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价肠道菌群在氯胺酮减轻小鼠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CD)中的作用及其与膈下迷走神经的关系。方法:SPF级健康雄性C57BL/6J小鼠144只，18月龄，体质量32～35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8组( n＝18)：假手术组(Sham组)、手术组(S组)、氯胺酮＋手术组(SK组)、氯胺酮＋手术＋膈下迷走神经切除组(SK＋SDV组)、伪无菌小鼠＋生理盐水组(GM＋V组)、伪无菌小鼠接受S组小鼠粪菌移植组(GM＋S组)、伪无菌小鼠接受SK组小鼠粪菌移植组(GM＋SK组)和伪无菌小鼠＋膈下迷走神经切断＋接受SK组小鼠粪菌移植组(GM＋SDV＋SK组)。吸入2.0%异氟烷麻醉下行胫骨离断髓内固定手术。SK组于缝皮开始时腹腔注射氯胺酮50 mg/kg。术后24 h时收集S组和SK组小鼠的新鲜粪便，制备成粪菌滤液。SK＋SDV组于氯胺酮给药前、GM＋SDV＋SK组于粪菌移植前切断膈下迷走神经。伪无菌小鼠模型：于粪菌移植或膈下迷走神经神经切断前2周将广谱抗生素混合液加入小鼠饮用水中，每2 d更换1次。GM＋SK组、GM＋SDV＋SK组经抗生素干预14 d后，每天固定时间灌胃给予相应小鼠粪菌滤液200 μl，GM＋V组给予生理盐水溶剂，连续14 d。胫骨离断髓内固定术后或粪菌移植完成后24 h，收集小鼠粪便，行16S rRNA基因高通量测序，采用ELISA法检测海马IL-6、IL-17、TNF-α、IL-4和IL-10的含量，采用Morris水迷宫实验评价小鼠学习和记忆能力。 结果:与Sham组比较，S组术后肠道菌群Simpson多样性指数、Shannon指数、Ace指数降低，海马IL-6、IL-17和TNF-α含量增加，海马IL-4和IL-10含量降低，训练阶段逃避潜伏期、测试阶段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延长，目标象限停留时间缩短( P<0.05)；与S组比较，SK组术后肠道菌群Simpson多样性指数、Shannon指数、Ace指数升高，海马IL-6、IL-17和TNF-α含量降低，海马IL-4和IL-10含量增加，训练阶段逃避潜伏期、测试阶段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缩短，目标象限停留时间延长( P<0.05)；与SK组比较，SK＋SDV组术后肠道菌群Simpson多样性指数、Shannon指数、Ace指数降低，海马IL-6、IL-17和TNF-α含量增加，海马IL-4和IL-10含量降低，训练阶段逃避潜伏期、测试阶段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延长，目标象限停留时间缩短( P<0.05)。与GM＋V组比较，GM＋S组海马IL-6、IL-17和TNF-α含量增加，IL-4和IL-10含量降低，训练阶段逃避潜伏期、测试阶段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延长，目标象限停留时间缩短( P<0.05)；与GM＋S组比较，GM＋SK组海马IL-6、IL-17和TNF-α含量降低，海马IL-4和IL-10含量增加，训练阶段逃避潜伏期、测试阶段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缩短，目标象限停留时间延长( P<0.05)；与GM＋SK组比较，GM＋SDV＋SK组海马IL-6、IL-17和TNF-α含量增加，海马IL-4和IL-10含量降低，训练阶段逃避潜伏期、测试阶段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延长，目标象限停留时间缩短( P<0.05)。 结论:氯胺酮可改善肠道菌群紊乱，减轻小鼠POCD，其机制可能与膈下迷走神经传导有关。

