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孟家岗林场不同间伐强度的长白落叶松人工林为对象,获取样地内单木点云数据,基于MATLAB平台应用分形分析理论提取盒维数来表征长白落叶松树木结构复杂性,并评估不同间伐强度及树木属性对长白落叶松树木结构复杂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长白落叶松盒维数在对照(CK:1.68±0.07)、低中强度间伐(处理T1、T2、T3:1.74±0.07)和高强度间伐(处理T4:1.81±0.06)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间伐强度增加了树木结构复杂性.在树干属性中,胸径、树高与盒维数呈显著正相关,高径比与盒维数呈显著负相关;在树冠属性中,树冠体积、表面积、投影面积和冠幅与盒维数呈显著正相关.Hegyi竞争指数与盒维数在对照和低中强度间伐下呈显著负相关,在高强度间伐下相关性不显著.间伐影响了长白落叶松树木结构复杂性,树干属性和树冠属性是长白落叶松树木结构复杂性的主要驱动因素.

本研究选取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的代表性分布区——滇中高原地区8处天然森林群落作为调查取样对象,定量评估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现存斑块中的鸟类物种多样性及其组成与分布的特点.野外观测集中于2023年4-8月,采用样线-样点法,共布设3～4km长调查路线8条.结果表明:1)调查共记录鸟类1286只次,隶属7目30科102种.种类最丰富的前3科分别是鹟科(含14种)、噪鹛科(含9种)、柳莺科(含7种);2)东洋界物种占81.4％,古北界物种占4.9％,广布种占13.7％;3)森林斑块中调查到的平均鸟类物种数为32.0±3.5;鸟类Shannon指数在火后恢复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1.536±0.110)中低于原生森林群落(2.037+0.100);4)不同斑块间存在共同的优势种(红头长尾山雀、蓝翅希鹛、灰腹绣眼鸟)和常见种(西南冠纹柳莺、蓝喉太阳鸟、棕头雀鹛),稀有种则各不相同,导致不同斑块中鸟类物种成分有很大不同;5)基于食性划分生态种组,食无脊椎动物和杂食的鸟类占84.3％,植食性鸟类占11.8％,肉食性鸟类占3.9％.食性相近的鸟类主要通过分割占用森林的垂直取食空间,稀释种间竞争,维持物种共存.对于鸟类物种多样性维持而言,现存的原生性半湿润常绿阔叶林斑块都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

菌根多样性和形态可塑性决定了寄主植物适应生境变化的能力.为了解针阔叶树种混交对外生菌根形态特征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本研究调查了山西太岳山油松和辽东栎纯林及混交林(油松与辽东栎3∶1混交、1∶1混交、1∶3混交)外生菌根形态特征,分析了环境因子对外生菌根形态变异的影响.结果表明:所有林型中油松和辽东栎外生菌根均以无外延菌丝或极少外延菌丝的密接型为主;油松在混交林中根部密接型和中程型外生菌根的根尖数量分别比纯林显著升高3％～10％和10％～16％,辽东栎在混交林中根部密接型外生菌根养分获取类型的根尖数量比纯林显著升高5％～10％;油松和辽东栎在混交林中外生菌根Simpson形态多样性指数显著高于纯林.冗余分析表明,油松中土壤氮磷比对其外生菌根形态变异的影响最大(解释率为7.5％),其次为土壤含水率(5.2％),而土壤碳含量对辽东栎外生菌根形态变异的影响最大(3.5％).油松和辽东栎在混交时均可以通过外生菌根的形态变异以适应对土壤养分的竞争和共享.

