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血清单核细胞趋化蛋白-2(MCP-2)、生长分化因子-15(GDF-15)与重度抑郁症(MDD)患者人格特征的相关性及对自杀意念的影响.方法 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6月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收治的149例MDD患者作为MDD组,选取同期体检健康的志愿者75例作为健康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MCP-2、GDF-15水平,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评估人格特征.Pearson法分析血清MCP-2、GDF-15与EPQ评分的相关性.根据有无自杀意念分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及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各因素对MDD患者产生自杀意念的预测价值.结果 MDD组血清MCP-2、GDF-15水平均高于健康组(P＜0.05).149例MDD患者中56例(37.58％)产生自杀意念.HAMD评分高、睡眠质量较差、重度焦虑、有自杀未遂史及血清MCP-2、GDF-15高水平是MDD患者产生自杀意念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血清MCP-2、GDF-15单独及联合预测MDD产生自杀意念的AUC分别为0.679、0.675和0.819.结论 MDD患者血清MCP-2、GDF-15水平与MDD患者人格特征关系密切,血清MCP-2、GDF-15升高为MDD患者产生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

目的 考察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动态发展轨迹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在2019-2021年间,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每年10月对广东省某高校1438名学生进行3次纵向追踪.采用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测量自杀意念水平,使用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LGMM)分析大学生自杀意念发展轨迹,建立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自杀意念各潜在类别变化的相关因素.结果 2019-2021年间,大学生自杀意念总分分别为3.79±2.87、3.71±2.90、3.32±2.87,随时间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展轨迹可划分为3个类别:C1自杀意念加重组(11.8％)、C2持续低自杀意念组(79.6％)、C3自杀意念缓解组(8.6％);相对于C1组,童年生活一般(OR=2.52,95％CI:1.31～4.86)或童年生活幸福(OR=3.95,95％CI:2.02～7.74)、无自杀未遂史(OR=9.03,95％CI:3.49～23.36)、外向(OR=1.03,95％CI:1.01～1.05)的大学生更容易进入C2组,而生源地为城市(OR=0.54,95％CI:0.31～0.93)、神经质得分高(OR=0.86,95％CI:0.84～0.88)的大学生更不容易进入C2组;童年生活幸福(OR=3.29,95％CI:1.40～7.74)的大学生更容易进入C3组,而生源地为城市(OR=0.37,95％CI:0.18～0.78)的大学生更不容易进入C3组.结论 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展轨迹可划分为3个类别:自杀意念加重组、持续低自杀意念组、自杀意念缓解组,自杀意念的发展轨迹与生源地、童年生活、自杀史、人格特质等因素相关.

目的 探讨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家长自杀倾向及其危险因素,并构建自杀倾向的预测模型.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收集2022年8月至2023年7月就诊于安徽省内两所医院共299名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家长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并采用自杀相关的标准化问题、患者健康问卷-9(PHQ-9)以及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分别评估调查对象自杀倾向、抑郁症状及述情障碍的程度.结果 自杀倾向的总体检出率为15.4％,其中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未遂检出率分别为11.0％、3.3％和8.0％.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躯体疾病史、抑郁症状、述情障碍以及情感辨别不能因子与较高的自杀倾向风险有关(均P＜0.05).基于回归分析结果,构建预测患儿家长自杀倾向风险预测模型,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0(95％CI:0.72～0.87,P＜0.05).结论 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家长自杀倾向检出率较高,提示临床上在注重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的同时,亦不能忽视患儿家长的心理健康,应加强对患儿和家长的护理,必要时应提供个体化的综合干预措施.

