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结直肠腺瘤伴黏膜下层假性浸润的病理形态学特征，并总结相应的假性浸润模式。方法:收集2016—2019年间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九医院病理科4例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病理科5例结直肠腺瘤伴黏膜下层假性浸润的病例，共计9例，观察其组织形态学特征和免疫表型，并结合文献进行分析。结果:结肠有蒂腺瘤8例，黏膜下层可见肿瘤性腺体，类似浸润性腺癌。黏膜下层腺体结构和细胞形态与黏膜内肿瘤相同，局部黏膜下层肿瘤与黏膜内肿瘤有连续性。黏膜下层肿瘤呈推挤式的分叶状或巢团状，腺体轮廓平滑钝圆，腺体周围少量间质组织类似于黏膜固有层间质，部分病例腺体外围黏膜肌错综增生，并常见黏膜肌包绕腺体。有些病例黏膜下层腺体扩张、间质内黏液结节形成及含铁血黄素沉积。1例为发生在直肠的广基隆起型腺瘤伴局部高级别异型增生累及集合淋巴小结形成淋巴腺复合体，并陷入黏膜下层，类似浸润性腺癌周围被淋巴组织包绕。淋巴腺复合体内的肿瘤腺体和黏膜内病变相延续，并且组织学形态相同，肿瘤前缘可见腺体轮廓呈推挤式类圆形，以及不连续的黏膜肌，无典型浸润性腺癌所有伴有的纤维间质反应、肿瘤出芽、腺体锐角分支及脉管浸润等形态特征。结论:结直肠腺瘤伴黏膜下层假性浸润可总结为两种独特的形态学模式，模式一为分叶状，缺少淋巴组织反应；模式二为淋巴腺复合体样。两种模式的主要特征为黏膜下层肿瘤和黏膜内肿瘤形态相同，并有连续性，推挤式的腺体周围伴固有膜间质和黏膜肌包绕，并且无典型浸润性腺癌的形态特征。

目的:分析眼睑松弛症并发泪腺脱垂者泪腺组织的组织病理学特征及泪腺脱垂的可能机制。方法: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09年1月至2016年12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整形科手术治疗的眼睑松弛症并发泪腺脱垂患者23例（30只眼）的30份泪腺组织标本，并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库的8份正常泪腺组织（对照）标本进行对比。分别行HE染色、Verhoeff-Van-Gieson染色、相关抗原及抗体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对比观察患者与对照泪腺标本的组织学变化及相关抗原及抗体表达的差异。应用胶体金标记的免疫电镜技术在超微结构下观察基质金属蛋白酶（MMP）-3和MMP-9的表达及分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眼睑松弛症并发泪腺脱垂患者中男性3例，女性20例，平均发病年龄11岁（7~16岁）；对照泪腺组织来自3例男性，5例女性；平均年龄15岁（10~20岁）。眼睑松弛症并发泪腺脱垂患者30份泪腺组织标本中，仅2份标本HE染色表现为明显腺腔扩张，间质中脂肪细胞浸润及淋巴细胞、嗜酸细胞增多，其余标本与对照正常泪腺组织标本无明显差别或仅有轻度慢性炎性反应；30份标本Verhoeff-Van-Gieson染色均显示包被泪腺的筋膜组织结构破坏，胶原纤维变性，并伴有炎症细胞浸润。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眼睑松弛症并发泪腺脱垂患者泪腺组织中IgA表达为+++、++、+、-的标本分别为12、11、4、3份，对照标本中分别为0、0、1、7份；白细胞分化抗原CD3表达为+++、++、+、-分别为2、19、7、2份，对照标本中分别为0、0、1、7份；MMP-3表达为+++、++、+、-分别为0、0、11、19份，对照标本均为阴性；MMP-9表达为+++、++、+、-分别为14、14、0、2份，对照标本均为阴性；眼睑松弛症并发泪腺脱垂患者泪腺组织中IgA、CD3、MMP-3和MMP-9的表达均高于对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892，-4.168，-2.005，-4.552；均 P<0.05）；而IgG、IgM、CD20、补体C1抑制物的表达强度与对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免疫电镜技术显示，与对照标本相比，泪腺脱垂者泪腺腺泡细胞内的酶原颗粒形状失去规则的圆形或椭圆形，酶原颗粒表面有MMP-3及MMP-9表达，腺泡细胞膜上有MMP-3表达。 结论:眼睑松驰症并发泪腺脱垂者泪腺组织的组织病理学改变表现为免疫炎性反应、胶原纤维变性、筋膜组织松解断裂以及IgA、CD3 +T淋巴细胞、MMP-3和MMP-9阳性表达，眼睑松驰症并发泪腺脱垂的发病机制可能为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中华眼科杂志， 2020， 56： 205-210）

