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感染重症肺炎(SP)患者外周血T细胞亚群变化,并分析外周血Toll样受体4(TLR4)、Toll样受体2(TLR2)及血清总蛋白(TP)、白蛋白(ALB)联合检测对其的诊断价值.方法 于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从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选取MRSA感染SP患者179例为感染组,另选MRSA未感染SP患者181例为对照组.分析MRSA耐药情况,比较两组外周血T细胞亚群、TLR4、TLR2及血清TP、ALB水平,并分析外周血TLR4、TLR2、血清TP、ALB诊断MRSA感染SP的价值.结果 MRSA耐药率较高的抗菌药物包括青霉素、苯唑西林、红霉素、克林霉素、四环素、环丙沙星;完全敏感的抗菌药物包括替加环素、呋喃妥因、利奈唑胺、奎努普汀.较对照组,感染组外周血CD19+、TLR4、TLR2水平更高(t=15.378、13.408、12.113,P<0.05);外周血CD4+、CD3+、CD4+/CD8+及血清TP、ALB水平更低(t=23.295、26.320、17.810,P<0.05).以感染组为阳性,对照组为阴性绘制ROC曲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血清TLR4、TLR2、TP、ALB联合检测诊断MRSA感染SP的曲线下面积(AUC)值高于四者单一检测(P<0.05).结论 MRSA感染SP患者外周血T细胞亚群异常变化,且外周血TLR4、TLR2呈高表达,血清TP、ALB呈低表达,四者联合检测的诊断价值更高.

目的 探讨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 抑制剂联合葶苈子治疗对心力衰竭(心衰)合并肺部感染患者心功能、消化功能及肺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秭归县中医院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3 月收治的 168 例心衰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84 例.对照组接受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联合头孢他啶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接受葶苈子治疗,共治疗30 d.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营养状态指标[血清前白蛋白(PA)、白蛋白(ALB)、红细胞计数(RBC)、体质量指数(BMI)]、免疫功能指标[分化簇抗原(CD3、CD4、CD8)、免疫球蛋白(IgG、IgM)]、血清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IL-8、IL-10、IL-17)及肿瘤坏死因子(TNF-α)]、肠道菌群(肠球菌、大肠埃希菌、乳杆菌、双歧杆菌、酵母菌、消化球菌)、心肺功能指标[动脉血氧饱和度(PaO2)、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心率、最大摄氧量(VO2max)、最大运动负荷(Wmax)、最大氧脉搏、无氧阈值(AT)、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用力肺活量比值(FEV1/FVC)、FEV1 和每分最大通气量(MVV)].结果 两组治疗后PA、ALB、RBC、BMI、CD3、CD4、CD8、IgG、IgM、乳杆菌、双歧杆菌、PaO2、VO2max、Wmax、最大氧脉搏、AT、FEV1/FVC、FEV1、MVV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IL-8、IL-17、TNF-α、肠球菌、大肠埃希菌、PaCO2、心率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治疗后PA、ALB、RBC、BMI、CD3、IgG、IgM、IL-10、双歧杆菌、乳酸菌、PaO2、VO2max、Wmax、最大氧脉搏、AT、FEV1/FVC、FEV1、MVV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A(mg/L):259.69±20.73 比 217.69±20.73,ALB(g/L):41.46±4.58 比 36.56±3.73,RBC(×1012/L):4.52±0.24 比 4.21±0.31,BMI(kg/m2):22.37±2.73 比 19.66±2.24,CD3:0.63±0.08 比0.56±0.08,IgG(g/L):21.85±3.68 比 15.72±4.36,IgM(g/L):4.68±1.68 比 3.73±1.67,IL-10(ng/L):65.28±7.23 比 50.23±6.14,双歧杆菌(CFU/kg):83.5±8.6 比 78.5±8.3,乳酸菌(CFU/kg):62.1±6.5 比 53.5±6.0,PaO2(mmHg,1 mmHg≈0.133 kPa):98.36±1.75 比 91.95±2.95,VO2max(L/min):1.71±0.35 比 1.22±0.39,Wmax(W):127.49±19.54 比 97.49±15.37,最大氧脉搏(L/次):11.27±2.42 比 9.46±2.79,AT:(50.49±7.48)%比(41.35±6.67)%,FEV1/FVC:(75.68±5.86)%比(65.48±8.54)%,FEV1:(82.44±5.73)%比(73.57±7.75)%,MVV(L/min):74.86±10.64 比 64.63±9.68,均P＜0.05],CD4、CD8、IL-8、IL-17、TNF-α、肠球菌、大肠埃希菌、PaCO2、心率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CD4:0.32±0.06 比 0.39±0.05,CD8:0.28±0.06 比 0.34±0.05,IL-8(ng/L):16.64±2.63 比 26.35±4.13,IL-17(ng/L):112.38±30.16 比 207.75±42.23,TNF-α(ng/L):45.27±10.23 比61.26±14.29,肠球菌(CFU/kg):63.6±5.6 比 69.5±6.8,大肠埃希菌(CFU/kg):65.8±6.4 比 70.5±7.0,PaCO2(mmHg):41.84±4.45 比 56.18±5.37,心率(次/min):75.96±11.57 比 91.75±12.68,均P＜0.05].结论 葶苈子联合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 抑制剂治疗心衰合并肺部感染,可有效改善患者心肺功能,降低炎症指标水平,提升患者的营养状态,纠正肠道菌群情况,对临床治疗有一定指导意义.

