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hypervirule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hvKP)可以感染健康人群和糖尿病患者，主要表现为肝脓肿合并多部位侵袭性感染，即侵袭性肺炎克雷伯菌肝脓肿综合征。近年来，耐碳青霉烯hvKP的检出率逐渐升高，给临床诊治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目前，关于hvKP肝脓肿的发病机制、肺炎克雷伯菌的高毒力及高耐药机制并未完全阐明，对hvKP菌株的鉴定及毒力检测技术仍需改进，现就其流行病学、发病机制、高毒力与耐药机制和诊治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比较深部持续冲洗联合负压封闭引流（VSD）与日常规换药治疗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5年3月至2021年12月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8例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15例，女13例；年龄15~65岁［（41.8±12.9）岁］。所有患者主干血管损伤后行血管移植手术，术后微生物培养提示创面发生耐碳青霉烯革兰阴性杆菌（CRO）或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感染，无敏感抗生素。所有患者每5 d给予手术清创，14例后续治疗采用常规换药（常规换药组），14例后续治疗采用深部持续冲洗联合VSD（冲洗联合VSD组）。清创术后第1天及之后每3 d行炎症指标［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C-反应蛋白（CRP）、红细胞沉降率（ESR）、降钙素原］检测，若患者病情有变化，随时复测。每5 d留取患者标本行微生物培养。观察两组创面及感染控制情况。比较两组炎症指标降至正常时间、治疗后创面CRO或VRE培养转阴时间、换冲洗液（换药）前及换冲洗液（换药）后1，2，3 h视觉模拟评分（VAS）、创面植皮或皮瓣修复情况、吻合口瘘发生率。结果:患者均获随访12~24个月［（14.3±2.4个月）］。两组创面均无红肿、破溃及脓性分泌物，感染未复发。冲洗联合VSD组白细胞计数降至正常时间为（9.4±2.4）d，中性粒细胞为（9.6±2.8）d，CRP为（9.8±3.1）d，ESR为（12.2±3.6）d，降钙素原为（7.6±1.9）d，短于常规换药组的（15.2±3.1）d、（13.6±3.4）d、（14.2±3.9）d、（19.9±3.3）d和（12.9±4.1）d（ P均<0.01）。冲洗联合VSD组创面CRO或VRE培养转阴时间为（13.9±3.1）d，低于常规换药组的（19.2±6.9）d（ P<0.05）。冲洗联合VSD组换冲洗液前及换冲洗液后1，2，3 h VAS为（4.2±0.7）分、（4.1±0.9）分、（4.2±0.9）分、（4.1±0.8）分，常规换药组分别为（4.3±0.6）分、（6.9±0.7）分、（5.4±0.9）分、（4.5±0.9）分。冲洗联合VSD组换冲洗液后1，2 h VAS低于常规换药组（ P均<0.01），换冲洗液前及换冲洗液后3 h VAS与常规换药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冲洗联合VSD组感染控制后5例（35.7%）创面需要植皮或皮瓣修复，少于常规换药组的11例（78.6%）（ P<0.01）。冲洗联合VSD组吻合口瘘发生率为7.1%（1/14），低于常规换药组的42.9%（6/14）（ P<0.05）。 结论: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时，与常规换药相比，在不依赖抗生素的情况下，深部持续冲洗联合VSD具有感染控制快、治疗过程疼痛减轻、创面植皮或皮瓣修复率低、吻合口瘘发生率低等优点。

碳青霉烯类耐药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面临的严峻问题。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CRE)通过产生碳青霉烯酶，水解包括碳青霉烯类在内的绝大部分β-内酰胺类抗生素，具有高度的耐药性。碳青霉烯酶根据Amber分类可分为A、B、D三类，不同碳青霉烯酶对特定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水解活性不同。目前，CRE在中国NICU住院新生儿中检出率高、病死率高、具有高度的传播性。CRE在新生儿的治疗非常困难，可选药物极其有限、药代/药效动力学数据匮乏、最佳剂量/用药间隔不确定、缺少联合用药研究等因素均给有效抗菌药物治疗带来巨大挑战。成人和儿童中针对CRE主要的抗菌药物包括碳青霉烯类、头孢他定/阿维巴坦、磷霉素、多黏菌素类、氨曲南等，但在新生儿中的使用鲜有研究。CRE一旦定植和感染，清除和治疗极其困难，因此在新生儿病房严格执行医院感染防控措施和抗菌药物使用管理，减少CRE产生、遏制传播、降低感染率是应对CRE流行的最重要措施。