目的:总结分析肺鳞状细胞癌新辅助免疫治疗后的病理形态特征。方法:纳入31例接受了新辅助免疫治疗的可切除肺鳞状细胞癌患者，均来自中国医学科肿瘤医院招募的抗PD-1信迪利单抗（Sintilimab）新辅助免疫治疗Ⅰb期临床试验（ChiCTR-OIC-17013726）。根据irPRC标准判读免疫治疗相关病理组织学形态，并根据残存活肿瘤百分比评价病理缓解程度。结果:根据原发灶残存活肿瘤百分比分为3种病理缓解程度（完全病理缓解、显著病理缓解和非显著病理缓解），该组病例比例分别是19%（6例）、29%（9例）和52%（16例）。新辅助免疫治疗后肿瘤退变区内可见大量的免疫激活现象（大量的免疫细胞浸润，包括淋巴细胞、浆细胞、泡沫样组织细胞浸润，淋巴细胞聚集现象，三级淋巴样结构）、组织修复的形态特征（包括异物巨细胞、肉芽肿形成、增殖性纤维化和新血管生成）。结论:新辅助免疫治疗对肺鳞状细胞癌具有较好的疗效。新辅助免疫治疗后病理评估具有与其机制相一致的独特组织病理形态学特征。

目的:探讨以骨外为首发部位的Erdheim-Chester病（Erdheim-Chester disease，ECD）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收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病理科2013年1月至2023年6月诊断的ECD，分析4例以骨外为首发部位的ECD的临床及病理资料，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法检测BRAF V600E基因，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4例ECD患者，男女各2例，年龄2岁11个月至69岁，病变分别位于肺（2例）、中枢神经系统（1例）及睾丸（1例）。1例偶发夜间发热，1例有恶心、呕吐，其余2例无明显临床症状。2例肺ECD表现为双肺弥漫分布的磨玻璃结节影，中枢神经系统及睾丸的病例表现为实性占位。镜下均见纤维化背景中泡沫样组织细胞浸润，伴数量不等的多核巨细胞、小淋巴细胞及浆细胞浸润，其中肺ECD的肿瘤细胞浸润主要出现在胸膜下、小叶间隔、血管周和细支气管周围，纤维化在胸膜和小叶间隔更为明显，在肺泡间隔中不明显。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肿瘤细胞均表达CD68、CD163及F a，不表达CD1α及Langerin，仅1例表达S-100蛋白，3例BRAF V600E阳性。RT-PCR法检测4例均具有BRAF V600E基因突变。 结论:以骨外为首发部位的ECD罕见且起病隐匿，临床上容易误诊，需通过活检予以明确诊断。肺ECD与其他脏器ECD的影像学改变显著不同，其胸膜下、小叶间隔、血管周和细支气管周围浸润的组织学特点也有助于与其他肺疾病进行鉴别。使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或RT-PCR技术检测BRAF V600E基因突变状态有助于诊断，且2种检测方法有较好的一致性。

