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功能性高危骨髓瘤(functional high-risk myeloma,FHR)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影响预后的因素.方法 纳入2017年1月～2022年5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血液科收治的53例从诊断至出现复发和诱导欠佳的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患者,根据复发时间,将≤12个月出现复发的24例MM患者归为FHR组,＞12个月出现复发的29例患者归为对照组.统计分析2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和临床资料,用Logistic回归模型逐步法筛选危险因素,筛选出有意义的临床指标并采用多因素分析探讨早期复发的高危因素.此外,将初诊时具有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high-risk cytogenetic abnormality,HRCA)的患者归为基因高危组(genome high risk group,GHR组),其余未具有HRCA的患者根据疾病复发时间再分组,分为修订-功能性高危(revised-functional high risk group,R-FHR组)(≤12个月)和标准风险(standard risk group,SR组)(＞12个月),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分析复发时间对总体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的影响.结果 ①与对照组比较,FHR组患者合并髓外病变(extramedullary disease,EMD)的发生率更高(16.67％vs 0.00％,P=0.022);初诊时具有 HRCA 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41.67％vs 13.79％,P=0.022);FHR组患者与对照组经一线治疗后≥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ery good partial response,VGPR)率、总缓解率(overall response rate,ORR)分别为 20.83％vs 82.76％、87.5％vs 100％,前者疗效较差,≥VGPR率两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②所有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32.08(23.87～44.03)个月.FHR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中位OS分别为24.0个月vs 65.8个月(P＜0.05).③在53例MM患者中,GHR组患者14例,R-FHR组患者14例,SR组患者25例,经生存性分析显示,SR、R-FHR和GHR 3组的中位OS分别为65.8个月、23.0个月和32.0个月(P＜0.05).结论 FHR患者对初始治疗反应差,合并髓外病变比例高,即使排除任何高危细胞遗传学因素,总体生存时间仍明显缩短,需要临床医生高度关注.

目的:分析急性髓系白血病伴骨髓增生异常相关(AML-MR)患者的临床和遗传学特征并进行预后风险分层评估,以指导临床治疗决策并提高对疾病发生发展及其生物学特征的认识.方法:对307例诊断为AML-MR患者的细胞和分子遗传信息进行分析,诊断依据包括临床病史、骨髓形态学、细胞遗传学异常和分子遗传学异常.根据2022年ELN指南进行风险分层评估.结果:57例(18.6％)患者根据形态学和病史符合AML-MR诊断标准,110例(37.2％)患者根据细胞遗传学结果符合AML-MR诊断,210例(74.5％)根据分子检测结果符合AML-MR诊断.各分子突变类型中以ASXL1突变最为常见,其次是SRSF2和BCOR突变.除2例资料不全不能分类者,305例可分类患者中263例(86.2％)归为预后不良组;20例(6.6％)归为预后良好组;其它22例(7.2％)归为预后中等组.结论:分子遗传信息在AML-MR的诊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凸显了遗传学在诊断和预后中的重要价值.大多数AML-MR患者属于预后不良类别,需要早期采用强化和靶向治疗以改善生存结果.

目的:探讨伴肠母细胞分化的直肠腺癌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免疫表型及遗传学改变。方法:收集2022年1—12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3例）和山东省烟台业达医院（1例）诊断的4例伴肠母细胞分化的直肠腺癌病例。总结其临床特征，行HE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并对其进行二代测序以揭示其遗传学改变。结果:4例患者均为男性，中位年龄65.5岁。临床症状表现为大便性状改变、便血及消瘦。4例病例均表现为传统型腺癌与伴肠母细胞分化腺癌相互混合。肿瘤大部分由排列成管状、筛状的腺样结构构成。1例几乎全部由乳头状结构构成。伴肠母细胞分化腺癌成分肿瘤细胞呈柱状，细胞界限相对清晰，具有特征性丰富透明的胞质，形成胎儿肠道样腺体。肿瘤细胞表达SALL4（4/4）、Glypican-3（3/4）、甲胎蛋白（1/4，局灶阳性），2例p53呈异常高表达。二代测序显示2例呈TP53基因突变，1例呈KRAS基因突变。结论:伴肠母细胞分化的直肠腺癌罕见，形态学及免疫组织化学显示胚胎性分化。在临床诊断工作中，需要与普通型结直肠腺癌相区别。