目的:分析家庭矛盾与青少年自杀行为间的关系。方法:在山东省3个县（市）采用方便整群抽样的方法共选取8所中学作为调查学校，选取7、8和10年级的学生进行基线和随访调查，包括一般人口学、自杀行为、家庭矛盾和抑郁等信息，研究共纳入7 072名研究对象。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家庭矛盾和自杀行为的关系。结果:7 072名研究对象的基线年龄为（14.58±1.45）岁，有任何自杀行为的有750人（10.6%），其中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未遂的人数（报告率）分别为707人（10.0%）、258人（3.6%）和190人（2.7%）。有自杀行为者的家庭矛盾得分高于没有自杀行为者。调整其他因素后，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家庭矛盾与自杀行为（ OR=1.05，95% CI：1.01~1.10）、自杀意念（ OR=1.05，95% CI：1.00~1.09）、自杀计划（ OR=1.08，95% CI：1.01~1.16）和自杀未遂（ OR=1.10，95% CI：1.02~1.19）的风险增加有关。进一步对性别进行分层后，分析结果显示，女生的家庭矛盾和自杀行为无统计学关联；男生的家庭矛盾和自杀行为有统计学关联，尤其是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且男生家庭矛盾对于自杀计划的预测作用大于自杀意念。敏感性分析显示该结果对于男生稳定。 结论:家庭矛盾可能会增加青少年自杀行为的风险，尤其是男生。和谐的家庭环境、良好的家庭氛围对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焦点解决模式应用于急诊中毒患者救治中的效果。方法:对2017年5月至2019年5月收治的急诊中毒患者98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入院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9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干预模式，观察组给予焦点解决模式，比较两组自杀意念评分、心理状况及再次自杀率。结果:两组干预1个月后自杀意念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干预1个月后心理状况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干预后再次自杀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焦点解决模式应用于急诊中毒患者自杀未遂干预中，可显著降低其自杀意念评分，改善其心理状况，并且可有效减少患者再自杀事件的发生。

目的:探讨预防自杀的认知行为治疗对自杀未遂抑郁症患者的疗效。方法:纳入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北京回龙观医院住院的自杀未遂抑郁症患者112例，采取随机数字表区组随机化法将患者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给予12次预防自杀的认知行为治疗，对照组给予相同时间和频次的支持性心理治疗，分别在基线和治疗4周后、治疗结束和随访时（第4、8、12周末），采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Depression Scale，PHQ-9）和贝克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BSI-CV）评估患者抑郁症状、自杀意念和自杀倾向的变化。2组间一般资料及量表评分比较采用 t检验、Mann-Whitney秩和检验、χ 2检验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各结局指标的组间和时间效应进行分析。 结果:2组PHQ-9评分各时点变化均为下降趋势，且组别和时间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F=2.75， P=0.047）。自第8周起干预组PHQ-9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95， P<0.05）。2组间BSI-CV最近1周自杀意念总分时间效应和组别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 F=96.78、6.35，均 P<0.05），但组别和时间交互作用不显著；干预组评分在第8周和第12周时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11、-3.30，均 P<0.01）。2组间BSI-CV最近1周自杀倾向总分时间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F=11.83， P<0.05），组别和时间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 F=2.56， P=0.059），组别效应无统计学意义（ F=0.001， P=0.975）；随时间变化2组第4、8、12周时BSI-CV最近1周自杀倾向总分均低于基线，组内差异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预防自杀的认知行为治疗对自杀未遂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状和自杀意念的干预效果均优于一般支持性心理治疗，而对自杀倾向干预效果不明显。