目的:探讨钙卫蛋白（calprotectin，S100A8/A9）和缺血修饰白蛋白（ischemia modified albumin，IMA）对急性阑尾炎（acute appendicitis，AA）和非单纯性急性阑尾炎患者的早期评估价值。方法:收集2018年5月到2019年10月组织学确诊的阑尾炎患者和同期在本院体检中心健康对照者资料，根据术后病理资料，将阑尾炎分为单纯性阑尾炎组和非单纯性阑尾炎组。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结果以均数±标准差（Mean±SD）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成组 t检验，比较分组后的S100A8/A9、IMA，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和血常规参数。通过ROC曲线下面积（AUC）评判S100A8/A9、IMA指标对急性阑尾炎和非单纯性急性阑尾炎的早期评估效能。 结果:阑尾炎组（ n=62）和健康对照组（ n=57）性别、年龄、血小板计数（PLT）、红细胞计数（RB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阑尾炎组白细胞计数（WBC）、CRP、PCT、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NLR）、S100A8/A9、IMA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均 P<0.05）。S100A8/A9（≥366.9 μg/L）、IMA（≥0.29）、S100A8/A9联合IMA预测急性阑尾炎AUC分别为0.735、0.891、0.913。非单纯性阑尾炎组患者WBC与单纯性阑尾炎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非单纯性阑尾炎组CRP、PCT、NLR、S100A8/A9及IMA水平显著高于单纯性阑尾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S100A8/A9（≥532.9 μg/L）、IMA（≥0.41）、S100A8/A9联合IMA预测非单纯性急性阑尾炎AUC分别为0.866、0.873、0.936。 结论:S100A8/A9和IMA可以作为AA诊断的生物标志物，对急性阑尾炎和非单纯性急性阑尾炎的评估具有一定临床价值。

目的:探讨单独使用免疫检查点阻断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ICI与靶向抗血管生成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联合使用两种情况下，免疫反应介导性肝炎（immune-mediated hepatitis，IMH）的组织学表现差异。方法:收集2015至2019年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接受抗ICI治疗发生肝功能异常且获得肝组织标本的病例21例。其中10例使用单药ICI，另11例使用ICI及靶向抗血管TKI联合治疗，观察组织病理形态，使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程序性死亡配体1、2（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 PD-L1/2）表达情况。结果:单药ICI治疗的IMH表现为程度不等、均匀分布于肝小叶及汇管区的炎性病变，并可出现小胆管炎、静脉内皮炎、Kupffer细胞活化及紫癜样变。8例（8/10）出现轻度肝损伤，2例（2/10）出现轻-中度肝损伤。在使用ICI及抗血管TKI联合治疗的患者中，肝损伤往往较为严重，其中4例（4/11）出现中-重度肝损伤，肝细胞桥接坏死、大片坏死，汇管区中-重度炎性病变，部分小胆管上皮变性，伴显著界面性肝炎。在较严重IMH的病例中，较多CD8 +的T淋巴细胞聚集在汇管区及肝窦内，且有部分肝窦内皮细胞表达PD-L1。单药治疗、联合治疗中各有2例发生死亡，其中联合治疗组中有1例发生急性多发性肝炎，肝组织大片凝固性坏死，肝功能不可逆损伤，最终患者因多系统免疫失调，多器官衰竭而死亡。 结论:与单用ICI相比，联合使用ICI及抗血管TKI有可能造成肝细胞的叠加损伤，引起严重IMH的可能性更高。

