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童年创伤对青少年首次发病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的影响。方法:纳入60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并根据DSM-5评估有无NSSI，将患者分为伴NSSI组（ n=24）和不伴NSSI组（ n=36）。所有入组对象采用儿童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SF）评估童年虐待和忽视经历，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90，SCL-90）评估抑郁、焦虑及其他心理症状，并进行组间比较。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童年创伤对NSSI的独立风险。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分析NSSI与童年创伤的关系。 结果:60例患者中24例（40.0%）存在NSSI行为，40例（66.7%）经历过童年创伤。与不伴NSSI组相比，伴NSSI组在情绪虐待 ［（10.3±3.8）分与（15.3±5.5）分， t=4.15， P<0.01］、情绪忽视方面［（13.5±5.4）分与（17.0±5.2）分， t=2.51， P=0.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情绪虐待是NSSI的独立风险因素（ OR＝1.22，95% CI 1.0%~1.5%， P＝0.01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伴NSSI的患者童年创伤与抑郁、焦虑等心理症状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结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NSSI的检出率较高，可能与其早期的童年创伤有关。

目的:探讨躯体症状障碍是否存在注意偏向及其与负性认知和童年创伤的相关性。方法:收集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门诊或住院部就诊的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33例躯体症状障碍患者(躯体症状障碍组)和33例健康对照(健康对照组)作为研究对象，选用病人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15，PHQ-15)、躯体症状障碍诊断B标准量表(somatic system disorder-B criteria scale，SSD-12)评估疾病严重程度，选用儿童期创伤量表(chil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评估童年期创伤经历。利用E-prime软件编辑点探测范式测量反应时，利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的注意偏向，利用Pearson相关分析注意偏向与疾病严重程度和童年期创伤的相关性。 结果:躯体症状障碍组和健康对照组负性图片的反应时[(510.86±124.72)ms]均较正性图片反应时[(504.21±117.21)ms]长( F＝9.10， P<0.05)，躯体症状障碍组负性注意定向分数[(5.22±28.02)分]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12.62±32.3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97， P<0.05)。躯体症状障碍患者对正性情绪的脱离困难与其对疾病的认知呈正相关( r＝0.403， P<0.05)，躯体症状障碍患者对负性情绪的脱离困难与情感忽视呈负相关( r＝-0.399， P<0.05)。 结论:减少童年创伤的发生和纠正患者的负性认知可能有助于改善躯体症状障碍的注意偏向。

目的:探讨童年创伤对大学生抑郁症状的影响及损耗敏感性与自我控制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广州市某医科大学大一和大二1 678名大学生，使用儿童期虐待问卷、损耗敏感性量表、自我控制量表和贝克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调查，运用SPSS 26.0的PROCESS 2.13宏程序检验损耗敏感性的中介效应和自我控制的调节效应。结果:(1)在本研究中大学生童年创伤得分为(34.56±7.03)分，抑郁症状得分为[ M( QR)：5.00(7.00)]分，损耗敏感性得分为(41.78±12.21)分，自我控制得分为(40.02±8.15)分。(2)童年创伤与损耗敏感性呈正相关( r＝0.20， P<0.01)，损耗敏感性与抑郁症状呈正相关( r＝0.48， P<0.01)，自我控制与抑郁症状间呈负相关( r＝-0.49， P<0.01)。(3)损耗敏感性在童年创伤和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直接效应(效应值＝0.28)和中介效应(效应值＝0.07)占总效应(效应值＝0.35)的80%和20%。(4)自我控制在损耗敏感性对抑郁症状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了调节作用。 结论:童年创伤可通过损耗敏感性对大学生抑郁症状产生间接影响，并且损耗敏感性在童年创伤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作用还受到自我控制的调节。

儿童期负性事件是一项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健康挑战，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负担，而且持续影响个体健康。因此，本文分别介绍了十种国际上较为常用的儿童期负性事件的测量工具，它们分别是国际儿童期负性事件量表、儿童期负性事件量表、儿童期不良经历问卷修订版、家庭健康史与健康评估量表、儿童期创伤量表、儿童期护理和虐待经历调查问卷、校订版事件影响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儿童虐待和创伤量表、童年创伤经历评定量表。目前，中国人群的儿童期负性事件研究使用的工具主要基于欧美发达国家人群开发的，但由于不同国家存在社会、文化、经济差异，适用于中国人群的负性事件量表仍需开发，为今后中国人群的儿童期负性事件研究提供适用的工具。

