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蛋白磷酸酶2A癌性抑制因子(CIP2A)的表达对脑胶质瘤患者的临床预后、胶质瘤细胞迁移和侵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自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CGGA)提取脑胶质瘤CIP2A mRNA表达的相关数据和临床资料，分析CIP2A在胶质瘤中的表达情况；随后选取67例来源于2016年1月至2018年10月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胶质瘤手术标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肿瘤组织的CIP2A表达水平。基于CGGA数据库资料，比较不同性别、年龄、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级、异柠檬酸脱氢酶(IDH)突变状态、染色体1p/19q共缺失状态、肿瘤类别(原发、复发、继发)、放化疗胶质瘤患者间CIP2A表达的差异。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单因素Cox和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及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探讨CIP2A的表达水平在胶质瘤患者预后评估中的价值。应用siRNA干扰U87和U251细胞中CIP2A的表达；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检测U87和U251细胞中CIP2A的表达水平；采用划痕实验和Transwell实验检测CIP2A基因沉默对U87和U251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以蛋白质免疫印迹实验检测U87和U251细胞中CIP2A蛋白、E钙黏蛋白(E-Cadherin)、基质金属蛋白酶(MMP)2和MMP9的表达水平。结果:CGGA数据库中，CIP2A mRNA的表达随着脑胶质瘤病理学级别的升高而增强( F＝49.32， P<0.001)；CIP2A低表达组患者的总生存期长于高表达组(CGGA数据库资料： P<0.001；临床样本资料： P<0.05)。CIP2A高表达与肿瘤类别(复发和继发)、IDH野生型、1p/19q非共缺失显著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ROC曲线分析显示，CIP2A mRNA表达水平预测脑胶质瘤患者1、3、5年生存率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2、0.74和0.73。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显示，CIP2A高表达、高龄、肿瘤复发或继发以及高级别肿瘤是脑胶质瘤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01)。siRNA可抑制胶质瘤细胞U87和U251中CIP2A mRNA和蛋白的表达(均 P<0.05)，低表达CIP2A的U87和U251细胞的划痕愈合能力、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均明显下降(均 P<0.05)。低表达CIP2A的U87和U251细胞E-Cadherin的表达上调，而MMP2、MMP9蛋白的表达下调(均 P<0.05)。 结论:CIP2A在脑胶质瘤中呈高表达并提示脑胶质瘤患者的预后不良，可能能够作为脑胶质瘤的相关预测标志物。CIP2A低表达可能通过调控上皮－间质转化抑制胶质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

目的:探讨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的临床病理及分子遗传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23年6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手术切除的52例克罗恩病患者的临床表现及病理特征，运用全基因组测序方法对其中17例标本进行测序、信号通路富集分析，运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探究高频突变基因的作用。结果:52例患者中男性34例，女性18例，男女比例1.9∶1.0，中位手术年龄45岁，中位确诊年龄35岁；根据蒙特利尔分型，A3型（51.9%，27/52）、B2型（61.5%，32/52）及L3型（50.0%，26/52）占比较高；腹痛、腹泻为常见症状。