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移植患者需要服用多种免疫抑制剂抗排斥治疗，是各类感染的高危人群。罕见病原体感染、混合感染是诊断及治疗的难点，抗生素覆盖病原微生物不准确和血药浓度不足均会影响疗效，增加病死率，及时且精准的鉴定病原微生物至关重要 [1]。现阶段病原微生物检测最常见的方法是体液涂片和培养，组织病理学检查是侵袭性真菌感染确诊的金标准，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能够快速、准确、高灵敏度的找到特定感染病原体，抗原抗体检测可区分急性和既往感染。但体液培养耗时长、灵敏度差、抗生素治疗后送检标本的阳性率更低。怀疑侵袭性真菌感染时，并非所有患者都能获取感染组织标本送检组织病理学检查。PCR难以发现未知病原微生物。免疫抑制患者的病原微生物抗体检测，诊断效率亦欠佳 [2]。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技术（mNGS）可直接提取送检样本中全部微生物的核酸进行高通量测序，快速且客观的检测样本中的病原微生物，广覆盖、无偏倚、无需假设。近年来已广泛应用于急危重症和免疫缺陷患者感染的鉴别诊断中 [3,4]。本文报道1例肾移植患者，间断发热1个月，右侧鼻翼及鼻腔丘疹样溃疡形成，双侧眼睑粘膜红肿，CT见两肺大片状及结节样实性密度影，通过mNGS鉴定出马尔尼菲蓝状菌、烟曲霉、哥伦比亚分枝杆菌混合感染，调整抗生素后病情好转，现进行分析总结。

脑组织对局部缺血、缺氧极为敏感，耐受性差。对缺血性脑血管病变尽早进行脑组织灌注、侧支循环等方面进行评价非常重要。动脉自旋标记成像（ASL）技术利用动脉血液的水分子作为自然内源性扩散示踪剂，获得通过脑组织的血流灌注信息。随着一些ASL扩展技术的出现，使成像更快捷、更准确。本文从ASL相关扩展的技术、ASL应用于缺血性脑血管病脑灌注显示、缺血半暗带评估、侧支循环评价、治疗方法调整及预后评价等几方面进行综述。

程序性活检(protocol biopsy，PB)是通过有计划的对移植肾进行穿刺活检及病理学观察，从而及时诊断移植肾内潜在的并发症，并在其导致移植肾功能减退前，指导临床及时进行干预性治疗以及免疫抑制方案调整的一种检查方法。通过PB提供的信息，不仅可以掌握移植肾的组织病理学基线资料，而且可以早期、及时的发现移植肾是否存在亚临床排斥反应或病毒感染等所导致的、隐匿的、持续性的炎症损伤，或者隐匿的免疫抑制剂毒性损伤、复发性肾病等多种并发症，指导临床及时予以干预性治疗和协助临床判断移植肾的预后。但PB由于存在有创性，故会增加受者不适及其医疗成本。本文将对PB的利弊及临床应用价值予以综述，并结合目前国际上最新的临床研究，重新认识PB的独特优势，以期能在临床实际中更好地合理应用PB保障移植肾的长期有功能存活。

目的:探讨临床实践中硫酸羟氯喹在风湿性疾病治疗中的应用及其长期安全性。方法:采用多中心横断面的调查方法，设计调查问卷，于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对风湿免疫科门诊或住院患者进行调查，入选明确诊断并持续服用羟氯喹超过3个月的风湿性疾病患者，详细记录羟氯喹的累积剂量及持续时间，同时记录其相关长期不良反应，并分析比较口服羟氯喹治疗超过3个月的患者用药前后的实验室指标变化。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计量资料用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Mann-Whitney非参数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886例风湿免疫病患者入选本研究，其中SLE 505例（57.0%）、RA 210例（23.7%）、SS 80例（9.0%），未分化结缔组织病（UCTD）57例（6.4%）、系统性血管炎12例（1.4%）、MCTD 10例（1.1%）、炎性肌病7例（0.8%）及SSc 5例（0.6%）。在886例患者中181例（20.4%）发生过1种或1种以上不良反应，其中以皮肤黏膜（110例，12.4%）和眼部病变（71例，8.0%）最常见，其他不良反应依次涉及消化系统（27例，3.0%）、神经系统（19例，2.1%）、肌肉骨骼系统（10例，1.1%）及心血管系统（8例，0.9%），但仅有54例（6.1%）患者因不良反应停药，其中24例患者因症状缓解再次加用羟氯喹。886例患者中140例（15.8%）在治疗过程中曾停用羟氯喹，除了因不良反应停药外，还有12例（1.4%）因病情缓解停药，74例（8.4%）患者为自行停药；按照服用羟氯喹的累积剂量分为3组，分别为<500 g、500~1 000 g、>1 000 g，3组间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6.382， P=0.041），以>1000 g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最高（37.1%）。本研究中未观察到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临床实践中羟氯喹已经在风湿性疾病的治疗上广泛应用，其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0.4%，但导致停药的不良反应仅为6.1%，并与累积剂量有关，持续应用过程中应及时根据病情调整剂量。