目的:探讨个体及家庭因素对情绪障碍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的影响。方法:基于ICD-10诊断标准纳入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并根据DSM-5评估有无NSSI，将患者分为情绪障碍伴NSSI组（ n=147）和情绪障碍不伴NSSI组（ n=56）；同期纳入与情绪障碍青少年相匹配的健康青少年作为对照组（ n=107）。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广泛焦虑量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情绪调节困难量表、童年期创伤问卷和父母教养方式量表评估个体及家庭相关因素，采用χ 2检验和方差分析进行3组间一般资料及量表评分比较，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t检验。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各因素对青少年NSSI行为的影响。 结果:情绪障碍伴NSSI组在抑郁、情绪调节困难、情感虐待和父母亲控制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情绪障碍不伴NSSI组和对照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以对照组为参照时，情绪障碍青少年NSSI行为与抑郁水平（ OR=1.407， P<0.001）、情感虐待（O R=1.186， P=0.03）和母亲鼓励自主（ OR=1.302， P=0.035）呈正相关，与父亲鼓励自主（ OR=0.805， P=0.038）、母亲关爱（ OR=0.731， P=0.025）和青少年年龄（ OR=0.656， P<0.001）呈负相关；以情绪障碍不伴NSSI组为参照时，青少年NSSI行为与青少年年龄（ OR=0.851， P=0.042）、父亲年龄（ OR=0.891， P=0.049）和男性青少年（ OR=0.435， P=0.040）呈负相关。 结论:青少年的性别与年龄、抑郁水平、情绪调节能力以及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NSSI有显著影响。

目的:探讨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未遂与童年创伤及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的相关性。方法:2021年1月至12月，纳入164例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根据是否伴有自杀未遂分为自杀未遂组( n＝108)和非自杀未遂组( n＝56)。采用MINI 5. 0中文版自杀模块、儿童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评估自杀行为、童年创伤和抑郁症状；并采用电化学发光技术检测血浆炎性细胞因子水平。采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自杀未遂的独立影响因素，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各项独立风险因素对自杀未遂的预测价值。 结果: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未遂的检出率为65.9%(108/164)。单因素分析显示，自杀未遂组患者CTQ总分[(55.19±12.44)分，(45.50±12.11)分]( t＝－4.771， P<0.001)、CES-D总分[(40.75±10.26)分，(32.98±13.39)分]( t＝－4.131， P<0.001)、血浆IL-6[1.87(1.32，2.69)pg/mL，1.56(1.05，1.87)pg/mL]( Z＝－3.102， P＝0.002)、IL-10[0.53(0.38，0.83)pg/mL，0.47(0.31，0.69)pg/mL]( Z＝－2.100， P＝0.036)和IL-17A[2.20(1.52，3.65)pg/mL，1.67(1.25，2.97)pg/mL]( Z＝－2.254， P＝0.024)水平显著高于非自杀未遂组。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显示，CTQ总分、IL-6、IL-10、IL-17A是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ROC曲线发现CTQ总分与IL-6两项联合(AUC＝0.782，95% CI＝0.709～0.855， P<0.001)，CTQ总分与IL-10两项联合(AUC＝0.765，95% CI＝0.688～0.841， P<0.001)，CTQ总分与IL-17A两项联合(AUC＝0.762，95% CI＝0.684～0.840， P<0.001)的曲线下面积更大，对自杀未遂有更好的识别预测能力，且灵敏度和特异度均较高。 结论: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未遂的发生率较高，并且与童年创伤和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目的:探讨细胞因子、糖皮质激素受体（glucocorticoid receptors，GR）在青少年抑郁症与童年创伤间的作用。方法:按照方便抽样的方法，纳入2021年8月至2022年12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80例（患者组），同期通过社会招募健康青少年受试者70名（对照组）。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童年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17，HAMD 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对受试者进行生活学习压力、童年创伤、焦虑及抑郁症状评估，并检测血清GR及血浆12项细胞因子水平，组间差异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或卡方检验。采用Spearman法分析童年创伤、GR、细胞因子、抑郁症间的相关性，极大似然估计法检验中介作用，Bootstrap方法检验间接路径后得出平均路径系数，其95%的可信区间（ CI）不包含0则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患者组与对照组GR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10.50， P<0.001），并且IL-1β、IL-2、IL-5、IL-10、IL-12、IL-17、IFN-α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Z=-10.31~-3.14， P<0.001或0.05）。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HAMD 17及HAMA评分均与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躯体虐待、CTQ总分以及细胞因子水平IL-5、IFN-α呈正相关，躯体忽视、IL-1β仅与HAMD 17评分呈正相关；GR与情感虐待（ r=-0.523， P<0.001）、情感忽视（ r=-0.245， P=0.002）、性虐待（ r=-0.172， P=0.035）、躯体虐待评分（ r=-0.180， P=0.027）、CTQ总分（ r=-0.562， P<0.001）、HAMD 17评分（ r=-0.783~-0.271， P<0.001）、HAMA评分（ r=-0.741~-0.602， P<0.001）、细胞因子IL-1β（ r=-0.217， P=0.008）、IL-5（ r=-0.334， P<0.001）、IFN-α（ r=-0.276， P=0.001）水平呈负相关；IL-5水平和IFN-α水平与情感虐待评分（ r=0.211、0.207）、CTQ总分（ r=0.201、0.166）均呈正相关均 P<0.05。中介效应分析显示，GR在童年创伤与抑郁症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效应值0.294，标准误0.043，95 %CI=0.236~0.398）；GR与IL-5水平在童年创伤与抑郁症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间接效应：效应值0.067，标准误0.040，95 %CI=0.023~0.147）。 结论:GR、细胞因子IL-5在童年创伤与青少年抑郁症间发挥中介作用。