目的:探讨菌群移植（FMT）受体与供体选择的关系，以及不同有效率供体间肠道菌群及代谢产物的特征。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肠道微生态诊疗中心2018年10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治疗病例数≥30例的粪便捐献者（供体）的资料。收集每位供体对应受体（患者）的FMT治疗后随访8周的疗效，依据每位供体的疗效，将供体分为高效组（有效率>60%，10例）、中效组（有效率30%~60%，6例）和低效组（有效率<30%，4例）3组，检测并比较每组供体菌群结构及粪便短链脂肪酸的含量，分析每组供体疗效与并发症发生率，以及供体与受体疗效的关系。FMT疗效的评价指标包括客观临床有效和（或）主观有效，客观有效=临床治愈+临床改善，主观有效指通过问卷随访为显效+中等疗效。结果:全组20名供体，共治疗病例总数为1 387例，治疗病种包括慢性便秘749例，慢性腹泻141例，炎性肠病（IBD）107例，肠易激综合征（IBS）121例，自闭症83例，其他疾病包括放射性肠损伤、假性肠梗阻、麻痹性肠梗阻、功能性腹胀和过敏性疾病等共186例。高效组、中效组及低效组分别治疗829例、403例及155例患者，3组治疗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不同有效率供体组间菌群丰度（OTU）的比较，高效组最高（330.68±57.28），中效组次之（237.79±41.89），低效组OTU最低（160.60±49.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6.910， P<0.001）。菌群多样性（Shannon指数）的比较，高效组和中效组最高（分别为2.96±0.36和2.67±0.54），低效组较低（2.09±0.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255， P=0.017）。3组间丁酸含量的比较，高效组最高[（59.20±9.00）μmol/g]，中效组次之[（46.92±9.48）μmol/g]，低效组OTU最低[（37.23±5.03）μmol/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0.383， P=0.001）。而乙酸和丙酸3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全组1 387例患者行FMT治疗，总体不良反应事件418例（30.1%）。低效组、中效组及高效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40.6%（63/155）、30.0%（121/403）及28.2%（243/82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9.568， P=0.008）。低效组、中效组及高效组腹泻发生率分别为7.1%（11/155）、4.0%（16/403）及2.8%（23/82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7.239， P=0.027）。其余各类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MT治疗结束8周后进行随访，总随访率为83.6%（1 160/1 387），总有效率为58.3%（676/1 160）。各类疾病的有效率分别：慢性便秘54.3%（328/604），慢性腹泻88.5%（115/130），IBD 56.1%（55/98），IBS 55.1%（59/107），自闭症61.6%（45/73），其他疾病50.0%（74/148）。3组间在治疗慢性腹泻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IBD、IBS和自闭症有效率与供体疗效存在正相关趋势，但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治疗慢性便秘和其他疾病上，高效组的治疗有效率最高[分别为65.0%（243/374）和63.2%（55/87）]，中效组次之[分别为49.4%（86/174）和38.1%（16/42）]，而低效组最差[16.1%（9/5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不同供体对不同疾病有效率存在差异，慢性便秘、放射性肠损伤等需要选择供体疗效较高的供体，IBD、IBS和自闭症的疗效也可能与供体有效性有关，而慢性腹泻症疗效与供体无关。供体有效率与并发症的发生率成负相关，肠道菌群丰度和多样性及丁酸含量可能影响供体的疗效。

目的:探讨不同移植途径的菌群移植（FMT）治疗慢传输型便秘（ST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期间，于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自愿接受FMT治疗的270例STC患者的临床资料，供体采用非亲属健康成年标准供体。FMT治疗途径包括经鼻肠管（入空肠）输注肠菌溶液移植治疗（鼻肠管组，120例）、经口服肠菌胶囊治疗（口服胶囊组，120例）以及经结肠镜途径输注肠菌溶液移植治疗（结肠镜组，30例）3种方法。比较3组患者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结果:3组移植菌群均为从100 g新鲜粪便提取出，3组患者均顺利完成菌群移植，鼻肠管组、口服胶囊组和结肠镜组治疗等待时间分别为（1.5±0.5）d、（0.4±0.3）d和（3.6±0.8）d（ F=9.210， P=0.03）。移植途径建立费用分别为（495±20）元、（25±10）元和（1 420±45）元（ F=10.600， P=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鼻肠管组、口服胶囊组和结肠镜组FMT治疗后1个月临床改善率分别为74.2%（89/120）、60.0%（72/120）和53.3%（16/30）（χ 2=5.990， P<0.05）；治疗后3个月临床改善率分别为71.1%（69/97）、53.6%（45/84）和44.0%（11/25）（χ 2=7.620， 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肠镜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76.7%（23/30），高于鼻肠管组（39.2%，47/120）和口服胶囊组（21.7%，26/120）。鼻肠管组、口服胶囊组和结肠镜组患者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分别为呼吸道不适（17.5%，21/120）、恶心呕吐（10.0%，12/120）和腹泻（36.7%，11/30）。治疗后随访3个月时，未有FMT相关的不良反应报告。 结论:鼻肠管途径具有稳定的临床疗效及可操作性，而口服胶囊途径的治疗等待时间更短且花费更少。但不同移植途径所带来不良反应有所不同，建议进行个性化移植途径选择。