目的:比较多种机器学习算法在早期肝细胞癌（HCC）术后复发预测中的效能。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5月至2019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882例接受根治性手术切除的早期HC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701例，女性181例，年龄（57.3±10.5）岁（范围：21~86岁）。将患者按2∶1随机分为训练集（588例）和测试集（294例）。构建的机器学习预测模型包括随机生存森林（RSF）、梯度提升机、弹性网络-Cox回归和Cox回归模型。采用一致性指数（C-index）衡量模型预测的准确性、综合Brier分数量化模型的预测误差、校准曲线反映模型的拟合情况。比较机器学习模型、竞争模型和HCC分期系统的预测效能。所有模型均在独立的测试集内进行验证。结果:训练集内患者中位无复发生存时间为61.7个月，测试集内患者中位无复发生存时间为61.9个月，两组患者无复发生存情况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029， P=0.865）。RSF模型由5个常用临床病理学特征构成：白蛋白-胆红素分级、血清甲胎蛋白、肿瘤数目、肝切除方式和微血管侵犯。在训练集和测试集中，RSF模型的C-index值分别为0.758（95% CI：0.725~0.791）和0.749（95% CI：0.700~0.797），综合Brier分数分别为0.171和0.151。RSF模型对早期HCC复发预测的准确性优于其他3种机器学习模型、竞争模型（ERASL模型）及HCC分期系统（巴塞罗那分期、中国肝癌的分期方案、TNM分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校准曲线提示，RSF模型的预测概率与实际观察值具有较好的一致性。RSF模型可将早期HCC患者的复发风险分为低危、中危和高危组，在训练集和测试集内三组患者无复发生存情况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RSF模型对早期HCC术后复发风险的分层明显优于TNM分期。 结论:本研究构建的RSF模型集合了5个常用临床病理学特征，可较为准确地预测复发风险。

目的:分析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州）2010-2019年HIV感染者开始抗病毒治疗（ART）后艾滋病相关死亡和非艾滋病相关死亡情况、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基于国家HIV感染者ART库，分析德宏州2010-2019年开始ART的HIV感染者。用累积发生函数（CIF）估算HIV感染者的死亡概率，用亚分布比例风险模型（F-G模型）比较发生艾滋病相关死亡和非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差异，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共7 068例HIV感染者纳入分析，其中艾滋病相关死亡388例，非艾滋病相关死亡570例。对于艾滋病相关死亡和非艾滋病相关死亡，研究对象接受ART后第1、2、3、4、5、7、9年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2.27%、3.46%、4.47%、5.03%、5.84%、6.61%、7.40%和1.63%、3.11%、4.68%、6.02%、7.42%、10.49%、12.75%。F-G模型多因素结果显示，开始ART年龄较大、男性、未婚、注射吸毒感染途径、基线BMI低、基线CD4 +T细胞计数较低、基线肝纤维化指数（FIB-4）>3.25、基线贫血是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危险因素；开始ART年龄≥45岁、男性、傣族、景颇族、未婚、注射吸毒感染途径、基线BMI低、基线FIB-4 >3.25、基线肾小球滤过率估算值<60 ml·min -1·1.73 m -2、基线贫血是非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论:2010-2019年德宏州HIV感染者开始ART后死亡的累积发生率较低，发生非艾滋病相关死亡的累积发生率总体高于艾滋病相关死亡的累积发生率。艾滋病相关死亡和非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应针对非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影响因素加强干预。

目的:分析国内医学院校"十三五"期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现状、竞争力及变化趋势。方法:利用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及中央财政经费数据，通过极差率、变异系数和竞争力指数，系统分析2016—2020年间医学科研竞争力较强的10所医学院校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竞争力和变化趋势。结果:10所医学院校共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459项，获批中央财政经费57.88亿元。2016—2020年，各医学院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离散程度有所增大，变异系数从56.25%上升到62.91%。竞争力指数的变化趋势显示，初始竞争力较强的医学院校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竞争力出现升高，而较弱的高校出现下降。