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研究简化正中神经寸移在常规肌电图正常或轻度异常腕管综合征(carpal tunnel syndrome,CTS)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我们对50例健康受试者进行正中神经寸移检查,先确立正中神经运动和感觉在腕部由近段到远端4个刺激点,确定两个刺激点之间的距离为2 cm,通过统计计算得出两点距离产生的最大潜伏期正常值范围,再利用这个正常值对常规肌电图正常或轻度异常的50例CTS患者进行判断,确定其是否存在传导时间延迟.比较简化正中神经寸移与正中神经尺神经感觉波峰时间差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判断两种方法在检查CTS中是否有差异.结果 正常人正中神经腕段运动寸移从腕的近段到远端3个节段传导时间分别是(0.32±0.21)、(0.51±0.19)、(0.41±0.23)ms,以最长时间第二段为对象确立2 cm距离神经传导正常值上限为1 ms,以超过1 ms为异常;同样正中神经腕段逆向感觉神经传导寸移从腕的近段到远端3个节段传导时间分别是(0.21±0.21)、(0.39±0.19)、(0.54±0.23)ms,以最长时间第三段为对象确立2 cm距离正中神经感觉传导正常值上限为1 ms,以超过1 ms为异常.正中神经寸移与正中神经尺神经感觉波峰时间差两种检查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3,P=0.002).结论 简化正中神经寸移是一种简单可靠可用于早期CTS确诊的方法,可以成为诊断CTS的标准.

目的:探讨微创经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合术（TLIF）与开放TLIF手术治疗老年腰椎退行性病变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20年1月—2021年1月邯郸市第一医院收治的老年腰椎退行性病变患者86例。其中男54例、女32例，年龄60~82（68.1±3.4）岁。按照手术方式的不同分组：微创TLIF组45例，行微创TLIF术；开放TLIF组41例，行开放TLIF术。观察指标：（1）比较2组患者的基线资料，以及切口长度、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及住院时间等。（2）比较患者术前和末次随访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日本骨科协会（JOA）评分、健康状况量表（SF-36）评分。（3）术前、术后24 h、术后7 d的凝血功能指标，包括凝血酶原时间（PT）、纤维蛋白原（FIB）、血浆D-二聚体（D-D）。（4）术前和术后24 h的氧化应激指标，包括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丙二醛（MDA）、晚期氧化蛋白产物（AOPP）。（5）术前与术后16周腓总神经、胫总神经的传导速度（NCV）和潜伏期（DL）值。结果: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术后获随访6个月。（1）2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病变节段、病变类型等基线资料及手术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微创TLIF组较开放TLIF组切口长度及住院时间更短，术中出血量及术后引流量更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末次随访时，2组VAS、JOA、SF-36评分均较术前改善，且微创TLIF组优于开放TLIF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01）。（3）患者术后24 h、7 d凝血功能指标与术前比较，PT先延长后缩短，且微创TLIF组均短于开放TLIF组；血浆FIB水平先降低后升高，且术后24 h微创TLIF组低于开放TLIF组；血浆D-D水平则逐渐升高，且微创TLIF组均低于开放TLIF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4）术后24 h氧化应激指标与术前比较，2组血清SOD、GSH-PX水平均降低，但微创TLIF组［（246.1±35.5）、（127.8±13.1）U/mL］高于开放TLIF组［（182.5±28.2）、（85.6±14.0）U/mL］；2组血清MDA、AOPP水平均升高，但微创TLIF组［（17.9±3.7）、（71.8±6.1）μmol/L］低于开放TLIF组［（30.4±4.1）、（112.3±6.8）μ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01）。