目的 探讨咽峡炎链球菌(SA)致脓胸的临床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3年9月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9例SA致脓胸患者资料,总结其临床特征.结果 9例患者中男8例,女1例,年龄(60.8±12.8)岁,均有基础疾病,同时伴有发热、咳痰、胸痛、呼吸困难,发病时间(6.1±2.2)d,住院时间(19.33±7.48)d.9例患者均表现为血清WBC、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血浆D-二聚体(D-D)、胸腔积液乳酸脱氢酶(LDH)升高,血清白蛋白(ALB)和胸腔积液葡萄糖(GLU)下降,大部分患者胸腔积液腺苷脱氨酶(ADA)升高,4例患者出现呼吸衰竭.药敏试验提示5例患者对红霉素和克林霉素耐药,1例患者对头孢曲松耐药.9例患者经抗感染、胸腔闭式引流术、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后好转.结论 SA致脓胸患者好发于伴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潜伏期短,住院时间长,感染指标高,存在营养不良,对红霉素和克林霉素耐药率高.

自2022年以来，英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猩红热发病率和由A族链球菌(GAS)导致的死亡病例均呈现增长趋势，其中儿童群体更易受到影响，这一现象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作者认为GAS尚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在早期监测、治疗策略、管理和防控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国情差异。在此，针对与GAS感染相关的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阐述作者的专业见解，以期能够引起国内同行的充分重视，并共同推进GAS相关研究和防控工作。

目的:探讨某三级综合医院的泌尿道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及院内感染监控提供指导。方法:从本院检验系统中筛选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泌尿道感染患者的4 748例尿标本培养结果，回顾性分析其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结果:4 748例尿培养标本共分离出1 026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812株(79.14%)，革兰阳性菌210株(20.47%)，真菌4株(0.39%)。病原菌占比前5位分别是大肠埃希菌610株(59.45%)、屎肠球菌81株(7.89%)、粪肠球菌76株(7.41%)、肺炎克雷伯菌60株(5.85%)、彭氏变形菌51株(4.97%)；大肠埃希菌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2%，对阿米卡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10%；粪肠球菌对氨苄西林、呋喃妥因的耐药率<10%，屎肠道球菌对青霉素类、喹诺酮类、红霉素等的耐药率>90%，粪肠球菌对青霉素类、呋喃妥因的耐药率<10%，未检出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替加环素耐药的菌株。结论:泌尿道感染病原菌以大肠埃希菌为主，其次为屎肠球菌、粪肠球菌。菌群分布及耐药性监测有利于掌握本地区病原菌的流行病学特点，可降低和控制细菌耐药进展。

目的:分析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非住院期间发生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CRBSI）的病原菌分布特征及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对照研究，选择2020年1月至2023年5月在甘肃省人民医院肾病科因非住院期间发生CRBSI收治的34例以半永久导管为通路进行MHD的病例为研究对象。分析MHD患者非住院期间发生CRBSI的病原菌分布特点；所有患者入院后积极给予抗感染治疗，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及住院期间预后情况。根据住院期间的治疗结果将患者分为预后不良组（14例）和预后良好组（20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其对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34例患者中共分离出28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25株，葡萄球菌属为最多见病原菌，占总数的82.15%，金黄色葡萄球菌16株（57.15%），包括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6株（21.43%），表皮葡萄球菌7株（25.00%），包括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MRSE）3株（10.71%）；革兰阴性菌3株，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鲍曼不动杆菌各1株。单因素分析显示，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组发热时间比预后良好组明显延长〔d：8.50（3.75，45.00）比2.50（1.00，4.75）， P<0.01〕，血清红细胞沉降率（ESR）、C-反应蛋白（CRP）、随机血糖（GLU）均明显高于预后良好组〔ESR（mm/1 h）：82.36±24.98比56.95±35.65，CRP（mg/L）：123.45±74.10比67.35±55.22，GLU（mmol/L）：8.74±3.66比6.42±1.95，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CRP为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1.020，95%可信区间（95% CI）为1.002～1.038， P＝0.025〕。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CRP预测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11；最佳截断值为104.65 mg/L时，敏感度64.3%，特异度为85.0%，说明其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结论:MHD患者非住院期间发生CRBSI时，主要以革兰阳性菌感染为主；且其预后不良主要与较高的血清CRP水平有关；血清CRP水平能有效筛选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的高危人群。