病理学特征：52例均见透壁性炎、隐窝结构的改变、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及不同程度的黏膜下层纤维化、增厚，肠壁神经纤维及神经元增生；黏膜缺损51例（98.1%），裂隙性溃疡38例（73.1%），脓肿28例（53.8%），见假息肉形成45例（86.5%），伴幽门腺化生28例（53.8%），见非干酪样肉芽肿31例（59.6%），出现肠黏膜腺上皮异型增生3例（5.8%）。分子生物学特征：MUC4基因突变频率最高（7/17），且12/17克罗恩病中出现至少一个黏蛋白家族基因突变（MUC2、MUC3A、MUC4、MUC6、MUC12、MUC17）。免疫组织化学评分结果提示，克罗恩病中上皮细胞MUC4表达降低，且MUC4阳性细胞更多出现在上皮表面且集中在炎性细胞聚集区周围，而在下1/2层上皮内极少表达。结论:克罗恩病的临床病理特征表现多样，其诊断常常需要多角度综合分析；黏蛋白家族基因（尤其是MUC4基因）的突变及表达在克罗恩病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的:基于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鼻咽癌预后和免疫相关的细胞轨迹差异表达基因。方法:从基因表达综合（GEO）数据库下载鼻咽癌单细胞测序数据集（GSE150825）和转录组测序数据集（GSE102349）。GSE150825数据集包括11例鼻咽癌和3例鼻咽淋巴增生（NLH）组织共66 627个细胞的单细胞RNA测序结果，数据更新时间为2021年3月。GSE102349数据集包括113例鼻咽癌患者临床信息，数据更新时间为2017年。将GSE150825数据集中数据进行标化和重新聚类，并选取髓系细胞进行重新聚类，采用moncle2法进行拟时序分析。计算不同细胞状态的差异基因（细胞轨迹差异基因），并取并集得到并集基因。采用ClusterProfiler和ConsensusClusterPlus包对并集基因进行基因本体（GO）富集分析和临床分型。在GSE102349数据集中，根据细胞轨迹差异基因的并集基因，将患者分为两个亚组，分析两个亚组无进展生存（PFS）、临床分期、肿瘤免疫微环境的差异；CIBERSORT分析两个亚组免疫细胞浸润差异。使用LASSO回归构建预后预测模型。收集江苏省肿瘤医院2018年1月至2023年12月收治的经病理检查证实为鼻咽癌（14例）和正常鼻咽上皮（4例）的病理组织切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筛选出的靶基因在正常鼻咽上皮和鼻咽癌肿瘤组织中的表达，并根据患者治疗前后核磁共振成像结果分析靶基因表达与鼻咽癌患者淋巴结治疗效果关系。结果:对单细胞测序数据集GSE150825数据进行过滤和质控，共64 312个细胞（48 604个来自鼻咽癌，15 798个来自NLH）进行后续分析。对质控后的细胞进行重新聚类分析，主要分为8种细胞类型：B细胞、T细胞、先天淋巴细胞、髓样细胞、成纤维细胞、肥大细胞和肿瘤细胞。髓样细胞特异性地分布在鼻咽癌患者中。拟时序变化的细胞轨迹差异基因主要富集在细胞质翻译、核糖体、局灶黏附、钙黏蛋白结合和细胞因子受体结合。在验证集GSE102349数据集中提取细胞轨迹差异基因并集并进行临床分型，亚组1、2的PF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5）；亚组1预后较好，临床分期Ⅰ期患者比例大；亚组2预后较差，临床分期Ⅳ期患者比例大。亚组1微环境中免疫成分比例高，体现了较活跃的免疫活动；亚组2的肿瘤纯度高于亚组1，其肿瘤成分所占比例高；记忆B细胞在亚组2中低表达，T细胞滤泡辅助细胞、NK活化细胞、静息和活化树突细胞在亚组1中低表达。根据细胞轨迹差异基因构建预后风险模型，风险评分＝SDC3×1.588+ ODC1×1.122+ PSIP1×11.310+ P4HB×4.043。14例鼻咽癌组织中PSIP1蛋白H-score评分高于正常鼻咽组织[（96±11）分比（69±23）分， t＝-3.38， P＝0.004]，P4HB蛋白H-score评分高于正常鼻咽组织[（64±35）分比（17±9）分， t＝-2.65， P＝0.018]。在鼻咽癌患者中，以H-score评分的中位数为cut-off值（PSIP1为97分，P4HB为63分），PSIP1高表达（≥97分）患者活化T细胞比例高于低表达（<97分）患者[（21±7）%比（13±4）%， t＝-2.69， P＝0.020]，P4HB高表达（≥63分）患者NK细胞比例高于低表达（<63分）患者[（24±10）%比（14±6）%， t＝ -2.24， P＝0.040]。 结论:PSIP1和P4HB可能是预测鼻咽癌预后和治疗效果的生物学标志物。