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区是城乡之间的过渡区域,具有人地关系复杂、城乡冲突尖锐的特征,其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ESs)功能呈现权衡或协同的复杂相互作用.研究城市边缘区ESs的相互关系、基于功能协调目的对其进行优化,对于缓解人地关系矛盾、实现乡村振兴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苏州市为例,在识别城市边缘区基础上,选取粮食供给、产水量、碳储存、土壤保持、生境质量、水质净化、文化服务7种关键ESs进行评估,结合Spearman相关性分析和自组织网络方法探究ESs权衡协同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特征,最后对城市边缘区进行分类及提出优化策略.结果表明:1)苏州市918个村庄被识别为城市边缘区;2)生境质量与粮食供给存在极显著的权衡关系(R(xy)=-0.77),生境质量与文化服务存在极显著的协同关系(R(xy)=0.95),2010-2022年间ESs间的关系以权衡效应为主,协同效应较少,整体权衡关系呈减弱趋势;3)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可将研究区分为5类生态系统服务簇,分别为生态服务协调簇、生态服务失调簇、生态保育簇、生态游憩休闲簇以及生态风险加剧簇;4)提出了促进城市边缘区ESs协调,有助于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优化策略.

探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及模式是国家公园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构建了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分析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特征并划分类别,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为例,探究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路径与机制,建立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复合生态系统由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构成,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整体.(2)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具有生物生产性、资源稀缺性、人类收益性、地域整体性、政策依赖性、利益平衡性等特征,识别与分类生态产品有助于复合生态系统的平稳运行与健康发展,进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3)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总体分为公共性、准公共性和经营性三类,并由政府主导、社区主导、市场主导与多主体复合型路径组成的价值实现路径体系完成价值实现.(4)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由生态保护机制、经济发展机制、社区进步机制和协调保障机制四部分构成,服务于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社区振兴三个目标.(5)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以生态保护为首要任务、旅游发展为实现路径、社区振兴为核心目标,构建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共生模式,并进一步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以协调处理神农架国家公园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内的矛盾,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最大化.综上所述,丰富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并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的共生模式以及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将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提供更加全面与有效的路径与模式.

以黄土丘陵沟壑区陕西省米脂县为研究区,综合考虑区域农耕生态背景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建立了以农耕生态风险概率与自然-社会复合系统损失度耦合的综合生态风险评价体系,分析了2009年、2015年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异,并依托地形分布指数探究了生态风险与地形起伏度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米脂县土地利用变化明显,主要表现为耕地减少,林地与荒地增加;米脂县2009年、2015年综合生态风险指数分别为0.1466、0.1607,农耕风险胁迫增大,风险高值区片状分布于米脂县中部,研究期间有向川道集聚的趋势;低风险优势分布于起伏度高值区,高风险则优势分布于起伏度低值区,研究期间风险向较高地形起伏度迁移明显,同时高风险区域在起伏度低值区上的分布也更加集聚.

城市在为人类提供各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时,其发展中的各类问题限制着城市生态系统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概述了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城市化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及社会生态问题等;其次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和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的理论出发,分别从城市水供给和污水处置系统、消减城市废弃物排放、城市交通和区域规划、城市发展与粮食系统供求关系、城市清洁能源系统等5个方面对如何实现城市的转型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结合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进展,指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仅是城市自身的问题,也是城市与周边区域的协调发展问题.为此,文章提出必须基于五个“转向”来研究和建立城市化与区域生态的耦合和协调机制.

