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是缓和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常用措施之一,其核心目的是补偿社区居民的经济损失并最终改善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研究了目前以及假设补偿后社区居民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在对态度进行多维特征划分的基础上,使用Wilcoxon秩和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可显著改变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且均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但对不同维度态度的改变作用不同.其中,喜厌态度的改变最明显,其次是捕杀态度和保护态度,最后是期望态度.肇事补偿对于社区居民的态度及其改变作用受到其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其中是否受到过野生动物破坏、耕作总收入或总收入中耕作收入比重以及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社区居民的态度,农地总面积、牲畜数量、玉米地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情感态度的改变,玉米地损失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行为态度的改变.论文进一步讨论了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普及肇事补偿制度、完善肇事补偿机制、调整生计策略和种植结构、通过多种方式培育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情感和责任等减缓人与野牛动物冲突的措施.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生态环境脆弱,近几十年生态保护工程的实施带来显著的生态恢复效果,也对农户的生计策略与区域粮食安全产生了影响.刻画生态脆弱区人-地系统复杂响应过程,可以为区域可持续的土地利用管理模式提供依据.研究从土地多功能出发,着眼于黄土丘陵沟壑区河谷川地、梁峁区域、黄土塬地、土石山地以及城郊区域等不同的典型地貌类型与代表区域,采用多层次利益相关者参与式的评估框架,以农户的耕地利用行为及生态工程影响与未来发展为切入点,设置惯性发展情景、发展优先兼顾生态情景、农业优先兼顾生态情景以及生态优先兼顾发展情景,构建多智能体模型对区域土地利用与土地多功能的时空变化开展模拟.主要结果表明:(1)生态优先兼顾发展情景综合影响最高且对各维度影响相对均衡,而农业优先兼顾生态情景对区域土地的经济维度的功能和社会维度具有更为明显的提升效应;(2)根据土地多功能空间变化模拟结果,区域土地利用破碎化明显且耕地的撂荒对全域土地多功能均表现出明显的限制作用,农业优先兼顾生态情景中土地功能发生下降的面积最少;(3)发生土地功能下降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土地质量较差、坡度处于5-15.范围内、地形起伏度较大以及距离道路较远的区域;本研究刻画了黄土丘陵沟壑区不同典型地貌区域的差异化土地利用系统特征,为生态保护工程实施背景下的土地管理与区域可持续利用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入户调查数据,探讨了甘南高原农户对极端天气的适应障碍,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适应障碍对农户适应意向的影响.结果发现:(1)甘南高原农户面临的规范性障碍最严重,信息技术障碍次之,再次为制度障碍和认知障碍.不同生计农户面临的适应障碍存在差异,其中,纯农户主要面临信息技术障碍,兼业户和非农户则主要面临规范性障碍.(2)纯农户对极端天气的适应意向主要受认知障碍、信息准确性障碍、适应策略选择时机障碍、政策激励障碍和牲畜拥有量的影响,兼业户主要受认知障碍、技术服务障碍、政策激励障碍影响,非农户主要受认知障碍、资源获取性障碍影响.除适应策略选择时机障碍外,其余适应障碍越小,不同生计农户的积极适应意向均越强.最后,提出了解决农户适应障碍的对策建议.

本文对郑州晚更新世老奶奶庙遗址从动物考古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埋藏学观察显示动物遗存的堆积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动物遗存主要由马科和原始牛构成,还包含羚羊、鹿类、野猪、犀牛等.对马科动物的分析表明:人类很可能把猎物整体搬运到遗址上进行屠宰.动物骨骼中的骨髓与油脂被充分提取,成为人类饮食的重要构成,反映了狩猎采集者最大化地获得食物的生计策略.马科动物和原始牛的死亡年龄结构显示:人类以获取成年个体为主,暗示了人类狩猎能力和集体协作行为的发展.本研究试图为进一步认识中原地区晚更新世人类生计方式与文化发展提供依据.

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户从传统的“单一生计”转向“生计多样化”和“优势生计”的发展方向.农户作为农村地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元和行为决策主体,处于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矛盾的核心,其生计策略与生计活动的动态变化势必对所处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带来一定的影响.在回顾农户生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分别从农户生计策略的内涵与类型、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其驱动因素、生计策略转型对环境的影响3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的研究进展,尝试性地构建了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的基本研究框架,提出未来研究应当体现生计问题本身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并注重可持续生计策略的界定与实现.

