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一氧化碳释放分子2（carbon monoxide-releasing molecule-2, CORM-2）调控T淋巴细胞的分化介导抗炎保护失血性休克大鼠肠屏障。方法:56只健康雄性SD大鼠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休克组、二甲基亚砜组（dimethyl sulfoxide, DMSO）、灭活型一氧化碳释放分子2组（inactive carbon monoxide-releasing molecule-2, iCORM-2）、CORM-2 2 mg/kg组、CORM-2 4 mg/kg组及CORM-2 6 mg/kg共7组，每组8只。采用Wiggers改良法制备失血性休克大鼠模型，CORM-2各剂量组和iCORM-2组于制备休克模型前即刻腹腔注射不同剂量CORM-2和6 mg/kg iCORM-2，DMSO组腹腔注射与iCORM-2等量的2%DMSO，休克组和假手术组不给予药物干预。各组大鼠记录置管后或休克后不同时相平均动脉压变化。各组大鼠造模成功后23 h采用荧光素异硫氰酸酯（fliorescein isothiocyanate, FITC）-葡聚糖作为渗透性标记物测试肠壁通透性，并留取回肠组织观察肠道病理形态。免疫组化观察大鼠肠黏膜淋巴细胞转录因子T-bet、Foxp3的表达，Western Blot检测大鼠肠黏膜组织干扰素-γ（interferon-γ, IFN-γ）、白介素10（interleukin-10, IL-10）和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的表达。正态分布计量资料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数据采用Kruskal Wallis秩和检验。结果:与假手术组相比，休克组、DMSO组和iCORM-2组血清中FITC-葡聚糖浓度明显增加（均 P<0.05）；与休克其余各组比较，CORM-2各剂量组血清中FITC-葡聚糖浓度均减低（均 P<0.05）。病理学改变显示休克组、DMSO组和iCORM-2组大鼠回肠组织损伤明显；CORM-2干预可减轻休克大鼠回肠黏膜损伤，且CORM-2 4 mg/kg组和CORM-2 6 mg/kg组回肠结构更完整。休克组和DMSO组肠黏膜淋巴细胞T-bet抗原表达较假手术组升高（均 P<0.05）；CORM-2各剂量组T-bet抗原表达较休克组降低（均 P<0.05）。CORM-2 2 mg/kg组、CORM-2 4 mg/kg组及iCORM-2组Foxp3抗原表达较休克组和DMSO组均减低（均 P<0.05），但CORM-2 6 mg/kg组与休克组或DMSO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假手术组相比，休克组IFN-γ表达升高（ P<0.05），IL-10和TGF-β表达未见差异（均 P>0.05）；与休克组相比，CORM-2各剂量组IL-10蛋白表达升高（均 P<0.05），其中CORM-2 4 mg/kg组和CORM-2 6 mg/kg组TGF-β表达上调（均 P<0.05），但仅CORM-2 6 mg/kg组较休克组IFN-γ表达下调（ P<0.05）。 结论:CORM-2可抑制1型辅助性T细胞的活化，降低炎症因子，增加抗炎因子，减轻休克缺血肠壁炎症，保护肠屏障。

目的:评估细胞减灭术（CRS）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治疗腹膜假性黏液瘤（PMP）患者的临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8年12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收治的42例PMP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行开腹CRS联合HIPEC，对患者的手术情况及预后情况进行分析。结果:42例PMP患者中腹膜腺黏液蛋白沉积病（DPAM）占61.9%（26/42），腹膜黏液蛋白癌病（PMCA）占28.6%（12/42），混合型占9.5%（4/42）。CRS联合HIPEC后主要手术并发症（Ⅲ~Ⅳ级）发生率为21.4%（9/42）。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既往手术评分（ OR=35.765，95% CI 2.746~43.986， P=0.001）及CRS完成度评分（ OR=23.865，95% CI 1.345~347.876， P=0.028）是影响PMP患者术后主要并发症的独立因素。42例PMP患者总生存时间为（64.8±4.1）个月，无瘤生存时间为（54.0±4.9）个月；3年和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0.8%和65.9%，3年和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59.5%和54.6%；不同病理亚型患者的总生存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2）。 结论:CRS联合HIPEC治疗PMP安全有效，多数患者预后较好。