目的:了解长沙市中学生童年期创伤的发生情况，探讨童年期创伤与中学生抑郁症状的相关性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分层抽样法在长沙市2所中学抽取1 030名初中生，采用儿童期创伤问卷(CTQ)、儿童抑郁量表(CDI)进行调查和评估，分析童年期创伤与抑郁水平的相关性，应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童年期创伤与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结果:共收回有效问卷951份，长沙市中学生中童年期创伤的发生率为18.30%(174/951)，童年期创伤组抑郁症状的阳性率明显高于无童年期创伤组，情感虐待、情感忽视、性虐待、躯体虐待、躯体忽视与抑郁水平均呈正相关(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情感虐待( B：0.747， OR：2.110，95% CI：1.007~4.134)、情感忽视( B：1.941， OR：6.638，95% CI：4.330~11.196)是抑郁症状发生的影响因素。 结论:长沙市中学生存在童年期创伤和抑郁症状，童年期创伤经历与抑郁症状密切相关，其中童年期的情感虐待及情感忽视是抑郁症状的重要影响因素。

强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OCD)病因学研究一直受到关注，有关生物学及社会心理学的因素都表现出了对强迫症的影响，且强迫症的认知和元认知模型提示反刍思维可能是强迫症的认知风险因素，因此厘清反刍思维与强迫症之间的关系，对于挖掘强迫症的病因及治疗具有重要作用。众多研究显示，反刍思维和强迫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反刍思维能够预测和维持强迫症状，强迫症患者倾向于使用反刍思维的策略来减少痛苦。此外，反刍思维和强迫症存在着完美主义、童年创伤等共同的危险因素，针对反刍思维的干预训练在强迫症的治疗中也表现出了可行性。提示反刍思维影响强迫症的现实可能性，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确认。未来可在较大样本中开展针对两者关系的纵向研究，以期丰富和补足强迫症的病因学研究。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童年期创伤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尊在童年期创伤和攻击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Buss和Perry攻击问卷中文版(Chinese version of the Buss & 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AQ-CV)、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对241例伴有童年期创伤的抑郁症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23.0和AMOS 24.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童年期创伤、攻击行为、自尊的相关性，用Bootstrap法检验自尊在童年期创伤与攻击行为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抑郁症患者的攻击问卷总分(48.81±18.81)分，自尊总分(24.91±5.29)分，童年期创伤总分(53.87±10.43)分。自尊与攻击行为、童年期创伤呈负相关( r＝－0.45，－0.24， P<0.01)，童年期创伤与攻击行为呈正相关( r＝0.42， P<0.01)。童年期创伤对攻击的直接效应为0.438(95% CI：0.305，0.579)，自尊在抑郁症患者童年期创伤与攻击行为间部分中介效应值为0.161(95% CI：0.080，0.256)，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6.9%。 结论:抑郁症患者自尊在童年期创伤和攻击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童年期创伤可以直接和通过自尊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攻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