目的: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rs-fMRI）评估自杀未遂青年抑郁症患者经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联合氟西汀治疗后脑区比率低频振幅（fractional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 fALFF）的变化情况。方法:招募2017年3月至2019年12月来自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的自杀未遂青年抑郁症患者45例，以及与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CBT联合药物治疗组（简称联合组）和单纯抗抑郁药治疗组（简称药物组）。联合组给予8次CBT联合氟西汀抗抑郁治疗；药物组给予单纯氟西汀药物治疗。分别于基线期和治疗后采集rs-fMRI数据，采用HAMD 24、自杀意念量表（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 SSI）及其治疗后的减分率（ΔHAMD 24、ΔSSI）评估临床症状和自杀意念程度。采用fALFF分析治疗前后脑功能活动的变化，并对临床心理量表及fALFF值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基线期联合组fALFF值较对照组显著增高的脑区为左小脑后叶（ t=4.312）、右前扣带回（ t=4.079）、左顶下小叶/颞上回（ t=3.983）、左尾状核（ t=4.109）、左额上回/额中回（ t=5.191），而左角回（ t=-4.607）的fALFF值较对照组显著降低。治疗8周后联合组抑郁症状较药物组显著改善，自杀意念显著降低。治疗8周后联合组fALFF值高于药物组的脑区为右额中回/额下回（ t=3.456）、左小脑后叶/小脑前叶（ t=5.120）；低于药物组的脑区为左额内侧回/膝下前扣带回（ t=-4.045； P<0.05，AlphaSim校正）。相关分析示：基线期联合组左额上回fALFF值与HAMD 24分呈负相关（ r=-0.600， P=0.002），右前扣带回fALFF值与SSI分呈正相关（ r=0.428， P=0.037）；治疗8周后，右内侧前额叶fALFF值与SSI减分值（ΔSSI）呈正相关（ r=0.518， P=0.010）。 结论:经8周CBT联合药物治疗后，自杀未遂青年抑郁症患者临床疗效显著高于单纯药物治疗，患者脑局部自发活动发生显著改变，尤其以额叶-边缘系统和小脑最为显著，提示CBT联合氟西汀治疗可能对这些脑区的自发性活动产生有效调节并能重塑脑的情感处理过程及认知环路。

目的:探讨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未遂与童年创伤及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的相关性。方法:2021年1月至12月，纳入164例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根据是否伴有自杀未遂分为自杀未遂组( n＝108)和非自杀未遂组( n＝56)。采用MINI 5. 0中文版自杀模块、儿童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评估自杀行为、童年创伤和抑郁症状；并采用电化学发光技术检测血浆炎性细胞因子水平。采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自杀未遂的独立影响因素，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各项独立风险因素对自杀未遂的预测价值。 结果: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未遂的检出率为65.9%(108/164)。单因素分析显示，自杀未遂组患者CTQ总分[(55.19±12.44)分，(45.50±12.11)分]( t＝－4.771， P<0.001)、CES-D总分[(40.75±10.26)分，(32.98±13.39)分]( t＝－4.131， P<0.001)、血浆IL-6[1.87(1.32，2.69)pg/mL，1.56(1.05，1.87)pg/mL]( Z＝－3.102， P＝0.002)、IL-10[0.53(0.38，0.83)pg/mL，0.47(0.31，0.69)pg/mL]( Z＝－2.100， P＝0.036)和IL-17A[2.20(1.52，3.65)pg/mL，1.67(1.25，2.97)pg/mL]( Z＝－2.254， P＝0.024)水平显著高于非自杀未遂组。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显示，CTQ总分、IL-6、IL-10、IL-17A是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ROC曲线发现CTQ总分与IL-6两项联合(AUC＝0.782，95% CI＝0.709～0.855， P<0.001)，CTQ总分与IL-10两项联合(AUC＝0.765，95% CI＝0.688～0.841， P<0.001)，CTQ总分与IL-17A两项联合(AUC＝0.762，95% CI＝0.684～0.840， P<0.001)的曲线下面积更大，对自杀未遂有更好的识别预测能力，且灵敏度和特异度均较高。 结论: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未遂的发生率较高，并且与童年创伤和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目的:探究青少年抑郁症住院患者的自杀行为发生率及其相关风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2年12月深圳市康宁医院收治的442例青少年抑郁症住院患者的病例资料，男64例，女358例，年龄10~17岁。以入院当天的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MINI）自杀模块评估结果为指标，根据既往1个月内是否有自杀行为分为自杀未遂组（ n=140）和非自杀未遂组（ n=302）。比较2组患者的社会人口特征、临床特征、内分泌指标及艾森克个性测验（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家庭环境量表简式中文版（The Chinese Version of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Symptoms Questionnaire，FES-F）、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ASLEC）、童年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青少年多维焦虑量表（The Multidimension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MASC）、儿童抑郁量表（Child Depression Inventory，CDI）的评分。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近1个月内自杀行为的风险因素。 结果:青少年抑郁症住院患者入院前1个月内的自杀行为发生率为31.67%（140/442），既往总体自杀行为发生率为53.8%（238/442）。相比非自杀未遂组患者，自杀未遂组患者在精神病性症状、共病躯体疾病、既往有过自杀行为更常见，分别为46%（64/140）比26%（77/302）、34%（47/140）比21%（65/302）、81%（114/140）比32%（98/302）（χ 2=18.00、7.34、91.94，均 P<0.05）。量表评分方面，自杀未遂组患者比非自杀未遂组患者，ASLEC中的健康适应因子得分更高［ M（ Q1， Q3）］［6（4，9）比5（3，8）］（χ 2=2.13， P<0.05）；MASC中的躯体症状因子得分更高［26（19.25，31）比24（16，29）］（χ 2=2.50， P<0.05）；CDI中的负性情绪、低自尊、人际问题因子得分以及CDI总分评分也更高（χ 2=2.35、2.96、2.09、2.17；均 P<0.05）。回归分析显示，精神病性症状（ OR=1.85，95% CI：1.13~3.02）、共病躯体疾病（ OR=1.85，95% CI：1.09~3.14）、既往有过自杀行为（ OR=8.34，95% CI：5.01~13.88）是近1个月内自杀行为的风险因素（均 P<0.05）。 结论:青少年抑郁症住院患者入院前1个月的自杀行为发生率和既往总体自杀行为发生率较高。既往有过自杀行为、存在精神病性症状、共病躯体疾病是近1个月内自杀行为的风险因素。