胃癌的腹膜转移与疾病迅速进展相关。细胞减灭术（CRS）后直接进行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已成为治疗胃癌腹膜转移患者的重要手段。然而，HIPEC存在不同的治疗方案，如开腹或闭腹、灌注液、管数、温度、持续时间以及不同的药物方案，可影响患者的生存率和预后。本文旨在通过对不同的HIPEC药物技术方案进行系统综述，为HIPEC治疗方案和技术的标准化提供更多参考证据。本文纳入两项随机对照试验、3项Ⅰ和Ⅱ期前瞻性临床试验、两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和34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共1 511例患者。最常见的HIPEC方案为将顺铂50~75 mg/m 2和丝裂霉素C 30~40 mg/m 2溶解于3~4 L生理盐水中，在42℃~43℃的温度下，胃肠吻合后，于闭腹的HIPEC系统中，使用2~3根导管，灌注液流速为500 ml/min，持续时间为60~90 min。在胃肠吻合后进行HIPEC的研究中，吻合口漏发生率较低。采用开腹HIPEC以及两种药物治疗方案的研究显示总体生存率更高。目前HIPEC的治疗方案存在较大异质性，在临床试验中，需进一步比较技术方法和不同的药物方案，以明确最佳治疗方案，使得该技术合乎标准化。

腹膜转移是结直肠癌治疗领域的热点和难点，NCCN指南和PSOGI推荐肿瘤细胞减灭术（CRS）加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治疗轻中度结直肠癌腹膜转移。在CRS+HIPEC治疗结直肠癌腹膜转移领域，腹膜转移高风险患者行二次探查+HIPEC是否有生存获益，以及HIPEC在该整合治疗体系中的价值，是两个争议已久的重要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法国学者开展了两项随机对照研究：PROPHYLOCHIP研究和PRODIGE 7研究。（1）PROPHYLOCHIP研究发现，腹膜转移高风险患者初次手术后，密切观察组与二次探查+HIPEC组的DFS、OS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认为若初次手术理想、肿瘤细胞减灭完全，则无必要行二次探查+HIPEC；（2）PRODIGE 7研究发现，结直肠癌腹膜转移患者行完全CRS，联合或不联合HIPEC，其OS（41.7个月比41.2个月， P=0.99）和无复发生存（RFS）（13.1个月比11.1个月， P=0.43）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认为对于此类患者行HIPEC是非必要的。然而，由于该研究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系列问题，其结论引起了巨大争议，未得到广泛认可。经过详细分析和深入探讨，我们认为，尚不能根据PRODIGE 7研究否认HIPEC的价值。CRS+HIPEC为核心的整合技术体系是"实体瘤治疗是以手术为主的整合治疗"理念的体现和典范，CRS是基石，完全CRS是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HIPEC是CRS的有效补充。

腹膜是结直肠癌常见的转移部位，与其他转移部位相比预后较差。早期的观点认为，腹膜转移是疾病的终末状态，全身化疗为主的姑息性治疗是其主要治疗手段。随着肿瘤细胞减灭术（CRS）+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的治疗模式逐渐得到外科医生的认可，以及靶向治疗和免疫药物的应用，结直肠癌腹膜转移患者的预后得到了很大改善。然而，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的诊治仍面临很多挑战和争议。本文从对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的认识演变出发，讨论了腹膜转移可能的机制，包括"寡转移"学说和"种子-土壤"学说；进一步探讨了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的诊治策略及面临的挑战，包括影像学检查的局限性、腹腔镜探查的争议、腹膜转移负荷评估困难、术后复发监测和疗效评估手段有限以及中国不同地区间诊治水平差异较大等问题。同时强调了CRS+HIPEC围手术期多学科管理的重要性，并提出应加强腹膜转移的基础与临床转化研究，推广腹膜转移的规范化诊治是提高结直肠癌腹膜转移患者预后的根本。