肠杆菌科细菌是临床上最常见的细菌之一，其所致的感染率及耐药率逐年升高，尤其是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更成为临床上抗感染的一大难题。目前临床上针对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的相关风险因素研究较为丰富，且针对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的季节性特征已较为明确。本文对环境温度、平均湿度及人口密度三个重要因素与常见的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综述，为临床及公共卫生制定控制肠杆菌科细菌感染措施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改良碳青霉烯灭活试验（modified carbapenem inactivation method， mCIM）联合EDTA改良碳青霉烯灭活试验（EDTA-modified carbapenem inactivation method， eCIM）检测感染患者分离的耐碳青霉烯肠杆菌科细菌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碳青霉烯酶的方法对诊控CRE感染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至12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临床感染患者分离的78株非重复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的耐药情况，应用Vitek2 Compact全自动细菌鉴定仪鉴定至种并检测其对厄他培南和亚胺培南的最低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用分子生物学PCR试验检测其碳青霉烯酶基因 blaKPC、 blaNDM、 blaIMP和 blaVIM，基因测序确定基因型作为金标准，同时采用mCIM联合eCIM试验对所收集的细菌进行碳青霉烯酶检测。以PCR结果为标准，计算mCIM和eCIM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Kappa值，进行mCIM和eCIM联合检测结果与PCR结果的一致性检验。 结果:78株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应用PCR法检测出碳青霉烯酶基因阳性74株，阴性4株，其中 blaKPC-2阳性60株， blaNDM-1阳性2株， blaNDM-5阳性7株， blaNDM-9阳性3株， blaIMP-4阳性1株， blaKPC-2和 blaNDM-1同时阳性1株。mCIM检测碳青霉烯酶的敏感度为100%，特异度为100%， Kappa值为1.000；mCIM和eCIM联合检测丝氨酸碳青霉烯酶敏感度为100%，特异度为100%，Kappa值为1.000；联合检测金属碳青霉烯酶敏感度为92.9%，特异度为100%， Kappa值为0.955。 结论:采用mCIM、eCIM联合试验对CRE中的碳青霉烯酶进行检测，实用性强，结果易于判读，依据CRE细菌中基因型的不同，将为临床CRE诊断与抗菌药物精准治疗和感染控制提供重要诊断依据。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是治疗革兰阴性菌，尤其是肠杆菌科细菌严重感染的重要药物，随着该药物的大量使用，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RE）感染的病例也逐年增多。CRE的传播方式多样、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且临床治疗效果不佳。CRE定植是导致CRE感染的危险因素，增加了危重患者的死亡风险和社会经济负担，针对CRE定植目前主要的应对策略包括主动筛查、加强院感防控措施和去定植。CRE去定植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定植率，但是否能降低患者死亡率和减轻社会经济负担尚存在争议。本文针对CRE定植流行病学、主动筛查和院感防控措施及去定植方法等进行总结。

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使感染患者的病死率居高不下。如何应对CRKP是临床亟待解决的问题，对CRKP开展耐药性机制研究势在必行。而双组分系统（TCSs）与多种细菌耐药性的形成有关，故TCSs可望成为CRKP的重要治疗靶点。因此，本文从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常见机制、TCSs的耐药研究进展以及肺炎克雷伯菌与TCSs的关系等方面，对TCSs调控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耐药的机制进行综述，以期为日后的研究提供思路，为临床诊疗提供参考依据。

