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益气养阴化瘀法治疗气阴两虚兼血瘀证中高危心房颤动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并探究其作用机制.方法:选取2019年7月—2020年1月6所医院心血管科收治的90例心房颤动病人,脱落6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按1:2分为对照组(28例)和观察组(56例).对照组给予西药基础治疗,观察组给予西药基础治疗联合益气养阴化瘀法的复脉安心方治疗,两组均治疗24周.比较两组治疗前、治疗第12周、治疗第24周的中医证候积分、血清脑卒中指标[促甲状腺激素(TSH)、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炎性因子[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白介素-6(IL-6)]和血栓形成因子[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D-二聚体(D-D)、P-选择素(GMP-140)]以及相关安全性指标.结果:治疗第12周、第24周,观察组中医证候积分低于对照组(P＜0.05),且观察组中医证候积分低于治疗前(P＜0.05).治疗第12周,观察组胸闷、盗汗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第24周,观察组胸闷、疲倦乏力、气短、盗汗评分低于治疗前(P＜0.05).治疗第24周,观察组TSH、IGF-1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且观察组TSH、IGF-1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第24周,观察组血清hs-CRP、IL-6、vWF、D-D、GMP-140水平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疗前后安全性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益气养阴化瘀法治疗气阴两虚兼血瘀证中高危心房颤动病人,可改善中医证候积分,改善心房颤动症状,其机制可能通过减少血栓形成和炎性因子水平而预防脑卒中事件的发生.

目的:观察血管超声检查用于诊断锁骨下动脉狭窄（ASA）合并椎动脉狭窄（VSA）及盗血类型的效果。方法:选取诸暨市人民医院2018年2月至2022年5月收治的ASA合并VSA患者70例为研究对象，患者均进行数字减影血管成像（DSA）及血管超声检查。以DSA检查结果为参照标准，评价血管超声对ASA和VSA程度分型诊断准确度及与DSA检查诊断结果的一致性，比较DSA检查与血管超声检查对锁骨下动脉盗血检出率的差异，分析ASA程度与锁骨下动脉盗血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结果:血管超声检查对不同程度ASA的诊断准确性分别为84.62%（11/13）、89.66%（26/29）、95.24%（20/21）、100.00%（7/7），血管超声检查与DSA对ASA的诊断结果一致性Kappa值为0.876（ P < 0.05）；血管超声检查对VSA的诊断准确性分别为94.44%（17/18）、88.00%（22/25）、86.36%（19/22）、100.00%（5/5），血管超声检查与DSA对VSA的诊断结果一致性Kappa值为0.858（ P < 0.05）；不同ASA程度患者锁骨下动脉盗血类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50.71， P < 0.001）；锁骨下动脉盗血程度与ASA程度呈高度正相关（ r=0.71， P < 0.001）。 结论:血管超声检查对不同严重程度的ASA和VSA均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性，与DSA诊断结果一致性较高，且可提高锁骨下动脉盗血检出率，在ASA、VSA及锁骨下动脉盗血的早期筛查和病情监测方面有一定优势。