（5）术前与术后16周比较，2组患者的腓总神经、胫总神经的NCV值均升高且微创TLIF组高于开放TLIF组，DL值则降低且微创TLIF组低于开放TLIF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相对开放TLIF，微创TLIF治疗老年腰椎退行性病变患者可有效缓解疼痛，促进腰椎功能恢复，减轻氧化应激反应及对机体凝血功能的影响，提高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双侧腰4(L 4)神经根吻合术对大鼠中枢性下肢瘫痪的修复效果及术后大脑皮质重塑的规律。 方法:采用自体股动脉血注入法制作中枢性右侧下肢瘫痪大鼠模型。采用肌电图和行为学测试评估动物模型。实验分为模型大鼠双侧L 4显露组、横断组、吻合组，健康大鼠双侧L 4横断组及健康大鼠组5组，每组12只。分别于术后1、9、13、17周对5组大鼠行神经行为学测试；对模型大鼠双侧L 4吻合组与健康大鼠组行神经电生理检测、逆行性示踪检测，并进行静息态和任务态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检查，对所得数据进行后处理及可视化重建。 结果:大鼠中枢性右侧下肢瘫痪模型的建模成功率为71.7%(43/60)。术后双侧L 4吻合组模型大鼠右侧下肢(患侧)无明显伸、屈活动；术后17周，髋、膝、踝关节见伸、屈运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5组大鼠间术后患肢Basso-Beattie Bresnahan运动评定量表评分(简称BBB评分)和滑脱率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1周，与健康大鼠双侧L 4横断组及健康大鼠组比较，模型大鼠双侧L 4显露组、横断组及吻合组患肢BBB评分较低、横杆测试滑脱率较高(均 P<0.05)；随着时间推移，双侧L 4吻合组的患肢BBB评分升高、横杆测试滑脱率下降(均 P<0.05)，且术后17周时患肢BBB评分与健康大鼠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神经传导检测中，随着时间推移，模型大鼠双侧L 4吻合组的复合肌肉动作电位潜伏期逐渐缩短，波幅逐渐增高(均 P<0.05)；术后17周，模型大鼠双侧L 4吻合组与健康大鼠组复合肌肉动作电位波幅和潜伏期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逆行性示踪实验显示，术后9周，模型大鼠双侧L 4吻合组L 4-L 4再生神经根吻合口远端可见大量、广泛分布的金黄色荧光标记细胞，吻合口近端荧光分布稀疏；L 4节段脊髓切片中，左侧脊髓前角内聚集大量荧光金标记的神经元，其数量与健康大鼠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5 695±433)个对比(27 745±387)个， t＝1.69， P＝0.078]。fMRI显示，双侧L 4吻合术后2个月，健侧运动皮质旁出现小范围的激活区域；术后4个月，健侧运动皮质旁的激活区域增大，患侧大脑皮质的辅助运动区出现激活区；术后8个月，患侧皮质辅助运动区的激活区较前未增大，而健侧皮质的激活区明显缩小。 结论:双侧L 4神经根吻合术可激活大脑皮质重塑产生患肢代表区，修复中枢性下肢瘫痪大鼠患肢的屈、伸运动。

患者，女，60岁，因右拇指背伸、外展活动受限半年余就诊。半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拇指背伸活动受限，渐加重至背伸、外展不能，无感觉异常，否认糖尿病史、外伤史、饮酒史、中毒史等。临床检查：右上肢未见伤口及瘢痕，右前臂肌肉无明显萎缩，右拇指主动背伸、外展不能，肌力0级(图1，图2)，被动背伸可，主动内收、屈曲未见明显异常，前臂、手部痛触觉未见异常。门诊以"右拇长伸肌腱断裂？桡神经损伤？"收治入院。肌电图检查：右桡神经运动支神经传导速度未测出；右拇长伸、展肌有神经源性损害；右示指伸肌有部分神经源性损害表现，重收缩时运动单位数量减少。右桡神经浅支感觉神经传导速度、感觉传导诱发电位波幅均较左侧降低。超声检查：右拇长伸肌及拇指外展肌腱连续性正常，超声未见明显异常回声；右桡骨小头处见大小约16.9 mm×6.3 mm囊性暗区(图3，图4)，Frohse弓入口处腱性增厚，该处神经卡压，上方神经增粗，直径约1.97 mm(图5)，出旋后肌管后骨间后神经分支再次增粗(图6)，直径约2.03 mm。超声诊断：右桡骨小头囊肿，右骨间后神经及分支卡压。结合临床、肌电图及超声检查诊断：右桡神经卡压综合征，右肘部囊肿。行右桡神经卡压松解+囊肿切除术。手术探查：桡神经浅支未见明显卡压，沿深支方向向远端分离，见桡返动脉分支处卡压，Frohse弓处筋膜增厚，神经卡压(图7)，膨大部位神经直径约2.0 mm。切断卡压血管襻，切断增厚筋膜组织，继续向远端分离，见卡压部位以远2.0 cm处桡神经分支再次膨大增粗(图8)，周围未见明显卡压带，显微镜视下探查见单纯桡神经束支增粗，行神经外膜和神经束膜松解。于桡神经深支后侧靠近桡骨小头肌腱处见一腱鞘囊肿，约1.0 cm×0.8 cm×0.5 cm，切除腱鞘囊肿组织。术后病理报告：囊壁为短梭形细胞的良性囊肿。患者于术后4 d出院时虎口处皮肤感觉缺失，右拇指运动功能未见好转，随访6个月后皮肤感觉缺失好转，运动功能仍无明显好转，随访1年上述症状明显缓解，右拇指运动功能恢复正常，随访5年症状未复发。