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肺癌的治疗中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免疫检查点种类较多，包括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L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TLA-4)、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KIR)、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ITIM结构域蛋白(TIGI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黏蛋白3(TIM-3)等，与免疫治疗的疗效及耐药密切相关。PD-1/PD-L1抑制剂已被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肺癌的一线治疗，可延长患者的总生存期及无进展生存期。CTLA-4抑制剂或TIGIT抑制剂联合PD-1/PD-L1抑制剂的双免疫治疗亦取得良好疗效，但可能发生更严重的不良事件。KIR及TIM-3靶点与免疫治疗的耐药性密切相关。

目的:对肺腺癌细胞形成的肺癌类器官结构与相关标志物进行表征，探讨对其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靶向药物敏感性。方法:对常用肺腺癌细胞系A549(EGFR野生型)和H1975(EGFR T790M/L858R)进行肿瘤类器官培养，观测肺癌类器官的形成、形态和增殖；通过HE染色，对形成的肺癌类器官进行微组织结构表征，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肺癌相关标志物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细胞角蛋白(CK7)、增殖指数(Ki-67)的表达情况并与传统二维培养情况对比；同时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A549和H1975类器官N-钙黏蛋白(N-cadherin)空间分布和表达情况；对A549和H1975形成的肺癌类器官进行一代与三代靶向药吉非替尼和奥希替尼的药敏试验，通过3D-glo法对ATP进行定量分析，以药物作用剂量为横坐标，细胞活力值为纵坐标，用GraphPad Prism9对数据进行非线性拟合曲线分析，评估药物敏感性。组间比较选取两个独立样本的Student’s t test检验，多组数据间比较选取方差分析。 结果:肺腺癌细胞A549和H1975分别在7 d和5 d形成平均直径50 μm的类器官球体结构；HE染色显示微结构，二维肺癌细胞与其形成的类器官标志物表达不尽相同；经靶向药物处理后，A549类器官对吉非替尼及奥希替尼都不敏感，而H1975肺癌类器官对吉非替尼呈现耐药对奥希替尼呈现敏感。吉非替尼组A549类器官半数抑制浓度(IC 50)高于H1975类器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08 μmol/L比0.50 μmol/L， t＝9.90， P<0.05)。奥希替尼组A549类器官IC 50高于H1975类器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04 μmol/L比0.01 μmol/L， t＝26.78， P<0.05)。 结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T790M/L858R)突变的肺腺癌细胞H1975形成的肺腺癌类器官较野生型A549形成的肺腺癌类器官对三代TKI药物奥希替尼具有高敏感性。

患者男，56岁，因头皮反复出现肿物7年于2020年3月就诊。患者2013年头顶部外伤后出现1枚直径约0.5 cm的灰红色半球状结节，不伴痛痒，搔抓后皮疹增多。2016年头皮肿物切除后行病理检查，诊断为上皮样血管瘤。2018年，无明显诱因头顶部及颞部头皮再次出现类似皮损，不伴痛痒，于2020年3月就诊于我科。既往史：2016年左侧腮腺肿物行手术切除，病理诊断为"乳头状淋巴囊腺瘤"。体检：一般状况可，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各系统检查无明显异常。皮肤科检查：左侧头顶部及颞部头皮共5个大小不一的灰红色半球形丘疹及结节，最小约0.1 cm × 0.2 cm，最大约1.0 cm × 0.8 cm，彼此不融合，表面光滑（图1）。2020年3月头顶部皮损病理检查：表皮轻度增生，真皮全层不规则厚壁血管增生，增生的上皮样血管内皮细胞突入管腔，真皮内见淋巴细胞、浆细胞及少量嗜酸性粒细胞为主的炎症细胞呈结节状浸润，可见淋巴滤泡形成，基质中黏蛋白沉积，胶原纤维增生（图2）。免疫组化检查显示（图3），IgG阳性细胞较多，IgG4阳性细胞数>50个/高倍视野（× 400），IgG4阳性细胞/IgG阳性细胞>40%。2020年5月血清IgG4水平为0.490 g/L（参考值：≤ 2.0 g/L）。2021年12月腹部超声示轻度脂肪肝，胆囊、胰脏、脾脏、双肾均正常。2022年5月彩色超声检查示甲状腺双侧叶多发结节。同时可见左侧腮腺大部分切除，局部未见异常，右侧腮腺未见异常，颌下腺、涎腺未见异常，颈部未见明显异常肿大淋巴结。

