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帕金森病(PD)的发病率逐年增高,增加了医保的疾病负担,目前的慢性病管理模式在PD患者的社区管理中没有发挥作用.目的 探讨以运动障碍专科医生为主导、社区医生为中心的PD管理模式的效果,以期提高社区医生的PD综合管理能力,提高PD患者的生活质量.方法 选取 2022 年 1 月—2023 年 5 月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接受诊治的 102 例PD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主动干预组各 51 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社区管理,主动管理组患者接受以PD为亚专业的社区医生的主动管理,管理内容包括用药调整、运动康复、饮食营养、认知功能障碍和精神功能障碍管理等.分别于患者回归社区的 1 周内(管理前)和 6 个月时(管理后)对患者开展评价,评价内容包括单日左旋多巴等效剂量、统一帕金森病评定量表第三部分(UPDRS-Ⅲ)、统一帕金森病评定量表第四部分(UPDRS-Ⅳ)、Hoehn-Yahr(H-Y)分期、39 项帕金森病生活质量调查问卷(PDQ-39).结果 管理 6 个月时,主动管理组患者的左旋多巴等效剂量高于管理前,UPDRS-Ⅲ评分、UPDRS-Ⅳ的其他并发症维度得分、PDQ-39 得分低于管理前(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主动管理组患者管理前后的PDQ-39 得分差值与其精神健康、屈辱感、认知、社会支持、交流、身体不适维度得分差值呈正相关(rs值为 0.651～0.893,P<0.05),与UPDRD-Ⅳ得分差值呈正相关(rs=0.338,P<0.05),而与UPDRS-Ⅲ得分差值不相关(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主动管理组患者PDQ-39 降低的可能性是对照组患者的 11.769 倍(95%CI=4.340～31.918,P<0.001).结论 以运动障碍专科医生为主导、社区医生为中心的PD管理模式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这为PD社区管理提供了参考.

心脏神经官能症(cardiac neurasthenia,CN)是由于心脏自主神经兴奋而引起的心血管功能紊乱综合征.其发病多是由过度焦虑、紧张、惊吓或者精神创伤等因素对中枢神经兴奋和抑制功能的影响所引起.CN患者不仅因为心血管症状与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不良情绪并存导致生活质量严重降低,而且长期CN还能通过影响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等炎症因子引起血管内皮功能紊乱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由于CN的病因众多,机制复杂,目前现代医学对CN的治疗多采用对症治疗;中医对CN的治疗还未形成较系统的诊疗体系.中医的"气-血-神"的病机演变理论与CN的病理过程不谋而合,启示在临床上辨证论治,调气、行血、安神均不可偏废.据此,该文从"气-血-神"病机演变切入,将CN的病机分为气郁化邪则神扰、气血不行则神乱、气血无源则神散以探讨CN的病机演变规律,引申和梳理了气血失和影响心神而诱发CN的病理过程.文中根据气、血、神三者之间的联系,从理气解郁以安神、调气化瘀以宁神、益气养血以养神3个方面阐述中医药治疗CN的诊疗思路,为中医药治疗CN提供更系统的理论支持,亦为其丰富了的诊疗方向,同时还归纳并总结了调气、治血、安神之类中医方药治疗CN的临床研究,以期进一步证实中医药的科学性并挖掘其优势,拓宽用药思路,为CN诊疗提供进一步的启示和指导,更好地改善患者病情和预后.

持续型面中部红斑与潮红是玫瑰痤疮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但对其病理机制了解甚少，并缺乏高证据等级临床研究支持。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及临床经验，强调将面部潮红与红斑作为独立的临床表型进行研究探讨的必要性，认为精神压力、焦虑和/或抑郁可能是其发病的使动环节。由精神因素出发，探索玫瑰痤疮面部潮红及红斑相关神经炎症与皮肤免疫及血管的关系具有潜在的临床意义。