目的:评价下丘脑芳香化酶在七氟烷麻醉致新生大鼠癫痫波中的作用。方法:清洁级健康新生SD大鼠30只，雌雄各半，5日龄，体重10～15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 n＝10)：对照组(C组)、七氟烷组(S组)和芳香化酶抑制剂福美司坦＋七氟烷组(F组)。监测新生大鼠皮层脑电图(EEG)，30 min后F组皮下注射福美司坦2 mg/kg，C组和S组皮下注射生理盐水。皮下给药后30 min时S组和F组吸入6%七氟烷麻醉诱导3 min，随后调整为2.1%麻醉维持57 min。记录七氟烷麻醉期间癫痫波总持续时间、单次持续时间和发作次数；EEG记录结束后剖腹，左心室穿刺取血行血气分析及ELISA法检测皮质酮水平；取脑组织，冰块上迅速分离下丘脑，采用PCR法检测下丘脑芳香化酶mRNA、Na ＋-K ＋-2Cl -共同转运体1(NKCC1) mRNA和Na ＋-K ＋共同转运体2(KCC2) mRNA的表达。 结果:C组未见癫痫波。与C组比较，S组和F组皮层癫痫波总持续时间和单次持续时间延长，发作次数增加，血清皮质酮浓度升高，下丘脑芳香化酶mRNA表达上调，NKCC1/KCC2 mRNA比值升高( P<0.05)；与S组比较，F组皮层癫痫波总持续时间和单次持续时间缩短，发作次数减少，血清皮质酮浓度降低，下丘脑芳香化酶mRNA表达下调，NKCC1/KCC2 mRNA比值下降( P<0.05)。 结论:下丘脑芳香化酶表达上调参与了七氟烷麻醉致新生大鼠癫痫波发生的过程。

目的:研究活体骨内血管显像方法，分析其临床意义，补充相关骨科疾患诊治依据。方法:通过改进显影剂来增加局部浓度实现显影，以Lijianmin-Chengkun（LC）复合通路研究为基础，利用磁性微球理论，使用外壳为氨基（携负电荷）的Fe 3O 4磁性微球，吸附聚集离子型显影剂泛影葡胺（泛影酸根携正电荷），即通过改进显影剂的方法，使磁性微球携带显影剂，制成新的纳米粒子-磁影复合微粒，在外界磁场作用下，血液循环带来的磁影复合微粒不断在磁场区域血管内滞留聚集，磁场区域血管内磁性微球携带的显影剂浓聚达到显像浓度，实现活体骨内血管显像。并且通过调整两种试剂配比，可适度中和电荷凝结成小的集团，提高显影效率。由此分步进行了电镜实验、CT活体实验兔成像实验、实验兔组织学检查证实、CT活体人体成像试验。 结果:电镜实验：泛影葡胺，扫描电镜，微粒直径约20 nm。氨基Fe 3O 4磁性微球，扫描电镜，微粒直径约100 nm，分布较疏散均匀。两种试剂按一定比例混合后，中和电荷凝结成小的集团，但仍具备磁流体性能、强顺磁性。活体实验兔成像实验:捕捉到了理想的胫骨近端骨内血管成像。实验兔组织学检查证实:有磁场一侧胫骨近端内血管明显可见四氧化三铁分布，无磁场一侧未见。活体人体成像试验：捕捉到了理想的腓骨近端骨内血管成像。 结论:通过磁影复合微粒（磁性微球+泛影葡胺）新试剂的制作，在外界磁场作用下，达到活体骨内显影剂浓聚，在CT薄层扫描下可实现活体外径≥0.5 mm骨内血管成像。

1例56岁男性肺结核合并感染的患者在给予莫西沙星联合利福平、异烟肼、乙胺丁醇、吡嗪酰胺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经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培养以及1，3-β-D-葡聚糖、半乳甘露聚糖抗原和曲霉菌抗体检测确诊为侵袭性肺曲霉菌病。停用莫西沙星和抗结核药物，给予伏立康唑静脉滴注（首日300 mg、1次/12 h，维持剂量150 mg、1次/12 h）。用药第5天检测伏立康唑血药浓度，结果为0。药师会诊认为血药浓度的结果与利福平的影响有关。次日将伏立康唑剂量调整为200 mg、1次/12 h。2 d后复查伏立康唑血药浓度为1.3 mg/L。患者咳嗽、咳痰症状缓解，但仍反复高热。伏立康唑加量第9天，经风湿科医师会诊考虑结缔组织病不能排除，给予甲泼尼龙40 mg静脉滴注、1次/d。次日患者体温恢复正常，伏立康唑血药浓度为3.0 mg/L。经临床药师与医师共同复习文献，达成共识：利福平对体内药物代谢酶的诱导作用在停用该药后可持续7~10 d甚至更长，对利福平序贯伏立康唑治疗的患者应加强伏立康唑血药浓度监测，根据血药浓度调整伏立康唑剂量，直至利福平对药物代谢酶诱导作用完全消退，伏立康唑血药浓度达到稳态。