目的:探讨1例性发育异常(DSD)患者的遗传学机制。方法:选取2022年4月6日因"原发闭经"就诊于临沂市人民医院的1例女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应用染色体核型分析、荧光原位杂交(FISH)、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荧光定量PCR、Sanger测序等技术对其进行检测。结果:患者为14岁女性，表现为身材矮小、多痣、原发闭经。染色体分析初步判定其核型为46，X，idic(Y)(p11.3)[59]/45，X[39]/47，X，idic(Y)(p11.3)×2[2]；FISH检测结果为46，X，der(Y).ish idic(Y)(p11.3)( SRY＋)[59]/45，X[39]/47，X，der(Y)×2.ish idic(Y)(p11.3)( SRY＋)[2]；CMA检测结果为arr[GRCh37](X)×1，(Y)×0-1，arr[GRCh37]Yp11.32(118552_472090)×1，结果显示为45，X[35%]/46，XY[65%]嵌合；荧光探针PCR显示Y染色体 AZF区无缺失；Sanger测序未发现 SRY基因致病变异。综合各种检测的结果，患者的分子细胞核型被确定为mos 46，X，idic(Y)(p11.32)[59]/45，X[39]/47，X，idic(Y)(p11.32)×2[2].ish 46，X，idic(Y)(p11.32)( DXZ1＋， DYZ1＋＋， DYZ3＋＋， SRY＋)[59]/45，X( DXZ1＋， DYZ1-， DYZ3-， SRY-)[39]/47，X，der(Y)×2.ish idic(Y)(p11.32)( DXZ1＋， DYZ1＋＋， DYZ3＋＋， SRY＋)[2].arr[GRCh37](X)×1, (Y)×0-1，arr[GRCh37]Yp11.32(118552_472090)×1，判定为携带idic(Y)(p11.32)但表型为女性的嵌合型DSD患者。 结论:上述嵌合型染色体异常核型可能为该DSD患者的遗传学病因。

目的:联合应用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MA)、荧光原位杂交(FISH)和染色体核型分析对1例嵌合型微小额外标记染色体(sSMC)进行鉴定。方法:以2022年深圳市龙华区妇幼保健院无创产前检测(NIPT)提示胎儿染色体4q12-4q13.1区存在8.75 Mb重复的1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采集羊水样本与夫妇双方的外周血样进行染色体G显带核型分析，用CMA鉴定sSMC的来源和大小，之后用FISH对羊水中sSMC的嵌合比例进行进一步的确定。结果:孕妇外周血G显带染色体核型为46，XX，其丈夫为46，XY，inv(9)(p12q12)，胎儿为47，XY，inv(9)(p12q12)pat，＋mar[75]/46，XY，inv(9)(p12q12)pat[25]。羊水CMA检测结果为arr[hg19]4p11q13.1(48978053_63145931)×3，并未显示嵌合。FISH检测经培养的分裂间期的羊水细胞中59%包含3个4号染色体的着丝粒信号，复抽羊水检查，有65%的分裂间期羊水细胞包含3个4号染色体着丝粒信号，证实羊水为三体嵌合体。结论:结构异常合并嵌合性的sSMC需要在传统染色体核型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检测技术进行精确的鉴定，为患者提供更准确的遗传咨询。

目的:分析1例外周血染色体核型为单纯型18三体但智力正常女性的遗传学机制。方法:用G显带染色体核型分析、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和单核苷酸多态性微阵列芯片(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microarray，SNP-array)技术对患者的外周血和颊粘膜细胞进行检测。 结果:患者的外周血染色体核型、SNP-array以及FISH检测结果均提示为47，XX，＋18；颊粘膜间期细胞FISH检测结果提示为45，X合并低比例的18三体和18单体。结论:胚层染色体嵌合的个体临床表现复杂，遗传学异常所造成的影响取决于相关胚层分化所形成的器官及功能。

