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人口结构的显著变化,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老年性疾病问题愈发受到关注,尤其是以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为代表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已成为严重影响老年人群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大挑战.近年来,中国的AD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均呈现上升趋势,对患者家庭、社会乃至整个医疗保健系统构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响应国家"健康中国行动"的号召,推动医疗模式从疾病治疗向健康维护转变,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牵头,组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福建医科大学等多家权威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编撰了《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2024》.该报告在2021、2022、2023年系列版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了中国AD的流行病学数据,深入分析了疾病经济负担的最新情况,并全面评估了我国AD诊疗服务的现状和公共卫生资源的配置.《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2024》的发布,不仅体现了我国在AD研究和防控方面的进步和努力,也彰显了全社会对老年健康问题的高度重视.本报告将为AD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科学的技术指导和有力的数据支持,为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针对性的卫生政策和干预措施提供专业依据,同时也为促进国内外在该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搭建平台.期待通过这份报告的传播和应用,不仅能为专业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也可以进一步提高公众对AD的认识,促进社会各界共同推动我国老年健康事业的发展,为实现"健康老龄化"而持续赋能.

新发传染病(EID)是指新出现的或既往已经存在但发病率或影响范围迅速增加的传染性疾病.受气候变化、病原体进化等因素影响,EID发生频率及形成大流行的风险在不断增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疾病的暴发已经对全球健康、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冲击.这些疾病的全球大流行不仅直接影响人类健康,还给经济发展、贫困减少和教育等方面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为了有效应对EID的挑战,国家和国际组织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性防控策略,包括降低病原体溢出风险、建立综合性监测与预警系统、协调部门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以及以全健康(One Health)理念开展跨部门联防联控.当下EID防控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本文总结EID大流行所带来的挑战、国家及国际层面的应对防控策略以及当前防控的进展和具体案例,为将来应对EID大流行提供经验参考.

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使得医疗服务定价成为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文章系统综述了OECD国家在门诊医疗服务价格制定方面的特点、技术准备及制度安排,旨在为我国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目的 了解示范区政府及多部门在组织保障、经费保障、政策保障、多部门职责和参与方面的情况, 以及面临的困难和建议, 为推动示范区长效机制的建设提供建议.方法 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 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全国265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开展调查.采用政府及多部门合作过程评估问卷进行调查, 问卷由政府主管示范区工作的负责人填写.对265个国家级示范区按照地区分布和示范区批次进行抽样, 共抽取10个国家级示范区, 对其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进行定性访谈, 了解在政府及多部门合作中, 各部门职责及面临的问题和建议.用SPSS 21.0软件进行确切概率法统计分析, 用Nvivo 8.0软件对访谈的定性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结果 共256个国家级示范区上报了信息收集表, 整体应答率为97.7％.在组织保障方面, 67.2％的示范区每年由示范区办公室组织召开4次及以上的联络员会议, 除此之外, 其他各项工作开展率均在96.0％以上, 东部、中部、西部示范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经费保障方面, 84.0％的示范区所在地政府按照中央投入提供了配套的项目经费;43.0％的示范区疾控机构慢性病防控工作经费占业务总经费比例小于10％.政策保障方面, 97.0％以上的示范区的政府将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列入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政府重要议事日程, 制定并出台了慢性病防控规划, 东部、中部、西部示范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访谈结果显示, "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多部门合作协调"、"提升示范区荣誉感"、"提供技术及人才支持"这四类建议被提出的频率最高.结论 在示范区政府及多部门保障措施工作开展方面, 政府重视程度较高, 大部分示范区已建立起由政府主导, 多部门共同协作的工作机制;应持续发挥政府在慢性病防控中的主导作用, 同时进一步提高非卫生部门的参与积极性, 重视慢性病防控长效机制的建设, 落实经费、政策及人才队伍等保障, 促进示范区慢性病防控工作长期有效地开展.

目的 分析上海市主要的甲、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现状及公平性,并与全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水平进行对比.方法 通过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有资料、我国政府网站、相关研究报告以及OECD数据库,收集相关数据,采用基尼系数对设备配置公平性进行评价.结果 2015年底,上海市甲类大型医用设备以及乙类大型医用设备中的X线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装置(CT)、医用磁共振成像设备(MRI)、数字减影血管造影X线机(DSA),每百万人口配置量为1.325台以及7.95台、5.30台、3.81台.除CT外,均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仍较低.此外,上海市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公平性优于甲类医用设备.结论 上海市大型医用设备整体配置水平仍有待提高,且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公平性应予以关注.