将区域作为一个以人类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构建了一种基于生物物理视角的生态热力学方法,从整体角度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价.该方法囊括了维持复合生态系统运转过程中的自然资源投入、人力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损害成本投入等三种要素,完善了可持续发展评价以及绿色GDP核算中人力资源投入和环境成本的价值体现.然后以我国为例,核算了我国31个省市2006-2015年间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时间动态,并以各省为边界,计算了2015年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差异.计算结果显示:(1)十年间,我国整体上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在逐步提高,能反映出我国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2)从要素投入看,自然资源投入仍然占主要,但比例在逐渐降低.环境成本投入比例呈逐步降低趋势,说明环境保护取得了成效.另外,在2010年后,人力资源投入比例增加很快,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成本上升明显.(3)各省市的计算结果差异较大,在不考虑区域间进出口的情况下,从GDP产出角度,北京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最高,西藏最低.通过将本文的评价结果与绿色发展指数的评价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建立的方法框架是对能值分析方法的扩展和完善,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继续对该方法框架中没有考虑全面的因素加以考虑,以便于更全面客观地反映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城市是由多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构成的复合人工生态系统,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建设依赖于自然-社会-经济各子系统之内的健康、协调发展.伴随城市的开发建设过程, 水资源短缺、水质污染等多种水环境问题正威胁城市的持续性发展, 亟需一个综合全面的解决方案.基于对海绵城市建设的内涵与存在问题的讨论, 结合可持续发展与景观生态学理论, 提出"城市水环境景观格局调整与建设"这一解决城市水环境问题的思路与实践框架, 并据此建立逐步实现城市子系统到城市整个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可持续城市建设新途径.以厦门市为研究案例, 分析流域水质在不同尺度条件下与景观格局的关系, 模拟估算城市建设用地面积阈值, 从而规范厦门城市用地开发利用, 达到改善城市流域水环境目标.通过厦门市的实证研究, 验证了以水环境可持续为切入点调整城市景观格局, 进而解决城市发展中突出的水环境问题并实现整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的思路, 最后对城市未来水环境与景观格局调整提出展望.

可持续生态学系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解决自然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或者说生态学不断将人类及其社会经济活动纳入研究范畴而形成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40年来,我国在可持续生态学研究和实践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二是构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三是推进实施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在不同时空尺度进行了试点示范;四是将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风险管理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城市与区域发展规划中,并利用生态补偿机制推进跨域的生态安全格局建设;五是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的出台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有力地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实施;六是系统地研究了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生态系统的影响,科学评估了气候变化的现状、趋势及其影响,提出了气候变化的生态适应对策;七是不断推进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建设,创建了不同层次和规模的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生态农业试点示范县、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等.本文从宏观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生态产业与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评述可持续性生态学的研究进展.可持续生态学的重点研究内容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安全格局构建、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全球环境变化、新型城市化和工业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等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热点.

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户从传统的“单一生计”转向“生计多样化”和“优势生计”的发展方向.农户作为农村地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元和行为决策主体,处于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矛盾的核心,其生计策略与生计活动的动态变化势必对所处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带来一定的影响.在回顾农户生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分别从农户生计策略的内涵与类型、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其驱动因素、生计策略转型对环境的影响3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的研究进展,尝试性地构建了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的基本研究框架,提出未来研究应当体现生计问题本身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并注重可持续生计策略的界定与实现.

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利用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因果互动关系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尺度上,城市建成区绿地率与人均GDP互为格兰杰原因,存在“正向循环反馈”的因果互动关系,即城市绿地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城市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能够拉动城市绿地建设.城市绿地率与城市人均GDP的因果关系可以概括为“绿磁效应”(GME)和“需求效应”(GDE).(2)区域尺度上,东部地区人均GDP与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人均GDP是城市绿地率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城市绿地率不是人均GDP的格兰杰原因;(3)西部地区城市绿地率与人均GDP的交互强度最大,即西部“绿地-经济弹性”和“经济-绿地弹性”高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通过扩大城市绿地率来提升经济发展的空间比较小,应着眼于提高城市绿地质量,中、西部地区城市绿地率较小,应在兼顾城市绿地质量的基础上提升城市建成区绿地率.本研究能够为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和城市生态规划与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生态系统服务是保障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健康的重要基础,农村社区作为乡村社会经济的基本构成单位以及小尺度复合生态系统,其经济活动将直接扰动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南方丘陵山地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带,生态保护的意义重大.以该地带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广东乐昌市的8个地形地貌相似、但发展存有较大差异的乡村为研究对象,利用遥感影像和实地调查数据,综合分析各村土地利用及经济发展状况;基于国际通用生态系统服务分类标准和评估方法,构建乡村生态系统服务指标体系,对各村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价值评估,并探讨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的典型模式.研究表明:(1)从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来看,浆源村最高,为16585.173万元/a,前村次之,为13152.621万元/a,车头园村最低,为1611.611万元/a;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总体呈相似的格局,但局部略有差异.前村、上丛村较高,分别为8.739万元hm-2 a-1、8.080万元hm-2 a-1.(2)土地利用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差异,影响了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持、维护及利用,各村农户经济收入与从生态系统服务获得的福利,以及乡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不均衡的特征.(3)基于发展基础、生态条件等,适度发展乡村特色种植和生态旅游等低影响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降低对生态系统服务,尤其是调节、支持类等功能的影响,并促进生态系统服务非商业价值向商业价值转变,提升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研究结果以期为维护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安全,优化乡村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推进生态服务功能提升及农村社区协同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