，考虑存在因盆腔粘连所致卵巢位置高，并随后经腹部超声予以证实。取卵术式采用超声引导下经阴道联合经腹部穿刺取卵，左右卵巢分别获得成熟卵子各2枚，ICSI授精后最终获胚4枚，移植后生化妊娠。结论:经腹部超声引导下取卵，相对安全、有效，可以获得和常规经阴道超声引导下取卵类似的临床结局；对于经阴道取卵困难的IVF/ICSI女性，可以尝试选择经腹部超声取卵。在IVF/ICSI周期中，需要提高病史询问、进周期前评估和促排卵监测、取卵及胚胎移植等各关键环节的质量。

患者男，78岁。因“间断腹痛2个月，加重伴发热5 d”入院。查体：腹部平坦，腹肌紧，左侧腹部压痛、反跳痛，肠鸣音未闻及。血常规检查：白细胞计数16.12×10 9/L，红细胞计数3.77×10 12/L，血红蛋白111 g/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4.5%。CT检查示：左中上腹及盆腔小肠壁厚、强化，肠管稍扩张、积液，盆腔积液（图1）。行腹腔镜探查，术中见距屈氏韧带约20 cm小肠穿孔，该段小肠严重水肿并严重粘连、梗阻，致约10 cm肠段颜色变暗红，予以完整切除病变肠段。病理检查结果：恶性肿瘤，大小2.5 cm×1.0 cm×1.2 cm。细胞较丰富，异型明显，部分细胞呈梭形，部分呈上皮样，核分裂易见，支持肉瘤样癌（图2）。癌组织侵犯浆膜下纤维脂肪组织；可见脉管内瘤栓，未见典型神经侵犯；两端切缘及肠系膜切缘未见癌；环形黏膜组织未见癌，另见组织为炎性坏死；肠周淋巴结未见转移癌（0/2）。免疫组化检查结果：CD31（脉管+），D2-40（脉管+），可见脉管内瘤栓。CK（+）（图3），Vimentin（+）（图4），S-100（-），SOX10（-），CD117（-），AFP（-），SMARCA4/Brg1（+），Ki-67（40%+），MLH1（+），PMS2（+），MSH2（+），MSH6（+），显示肿瘤错配修复蛋白完整。诊断为肉瘤样癌。出院1个月后给予“紫杉醇+顺铂”方案化疗。术后1、3个月随访，患者的一般状态良好。

目的:探讨腹部小切口阴道骶骨固定术（AMISC）治疗重度盆腔器官脱垂（POP）的适应证、手术技巧及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19年10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采用AMISC治疗、随访资料完整的重度POP患者共30例，包括穹隆脱垂10例、盆底重建手术后脱垂复发9例。AMISC特别适用于：（1）内科合并症多，不能耐受全身麻醉或腹腔镜手术，但能耐受蛛网膜下腔阻滞-硬膜外阻滞联合麻醉和经腹手术者；（2）需同时进行腹部其他手术的POP患者，如子宫肌瘤剔除术、子宫次全切除术等，利于手术标本的取出，避免碎解标本；（3）偏爱开腹手术或腹腔镜手术不够熟练的医师；（4）多次盆腹腔手术史，估计盆腔粘连较重的患者。通过盆腔器官脱垂定量（POP-Q）分度法评估客观效果，通过盆底不适调查表简表（PFDI-20）、盆底功能影响问卷简表（PFIQ-7）、患者整体印象改善评分（PGI-I）评估主观效果。结果:所有患者均合并1~3种内科合并症，均顺利实施了AMISC，无中途停止、延长切口或改用其他术式者，手术时间为（110±19） min。术后随访时间为（33.5±12.4）个月（范围：8~49个月），术后POP-Q指示点Aa、Ba、C、Ap、Bp测量值均较术前明显下降（ P<0.01），其中C点由术前的（2.33±2.50） cm明显降为（-7.54±1.18） cm。阴道顶端和后壁手术成功率均为100%（30/30），前壁为97%（29/30）。术后PFDI-20、PFIQ-7评分均显著下降（ P<0.01），术后PGI-I问卷中29例患者为“明显改善”，总体主观满意率为97%（29/30）。术中骶前静脉丛出血2例（7%，2/30），无膀胱、肠管、输尿管等副损伤。术后无肠梗阻等严重并发症发生，阴道顶端网片暴露2例（7%，2/30）。 结论:AMISC既相对微创又规避了腹腔镜的不足，学习曲线短，是治疗重度POP有效、经济、便捷的手术路径。

放射性肠损伤是指放射治疗盆腔、腹腔或腹膜后肿瘤所引起的肠道并发症，可累及小肠、结肠和直肠。尽管放疗技术的进步使放疗对靶区外组织的损伤大大减少，但90%接受放疗患者会出现腹泻、腹痛、便血等急性症状，50%的患者因消化道症状影响生活质量，20%~40%患者的症状为中到重度。依据病理学分期、特征和临床表现，放射性肠损伤可分为急性和慢性放射性肠损伤，一般以3~6个月为界。放射性肠损伤的主要预防措施为减少照射剂量和缩小照射野。急性放射性肠损伤主要表现为黏膜炎性反应，多为自限性病程，其治疗以对症治疗和营养治疗为主。慢性放射性损伤由于肠管慢性缺血和纤维化具有不可逆性，所以外科手术切除病变肠管是最理想的治疗措施。慢性放射性损伤的手术适应证为3、4级的肠损伤，包括梗阻、出血、肠坏死、穿孔和瘘；目前的手术方式为确定性肠切除加一期或二期消化道重建手术。放疗结束后实施确定性手术的最佳时机尚有争议，根据笔者团队经验，在放疗结束1年后可能是比较理想的手术时机。对于急诊手术、合并重度营养不良、腹腔感染、肠管广泛放射性损伤以及腹腔粘连无法分离的患者，先行造口或腹腔引流，待患者恢复肠内营养，炎性反应消退后，再考虑确定性手术。术前预置输尿管导管，通过影像学评估结直肠位置和髂血管损伤程度，以及术前营养支持治疗可有效降低系统并发症的发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