肝细胞癌（HCC）分子靶向药物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已成为不可切除HCC一线治疗方案及根治性治疗高复发风险患者抗复发治疗的选择之一。本期执行主编南月敏教授为本刊组织了HCC靶向及免疫治疗肝损伤应对策略的重点号专题。南月敏教授等从HCC分子靶向药物、ICIs及其联合治疗方案的适应证，与靶向药物、ICIs单用和联合用药相关肝损伤的管理策略方面进行了评述（南月敏等，第1121 ~ 1124页）。HCC一线治疗的ICIs均需靶免联合或双免联合治疗，这增加了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的风险，如ICIs肝毒性。茅益民教授等总结了ICIs相关肝毒性的流行病学、风险因素、临床特征及管理策略（支阳等，第1125 ~ 1128页） 。分子靶向药物已成为晚期HCC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肝损伤是靶向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之一。赵素贤教授等总结了HCC靶向药物导致肝损伤的发生情况、机制、危险因素、诊断和治疗策略（赵素贤等，第1129 ~ 1132页）。大多数HCC患者发现时已为中晚期，靶免联合治疗成为主要的治疗方案。然而，不少患者由于存在肝脏基础病变肝功能不能满足靶免治疗的要求，影响疗效。张缭云教授等总结了目前原发性HCC患者靶免治疗前相关肝损伤的现状及应对策略，以及时调整患者的肝功能使其获得抗肿瘤治疗机会（贾军梅等，第1133 ~ 1136页）。

目的:探讨肺周围型病变存在胸廓动脉供血是否是影响超声造影(CEUS)判断病变良恶性准确性的关键因素。方法:连续纳入2020年6月至2021年12月西安市胸科医院收治的经常规CT检查发现的肺周围型病变患者170例，患者均进行常规超声以及CEUS检查。以造影剂到达病灶－肺组织时间差(ΔAT)为2.5 s作为判断病灶良恶性的截点值(ΔAT<2.5 s为良性，ΔAT≥2.5 s为恶性)，以最终病理为金标准分为正确分类组和错误分类组，分析错误分类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与正确分类组比较，错误分类组胸廓动脉供血比例显著增高( P<0.001)，调整肺静脉树枝状血流后，胸廓动脉供血是CEUS错误分类的独立影响因素( OR＝3.531，95% CI＝1.805~6.908， P<0.001)。在检出有胸廓动脉供血患者中，无肺静脉树枝状血流判断恶性肺周病变的敏感性75.0%、特异性91.3%、ROC曲线下面积(AUC)0.832(95% CI＝0.715~0.915， P<0.001)，CEUS判断恶性肺周病变的敏感性68.7%、特异性67.4%、AUC 0.659(95% CI＝0.528~0.775， P＝0.006)，二者AU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在检出无胸廓动脉供血患者中，无肺静脉树枝状血流判断恶性肺周病变的敏感性82.8%、特异性63.3%、AUC 0.730(95% CI＝0.636~0.811， P<0.001)，CEUS判断恶性肺周病变的敏感性62.1%、特异性81.0%、AUC 0.684(95% CI＝0.587~0.770， P＝0.003)，二者AU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25)。 结论:胸廓动脉供血显著降低CEUS在肺周围型病变良恶性判断的诊断效能；对于存在胸廓动脉供血的肺周围型病变，肺静脉树枝状血流的诊断效能优于CEUS，对于无胸廓动脉供血的患者，二者诊断效能相当。

目的:探讨化疗联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治疗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LCL）继发治疗相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t-AML）的治疗方法及发病机制。方法:回顾性分析2023年2月徐州市中心医院收治的1例行ASCT治疗的ALCL后继发t-AML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文献。结果:患者为63岁女性。因确诊ALCL行化疗联合ASCT治疗9年余、乏力1个月入院。完善骨髓细胞形态学、骨髓活组织检查及免疫组织化学、免疫分型、染色体和白血病预后基因检查，明确诊断为t-AML。给予2个疗程HAG（高三尖杉酯碱、阿糖胞苷、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预激方案联合阿扎胞苷化疗，复查骨髓细胞学为缓解期骨髓象，但微小残留阳性，后调整中剂量阿糖胞苷治疗，2个疗程后微小残留转为阴性。截至2023年7月，患者仍在治疗中，且处于缓解状态。结论:t-AML是一种罕见的高度侵袭性疾病，谱系转换机制尚不清楚，患者预后差。长疗程烷化剂化疗可能增加t-AML的患病风险，HAG方案联合阿扎胞苷治疗t-AML安全性尚可，中剂量阿糖胞苷可能改善患者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