细菌耐药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挑战，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CRE）的出现及全球范围内快速播散，对人类健康构成极大的威胁。CRE感染多发生于有严重基础疾病、免疫缺陷和（或）长期反复使用广谱抗菌药物的患者，感染后病情相对较重，治疗药物有限，因此CRE感染患者有较高的病死率。如何诊治和防控CRE感染已成为当前细菌感染领域最为棘手的问题，为规范我国CRE感染诊治方案和防控策略，邀请了此领域的国内知名专家进行讨论，就CRE流行概况，CRE实验室检测，CRE感染治疗原则，主要治疗药物和给药方案，CRE感染及定植危险因素，CRE各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医院感染防控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目的:监测2018年中国院内革兰阴性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方法:前瞻性收集2018年1至12月全国13家教学医院革兰阴性杆菌。采用琼脂稀释法及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美罗培南等抗菌药物的最低抑菌浓度（MICs）。采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2019年M100S（第29版）标准进行药敏结果判断。数据分析采用WHONET-5.6软件。结果:共收集1 214株非重复革兰阴性杆菌，血和无菌体液标本来源占96.7%（1 174/1 214）。主要抗菌药物对871株肠杆菌科细菌的敏感率依次为阿米卡星（93.2%，812/871）、美罗培南（92.0%，801/871）、厄他培南（88.9%，774/871）、亚胺培南（88.4%，770/871）、哌拉西林/他唑巴坦（84.0%，732/871）、头孢哌酮/舒巴坦（83.1%，724/871）、头孢吡肟（71.4%，622/871）、米诺环素（68.9%，600/871）、头孢他啶（66.9%，583/871）及左氧氟沙星（54.4%，474/871）。大肠埃希菌对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分别为61.5%（155/252）（头孢曲松）和60.7%（153/252）（头孢噻肟）。肺炎克雷伯菌对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分别为56.3%（125/222）（头孢曲松）和57.7%（128/222）（头孢噻肟）。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检测阳性率分别为50.4%（127/252）和18.0%（40/222），且全部ESBLs阳性菌株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敏感率均>95%。碳青霉烯耐药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发生率分别为2.8%（7/252）和20.3%（45/222）。对阴沟肠杆菌、产气克雷伯菌和弗劳地柠檬酸杆菌，抗菌活性最高的药物依次为替加环素（96.3%~100%）、阿米卡星（94.9%~97.1%）、美罗培南（89.8%~96.6%）及亚胺培南（89.8%~94.9%）。奇异变形杆菌、摩根摩根菌和黏质沙雷菌对美罗培南、阿米卡星的敏感率均大于90%。对67株碳青霉烯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CRE）进行改良碳青霉烯灭活试验（mCIM）显示，45株为丝氨酸型碳青霉烯酶，20株为金属酶。铜绿假单胞菌对美罗培南和亚胺培南的敏感率分别为73.2%（112/153）和66.0%（101/153）。鲍曼不动杆菌对黏菌素的敏感率最高（100%，163/163），其次是替加环素（87.1%，142/163）。血标本与其他感染来源的标本相比较，肺炎克雷伯菌[17.6%（27/153）比21.7%（15/69）]和鲍曼不动杆菌[68.3%（71/104）比71.2%（42/59）]碳青霉烯耐药比例低，而大肠埃希菌[2.5%（4/198）比0%（0/54）]和铜绿假单胞菌[37.0%（33/89）比18.8%（12/64）]碳青霉烯耐药比例高。结论:碳青霉烯类对肠杆菌科细菌仍保持较高的抗菌活性，尤其是仅产ESBLs的菌株。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应引起足够重视。产碳青霉烯酶是当前我国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最重要的耐药机制。

目的:了解儿童神经外科术后细菌性脑膜炎特征。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2016年1月至2022年12月就诊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外科术后脑脊液细菌培养阳性的64例脑膜炎患儿为研究对象，分析患儿的临床特征、发病时间、抗感染治疗前脑脊液常规生化指标、脑脊液培养细菌学特征、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根据脑脊液结果将患儿分为革兰阳性菌感染组和革兰阴性菌感染组，采用 t检验或Wilcoxon秩和检验及 χ2检验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特征。 结果:64例患儿中男42例、女22例，起病年龄0.83（0.50，1.75）岁。64例患儿共发生70次术后细菌性脑膜炎。春季15例次（21%）、夏季23例次（33%）、秋季19例次（27%）、冬季13例次（19%）。发病时间为术后3.5（1.0，10.0）个月。患儿于术后≤1个月发病15例次（21%），患儿于术后>1个月发病55例次（79%）。38例（59%）患儿出现明显异常临床表现，发热36例（56%），呕吐11例（17%）。48例次（69%）术后细菌性脑膜炎系革兰阳性菌感染引起（革兰阳性菌感染组），其中表皮葡萄球菌24例次；22例次（31%）系革兰阴性菌感染引起（革兰阴性菌感染组），其中鲍曼不动杆菌7例次。革兰阳性菌感染组夏季发生率高于革兰阴性菌感染组［20例次（42%）比3例次（14%）， χ 2=5.37， P=0.020］，革兰阴性菌感染组秋季及术后1个月内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感染组［11例次（50%）比8例次（17%），15例次（67%）比5例次（33%）， χ 2=8.48、9.02，均 P<0.05］。未培养出对万古霉素耐药的革兰阳性细菌及对多黏菌素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敏感率为45%（10/22）。 结论:儿童神经外科手术后脑膜炎临床表现不典型，革兰阳性菌是引起神经外科术后细菌性脑膜炎的主要病原菌，革兰阴性菌脑膜炎更易发生在秋季及术后1个月内。鲍曼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率较高，需引起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