目的:评价肠道菌群异质性与脓毒症小鼠获得性肌无力的关系。方法:SPF级健康雄性C57BL/6小鼠80只，体质量18~20 g，6~8周龄。取小鼠40只，采用腹腔注射LPS 10 mg/kg的方法制备脓毒症模型，筛选脓毒症敏感型小鼠(建模后24 h内出现濒死状态甚至死亡)和脓毒症抵抗型小鼠(生存7 d并恢复活跃状态)，建模前收集小鼠粪便制备粪菌液。取小鼠40只，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 n＝10)：对照组(C组)不予以任何处理；抗生素组(ABX组)灌胃复合抗生素1次/d，连续5 d；抵抗组(Res组)灌胃复合抗生素5 d后，灌胃脓毒症抵抗型小鼠粪菌液150 μl，1次/d，连续3 d，随后腹腔注射LPS 15 mg/kg；敏感组(Sen组)灌胃复合抗生素5 d后，灌胃脓毒症敏感型小鼠粪菌液3 d(方法同Res组)，随后腹腔注射LPS 15 mg/kg。脓毒症建模后24 h时进行脓毒症严重程度评分。于粪菌移植后以及脓毒症建模后24 h时测定四肢抓力。脓毒症建模后24 h时测定腓肠肌复合肌动作电位(CMAP)，随后取血液标本，采用ELISA法测定血清IL-1、IL-6和TNF-α浓度，取胫骨前肌和腓肠肌组织，采用蛋白免疫印迹法测定胫骨前肌肌肉特异性环指蛋白1(MuRF-1)和肌肉萎缩盒F蛋白(MAFbx)表达，腓肠肌HE染色后评估测量肌纤维直径和横截面积。Res组和Sen组于粪菌移植3 d后收集小鼠粪便，提取DNA进行16S rDNA测序和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 结果:与C组比较，Res组脓毒症严重程度评分升高，脓毒症建模后四肢抓力降低，血清IL-6浓度升高，腓肠肌肌纤维直径和横截面积减少( P<0.05)，其余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BX组上述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C组和Res组比较，Sen组脓毒症严重程度评分升高，脓毒症建模后四肢抓力降低，CMAP潜伏期延长、振幅降低，血清IL-1、IL-6、TNF-α浓度升高，腓肠肌肌纤维直径和横截面积减少，胫骨前肌MuRF-1和MAFbx表达上调( P<0.05)。肠道菌群16S rDNA测序：与Sen组比较，Res组Chao1指数、Good-coverage指数、Simpson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Shannon指数升高( P<0.05)，β多样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阿克曼氏菌科、疣微菌目、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属、疣微菌纲、疣微菌门在Sen组显著富集，肠球菌属、肠球菌科在Res组显著富集( P<0.05)。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Res组和Sen组代谢物图谱提示模型建立良好(R2Y>Q2Y)；与Sen组比较，Res组显著上调的代谢物质90个，下调的代谢物质88个，显著上调的代谢物质包括维生素K1、γ生育酚、牛磺酸等( P<0.05)；差异代谢物KEGG富集通路包括2-氧羧酸代谢和泛素酮等萜类醌的生物合成( P<0.05)。 结论:肠道菌群异质性可能参与脓毒症小鼠获得性肌无力的发生机制。

目的:观察人白细胞介素-1受体Ⅱ(IL-1R2)在肠癌肿瘤微环境(TME)中的表达特征，探究IL-1R2在结肠癌中的作用。方法:分析基因表达谱数据库(GEO)中的结肠癌单细胞转录组测序(scRNA-seq)数据，确定IL-1R2基因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分布。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小鼠分为对照组和IL-1R2敲基因组(Il1r2 －/－)。利用氧化偶氮甲烷(AOM)和葡聚糖硫酸钠(DSS)制备结肠炎相关肠癌模型。在AOM/DSS诱导后的第70d，收集肿瘤组织，计数肿瘤数量并测量其直径；应用流式细胞术分析Il1r2 －/－小鼠和对照组小鼠TME中各类细胞群体浸润的差异以及免疫检查点分子的表达差异。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间差异。