目的:分析首诊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acute disseminated encephalomyelitis，ADEM)患儿的临床特征、预后及复发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收治的首诊为ADEM的32例患儿的临床特征并进行随访研究。结果:32例首诊为ADEM的患儿经临床随访，最终27例诊断为ADEM，4例诊断为多相型播散性脑脊髓炎(multiphasic disseminated encephalomyelitis，MDEM)，1例诊断为ADEM后视神经炎(ADEM followed by optic neuritis，ADEM-ON)。确诊的27例ADEM患儿中，女童多见，3~8岁高发，多有前驱感染，好发于夏秋季；常见临床表现包括意识障碍或精神行为异常(27/27，100.0%)、发热(13/27，48.1%)、瘫痪(13/27，48.1%)、排便异常(7/27，25.9%)、视力下降(7/27，25.9%)等；头颅MRI以皮层下白质(20/27，74.1%)、小脑(10/27，37.0%)、丘脑及基底节等深部核团(7/27，25.9%)、脑干(3/27，11.1%)受累多见；10例行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myelin oli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MOG)抗体检查，3例(30.0%)阳性，7例(70.0%)阴性，MOG抗体阳性和阴性患儿在性别、年龄、前驱感染、发病季节、临床表现、血WBC、CRP、红细胞沉降率、脑脊液WBC及蛋白水平、普通脑电图、头颅及脊髓MRI、治疗、预后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临床痊愈16例(59.3%)，非痊愈11例(40.7%)，前者较后者前驱感染率高( P<0.05)。单相型患儿27例(84.4%)，非单相型患儿5例(15.6%)，非单相型患儿头颅MRI显示为脑内多发异常信号较单相型多( P<0.05)。 结论:首诊为ADEM的患儿临床需要长期随访，头颅MRI提示脑内多发异常信号复发风险较高；有前驱感染的ADEM患儿预后相对较好。

特发性震颤(ET)是以震颤为主要表现的常见运动障碍性疾病。ET在临床上存在异质性，除以震颤为主要表现的运动症状以外，还包括非运动症状如神经精神症状(焦虑、抑郁)、人格改变、睡眠障碍等，其中焦虑、抑郁最常见，并随着疾病进展逐渐加重，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寻找ET精神症状的临床早期生物标志物对ET患者的诊疗起到重要的作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描述了与ET相关的SLC1A2基因，在ET患者的非运动症状中此基因编码的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酸的主要转运蛋白(EAAT2)或胶质高亲和力谷氨酸转运体(GLT1)与ET患者的焦虑、抑郁表型存在联系。目前有关ET患者的发病机制尚未清楚，但许多报道证实遗传因素在ET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SLC1A2有望成为该病神经精神症状表型的生物标志物，为临床工作者及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本文就SLC1A2基因与特发性震颤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影响双胎输血综合征（twin-to-twin transfusion syndrome，TTTS）胎儿镜激光凝固胎盘吻合血管（fetoscopic laser occlusion of chorioangiopagous vessels，FLOC）术后活产儿脑损伤的影响因素及在纠正12月龄时的神经系统发育。方法:回顾性选取2018 年5月至2021年8月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行 FLOC 术的TTTS患者的136例胎儿作为FLOC组，并对存活儿进行随访。在纠正12月龄时应用Griffith精神发育评估量表-中文版（the Griffiths mental Development Scales-Chinese，GDS-C）从运动、个人-社会、听力语言、手眼协调、表现等5个领域进行评估。同时选取期待治疗和羊水减量术TTTS患者的88例胎儿作为非FLOC组。比较2组间围产儿死亡率及脑损伤发生率等，以及FLOC组中采用Solomon术与选择性激光术者脑损伤发生率。采用广义估计方程分析FLOC术后新生儿脑损伤影响因素及纠正12月龄时GDS-C量表总商评分的影响因素。采用 χ 2检验、 t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等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FLOC组围产儿死亡率低于非FLOC组［14.7%（20/136）与26.1%（23/88）， χ 2=4.50， P=0.034］；2组新生儿脑损伤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8.7%（23/123）与21.8%（17/78）， χ 2=0.29， P=0.592］，但FLOC组重度脑损伤发生率低于非FLOC组［6.5%（8/123）与15.4%（12/78）， χ 2=4.20， P=0.040］。（2）FLOC组中，供血儿与受血儿、Solomon术与选择性激光手术的脑损伤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16.4%（10/61）与21.0%（13/62）、20.0%（9/45）与17.9%（14/78）， χ 2值分别为0.42和0.08， P值均>0.05］。（3）多因素分析显示，新生儿窒息（ OR=7.04，95% CI：1.45~34.20， P=0.016）和术前TTTS分期（ OR=2.05，95% CI：1.10~3.82， P=0.023）是发生新生儿脑损伤的危险因素。（4）纠正12月龄时随访成功52例，至少一项领域出现迟缓的发生率为34.6%（18/52）。发育迟缓主要表现在运动和语言领域，分别为26.9%（14/52）和11.5%（6/52）；受血儿和供血儿各领域 Z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GDS-C 量表总商评分的影响因素中，行Solomon术式、手术孕周大、低出生体重与总商低有关（95% CI分别为－11.71~－0.23、－1.99~－0.47、0.00~0.01， P值均<0.05）。 结论:FLOC术后TTTS活产儿脑损伤的发生与术前分期及产时新生儿窒息有关；纠正12月龄存活儿神经系统的发育与出生体重及手术孕周有关，轻度发育迟缓发生率较高。