结论:医学院校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体量大，支持强度高；不同医学院校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承担情况呈现"马太效应"，竞争力出现分化；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过程中医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趋势明显。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原理是通过靶向T细胞/肿瘤细胞表面的免疫检查点，恢复免疫系统对肿瘤的攻击，属于肿瘤免疫治疗。ICIs治疗会诱发包括1型糖尿病（T1DM）在内的多种免疫紊乱。ICIs诱导的1型糖尿病（ICIs-T1DM）的特点是β细胞迅速破坏，最早可发生在ICIs治疗后5 d。然而，ICIs-T1DM的临床危险因素及其对患者生存的影响仍未知。因此，研究者使用了Optum的数据库，对2017—2020年期间接受ICIs治疗的肿瘤患者进行发病率和临床特征的评估。该研究纳入的ICIs类型包括抗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TLA-4）单药治疗、抗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单药治疗或抗CTLA-4加抗PD-1/抗PD-L1联合治疗。使用Fine-Gray竞争风险模型及原因特异性风险模型来研究患者/治疗特征与ICIs-T1DM之间的相关性。纳入的危险因素包括人种、年龄、性别、既往其他类型糖尿病史、肿瘤类型、ICIs治疗方式、共病指数（CMI）、吸烟史、既往其他免疫抑制药物使用史。使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并把ICIs-T1DM作为时变协变量来评估ICIs-T1DM对生存的影响。结果发现在30 337例接受ICIs的肿瘤患者中有261例（0.86%）发生了T1DM。与抗PD-1/抗PD-L1单药治疗相比，抗CTLA-4加抗PD-1/抗PD-L1联合治疗增加了T1DM的患病风险（ HR=1.62；95% CI：1.15~1.26）。年龄较轻（年龄每减少5年 HR增加1.19，95% CI：1.13~1.25）和既往存在其他类型的糖尿病史（ HR=4.48；95% CI：3.45~5.83）是ICIs诱发T1DM的风险因素；而既往使用过其他免疫抑制药物史可降低ICIs-T1DM的发病风险（ HR=0.57；95% CI：0.34~0.95）。ICIs-T1DM的发展对肿瘤患者的生存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目的:探讨腹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PD）患者血红蛋白变异性（hemoglobin variability，Hb-var）与全因死亡及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的关系，以期为降低PD人群死亡风险提供依据。方法:该研究为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08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及赣州市人民医院规律PD患者的临床资料。以PD前基线及PD后第1年内血红蛋白计算Hb-var，根据第1年Hb-var三分位数将患者分为低变异性组、中变异性组和高变异性组，比较3组基线临床资料的差异。随访终点为患者死亡、转血液透析、转肾移植、转其他中心、失访或截至2021年12月31日。采用Cox回归分析模型分析第1年Hb-var与全因死亡及心血管疾病死亡的相关性，并使用Fine-Gray竞争风险回归模型评估竞争事件对死亡风险的影响。结果:该研究纳入1 562例PD患者，年龄（47.6±13.8）岁，男性821例（52.6%），基线血红蛋白为81（69，94）g/L，PD第1年Hb-var为26.6（16.7，40.3）g/L。低变异性组（<20.0 g/L）、中变异性组（20.0～35.5 g/L）、高变异性组（≥35.5 g/L）患者年龄、体重指数、血清白蛋白、血红蛋白、血清肌酐、血清钙、血清磷、全段甲状旁腺素及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使用比例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访时间为33（19，51）个月，患者死亡208例（13.3%），其中心血管疾病死亡111例（53.4%）。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第1年高Hb-var是PD患者全因死亡（ HR=0.98，95% CI 0.97～0.99， P=0.018）和心血管疾病死亡（ HR=0.98，95% CI 0.97～0.99， P=0.041）风险低的独立影响因素。以低变异性组为参照，高变异性组全因死亡（ HR=0.56，95% CI 0.37～0.82， P=0.003）及心血管疾病死亡（ HR=0.54，95% CI 0.31～0.95， P=0.032）风险最低。竞争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第1年Hb-var与全因死亡（ HR=0.98，95% CI 0.97～0.99， P=0.041）和心血管疾病死亡（ HR=0.98，95% CI 0.97～0.99， P=0.039）风险仍呈负相关。 结论:对于基线贫血严重PD患者，第1年高Hb-var与低全因死亡及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相关。