使用双向方差分析来比较体重曲线。 结果:小鼠结肠癌和人类结肠癌CD45 ＋免疫细胞的scRNA-seq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与正常组织比较，IL-1R2在结肠癌组织中高表达。Il1r2 －/－小鼠与对照组小鼠肿瘤数量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750±0.977比7.800±1.114， t＝2.005， P>0.05)，但是Il1r2 －/－小鼠肿瘤负荷显著低于对照组(24.170±7.483比96.000±19.990， t＝3.618， P<0.01)。Il1r2 －/－小鼠TME中CD45 ＋免疫细胞(35.140±3.673比7.076±1.929， t＝6.764， P<0.001)和CD8 ＋T细胞(26.820±1.004比15.900±2.665， t＝3.835， P<0.05)的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CD4 ＋T细胞的比例有下降趋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IL-1R2缺失导致程序性死亡因子-1(PD-1) ＋CD4 ＋T细胞(14.340±3.401比24.570±2.330， t＝2.482， P<0.05)、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3(Tim-3) ＋CD4 ＋T细胞(20.740±4.001比41.500±4.108， t＝3.620， P<0.01)、PD-1 ＋Tim-3 ＋CD4 ＋T细胞(7.184±2.129比15.140±1.730， t＝2.900， P<0.05)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而CD8 ＋T细胞上PD-1和Tim-3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IL-1R2在结肠癌中高表达，IL-1R2缺失可以降低小鼠对结肠炎相关肠癌的易感性。

支气管哮喘是儿童常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其发病机制与遗传及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多项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血清类黏蛋白1样蛋白3(orosomucoid 1-like protein 3，ORMDL3)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变异与儿童哮喘的发生密切相关，但是目前ORMDL3参与儿童哮喘发生发展的机制尚不明确。近年来研究人员对ORMDL3生物学功能进行探究，发现ORMDL3可能通过内质网应激、鞘脂代谢反应参与支气管上皮细胞炎症、上皮细胞屏障受损和T细胞免疫失衡等过程，也可能介导了婴幼儿早期呼吸道病毒感染诱发喘息的机制。因此，该文对ORMDL3在儿童支气管哮喘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进展进行综述。

患者女，48岁，体检发现右乳外下象限肿块半年余，增大半个月余。体格检查：右乳7～8点方向距乳头25 mm处可触及一肿块，大小约35 mm×20 mm，质硬，边界欠清，活动度小，无压痛，无皮肤红肿破溃，无"橘皮样改变""酒窝征"；双侧腋下及双侧锁骨上未及肿大淋巴结。实验室检查：肿瘤指标在正常范围内。患者行乳腺B超及乳腺MRI检查(图1)，后穿刺活组织检查提示鳞状细胞癌(简称鳞癌)，为明确右乳病灶是否为原发及排除其他部位有无转移，患者行 18F－FDG PET/CT显像(图2)。术后病理诊断(图3)：鳞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1＋)、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30%)、GATA结合蛋白3(＋)、E－钙黏蛋白(＋)、细胞角蛋白广谱抗体(AE1/AE3；＋)、细胞角蛋白5/6抗体(＋)、表皮生长因子受体(＋)、肿瘤蛋白p63(＋)、SRY－box转录因子10(－)。乳腺原发性鳞癌(primary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breast, PSCCB)属一种特殊类型且少见的乳腺癌，目前对于PSCCB的报道多以临床病理、B超及MR影像表现研究为主 [1]。本例PET/CT显像除右侧乳腺肿块外，全身其他部位未见异常摄取增高灶，可排除其他部位原发鳞癌的可能，为临床诊断PSCCB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