目的:探讨尿道下裂患儿的细胞遗传学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6月至2018年5月于天津市儿童医院就诊的45例有细胞遗传学异常的尿道下裂患儿的临床资料。中位年龄为10个月(3 h～5岁)。45例中20例为近端型尿道下裂，1例为中段型尿道下裂；24例合并不同程度的泌尿生殖系统畸形，其中15例合并单侧或双侧隐睾，5例阴囊分裂，3例阴茎阴囊转位，3例小阴茎，3例合并腹股沟斜疝，1例重复尿道，1例鞘膜积液，1例隐匿阴茎。在合并其他系统畸形方面，1例合并唇腭裂，1例合并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均行外周血淋巴细胞G显带染色体核型分析，分析患儿的细胞遗传学特点。结果:45例中，性染色体异常28例(62.22%)，包括47，XXY、46，XX/47，XXY、45，X0/47，XYY等核型；性反转8例(17.78%)，均为46，XX；常染色体异常4例(8.89%)，包括46，XY，9p+、46，XY，10p+和46，XY，1q+；染色体多态性4例(8.89%)，包括46，XY，inv(9)和46，XY，16qh+；平衡易位1例(2.22%)，为45，XY，-21，-22，+t(21；22)。45例中8例染色体核型为46，XX的尿道下裂患儿，即性反转患儿，均为近端型尿道下裂。结论:尿道下裂患儿可合并染色体核型异常，包括性染色体异常、常染色体异常、染色体多态性及染色体平衡易位，其中性染色体异常最多见，平衡易位最少见。

目的:分析医疗放射工作人员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水平及影响因素。方法:于2020年7至9月，选取某三甲医院252名医疗放射工作人员作为放射组并依据工种、工龄分为不同亚组，以同期岗前体检拟从事放射工作的107名健康成年人为对照组，收集研究对照信息，采用常规细胞遗传学方法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的染色体畸变，统计分析各组间检测结果。结果:放射组"dic+r"率、染色体总畸变率及异常检出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Z=2.59、3.74、9.99， P<0.05）；不同工种间"dic+r"率、ace率及染色体总畸变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8.59、8.17、11.39， P<0.05），其中介入放射学组的"dic+r"率明显高于放射诊断组（χ 2=2.90， P<0.05），核医学组的ace率及染色体总畸变率明显高于放射诊断组（χ 2=2.81、3.19， P<0.05）；不同工种放射工作人员染色体畸变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介入放射学组明显高于放射诊断组（χ 2=7.66， P<0.05）。不同工龄组间染色体畸变水平及异常检出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Possion回归分析显示，与放射诊断组比较，核医学组、放射治疗组及介入放射学组（ IRR=2.31、1.66、1.78， P<0.05）导致染色体畸变风险升高。 结论:电离辐射对医疗放射工作人员产生一定的辐射损伤，核医学与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的染色体畸变水平相对较高，需加强辐射防护以保障相关从业人员的健康。