目的:探讨肌少症对维持性血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患者生存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21年3月广州红十字会医院血液净化中心的MHD患者。收集患者的人口学资料、生化指标、握力及人体成分指标。根据患者是否合并肌少症将其分为肌少症组和非肌少症组，随访18个月，记录患者的生存状况。采用Kaplan-Meier法、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及Fine-Gray竞争风险模型分析肌少症与MHD患者全因死亡、心脑血管疾病死亡及感染相关疾病死亡的关系。结果:共纳入143例MHD患者，年龄65（58，74）岁，男性89例（62.24%）。肌少症患病率为25.17%（36/143）。与非肌少症组相比，肌少症组患者有较高的年龄（ Z=3.486， P<0.001）、单室尿素清除指数（ Z=3.634， P<0.001）、白细胞介素6（ Z=3.434， P<0.001）和细胞外液/细胞内液比值（ Z=2.477， P=0.013），有较低的体重指数（ Z=-3.210， P=0.001）、血磷（ t=2.475， P=0.015）、血肌酐（ t=3.319， P=0.001）、血清白蛋白（ t=2.851， P=0.005）、前白蛋白（ t=3.384， P<0.001）、细胞外液（ Z=-5.124， P<0.001）、细胞内液（ Z=-5.417， P<0.001）、握力（ Z=-3.796， P<0.001）及四肢骨骼肌质量指数（ t=3.862， P<0.001）。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肌少症组患者的总体生存率明显低于非肌少症组（Log-rank χ2=15.99， P<0.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校正混杂因素后，肌少症是MHD患者全因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 HR=2.75，95% CI 1.07～7.10， P=0.036）。Fine-Gray竞争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SHR=4.99，95% CI 0.94～26.85， P=0.069），而肌少症组患者的感染相关疾病死亡风险是非肌少症组的5.76倍（ SHR=5.76，95% CI 1.15～28.96， P=0.034）。 结论:肌少症在MHD患者中发生率较高，是MHD患者全因死亡和感染相关疾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腹腔可溶性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受体（soluble IL-6 receptor，sIL-6R）水平对腹膜透析（腹透）患者发生超滤不良的预测价值。方法:该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研究对象为2016年11月至2018年7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腹透中心接受持续非卧床腹透治疗且规律随访的患者。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患者透出液中sIL-6R浓度，按sIL-6R呈现率的中位数将患者分为高sIL-6R呈现率组和低sIL-6R呈现率组。随访终点为患者死亡，或退出腹透，或研究终止日期（2022年12月31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分析sIL-6R呈现率的相关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比较高sIL-6R呈现率组和低sIL-6R呈现率组患者无超滤不良生存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及多因素竞争风险模型分析发生超滤不良的风险因素。结果:共198例腹透患者入选该研究，男性115例（58.1%），年龄（54.9±13.7）岁，透析龄22.5（6.6，65.0）个月，sIL-6R呈现率为2 094.7（1 672.4，2 920.9）pg/min。与低sIL-6R呈现率（<2 094.7 pg/min）组比较，高sIL-6R呈现率（>2 094.7 pg/min）组患者年龄（ t=-3.269， P=0.001）、体重指数（ t=-3.248， P=0.001）、合并糖尿病比例（ χ2=8.890， P=0.003）、24 h葡萄糖暴露量（ Z=-2.257， P=0.024）、24 h超滤量（ Z=-2.515， P=0.012）、4 h透析液肌酐与血肌酐比值（ t=-2.609， P=0.010）、肌酐的物质转运面积系数（ Z=-2.308， P=0.021）、IL-6呈现率（ Z=-3.533， P<0.001）和可溶性糖蛋白130呈现率（ Z=-8.670， P<0.001）均较高，血清白蛋白（ t=2.595， P=0.010）和残肾功能（ t=2.133， P=0.033）均较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体重指数（ β=0.194， P=0.005）、血清白蛋白（ β=-0.215， P=0.002）和lg［IL-6呈现率］（ β=0.197， P=0.011）与患者腹腔sIL-6R呈现率独立相关。至研究终点，57例（28.8%）患者发生超滤不良。Kalp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高sIL-6R呈现率组患者无超滤不良生存率显著低于低sIL-6R呈现率组（Log-rank χ 2=5.375， P=0.020）。多因素Cox回归及多因素竞争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透出液高sIL-6R呈现率水平（>2 094.7 pg/min）是腹透患者发生超滤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 HR=2.286，95% CI 1.254～4.165， P=0.007； SHR=2.074，95% CI 1.124～3.828， P=0.020）。 结论:腹透患者透出液sIL-6R水平与体重指数、血清白蛋白和透出液IL-6水平相关，高sIL-6R水平是腹透患者发生超滤不良的预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