目的:孕24~34周未足月胎膜早破（preterm premature rupture of membrane，PPROM）期待治疗绒毛膜羊膜炎预测模型的构建和验证。方法:回顾性选取2012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分娩的孕24~33周 +6 PPROM的493例孕妇，按照7∶3随机分为建模数据集（ n=345）及验证数据集（ n=148）。比较PPROM合并组织学绒毛膜羊膜炎（histologic chorioamnionitis，HCA）与未合并HCA孕产妇的基本信息、高危因素、临床治疗及母儿转归，采用 χ 2检验、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HCA的独立危险因素，比较不同指标对于HCA的预测价值，建立预测模型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并对预测模型进行验证。 结果:HCA组与非HCA组孕妇基本信息、胎膜早破常见高危因素及宫缩抑制剂、抗生素使用、地塞米松治疗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HCA组胎膜早破孕周较早［31.3周（24.0~33.9周）与32.3周（27.0~33.9周）， U=4 103.00， P=0.017］，期待治疗时间长［66.5 h（0.7~895.3 h）与18.0 h（0.3~1 123.0 h）， U=1 791.00， P<0.001］，新生儿窒息、败血症、颅内出血等发生率高［24.3%（58/239）与13.2%（14/106）， χ 2=5.44；9.6%（23/239）与2.8%（3/106）， χ 2=4.86；41.0%（98/239）与17.9%（19/106）， χ 2=17.45； P值均<0.05］，细菌培养阳性率及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s-lymphocyte ratio，NLR）、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水平较高［37.2%（89/239）与22.6%（24/106）， χ 2=7.10；8.2 ng/ml（0.0~273.0 ng/ml）与5.0 ng/ml（0.0~218.9 ng/ml）， U=2 419.00；5.6（1.2~58.6）与4.6（1.7~18.7）， U=2 357.50；11.9×10 9/L（4.5×10 9/L~30.0×10 9/L）与10.1×10 9/L（5.8×10 9/L~21.8×10 9/L）， U=4 074.50；9.5×10 9/L（2.5×10 9/L~28.1×10 9/L）与7.6×10 9/L（3.5×10 9/L~18.5×10 9/L）， U=4 021.50； P值均<0.05］，淋巴细胞水平较低［1.5×10 9/L（0.5×10 9/L~3.7×10 9/L）与1.6×10 9/L（0.7×10 9/L~3.9×10 9/L）， U=4 237.00， P=0.017］，其中CRP（ OR=1.069，95% CI：1.024~1.117）、NLR（ OR=1.192，95% CI：1.048~1.356）、胎膜早破孕周（ OR=0.906，95% CI：0.867~0.947）及期待治疗时间（ OR=1.017，95% CI：1.007~1.026）为独立危险因素，建立预测模型并绘制ROC曲线，AUC=0.880，进一步验证显示其具有临床实用价值。 结论:CRP、NLR联合胎膜早破孕周及期待治疗时间构建模型预测PPROM期待治疗过程中HCA的发生，有较好的预测价值及临床获益。

目的:探讨对非小细胞肺癌新辅助治疗（新辅助化疗、新辅助靶向治疗及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后手术切除标本的病理评估。方法:收集2000年1月至2020年3月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接受新辅助治疗后手术切除肺癌标本113例。分析并比较90例［腺癌26例，鳞状细胞癌（简称鳞癌）64例］新辅助化疗患者（化疗组）、13例（腺癌13例）新辅助靶向治疗患者（靶向组）及10例（腺癌4例，鳞癌6例）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的患者（免疫联合化疗组）手术切除标本的肿瘤消退反应组织学特征（坏死、炎性细胞浸润、胆固醇裂隙、泡沫细胞聚集、反应性肉芽肿及间质胶原纤维形成）的差异及病理缓解［明显病理缓解（MPR）及完全病理缓解（PCR）］状况。结果:化疗组非小细胞肺癌、靶向组肺腺癌及免疫联合化疗组非小细胞肺癌均可见残存肿瘤细胞发生退行性变，异型性增加，肿瘤床内见不同程度的坏死、泡沫细胞聚集、胆固醇裂隙、炎性细胞浸润、反应性肉芽肿及间质胶原纤维形成。化疗组、靶向组及免疫联合化疗组三者之间肿瘤消退反应组织学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靶向组及免疫联合化疗组坏死所占的百分比最高10%及20%，而化疗组高达80%；1例免疫联合化疗组肺腺癌出现肿瘤消退床；免疫联合化疗组肿瘤床旁的非肿瘤肺实质内可有明显的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及淋巴滤泡的形成。化疗组肺腺癌及鳞癌MPR率分别为35%（9/26）及64%（41/64）；靶向组MPR比例为2/13；免疫联合化疗组肺腺癌及鳞癌MPR比例分别为2/4及2/6。化疗组肺腺癌及鳞癌PCR率分别为11%（3/26）及3%（2/64）；靶向组PCR比例0/13；免疫联合化疗组肺腺癌及鳞癌PCR比例分别为0/4及1/6。 结论:非小细胞肺癌不同的新辅助治疗方式引起组织病理学变化存在形式及程度上的差异，化疗组可见较多的坏死，免疫联合化疗组可出现消退床，免疫联合化疗组肿瘤床旁的非肿瘤肺实质内可有明显的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及淋巴滤泡的形成。