目的:探讨假体周围感染（PJI）翻修术前预防性使用一剂敏感抗生素是否影响术中标本的培养阳性率。方法:此前瞻性研究招募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2月1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因PJI需行翻修手术的患者。所有患者术前停用抗生素2周后通过抽取关节液，经培养已明确病源菌及药敏结果，且术中取出部分/全部假体。按照入院顺序编号，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A组和B组）：A组在翻修手术切皮前30~60 min使用一剂敏感抗生素后再取标本，B组在所有标本取材后使用一剂敏感抗生素。术中取关节液、组织、组织研磨液（TGF）及超声假体裂解液（UPL）进行需氧及厌氧培养。根据术中至少有1项标本微生物培养阳性标准，分析及比较两组术前及术中培养结果。结果:本研究共纳入32例术前关节液培养阳性的PJI患者，其中A组16例，B组16例。最常见的感染细菌为葡萄球菌（59.3%，19/32）。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手术方式、Tsukayama分型、假体移除及术前红细胞沉降率（ESR）、C反应蛋白（CRP）、关节滑液白细胞计数（SF-WBC）、关节滑液中性粒细胞（PMN）百分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A组术中关节液、组织、TGF及UPL培养阳性率分别为81.3%（13/16）、62.5%（10/16）、93.8%（15/16）和93.8%（15/16），B组术中关节液、组织、TGF及UPL培养阳性率分别为87.5%（14/16）、68.8%（11/16）、93.8%（15/16）和100.0%（16/16），以上项目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TGF与UPL培养阳性率在两组中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均明显高于各自组内组织培养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①PJI翻修术前预防性使用抗生素不会影响术中标本培养阳性率，在PJI感染翻修手术前无需推迟使用预防性抗生素；②TGF培养阳性率与UPL培养阳性率无显著差异，但明显高于传统组织培养阳性率，对于无法进行超声裂解的机构可通过组织研磨的方法提高培养阳性率。

患儿女，11岁，因双小腿及双足红肿疼痛3个月、溃疡1周，于2021年2月26日至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就诊。患儿2020年12月赤脚玩雪后出现小腿远端及双足烧灼样疼痛，伴皮肤红肿、皮温升高，阵发性发作，夜间明显，浸泡冷水后疼痛缓解；2021年2月20日起双小腿远端及双足逐渐出现深在性溃疡（图1A）。实验室检查：血常规白细胞计数11.3 × 10 9/L（参考值4 × 10 9 ~ 10 × 10 9/L，下同），中性粒细胞计数7.3 × 10 9/L（1.8 × 10 9 ~ 6.3 × 10 9/L）；红细胞沉降率46.0 mm/1 h（< 20 mm/1 h）；C反应蛋白14 mg/L（0.8 ~ 8 mg/L）。尿粪便常规、凝血常规及相关项目、肌钙蛋白、糖化血红蛋白等检测均正常。足背创口处样本直接涂片镜检：少量革兰阴性杆菌，PAS染色阴性；分泌物培养：吉格氏不动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无乳链球菌阳性。二代基因测序：患儿存在SCN9A基因c.2567G>A杂合突变，导致对应甘氨酸变为天冬氨酸（p.G856D），见图2，患儿父母及弟弟未发现基因突变。