中医的现代化以及标准化需要中西医结合的手段来实现.然而,中医研究强调整体观,目前的生物技术却无法有效的整合由分子生物学主导的基因组学、代谢组学以及转录组学等各种分子组学所产生的信息来完整的描述组织生理.与此同时,在单细胞层面,细胞已经完成对不同时空背景的复杂蛋白网络信息的整合,并将其表现在各种细胞行为上.在此,作者提出以细胞行为组学为主的策略并简短的介绍如何运用这种策略来进行针刺启动以及中药方剂的研究.病征和病因不一定有直接可见的连结.但是,病征必定起于病因.病征是身体部分组织产生不正常生理活动的结果,源于身体特定组织的组成细胞(生命的最基本单位)受到组织微环境不正常刺激所表现出来的异常表现.有时,组织内一种细胞的失序就能导致严重的疾病反应.譬如:胰脏内β细胞的损伤造成Ⅰ型糖尿病,或是骨骼肌细胞的凋亡产生肌肉萎缩症.同时,复杂的病理反应也常是部分组织受到特定的刺激后这些组织内多种细胞彼此相互作用的结果.譬如,在肿瘤发生的过程中,微环境刺激癌相关成纤维细胞的生成.而癌相关成纤维细胞又与免疫细胞相串扰,分泌各种细胞因子、生长因子等效应分子形成免疫抑制微环境[1].这样的环境培育了癌细胞免疫逃逸的能力.因此,组织微环境能够左右其内部的细胞行为而产生不同的机体生理与病理.造成不正常生理活动的原因(病因)常是基础医学关注的核心.了解病因后,我们才能试着遏制病因对组织内部细胞所产生的不正常影响,达到治病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同时掌握一个组织内各种细胞的行为,才能以组织内细胞间的互动来描述组织生理与病理.在组织微环境中的各种生物因子(由机体内部各种细胞所产生的生物分子)以及环境因子(由机体外部吸收并出现在组织内的各种物质)都可能对其内的各种细胞产生影响.这些因子有大分子也有小分子,其中,大分子可能凭借自身的构型与相匹配的细胞表面受体产生交互作用,从而影响细胞中的生物信号通路,改变所属信号传输链所调控的细胞行为;另外,小分子还可能直接进入细胞,干扰细胞内蛋白的活性,据此改变细胞行为.因此,这些因子的出现决定了细胞行为.当一个外部刺激改变了组织微环境,组织内部细胞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而这些细胞行为的变化本身又会成为组织微环境中的新刺激源.这些细胞行为的变化有物理性的、化学性的以及生物性的.物理性的包含细胞与细胞间的接触力、细胞对细胞间充质蛋白(细胞分泌到胞体外的蛋白)的粘附力、细胞散发出的热量等.化学性的包含细胞直接或是经由外泌体、微囊泡、以及凋亡小体等分泌出来的各种生物因子.生物性的则是生长、迁移、侵袭、凋亡等.这些变化在组织内成为新的刺激并以级联反应的方式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改变组织内细胞的行为.组织内的各种细胞都适应了微环境的改变后,最终达成新的稳态,组织生理也就展现出新的样态(图1).如若外部刺激超过了常规水平而致使组织内部的细胞行为发生不正常的改变,组织可能就会处于病理发展的初始状态.以脑组织的生物力学为例,Segel等[2]发现脑组织硬度会随着衰老逐渐增加,进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中少突胶质前体细胞的功能,而改变细胞外基质硬度可以逆转这一衰老表型.此外,脑组织硬度也介导诸如力传导、力敏蛋白的产生、以及细胞骨架重塑等细胞行为,从而诱发或加剧神经退行性疾病[3-4].而机体遭遇这些病理变化时的应变方式常是适应性的改变自身.例如在阿尔兹海默症中,小胶质细胞会感受到脑组织机械性质变化而定向迁移,施行包括对细胞外基质进行重塑、促进突触塑性、调控免疫响应等一系列复杂的细胞行为调适[5-7].由此可知,如若我们能够掌握组织微环境的改变对一个细胞行为的影响,并且在考虑它们的时空顺序后将这些改变叠加起来,我们就能了解组织生理与病理.而研究细胞微环境的改变对各种细胞行为影响的总成就是细胞行为组学[8].值得注意的是:细胞行为组学研究必须把对各种细胞行为的量化分析当成主要的手段,而传统分子生物学或是生物化学所衍生的各种分子组学则为背景知识.原因如下:医学研究的对象是生物体,不是物质.然而,基因或是蛋白都是物质,没有生命.所以它们不应是医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同时,从中医科学化的角度来看,中医的研究是整体性的,不能用以还原论为指导原则的分子生物学来主导,必须要从可以掌握整体组织生理活动的研究手段来实现.