目的 探究瑞香素调节STING/TBK1/IRF3信号通路对脓毒症大鼠免疫炎症反应的影响.方法 选用80只雄性Sprague Dawley(SD)大鼠,将大鼠随机分为4组,假手术组20只;其余60只按照盲肠结扎穿刺法(CLP)构建脓毒症小鼠模型,腹腔注射不同剂量瑞香素,分为无瑞香素模型组(0 mg/kg)、低剂量组(2.5 mg/kg)、高剂量组(5 mg/kg),每组20只;模型组及假手术组腹腔注射等量0.1％DMSO.观察CLP建模后的各组大鼠存活率.收集肺、肾、肝和脾组织进行病理组织学分析.ELISA检测大鼠血清炎症因子(TNF-α、IL-6、IL-1β),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中的T淋巴细胞亚群,Western blotting检测STING/TBK1/IRF3信号通路蛋白表达变化.结果 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大鼠生存率降低(P＜0.05),各个脏器组织损伤明显,血清炎症因子(TNF-α、IL-6、IL-1β)水平上升(P＜0.05),外周血CD4+比例、CD4+/CD8+比值均降低(P＜0.05),CD8+比例、Th1/Th2 比值均升高(P＜0.05),STING、p-TBK1/TBK1、p-IRF3/IRF3蛋白表达均下调(P＜0.05).与模型组相比,瑞香素高剂量组提高了大鼠生存率(P＜0.05),各脏器组织损伤明显减轻,血清炎症因子水平降低(P＜0.05),外周血CD4+比例、CD4+/CD8+比值升高(P＜0.05),CD8+比例、Th1/Th2 比值降低(P＜0.05),STING、p-TBK1/TBK1、p-IRF3/IRF3 蛋白表达升高(P＜0.05).结论 瑞香素可通过调节STING/TBK1/IRF3信号通路,改善脓毒症大鼠免疫炎症反应.

目的 探讨KRAS基因突变亚型与直肠癌新辅助治疗后肿瘤退缩反应及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新辅助治疗后行肿瘤根治术的局部晚期和转移性直肠癌(Ⅲ～Ⅳ期)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KRAS基因突变亚型与肿瘤退缩反应以及残余肿瘤组织学分级、肿瘤浸润T淋巴细胞水平的关系.结果 共纳入95例患者,其中肿瘤退缩不良患者55例.肿瘤退缩不良患者KRAS基因第2外显子G12V突变和第4外显子A146突变的发生率高于肿瘤退缩显著患者(P＜0.05).KRAS基因G12D突变的患者中,肿瘤退缩不良者肿瘤组织学分级高于肿瘤退缩显著者(P=0.027).肿瘤退缩不良患者中,KRAS基因G12D突变者肿瘤CD8+、PD-1+T淋巴细胞浸润水平高于G12V、G13D突变患者(P＜0.05).结论 KRAS基因G12V突变和A146突变提示直肠癌新辅助治疗效果不佳;对于肿瘤退缩不良的KRAS基因G12D突变患者,可通过检测CD8+、PD-1+T淋巴细胞浸润水平,筛选免疫治疗的潜在获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