石镞主要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一种投射类复合武器的尖端,其使用方式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本文以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环境背景和石器原料为参照,通过微痕实验,探讨射击类带尖石制品重复使用过程中微痕的动态形成过程.作者对21件实验标本分阶段累计射击337次,微痕观察121次.分析结果显示,射击类带尖石制品的重复使用情况可以通过微痕进行佐证.形态变化过程表明,尖端变化较为显著,指示应以动态思维考量出土石镞形态及其暗示的人类行为;测量数据显示,尖端及侧刃较为锋利、长度适中的标本,射击效果更好,存在多次使用的可能;微痕分析指示,若尖端产生层叠大中型折断式、阶梯式疤痕,装柄部位产生连续小型折断式或羽翼式疤痕,部分出现磨圆与光泽时可以考虑重复使用的可能.本项研究为揭示石镞背后所蕴含的狩猎策略、生计方式等人类行为信息提供了数据参考.

目的 探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服刑人员的焦虑抑郁症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心理干预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一般情况问卷、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西部数所监狱897名服刑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服刑人员焦虑、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42.92％、52.73％,共患焦虑、抑郁占38.91％.担忧自己或家人感染、担忧出狱后生计受疫情影响、身体健康状况越差是焦虑和抑郁的危险因素(OR＞1.000,P＜0.01),与亲朋联系次数越多是焦虑和抑郁的保护因素(OR＜1.000,P＜0.01).焦虑、抑郁症状的服刑人员倾向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而无焦虑、无抑郁症状的服刑人员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服刑人员焦虑、抑郁症状较为严重,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策略,排除危险性因素干扰,引导他们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保护其心理健康.

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参考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野生动物肇事下农户生计损失的评估框架,基于449户问卷调查数据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探讨生计损失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野生动物肇事造成的农户生计损失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本维度,其后依次为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损失最小;(2)性别、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耕地面积、养殖牲畜规模、生计多样化、应对策略多样化、是否获得政府扶贫救助以及与国家公园的距离对于各维度生计资本损失都有一定影响;(3)农户采用改变种植结构与生计类型、搬迁、减少外出等方式进行适应,倾向于采取夜晚结队轮流敲打、使用喇叭、制作"汗衣"等传统方式进行防范.在此基础上,提出协同维护农户生计安全与保护野生动物的对策,希望能够为缓解国家公园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提供科学参考.

陕北黄土高原自然环境严峻,是我国农村生活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不同地理地貌村庄的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对生计资本的敏感性还缺乏相关的实证检验.基于佳县的调研数据,将样本划分为风沙区、丘陵沟壑区和土石山区三类村庄,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对比分析基础上,结合二元logistic模型对贫困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非农型转变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对贫困农户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正向作用,而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的增加对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有负向作用.风沙区和丘陵沟壑区的结果与总样本相似,土石山区贫困农户自然资本越丰富反而越倾向于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不同类型村庄生计策略存在显著差异,不调整生计策略的贫困农户未来仍有70％选择扩大农业、林业生产.在进行可持续生计策略调整时,个体经营和外地打工是他们主要选择的方式,自然灾害和红枣市场不景气是他们未来愿意选择生计多元化的主因.

牧民对草地可持续利用认知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土地的利用状况,进而影响牧民保护草地行为的产生.基于黄河源区(玛多、玛沁、班玛、达日、甘德)的入户调查数据,在分析牧民生计方式和草地退化认知特征的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探究影响牧民对草地退化生态认知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源区88％的牧民认为近5年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与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相一致;(2)联户放牧、子女受教育程度、新技术培训、牲畜养殖规模等对牧民关于草地退化的认知有正向引导作用;(3)户年均收入、国家草原奖补对牧民关于草地退化的认知有负向作用.为有效解决黄河源区牧民对草地的严重依赖性和源区内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应(1)加强牧民专业技能培训、提升草原牧民整体文化水平;(2)鼓励中小牧民参与联户经营;(3)优化牧户生计方式,改善生计策略,减小牧民对草地的依赖程度,实现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