患者男，17岁，2020年1月无明显诱因出现左侧桡骨远端疼痛，后发现左桡远端肿块，并逐渐出现弯腰受限。2020年5月患者出现双下肢无力，2020年6月中旬出现发热，体温最高38 ℃，不伴畏寒、寒战、盗汗。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大致正常，血结核感染T细胞检测阳性(2.619 kU/L)，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y, ANA)、抗可溶性抗原(extractable nuclear antigen, ENA)、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ies, ANCA)、抗环瓜氨酸肽(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CCP)抗体均阴性，多次血培养及骨髓培养(－)，血、尿免疫固定电泳(－)，血游离轻链比值(－)。外院腕关节MRI示左桡骨远端占位，大小2.7 cm×1.8 cm×2.3 cm，伴周围软组织水肿；髋关节MRI示双髂骨、耻骨、髋臼及左侧股骨颈多发异常信号，考虑"骨肿瘤"。外院 18F－FDG PET/CT显像示左侧桡骨远端、左侧肩胛骨、C4椎体、T3~T4、T7、T11、L3椎体、骨盆多处、左侧股骨颈、左侧股骨内侧髁多发溶骨性破坏，代谢异常增高(SUV max：28.5~32.8)。随后完善桡骨穿刺，病理示多量组织细胞及少量淋巴细胞，免疫组织化学：组织细胞CD68(+)，CD1a(－)，Langerin(－)，S－100蛋白(－)，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约20%)，考虑组织细胞增生性病变，首先考虑Erdheim－Chester病(Erdheim－Chester disease, ECD)，B－Raf原癌基因丝/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proto－oncogene, serine/threonine kinase, BRAF) V600E野生型。2020年6月起予干扰素、泼尼松治疗，患者每日仍有低热，且双下肢无力逐渐加重，无法站立，伴尿潴留。后患者为进一步诊治入本院，为评估骨病变行 99Tc m－亚甲基二膦酸盐(methylene diphosponate, MDP)全身骨显像及胸部SPECT/CT显像(图1，图2)。全身骨显像示颈、胸、腰椎多个椎体、左侧肩胛骨、双侧骶髂关节、右侧髋臼及坐骨、左侧腕关节、左侧膝关节显像剂摄取增高灶，SPECT/CT显像可见这些病灶部分为溶骨性破坏，也有部分是成骨为主的骨破坏，部分椎体病变周围伴有软组织密度影，另外有多个椎体出现病理性骨折。

脾动脉盗血综合征(SASS)是肝移植术后的一种动脉相关并发症。目前对SASS的发生机制尚不清楚，而且其早期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若未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患者预后严重恶化。目前处理SASS主要依赖于外科医师术中的针对性预防措施，以及术后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措施。笔者总结了SASS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探讨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为SASS的防治提供帮助。

报道1例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2型糖尿病酮症患者使用德谷门冬双胰岛素的治疗过程，为优化此类患者的治疗提供参考。患者为53岁男性，主因“口干、多饮、乏力1年，加重伴消瘦1个月，血糖升高”入院。患者入院1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口干、多饮症状，每日饮水量约3 000~4 000 ml，伴多尿，每日排小便6~8次，其中夜尿2~3次，平素自感全身乏力，合理休息后未缓解。患者无低热、盗汗，无怕热多汗、心悸手抖、烦躁易怒、体重减轻症状。患者因忙于工作未进一步检查。近1个月来患者渐感口干、多饮、乏力症状较前加重，伴消瘦，体重减轻约3 kg，无发热、咳嗽、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症状，在药店偶测随机血糖为22 mmol/L，口服降糖胶囊治疗1周后，上述症状未见明显改善，为进一步治疗，于我院门诊就诊，空腹血糖21.5 mmol/L，尿酮体阳性，遂以“2型糖尿病酮症”收住。入院后给予德谷门冬双胰岛素早18 U、晚18 U餐前皮下注射，联合口服药二甲双胍0.5 mg、3次/d进行降糖治疗，血糖控制满意。

目的:探讨采用颈总动脉-锁骨下动脉(SA)搭桥术治疗有脑缺血症状的SA闭塞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纳入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于复合手术室行颈总动脉-SA搭桥术的11例SA闭塞患者，所有患者均有脑缺血症状。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疗效及手术相关并发症。结果:所有患者均手术成功，术中超声及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提示椎动脉盗血消失，吻合血管通畅。2例患者术中显露SA时，发生淋巴管破裂。无一例患者发生神经损伤及卒中。术后1年随访，所有患者SA盗血综合征症状明显改善或消失。双上肢收缩压差由术前的(27.6±9.7)mmHg降至术后的(7.3±1.9)mmHg( P<0.01，1 mmHg＝0.133 kPa)，患侧与健侧收缩压比值由术前的0.55±0.11提高至0.86±0.30( P<0.01)。所有患者人工血管及吻合口无明显狭窄，患侧无肢体缺血及脑缺血表现。 结论:颈总动脉-SA治疗有脑缺血症状的SA闭塞患者手术并发症少、疗效确切。