目前,针灸与方剂是中医施治的两种主要手段,所以在此就以如何运用细胞行为组学来研究针灸与方剂进行论述.在针灸研究方面:针灸经过两千多年的验证,其临床疗效有目共睹.而针刺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医外治疗法,被世界范围内认可.同时,近年来针刺的优势病种已经从疼痛类疾病逐渐扩展至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内分泌疾病、以及神经系统疾病等.从动物实验中表明针刺可以提高血管性痴呆大鼠脑内神经递质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和乙酰胆碱的表达,改善血管性痴呆大鼠的学习和记忆能力,抑制神经凋亡[9].此外,针刺还可以调节脑内5-HT、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等神经递质水平,抑制炎症,缓解焦虑、抑郁情绪[10].然而,以手针为例,手针仅通过一枚金属针作用于穴位,便可以调节脑内各种神经递质的作用,可是我们却无法了解手针针刺启动的明确机制.由于从进针、行针和留针,整个针刺过程中穴区所受到的刺激仅仅是由金属针施予的机械力,所以穴区细胞必定具备了由机械力向神经信号转化的能力[11].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指向穴区主要是由结缔组织构成的.结缔组织由独立的成纤维细胞、肥大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特洛细胞等及其分泌的胶原纤维蛋白、糖蛋白、蛋白多糖等外基质所组成.在针刺入穴位并施行提插、捻转等手法过程中,针体会与胶原纤维发生交联、并对其进行牵拉.然而胶原纤维自身无法产生生物反应,所以它的作用应仅是将机械力传递给粘附于胶原纤维上的细胞.如此,对于针刺启动的研究首要就在于判定哪种穴区细胞对机械力刺激敏感(力敏细胞),并且能粘附于胶原纤维之上.接着,必须探讨这些力敏细胞在感受到由胶原纤维传来的拉伸力后,能够分泌哪些由拉伸力引发的细胞因子(力敏因子).与此同时,这些力敏因子必须能够成为一种新的刺激源影响穴区周围的其他细胞行为,如肥大细胞脱颗粒、巨噬细胞极化等,并且引发针刺启动效应.如此,我们仅需要从单种细胞对其微环境的简单变化着手,并根据此细胞分泌的力敏因子研究这些因子对穴区非力敏细胞的效应,表明细胞间的级联反应,便可了解针刺启动过程中机械力信号向生物信号的转化的机制,这样的策略是细胞行为组学的完美体现(图2).在中药方剂研究方面:目前药理研究的手段是以分子生物学以及生物化学等技术为核心,这样的方法足以对于单靶点(仅对一种生物分子进行干预)分子药在细胞层面的药理进行研究.然而,中药方剂是以多种生物分子构成的多靶点(复方)药,以目前盛行的生物技术无法把它们的药理解释清楚.尽管近年来以分子组学分析为主的系统生物学逐渐成为中药方剂药理研究的主流,希冀从各种分子浓度的变化来描述受测中药对病理状态细胞干预的效果,但是这种方式产生的结果难以被定量评估,而且结论也仅局限于特定的细胞,难以扩展到组织层面.如前所述,在面对多病因的复杂类疾病时,现有的生命科学技术无法体现系统论的精神,遑论探讨复方中药与生命活动之间的联结讯息.另一方面,细胞最终展现的行为是组织微环境和细胞行为平衡的结果,在微环境中出现中药复方内千百种不同的单体时,不论这些单体如何以不同的时空关系对细胞内的蛋白网络进行干预,细胞最终会将其整合成明确的细胞行为.基于此,中药方剂的药理药效可以从细胞行为的角度有效整合现有的生物多组学体系,来解决系统生物学遭遇的难点.如此,我们可以绕过系统生物学在学术性面临的复杂预测手段,并了解复方分子对细胞的干预后细胞行为的改变结果.基于组织工程学及高通量的显微影像捕捉,细胞行为学运用精细的细胞行为表征快速实现时空连续的单细胞行为定量分析,通过包括卷积神经网络等深度机械学习算法对图像进行优化、切割、特征捕捉及分类.同时,对于方剂内不同药物组成的加减,我们也可以了解被加减药物对细胞行为的偏性,并了解中医用药的思想理论.通过这样的努力,中医药才能建立起一个以系统观为内涵的全新研究体系,以联结多种分子组学与细胞行为学的手段,架设链接微观到宏观的桥梁,辅助中药的创新以及现代化(图3).中医一直认为生命的本质不能仅从物质或能量层面去研究,必须兼顾物质、能量与信息.细胞行为组学基于生命的基本单位为研究核心,由细胞来体现物质与能量的变化.而蛋白网络中信息的传递则由细胞的动态行为来表征.细胞的蛋白网络变化才是生命的表现,而专注于特定蛋白或是特定基因在特殊微环境下的改变无法描述生命.生命科学讲求对生命的了解,中西医结合在于用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去注解传统中医药的智慧,这两者都必须恪守不离开探索生命的本源.细胞行为组学立于生命科学之内,又能体现中西医结合的精神,是执行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以及标准化进程的一种合适策略.