目的:探讨骨科创伤患者院内创面多重耐药菌（MDRO）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分析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收治的95例骨科院内创面感染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71例，女24例；年龄14～70岁［（42.6 ± 13.8）岁］。发生MDRO感染38例（MDRO组），未发生MDRO感染57例（非MDRO组）。观察创面感染的病原学特征。采用单因素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性别、年龄、住院时间、慢性合并症）、受伤诊治情况（是否外院转入、是否急诊入院、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是否开放性损伤、是否合并骨折、创面是否污染、创面深度、是否入住ICU、手术次数、累计手术时间、切口类型、确诊感染前住院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是否使用激素/免疫抑制剂、入院时血红蛋白、入院时血清白蛋白、入院时血糖）。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MDRO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创面共检出119株致病菌，其中革兰阳性球菌21株（18%），革兰阴性杆菌91株（76%），其他7株（6%）；菌株类型前五位依次为鲍曼不动杆菌、阴沟肠杆菌、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间住院时间、创面是否污染、是否入住ICU、确认感染前住院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入院时血红蛋白、入院时血清白蛋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性别、年龄、高血压、糖尿病、是否外院转入、是否急诊入院等因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住院时间长（ OR = 1.033， 95%CI 1.005～1.061， P < 0.05）、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 > 6 h（ OR = 4.282， 95%CI 1.174～15.616， P < 0.05）、使用抗生素种类 ≥ 3种（ OR = 7.486， 95%CI 2.451～22. 863， P < 0.05）、入院时低血红蛋白值（ OR =0.973， 95%CI 0.962～0.985， P < 0.05）与MDRO感染显著相关。 结论:住院时间、受伤至首次处理时间、使用抗生素种类、入院时血红蛋白值均为骨科创伤患者院内创面MDRO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对于骨科创伤患者，控制住院时间、尽量缩短首次伤口处理时间、个体化合理使用抗生素并及时纠正贫血是防治创面MDRO感染的重要措施。

患者，男，41岁，因左眼视物不清2年伴耳鸣1个月余，于2021年4月19日至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中医院眼科就诊，眼科检查：左眼视力0.08，矫正视力0.8；双眼眼压均为18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瞳孔正圆，瞳孔直径约5 mm，直接对光反射迟钝；右眼瞳孔正圆，瞳孔直径约3 mm，直接对光反射灵敏，余眼前节及眼底未见明显异常；双眼视野检查示可见生理盲点，全视野范围内各部位光敏感度正常。请神经外科医师会诊，头颅CT检查后诊断为头颈部腺样囊性癌，行肿瘤次全切除术及放射治疗。术后6个月，患者因左眼视物不清伴分泌物增多及左耳胀痛2周，再次就诊。眼科检查：左眼视力指数20 cm；眼压19 mmHg，球结膜中度充血，角膜中央可见4 mm×4 mm溃疡，荧光素钠染色阳性，前房可见积脓，眼后段结构窥不清(图1)。激光扫描角膜共焦显微镜示病灶内大量炎性细胞浸润(图2)。结膜囊分泌物培养未见细菌及真菌生长。角膜知觉检查显示左眼角膜知觉反射迟钝。耳鼻喉科医师会诊诊断为左中耳炎。临床诊断为左眼感染性角膜溃疡，左眼神经营养性角膜炎，左中耳炎。给予氧氟沙星眼膏(日本参天制药株式会社)1次/2 h点眼，头孢曲松钠3.0g 1次/d静脉滴注。治疗5 d后，患者眼部及耳部症状明显减轻，左眼角膜溃疡范围缩小至3 mm×3 mm(图3A、B)，前房积脓消失。停用全身抗感染药物，加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滴眼液(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1次/2 h点眼并佩戴角膜绷带镜。持续治疗5 d后检查发现左眼角膜上皮缺损持续不愈，予利多卡因联合罗哌卡因1：1约0.2 ml球结膜下浸润麻醉后行左眼角膜羊膜覆盖术。术中将羊膜覆盖全角膜，于角膜缘进行间断缝合。术后1 d，羊膜贴敷紧密，角膜缘无渗出及分泌物(图4A)。术后1周羊膜贴敷紧密、无溶解，拆除缝线(图4B)。术后2周羊膜仍覆盖角膜，未见溶解迹象(图4C)。术后1个月检查发现溃疡病灶愈合并呈片状云翳，球结膜中度充血，角膜缘上方可见一新发1.5 mm×1.5 mm角膜溃疡灶，前房下方积脓(图4D)；压迫泪囊区可见大量脓性分泌物自下泪小点溢出，泪囊区皮肤无红肿和压痛；结膜囊分泌物培养结果为金黄色葡萄球菌。综合诊断为左眼泪囊炎、左眼感染性角膜溃疡、左眼神经营养性角膜炎、左中耳炎。给予全身头孢曲松钠3.0 g 1次/d静脉滴注，局部氧氟沙星眼膏、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滴眼液1次/2 h点眼抗感染治疗，治疗5 d后行左泪囊鼻腔吻合术；术后随访1年角膜溃疡已形成角膜云翳(图5)，泪道冲洗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