患者女，59岁，因腰痛于外院发现胸、腰椎骨质破坏。2021年10月就诊本院，诉腰痛，无胸闷、午后潮热、盗汗等其他不适，精神、食欲及睡眠尚可，大小便正常，体质量无明显变化。既往史：慢性肾功能不全5期，尿毒症并规律维持性血液透析4年余；有肾性高血压，血压正常稳定；否认有传染病史、糖尿病等其他慢性病史、手术、外伤史等。入院体格检查：体温36.9 ℃，脉搏91次/min，呼吸20次/min，血压118/75 mmHg(1 mmHg＝0.133 kPa)。实验室检查(括号内为正常参考值范围)：尿素24.9(2.6~7.5) mmol/L，肌酐818(41~73) μmol/L，糖类抗原125 37.92(0~35.00)×10 3 U/L，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3.00(3.10~6.80) pmol/L，游离甲状腺素13.44(12.00~22.00) pmol/L，促甲状腺激素5.24(0.27~4.20) mU/L，甲状腺球蛋白56.57(1.40~78.00) μg/L，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5.00(0~34.00)×10 3 U/L，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13.31(<115.00)×10 3 U/L，降钙素3.65(≤9.81) ng/L，全段甲状旁腺激素409.1(14.9~56.9) ng/L，其他肿瘤标志物、生化指标未见明显异常。颈胸腹盆增强CT示左侧甲状腺内见数个最大径在7 mm内的稍低密度影结节影，边缘尚清，增强扫描呈均匀强化；双侧腋窝多发淋巴结显示伴部分肿大；第3胸椎、左侧第9后肋可见骨质破坏。甲状腺彩色多普勒超声示多发实性、混合性结节，最大25 mm×8 mm。

目的:探讨常规化学药物治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及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对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T-LBL）的疗效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接受治疗的82例T-LBL患（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不同的治疗方法分为未移植组（49例）和移植组（33例），移植组又根据不同移植方式分为allo-HSCT组（22例）和auto-HSCT组（11例），未移植组绝大部分患者采用环磷酰胺+美司钠+阿霉素+地塞米松+长春新碱/甲氨蝶呤+阿糖胞苷（Hyper CAVD A/B）方案进行诱导缓解，6例使用环磷酰胺+阿糖胞苷+6-巯基嘌呤（CAT）、依托泊苷+长春新碱+多柔比星+环磷酰胺+泼尼松（EPOCH）、大剂量甲氨蝶呤+地塞米松，长春新碱+吡柔比星+环磷酰胺+培门冬酶+泼尼松（VDCLP）等方案为基础进行诱导缓解，移植组在接受多药联合强化诱导治疗后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通过观察患（受）者的总存活率和无进展存活（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率等，对其进行疗效和生存分析。结果:共纳入82例患（受）者，男64例，女18例，年龄为23岁（11~74）岁。62例（75.61%）临床分期为Ⅲ~Ⅳ期，43例（53.44%）起病时有发热、盗汗、体重减轻的全身症状（B症状），其中骨髓受累50例（61.00%），Ann Arbor分期Ⅲ期及以上33例（80.5%）；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2分的共65例（79.27%），>2分的共17例（20.73%）；国际预后指数（IPI）≤3分的共63例（76.83%），>3分的共19例（23.17%）。全部82例患（受）者的随访时间为27.5个月（5~118）个月，3年总存活率、无进展存活（PFS）率分别为53.64%（95% CI：42.35%~64.62%）和47.56%（95% CI：36.53%~58.82%）。未移植组、移植组3年总存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2.86%（95% CI：29.12%~57.71%）比69.70%（95% CI：51.13%~83.79%）， P=0.014]，3年PFS率分别为38.76%（95% CI：25.54%~53.76%）和60.61%（95% CI：42.24%~76.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2）。 结论:T-LBL患者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巩固治疗相较于单纯化疗可改善长期预后，但auto-HSCT和allo-HSCT的疗效相似。

(1)一般情况：患者，男性，年龄74岁。因"左腋-右腋动脉搭桥术后10年，伤口感染5 d"入院。患者10年前因双侧锁骨下动脉狭窄，左椎动脉狭窄在本院行左腋-右腋动脉搭桥术，左椎动脉支架置入术，术后症状明显缓解；5年前双上肢无力再次加重，超声提示：左腋-右腋动脉桥血管闭塞，双锁骨下动脉狭窄(右侧近端重度，左侧远端重度)，右锁骨下动脉盗血(部分型)，双侧颈动脉球部狭窄(右侧重度，左侧轻度)，再次于本院行锁骨下动脉支架置入术/双侧＋右颈动脉支架置入术，术后恢复良好。现以人工血管可疑感染，为求进一步诊治入院。