目的:对28例肘管综合征患者的神经肌电图进行分析,探讨神经肌电图在诊断与鉴别诊断中的作用.方法:选择2017年6月～2018年6月期间门诊及住院的28例肘管综合征患者,采用肌电诱发电位仪对其进行正中神经、尺神经和桡神经的运动及感觉神经传导速度测定及拇短展肌 、小指展肌和指总伸肌针刺肌电图检测,观察所测运动和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及所测肌肉的插入电位、异常自发电位、运动单位电位的波幅、时限和大力收缩时的募集电位.结果:28例肘管综合征患者患侧尺神经各节段的运动潜伏期延长、传导速度减慢、诱发波幅降低,运动传导速度减慢以肘下5 cm至肘上5 cm最显著;而尺神经感觉神经损害早期绝大多数表现为感觉诱发波幅降低.针刺肌电图检查发现36块小指展肌中81％ 出现自发电位,50％ 出现运动单位时限增宽大于20％,波幅增高大于70％.结论:神经肌电图检测能够为肘管综合征患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提供客观依据,并可早期确诊、准确定位及判断受损程度.

目的 探讨B超引导下腰丛复合坐骨神经阻滞麻醉对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术后麻醉效果及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6年4月至2018年3月本院收治的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84例,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42)与观察组(n=42).两组均采取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治疗,对照组采取蛛网膜下腔阻滞麻醉复合硬膜外麻醉,观察组采取B超引导下腰丛复合坐骨神经阻滞麻醉.统计两组运动及感觉神经阻滞起效与维持时间、术后2、12、24、48 h时VAS评分、术前及术后2、12、24 hT细胞亚群指标[CD4+、CD4+/CD8+、调节性T细胞(CD4+CD25+)]水平、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感觉及运动神经阻滞起效时间短于对照组,感觉及运动神经阻滞维持时间长于对照组(P＜0.05);术后2、12、24 h观察组VAS分值低于对照组(P＜0.05),术后48 h观察组VAS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2h两组血清CD4+、CD4+/CD8+水平较术前降低,CD4+ CD25+水平较术前增高,但观察组血清CD4+、CD4+/CD8+水平高于对照组,CD4+CD25+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术后12、24 h两组血清CD4+、CD4+/CD8+水平逐渐增高,CD4+ CD25+水平逐渐降低,且术后不同时间段观察组各指标水平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11.90％)低于对照组(30.95％)(P＜0.05).结论 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手术治疗时采取B超引导下腰丛复合坐骨神经阻滞麻醉起效较快,麻醉效果维持时间较长,对机体免疫功能影响较小,术后疼痛感较轻,且不良反应少,安全性较高.