目的:探讨伴与不伴自杀未遂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心理理论的差异及其与抑郁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2019年9月至2021年4月，纳入56例自杀未遂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未遂组)、78例非自杀未遂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非自杀未遂组)以及23名性别、年龄和受教育年限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健康对照组)，采用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17)、国际神经精神科简式访谈问卷版本6.0.0中文版(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M.I.N.I.)对所有被试进行抑郁严重程度和自杀特质相关临床心理量表评定，心理理论故事图片任务(theory of mind-picture sequencing task，ToM-PST)包括初级信念、初级错误信念、次级信念、次级错误信念、三级错误信念、现实感、理解互惠、理解欺骗和欺骗侦测指标，用于测试三组被试的心理理论水平。采用SPSS 25.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3组被试心理理论水平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对自杀未遂组的心理理论水平与临床行为量表之间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自杀未遂组在理解初级错误信念[(2.46±0.63)分]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2.87±0.46)分]( P<0.05)，在理解欺骗问题[(2.84±0.42)分]显著高于非自杀未遂组[(2.63±0.61)分]( P<0.05)，非自杀未遂组在理解初级错误信念[(2.48±0.72)分]、心理理论总分[(50.86±6.60)分]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2.87±0.46)分，(54.91±5.12)分](均 P<0.0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自杀未遂组的次级错误信念与HAMD17因子认知障碍呈显著负相关( r＝-0.267， P<0.05)，三级错误信念与HAMD17因子认知障碍、阻滞以及总分呈显著负相关( r＝-0.331， r＝-0.319， r＝-0.269，均 P<0.05)，自杀未遂组的初级信念、初级错误信念、次级信念、现实感、互惠、欺骗、欺骗侦测、图片排序总分、ToM总分与抑郁各因子分及总分无显著相关性(均 P>0. 05)。 结论:伴与不伴自杀未遂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理解欺骗的能力存在差异，差异因子分与抑郁严重程度无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