目的:探讨粪菌移植治疗IBS的有效性、安全性及其对IBS患者肠道菌群的影响。方法:选择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行粪菌移植的IBS住院患者28例。所有IBS患者于粪菌移植前、粪菌移植后4和12周完成肠易激综合征生活质量量表(IBS-QOL)、肠易激综合征严重程度系统评分(IBS-SSS)和胃肠道症状分级(GSRS)评分。IBS患者粪菌移植前和粪菌移植后4周行16S rDNA测序，从门、科、属水平分别分析粪菌移植对IBS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和菌群结构的影响，进一步应用线性判别分析效应量(LEfSe)筛选差异菌属。采用配对 t检验和配对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粪菌移植后12周，IBS-QOL心境恶劣、行为障碍、自体意象、健康担忧、进食逃避和关系拓展6个维度的评分均低于粪菌移植前[分别为43.750分(22.656分，56.250分)比48.438分(32.031分，60.938分)、37.500分(18.750分，56.250分)比46.429分(21.429分，62.500分)、31.250分(14.063分，42.188分)比31.250分(18.750分，50.000分)、41.667分(27.083分，56.250分)比50.000分(41.667分，66.667分)、54.167分(43.750分，72.917分)比66.667分(58.333分，83.333分)、8.333分(0.000分，33.333分)比16.667分(8.333分，33.333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2.157、-3.429、-2.274、-3.197、-3.042、-2.329， P均<0.05)。粪菌移植后12周，IBS-QOL行为障碍和关系拓展2个维度的评分均低于粪菌移植后4周[分别为37.500分(18.750分，56.250分)比39.286分(19.643分，62.500分)和8.333分(0.000分，33.333分)比16.670分(2.083分，41.667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1.998、-2.110， P均<0.05)。粪菌移植后4和12周的IBS-SSS、GSRS评分均低于粪菌移植前[(190.32±106.51)、(201.43±102.48)分比(245.93±86.10)分和5.50分(4.00分，9.00分)、5.50分(4.00分，8.75分)比7.00分(6.00分，9.75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402、3.848， Z＝-3.081、-3.609； P均<0.01)。粪菌移植后患者均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门水平中，粪菌移植后IBS患者粪便中疣微菌门的丰度高于粪菌移植前(6.74%比0.37%)；科水平中，粪菌移植后IBS患者粪便中疣微菌科的丰度高于粪菌移植前(6.74%比0.37%)；属水平中，粪菌移植后IBS患者粪便中艾克曼菌的丰度高于粪菌移植前(6.74%比0.3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均＝-2.589， P均＝0.010)。LEfSe法发现，粪菌移植后4周，IBS患者肠道菌群中艾克曼菌的丰度高于粪菌移植前(6.74%比0.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线性判别分析值＝4.5， P＝0.049)。 结论:初步证实粪菌移植治疗IBS安全、有效，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上调IBS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和改变菌群结构发挥疗效。

目的:评价术前睡眠剥夺对术后免疫抑制小鼠肠道菌群的影响。方法:SPF级健康成年雄性C57BL/6J小鼠72只，体重23～25 g，8～10周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5组：手术组(O组， n＝18)、术前睡眠剥夺组(SR组， n＝18)、伪无菌小鼠生理盐水组(GF＋V组， n＝12)、伪无菌小鼠给予O组小鼠粪菌滤液移植组(GF＋O组， n＝12)和伪无菌小鼠给予SR组小鼠术前粪菌滤液移植组(GF＋SR组， n＝12)。O组和SR组腹腔探查和肝叶部分切除术前7 d开始每天20 h的睡眠剥夺，连续7 d。术前2周开始连续14 d在小鼠饮水中添加光谱抗生素制备伪无菌小鼠模型，伪无菌小鼠灌胃给予生理盐水或O组、SR组术后24 h小鼠的粪便滤液(200 μl)，间隔24 h，连续14 d。术后24 h时收集小鼠粪便行16S rRNA基因高通量测序。术后或粪菌移植后24 h时测量脾脏长径并称重，流式细胞术检测血CD4 ＋T细胞、CD8 ＋ T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 结果:与O组比较，SR组肠道菌群Simpson多样性指数降低，血CD4 ＋T细胞和CD8 ＋T细胞数减少，Treg细胞百分比增加，脾脏长径和重量减少，GF＋V组血CD4 ＋T细胞和CD8 ＋T细胞数减少，Treg细胞百分比增加，脾脏长径和重量减少( P<0.05)；与GF＋V组比较，GF＋O组血CD4 ＋T细胞和CD8 ＋T细胞数增加，Treg细胞百分比减少，脾脏长径和重量升高( P<0.05)；与GF＋O组比较，GF＋SR组血CD4 ＋T细胞和CD8 ＋T细胞数减少，Treg细胞百分比增加，脾脏长径和重量减少( P<0.05)。 结论:术前睡眠剥夺加重小鼠术后免疫抑制的机制与肠道菌群紊乱有关。