目的:探讨Ⅲc期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患者行包含广泛性腹膜切除的肿瘤细胞减灭术（“卷地毯”式CRS）的技术要点与安全性。方法:收集2017年12月—2019年12月四川省肿瘤医院妇科肿瘤中心行“卷地毯”式CRS的Ⅲc期卵巢癌患者30例（“卷地毯”式CRS组），总结“卷地毯”式CRS的手术技术要点，即将腹膜外间隙作为卵巢癌手术的切入路径, 从盆腔腹膜外间隙开始游离盆腔内肿瘤，将盆腔内的原发肿瘤灶及壁层腹膜上所有种植转移灶或可疑潜在的转移灶一并彻底切除；选择同期行传统肿瘤细胞减灭术（CRS）的Ⅲc期卵巢癌患者30例（传统CRS组）作为对照。回顾性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并通过比较两组间手术相关指标、手术并发症发生情况，评估“卷地毯”式CRS的可行性与安全性。结果:（1）临床病理特点：“卷地毯”式CRS组、传统CRS组患者的年龄分别为（55.4±9.6）、（54.6±9.5）岁，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的病理类型、病理分级、新辅助化疗（NACT）、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况评分（ECOG-PS评分）、腹膜癌瘤指数（PCI）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2）手术相关指标：“卷地毯”式CRS组30例患者均施行了理想的CRS，30例（100%）患者的肿瘤细胞减灭完整度评分（CC评分）均为CC-0分（即术后无肉眼残留灶，达到理想的CRS），传统CRS组30例患者中，23例（77%）患者为CC-0分,5例（17%）为CC-1分，2例（7%）为CC-2分，两组CC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1）；“卷地毯”式CRS组、传统CRS组的中位手术时间分别为315 min（252~446 min）、268 min (215~372 min)，中位术中出血量分别为589 ml（300~900 ml）、450 ml(250~800 ml)，中位ICU住院时间分别为2 d（1~7 d）、1 d（0~5 d），中位总住院时间分别为14 d（9~17 d）、12 d（7~15 d），两组间上述指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3）手术并发症：“卷地毯”式CRS组、传统CRS组术后分别有5例（17%）、3例（10%）患者发生了Clavien?Dindo分级为Ⅰ~Ⅱ级的并发症，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中均无需要再次手术者，围手术期无一例患者死亡。 结论:在有盆腹膜种植转移的Ⅲc期卵巢癌患者中行“卷地毯”式CRS是安全、可行的，可达到理想的CRS，且具有可以接受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无围手术期死亡患者。

腹膜转移是结直肠癌常见的转移部位之一，且预后差。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的核心治疗策略是以肿瘤细胞减灭术及全身系统化疗为主，腹腔内化疗为辅的综合治疗技术。作为治疗的重要补充，腹腔内化疗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模式主要有腹腔内热灌注化疗、新辅助腹腔内化疗联合全身化疗、术后早期腹腔内化疗、术后序贯腹腔内化疗、常温腹腔内化疗及加压气溶胶腹腔内化疗等。目前需要进一步研究结直肠癌腹膜转移的机制，选择有效的腹腔内化疗药物及用药时机、给药模式，探索序贯腹腔内化疗的可行性，进行有价值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从而推动腹腔内化疗的规范化开展。本文将综述腹腔内化疗的起源发展、治疗方式及其在结直肠癌腹膜转移中的应用现状和前景。

一例以大量血性腹腔积液为主要临床表现的3岁患儿，经腹腔镜探查、病理检查明确诊断为恶性腹膜间皮瘤。经细胞减灭术、腹腔热灌注化疗和静脉化疗治疗，术后半年无复发和转移。恶性腹膜间皮瘤罕见，预后差，病死率高。