目的 探讨超声引导下竖脊肌平面阻滞(ESPB)对老年患者胸腔镜手术后的镇痛作用.方法 选择择期行胸腔镜手术的老年患者40例,ASA Ⅰ～Ⅱ级,年龄60 ～ 75岁.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竖脊肌平面阻滞(ESPB)组(E组)和胸椎旁阻滞(PVB)组(P组).E组术前T5横突与竖脊肌之间予以0.33％罗哌卡因30 ml,P组在T5～T6节段胸椎旁间隙注入0.33％罗哌卡因30 ml.两组患者均使用舒芬太尼进行术后自控镇痛.观察记录术中瑞芬太尼和术后舒芬太尼用量,术后麻醉后监测治疗室(PACU)补救例数,在术后1、6、12、24h进行疼痛数值评分量表(NRS)记录,记录术中低血压的发生和术后恶心呕吐的例数,记录神经阻滞操作时间.结果 两组术中瑞芬太尼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E组术后24h舒芬太尼的总消耗量高于P组(P＜0.05),E组超声引导下神经阻滞操作时间短于P组(P＜0.05).E组PACU补救例数多于P组(P＜0.05).两组在术后1、6、12、24h记录的病房NRS评分、恶心呕吐的发生率及术中低血压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超声引导下单次ESPB提供术后镇痛,与PVB相比有相似但较弱的镇痛效果,操作简单易行.

目的 报道副肿瘤性脊髓病的临床表现、影像和血清学特征.方法 检索宣武医院2010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副肿瘤性脊髓病住院患者,系统分析其临床表现、血清学和影像学数据.结果 10例患者中符合确定的副肿瘤综合征7例,可能的副肿瘤综合征3例.患者中亚急性起病3例,慢性起病7例,脊髓病起病后确诊时间平均为10.1个月.10例患者中7例表现为单纯副肿瘤性脊髓病,2例伴有周围神经病,1例伴有僵人综合征.10例患者中9例患者行腰穿检查脑脊液,其中8例有异常,5例淋巴细胞增多,5例蛋白升高,6例寡克隆区带阳性;7例患者神经肿瘤抗体阳性,分别为抗amphiphysin抗体1例、抗CRMP-5抗体1例、抗Hu抗体3例、抗Yo抗体1例、抗Ri抗体1例;7例患者病理证实为恶性肿瘤.10例患者中,脊髓磁共振异常5例,其中长脊髓病变4例(其中累及椎体节段14个1例,6个1例,3个2例),短脊髓病变1例,病灶均对称性累及传导束或者脊髓灰质.10例患者中9例接受治疗,其中单纯手术治疗3例,单纯糖皮质激素治疗1例,手术+糖皮质激素治疗1例,糖皮质激素+肿瘤化疗治疗2例,手术+糖皮质激素+肿瘤化疗治疗3例,患者临床症状均无明显改善.结论 副肿瘤性脊髓病罕见,多表现为慢性进行性脊髓病且多先于肿瘤出现;多数患者脑脊液表现异常,影像学可表现为脊髓长节段病灶.该病治疗上以肿瘤治疗为主,免疫治疗为辅.

目的 观察肌电生物反馈联合任务导向性训练对桡神经损伤患者手功能的影响,为临床提供一种新的综合康复治疗手段.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2018年1月—2020年1月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收治的60例桡神经损伤导致手功能障碍患者随机分为3组,每组20例.治疗后常规组脱落4例余16例,任务导向性训练组脱落3例余17例,联合组脱落1例余19例.3组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常规组辅以针对性的手功能康复治疗,任务导向性训练组在常规组治疗基础上附加任务导向性训练,联合组在常规组治疗基础上附加肌电生物反馈及任务导向性训练.于治疗前及治疗12周后检测腕关节背伸主动活动度(AROM)评估手功能,通过肌电图检测桡神经的运动神经传导速度(MCV)、潜伏期(LAT)及波幅(AMP)评估神经功能,治疗12周后通过手功能评定法评估手实用功能.结果 治疗12周后,任务导向性训练组和联合组腕关节背伸AROM差值均明显高于常规组(P均<0.05),且联合组明显高于任务导向性训练组(P<0.05).治疗12周后,3组桡神经MCV均明显快于治疗前(P均<0.05),且联合组和任务导向性训练组明显快于常规组(P均<0.05),联合组明显快于任务导向性训练组(P<0.05);3组桡神经LAT均明显短于治疗前(P均<0.05),且联合组LAT明显短于常规组(P<0.05),但任务导向性训练组与常规组和联合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3组桡神经AMP均明显高于治疗前(P均<0.05),但3组间治疗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治疗12周后,常规组、任务导向性训练组、联合组总有效率分别为68.8％(11/16)、88.2％(15/17)、94.7％(18/19),联合组明显高于常规组(P<0.05),但任务导向性训练组与常规组和联合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肌电生物反馈联合任务导向性训练较常规康复治疗和任务导向性训练能够更明显提高桡神经损伤后手功能障碍患者的神经肌肉兴奋度,增加腕关节主动活动度,改善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