全面发育落后和智力障碍（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intellectual disability，GDD/ID）是一大类具有高度临床和遗传异质性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GDD/ID全球患病率1%~3%，预计累及1.5亿患者，是全球儿童主要致残原因之一。GDD/ID病因复杂，涉及遗传和环境等多种因素，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异质性强，常共患孤独症谱系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多种精神行为障碍。得益于遗传学检测手段的进展，单基因所致的GDD/ID一直是后基因组时代的研究热点之一，且相关的预防措施也值得广泛关注。本文对单基因GDD/ID的遗传研究和预防进展进行介绍。

目的:探讨急性缺血性卒中病灶分布与卒中后抑郁（PSD）的相关性。方法:病例对照研究。数据来自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在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243例，年龄23~86岁，平均年龄为59岁；其中男性153例，女性90例。根据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5版（DSM-5）标准，将患者分为PSD组和卒中后非抑郁（non-PSD）组。采用24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对患者抑郁程度进行评估。运用 t检验、秩和检验、 χ2检验对PSD组和non-PSD组的临床基线特征进行对比。另外，采用基于体素的病灶行为学图谱（VLSM）的统计方法分析梗死病灶与PSD发生和严重程度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本研究纳入PSD组患者70例，非PSD组患者173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PSD组和non-PSD组相比，除汉密尔顿焦虑评分（ P=0.025）和抑郁评分（ P<0.001）之外，其他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经VLSM分析后，与PSD的发生相关的区域为前扣回（ Z=-3.05， P<0.001）、左侧海马（ Z=-3.15， P<0.001）、左侧舌叶（ Z=-3.08， P<0.001）；与PSD严重程度相关的区域为前扣回（ Z=-3.64， P<0.001）、左侧海马（ Z=-3.51， P<0.001）、左侧舌叶（ Z=-4.18， P<0.001）、左侧距状裂皮层（ Z=-3.65， P<0.001）。 结论:急性脑梗死患者的病灶部位可以预测PSD的发生。

目的:了解手机等电子产品暴露与儿童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方法:回顾性研究。2019年9月至2020年6月对前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接受发育检查的0.5~6.0岁218名儿童(排除神经系统、精神系统、内分泌系统疾病及早产儿童)进行发展测评，并收集儿童手机等电子产品暴露相关信息。采用 χ2检验和 Fisher′ s精确概率法分析儿童各领域发展与手机等电子产品暴露之间关系，采用二分类 Logistic回归分析儿童各领域发育的影响因素。 结果:0.5~0.9岁儿童精细动作异常与接触最晚时间有关( P<0.05)。1.0~2.9岁儿童的适应性、语言、社交自理异常及3.0~5.9岁儿童语言异常均与接触时长有关(均 P<0.05)；1.0~2.9岁儿童的语言、社交自理异常及3.0~5.9岁儿童适应性、语言、社交自理异常均与接触用途有关(均 P<0.05)。二分类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大运动受到接触时长的影响( OR＝1.868， P<0.05)；精细动作受到母亲文化程度、接触最晚时间的影响( OR＝1.722、2.355，均 P<0.05)；适应性受到母亲文化程度、儿童看护者、接触时长、接触最晚时间的影响( OR＝1.711、2.866、1.895、1.650，均 P<0.05)；语言受到接触时长、接触最晚时间、接触用途(电话或视频电话、早教或学习)的影响( OR＝2.348、1.806、0.328/0.350，均 P<0.05)；社交自理受到母亲文化程度、接触时长、接触用途(电话或视频电话、早教或学习)的影响( OR＝1.647、2.678、0.307/0.363，均 P<0.05)。 结论:手机等电子产品暴露对儿童发展的不利影响应引起社会关注，应严格控制低龄儿童电子产品暴露时长、预防手机等电子产品对儿童神经系统和发育的不良影响；对于已经受到影响的儿童，应及时纠正相关习惯和行为，以免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食物成瘾症是导致肥胖的重要因素。耶鲁食物成瘾量表可用于评估和诊断食物成瘾症。食物成瘾症的形成机制涉及神经生物学、精神病态、遗传因素和社会文化风险因素。可以通过管理饮食、改善生活方式、增加运动、营养指导、心理干预、调整公共卫生政策、借助内科药物干预、减重手术、中医中药治疗来改善食物成瘾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