目的:探讨家族性白血病的发病机制及临床特征。方法:选择2012年10月及2018年12月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收治的2例急性白血病(AL)患者为研究对象。2例患者的就诊年龄分别为34、65岁，2例患者为父子关系。对2例患者行血常规检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染色体核型分析、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微小残留病(MRD)检测及融合基因检测等。回顾性分析2例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断及治疗经过。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结果:①患者1(儿子)因"头晕乏力、盗汗3个月"于2012年10月23日就诊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入院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有核细胞增生活跃，原始、幼稚淋巴细胞比例为38.5%。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34、人类白细胞抗原(HLA)-DR、CD10、CD20、CD19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示正常，考虑为B系淋巴瘤/白血病。随后，行R＋Hyper-CVAD(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长春地辛＋表柔比星＋地塞米松)/R＋MA(利妥昔单抗＋甲氨蝶呤＋阿糖胞苷)方案交替化疗4次，联合8次鞘内注射(甲氨蝶呤＋地塞米松或者阿糖胞苷)。其间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完全缓解(CR)，并且MRD呈阴性。2013年4月26日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移植后行利妥昔单抗巩固治疗2次。2013年11月8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增生活跃，淋巴瘤细胞比例为35.0%，考虑疾病复发。随后予VDCLP(长春地辛＋柔红霉素＋环磷酰胺＋培门冬酶＋泼尼松)与CA(环磷酰胺＋阿糖胞苷)方案进行诱导与巩固化疗，患者获得CR后再次复发。2014年3月12日行挽救性单倍体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后获得CR。2015年4月3日复查骨髓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有核细胞增生活跃，幼稚淋巴细胞比例为22.0%；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34、CD22、CD19、CD33、HLA-DR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正常。根据患者临床特征及相关检查结果诊断为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于2015年4月7日给予挽救性地西他滨＋VLP(长春地辛＋培门冬酶＋地塞米松)方案化疗后获得CR，MRD比例为0.13%。随后给予患者多种方案化疗后再次复发。于2016年1月27日给予CIOLP(环磷酰胺＋长春地辛＋米托蒽醌＋地塞米松＋培门冬酶)方案化疗，化疗后患者出现Ⅳ级骨髓抑制合并重症感染，给予对症治疗后无效，患者于2016年2月20日死亡。②患者2(父亲)于2001年7月因"腹胀不适"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行胃镜检查、活组织检查，结果示低分化腺癌，遂行全胃切除术。2018年4月患者出现无痛性肉眼血尿于江苏省人民医院查CT结果示膀胱占位，行根治性膀胱全切除术＋原位回肠代膀胱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示，膀胱高级别乳头状尿路上皮癌。2018年11月患者行膀胱癌术后随访，血常规检查结果见幼稚粒细胞。遂就诊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粒系增生活跃，其中原始粒细胞比例为19.0%，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伴原始细胞增多(EB)2。于2018年12月26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26.0%；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7、CD34、CD13、CD33、CD117、CD15、CD64、髓过氧化物酶(MPO)、HLA-DR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示复杂核型；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结果示，cen8三体阳性比例为86%，TP53缺失阳性比例为85%。诊断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M2，于2018年12月28日给予地西他滨＋HA(高三尖杉酯碱＋阿糖胞苷)方案诱导化疗。2019年1月30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7.0%，考虑为部分缓解(PR)。于2019年2月13日给予地西他滨＋IA(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方案再次诱导化疗。2019年3月23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有核细胞增生程度稍减低，原始粒细胞比例为1.0%，提示CR。分别于2019年3月25日、2019年4月27日行IAG(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方案巩固化疗。期间多次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提示CR，并且MRD呈阴性。2019年6月10日行HA方案化疗。2019年7月19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25.0%，提示疾病复发。于2019年7月20日行地西他滨＋HA方案再次诱导化疗。截至2019年8月8日，尚未复查化疗后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论:家族性白血病的发病机制以遗传因素为主，常规化疗难缓解、易复发，生存期短。但是该结论仅限于对2例病例的临床分析，尚需要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