目的:探讨多次（≥2次）复发行3次及以上肿瘤细胞减灭术的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患者的预后，并分析预后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5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30日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收治的多次复发行3次及以上肿瘤细胞减灭术的23例卵巢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资料，回顾性分析其手术切除程度、复发转移部位、术后并发症及预后，并采用单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影响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1）23例多次复发的卵巢癌患者的中位年龄为48岁（44~55）岁；其中，行三次肿瘤细胞减灭术（TCS）者18例，行四次肿瘤细胞减灭术者2例，行五次肿瘤细胞减灭术者2例，行六次肿瘤细胞减灭术者1例。23例多次复发的卵巢癌患者中，以浆液性癌［21例（91%，21/23）］、晚期［Ⅲ~Ⅳ期；16例（70%，16/23）］、高分化［19例（83%，19/23）］为主。（2）基于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PDS）达到满意减瘤（残留灶最大径<1 cm）、二次肿瘤细胞减灭术（SCS）达到无肉眼可见残留灶（R0）的前提下，行3次及以上肿瘤细胞减灭术共32例次，多次复发时最大肿瘤的最大径为10.0 cm，以多发性复发转移为主［20例次（62%，20/32）］；3次及以上肿瘤细胞减灭术的R0率为88%（28/32）；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47%（15/32），其中Ⅲ级及以上并发症仅占3%（1/32）。TCS后的中位随访时间为31.1个月（20.6~43.9个月）；23例行TCS的患者中，20例（87%，20/23）TCS后复发，其中8例（35%，8/23）最终因卵巢癌死亡；TCS达到R0的患者22例，其术后3年总生存率为57.6%，而1例残留灶≥1 cm的患者于TCS后9.2个月死亡。（3）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PDS与SCS间隔时间、SCS与TCS间隔时间、TCS时有无转移性腹膜癌与TCS后的无进展生存时间均显著相关（ P均<0.05）；SCS后无治疗间隔时间（TFI）、SCS与TCS间隔时间、TCS时有无腹水、铂敏感性与TCS后的疾病特异性生存时间均显著相关（ P均<0.05）。 结论:对有望达到R0且并发症可控的多次复发卵巢癌患者进行3次及以上肿瘤细胞减灭术是可行的，但对于大量腹水、前次肿瘤细胞减灭术未达到R0的患者需谨慎评估手术利弊；3次及以上肿瘤细胞减灭术对于TFI较长、与前次手术的间隔时间较长患者的生存获益可能更大。

目的:探讨血栓弹力图（TEG）评估接受肿瘤细胞减灭术（CRS）和腹腔热灌注化疗术（HIPEC）患者术中凝血功能的应用价值。方法:选择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接受CRS和HIPEC患者55例，记录患者围手术期的一般情况；记录术前（T1）、CRS时（T2，即肿瘤切除下来的即刻）、HIPEC前（T3）、HIPEC后（T4）、手术结束时（T5）TEG检测参数[包括反应时间（R）、动力学时间（K）、凝固角度（A角）、最大振幅（MA）]并绘制参数变化趋势图，对参数进行Wilcoxon秩和检验。根据R值将患者分为高凝组（29例）和非高凝组（26例），对两组患者围手术期信息进行组间比较并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CRS期：与T1比较，T2时K增大、A角减小、MA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R增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T1比较，T3时K增大、A角减小、MA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R减小，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HIPEC期，与T3比较，T5时R减小、K减小、A角增大、MA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整个手术期：与T1比较，T5时R减小、MA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K增大，A角减小，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T1比较，T4时R减小、K增大、A角减小、MA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非高凝组比较，高凝组患者术中白蛋白输注量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其他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术中白蛋白输注量、术中血浆输注量、术中红细胞输注量、术中晶体液输注量及出血量均不是高凝的危险因素。 结论:接受CRS和HIPEC的患者，与术前相比，在肿瘤细胞减灭阶段，纤维蛋白原呈低水平，血小板功能弱；在腹腔热灌注阶段，凝血因子活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