不孕症的病因是多因素的，女方原因中除输卵管因素外，多囊卵巢综合征与肥胖也是导致不孕症发生的重要原因。近年来研究显示，肠道菌群及其代谢物能够影响多囊卵巢综合征与肥胖的发生及发展过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女性的生殖健康。本文通过结合有关肠道菌群的近期研究，对多囊卵巢综合征与肥胖人群肠道菌群的组成特征以及改善多囊卵巢综合征和肥胖的潜在治疗方法进行简要综述。

目的:研究粪菌移植对阿霉素诱导的肾病综合征小鼠模型的作用。方法:将27只SPF级雄性Balb/c小鼠随机分为3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阿霉素模型组（Dox组）、阿霉素+粪菌移植（FMT组），其中后两组使用阿霉素尾静脉注射构建肾病综合征小鼠模型，并分别给予PBS或粪菌溶液灌胃，最后分别收集粪便标本以及24 h尿液标本，考马斯亮蓝法-蛋白定量检测24 h尿蛋白，16 s微生物组学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各组小鼠肠道菌群的变化情况和分布特征。结果:与空白对照组相比，Dox组小鼠24 h尿蛋白定量（0.48±0.61 vs 1.71±0.63， P<0.001）明显升高，肠道菌群多样性Shannon指数（7.15±0.29 vs 6.98±0.49）呈减少趋势，肠道菌群紊乱；与Dox组小鼠相比，FMT组24 h尿蛋白定量（1.71±0.63 vs 0.91±0.48， P<0.05）和血肌酐水平（12.47±4.16 vs 7.77±0.75， P<0.05）显著下降，肠道菌群多样性Shannon指数（6.98±0.49 vs 7.09±0.28）呈现增加趋势，肠道菌群紊乱明显改善，产短链脂肪酸细菌富集增加。 结论:粪菌移植可减少阿霉素诱导的肾病小鼠的尿蛋白，改善肠道菌群的紊乱。

雄激素剥夺疗法是晚期前列腺癌的一线疗法。虽然雄激素剥夺治疗初期疗效确切，但治疗后出现的临床问题，不仅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将因其进展为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影响疗效，甚至危及健康或生命。肠道微生态与肠道局部疾病有关，也与肝脏、神经系统等多系统疾病息息相关，但其与前列腺癌之间的关联研究尚少。前列腺癌的雄激素剥夺疗法会影响前列腺癌患者的肠道微生态，从而诱导一些相关并发症的发生与CRPC的形成。本文分别从肠道微生态多样性、肠道菌群结构以及功能通路改变的角度，阐述前列腺癌雄激素剥夺疗法对肠道微生态产生的微生态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如粪便微生物移植、口服抗生素和益生菌等，以调节肠道微生态，改善前列腺癌雄激素剥夺疗法疗效与预期，为晚期前列腺癌的诊治提供新的思路。

肠道菌群移植（FMT）是将健康人粪便中的功能肠道菌群移植到患者肠道内，重建新的肠道菌群，实现肠道及肠外疾病的治疗。近十年来，FMT在治疗肠道内和肠道外疾病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给肠道内和肠道外疑难疾病的治疗带来了颠覆性的新策略。鉴于FMT在国内外缺乏统一的临床管理标准，并且存在相关法规和政策还有待完善、临床应用经验尚需积累等诸多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院管理研究所委托临床FMT专家工作组，组织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在充分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和分析行业政策及相关制度、以及结合国内多家医疗机构开展FMT较为成熟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适用于医疗机构开展FMT临床管理的中国专家共识，以进一步加强临床应用、规范管理和提高FMT治疗安全性和有效性。

肠道菌群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经证实肠道菌群在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和炎症性肠病等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放射性肠炎（RE）多见于行放疗的肿瘤患者。近年来，肠道菌群与RE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RE与肠道菌群密切相关，其机制可能与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炎症细胞的浸润及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密切相关。益生菌补充治疗能够缓解部分RE患者的临床症状。最近一些研究聚焦于粪便菌群移植及小分子新药在RE中的治疗作用。笔者总结了近期基于肠道菌群的RE的发生机制及临床应用研究，期望为靶向肠道菌群的治疗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