精神卫生问题在全世界的每一类工作人群中均普遍存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研究表明,高收入国家工作人群中约5％和15％的人分别存在严重和中等程度精神卫生问题[1].工作人群精神卫生健康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既包括性别、人格特征等内部因素,也包括工作压力、工作环境等外部因素.工作人群精神卫生问题对经济效益具有较大负面影响,PINHEIRO等[2]的研究结果显示,由抑郁症和焦虑症带来的工作效率下降、高失业率及高缺勤率等,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每年超过10000亿美元.因此,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来促进工作人群精神卫生健康发展,成为企业和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变应性接触性皮炎(allergic contact dermatitis,ACD)是人类最常见的免疫毒性疾病之一.据估计 15% ～ 20% 的人会对一到多个市场中的化学品皮肤过敏[1].支持皮肤致敏过程并最终导致 ACD 的关键机理事件已被阐释清楚.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报告中将其定义为有害结局通路(adverse outcome pathway,AOP)[2].皮肤致敏性评价作为物质安全性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代表了化学品的技术标准.近年来,特别是欧洲国家,发展替代方法用以取代动物试验的社会、科学和经济的压力显著增加.为此,众多研究者开发基于肽或蛋白反应活性的方法用以筛选并鉴定潜在皮肤致敏物质,其中包括直接多肽反应试验(direct peptide reactivity assay,DPRA).DPRA 立足于 AOP 中的分子起始事件,通过监测待测物对半胱氨酸和赖氨酸多肽的消除从而评估待测物的致敏性,其准确度和灵敏度较高,并易于操作.2013 年欧洲替代方法研究中心将 DPRA 推荐为皮肤致敏试验的方法,今已被 OECD 接受并公布[3].该文将从DPRA 的原理、局限性、优化发展和与其他替代方法的整合等方面作详细介绍.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是农药安全性评价的第一阶段,其试验结果对亚慢性、慢性及其他多种试验项目的剂量设计和观察指标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特别是准确的LD50数值及毒性分级.传统试验方法Horn's法虽然能得到较为准确的LD50数值及毒性分级,但需要使用大量的实验动物,不符合动物保护原则.上下增减剂量法(Up-and-Down Procedure,UDP)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于2001年发布的急性经口毒性试验替代方法,我国也在2008年将上述方法纳入了化学品毒性检验国家标准[1-2].但该方法在农药安全性评价中的应用少见报道.本实验室对30个农药样品用UDP检测急性经口毒性,并与传统方法Horn's法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了解UDP的优缺点以及其评价农药急性经口毒性的可靠性,以推动该方法在农药安全性评价中的应用.

目的 应用非传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NCDs)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系统评估,找出脆弱性因素,为有效预防和控制NCDs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7年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国等NCDs相关数据资料,综合采用Data分析,对比分析等方法,确定北京地区人口NCDs各分类分级脆弱性指标水平;进一步运用分层加权评分法,确定综合脆弱性大小;再采用矩阵分析法,确定综合脆弱性等级.结果 北京地区人口NCDs脆弱性综合评估分值为77.50分,属于高脆弱性.导致北京地区人口NCDs的关键脆弱性因素,依次为NCDs相关危险因素暴露超敏感性(75.15％)、高敏感性人群(73.00％)、防控能力缺失(63.75％)和健康水平不均等化(61.20％).结论 高脆弱性是导致北京地区人口NCDs的最主要因素,降低NCDs,重点是加强危险因素和人群敏感性防控.

目的 探讨社会平均工资对“药占比”的影响,为我国监测和管理“药占比”,合理控制药品费用提供支持.方法 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采用2006 ～2015年24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洲国家的年度“药占比”数据以及社会年平均工资数据,描述性分析“药占比”随时间和年平均工资的变化趋势;采用15个欧元区国家2006～2015年数据构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析年平均工资和时间与“药占比”的相关性.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药占比”的倒数与年平均工资和时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即“药占比”随着社会平均工资的增加或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结论 制定“药占比”控制指标时,要充分考虑本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