目的:探讨不同染色体核型的Turner综合征（Turner syndrome，TS）的产前诊断指征和妊娠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产前诊断中心2010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产前诊断胎儿核型为TS者的临床信息。依据核型结果，将这些病例分为X单体（核型为45,X）和非X单体类（核型包括X数目异常、等臂X、X缺失、X重排、假双着丝粒X和含Y数目异常嵌合体，以及Y缺失）2类。采用 χ 2检验对TS的检出率、产前诊断指征和妊娠结局进行比较，采用Bonferroni法进行亚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χ 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对超声异常征象进行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对2组颈项透明层（nuchal translucency，NT）厚度进行比较。 结果:（1）研究期间共27 981例行介入性产前诊断，检出TS共205例（0.73%），包括X单体（135例）和非X单体类（70例，其中性染色体数目异常44例，性染色体结构异常26例）。（2）205例中，164例（80.0%）有1项产前诊断指征，41例（20.0%）有多项产前诊断指征。X单体中，超声异常的检出率［85.2%（115/135）］高于其他3类指征［血清学筛查高风险为67.3%（35/52），无创产前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NIPT）性染色体异常高风险为60.0%（15/25），其他指征（高龄、不良孕产史和夫妻双方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为5.2%（7/135）］（ P值均<0.05），且高于该指征在非X单体类的检出率［25.7%（18/70）］（ χ2=71.55， P<0.001）。非X单体类中，血清学筛查高风险和NIPT性染色体异常高风险的TS检出率［54.7%（29/53）和68.3%（28/41）］高于其他2类指征［超声异常为25.7%（18/70），其他指征为14.3%（10/70）］（ P值均<0.05）。（3）133例以超声异常为产前诊断指征者中，65例（48.9%）存在单个、68例（51.1%）存在多个超声异常征象。早孕期超声异常的95例和中晚孕期超声异常的38例中，X单体淋巴水囊瘤和水肿的发生率均高于非X单体类［早孕期：71.8%（61/85）与1/10、34.1%（29/85）与0/10；中晚孕期：73.3%（22/30）与0/8、50.0%（15/30）与0/8；Fisher精确概率法， P值均<0.05］。X单体的NT厚度大于非X单体类［7.5 mm（1.0~17.4 mm）与1.7 mm（0.8~9.5 mm）］（ Z=－5.25， P<0.001）。（4）72例以超声异常以外的指征行产前诊断者中，68例完成血清学筛查，61例完成NIPT。血清学筛查高风险、NIPT性染色体异常高风险及其他指征（高龄、不良孕产史和夫妻双方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的检出率分别为54.4%（37/68）、59.0%（36/61）和22.2%（16/72）；3部分病例产前诊断指征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22.40， P<0.001）。血清学筛查高风险和NIPT性染色体异常高风险的检出率均高于其他指征（ χ 2值分别为18.77和15.40， P值均<0.001）。72例中，19例（26.4%）为X单体，53例（73.6%）为非X单体类；嵌合体共42例（58.3%）。（5）205例TS病例中，185例随访成功（X单体123例，非X单体类62例）。X单体中1例活产（0.8%，1/123），非X单体类中17例活产（27.4%，17/62）。2组妊娠结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33.22， P<0.001）。获随访的超声未见异常的63例TS病例（X单体18例，非X单体类45例）中，18例X单体均引产；而非X单体类13例活产（28.9%，13/45），32例引产（71.1%，32/45）。18例活产病例中，1例（非X单体类）于孕36周早产，其余均足月出生。对11例病例完成随访，其中的1例X单体患儿身高低于同龄同性别儿童平均身高的－2 SD；10例非X单体类患儿身高位于同龄同性别儿童平均身高的－1 SD~+3 SD。这11例儿童智力运动发育良好，未见其他结构异常。7例拒绝随访。 结论:胎儿TS病例中，X单体最常见的产前诊断指征为超声异常，非X单体类最常见的产前诊断指征为血清学筛查高风险和NIPT性染色体异常高风险。与非X单体类相比，X单体的终止妊娠率更高。

目的:探讨婴儿致死性僵直性肌原纤维肌病的临床、骨骼肌病理和遗传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2月至2021年4月深圳市儿童医院诊治的10例确诊为婴儿致死性僵直性肌原纤维肌病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和基因检测结果。对其中3例患儿实施头颅、骨骼肌磁共振成像(MRI)、肌电图检查，2例实施肌肉活检。结果:患儿分布为东北和华东地区各1例，华南地区8例。10例患儿中，男8例，女2例。患儿之间无血缘关系，出生时均正常。患儿发病年龄为2~12个月。10例患儿主要临床表现为进行性腹直肌(8例)、颈部肌(7例)、后背肌(2例)和肋间肌(1例)僵硬，导致呼吸衰竭。血清肌酸激酶轻度至中度升高(436~5 804 IU/L)(参考范围：24~229 IU/L)。肌电图示复合重复放电，未见肌强直电位发放。股外侧肌和腹直肌活检示肌纤维变性、坏死和空泡变性，未见明显炎症细胞浸润。改良格莫瑞染色部分视野可见红色颗粒状异常沉积物。骨骼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可见desmin蛋白大量沉积。电镜下可见肌纤维的肌节结构严重紊乱，Z盘破坏及颗粒状沉积物。10例患儿全外显子基因测序均表现为分别来自于父母的 CRYAB基因的c.3G>A，p.Met1？纯合变异，父母均为杂合变异。 结论:腹直肌僵硬等中轴肌受累是婴儿致死性僵直性肌原纤维肌病的临床特征。 CRYAB基因c.3G>A，p.Met1？变异是中国患儿的热点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