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对开发饮食健康教育游戏小程序的需求.方法 运用描述性质性研究方法,以目的抽样法选取产科15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分析并提炼主题.结果 共提炼出4个主题、9个亚主题,即妊娠期糖尿病饮食教育信息获取方式(从专业医疗团队获取、从社交媒体平台获取)、对电子游戏的态度看法(对电子游戏的选择偏好、对饮食教育游戏小程序的态度)、对设计游戏小程序的期望(应用过程兼顾用户友好性及效益、获取全面丰富的妊娠糖尿病饮食信息、提供定制的个性化饮食信息)、游戏化健康教育所面临的挑战(游戏化场景的生动性与专业性、游戏场景的生活化).结论 开发妊娠期糖尿病饮食健康教育游戏小程序前,医护人员应充分了解患者的使用需求,从而为患者的饮食指导提供趣味性、可行性强的工具.

目的 采用磁共振伪连续动脉自旋标记(PCASL)技术探索乳腺癌患者术后脑血流量(CBF)改变,同时采用神经心理学量表研究乳腺癌患者术后认知功能改变.方法 选取接受外科手术的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27例,以及年龄、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33例,对所有受试者进行神经心理学量表评估以及全脑CBF和T1高分辨率结构像数据采集.一般资料、神经心理学量表评分以及相关性分析均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分析,磁共振数据采用SPM 8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乳腺癌术后患者与健康志愿者相比,年龄、受教育年限以及神经心理学量表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但是左侧海马旁回、左侧岛叶、双侧额上回以及右后内侧额叶皮质CBF减低,并且术后天数与右后内侧额叶皮质、双侧额上回的CBF呈正相关.结论 尽管乳腺癌患者术后没有出现认知功能的降低,但麻醉手术仍会导致多发脑区血流量减低.而右后内侧额叶皮质、双侧额上回的异常脑血流灌注随术后时间进展可以出现改善.

目的利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技术的平均扩散峰度(mean kurtosis,MK)值探讨成人中、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OSA)患者脑组织微结构完整性的变化及其与神经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进而探究OSA患者认知改变的潜在神经病理机制.材料与方法收集中、重度OSA患者40例(OSA患者组)及健康对照者40例(对照组),两组之间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相匹配,并进行认知功能评估及MRI检查.通过后处理程序对MK参数图上的全脑各灰、白质脑区进行定量值提取.将两组研究对象之间各脑区的MK值进行比较,并采用偏相关分析方法对OSA患者组有差异脑区的MK值与呼吸睡眠参数及认知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与对照组相比,OSA患者组20个脑区的MK值减低,包括双侧中央前、后回皮质、左侧扣带回、海马等脑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FDR校正).OSA患者组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总分、视空间与执行功能、抽象、延迟回忆评分均明显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OSA患者组的最低血氧饱和度(lowest oxygen saturation,LSaO2)与右侧中央前回、后回皮质、双侧顶叶皮质的MK值呈正相关(r=0.446、0.350、0.456、0.442,P<0.05),延迟回忆评分与左侧海马的MK值呈正相关(r=0.353,P<0.05).结论DKI可敏感地发现中、重度OSA患者的脑组织微结构损伤,且部分脑区微结构的异常改变与认知功能障碍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为探索OSA患者认知障碍的神经病理机制提供了影像学依据.

目的 采用扩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研究急性轻度创伤性脑损伤(mild traumatic brain injury,mTBI)患者脑白质微结构的变化特点,探讨DKI在mTBI患者的临床应用价值.材料与方法 分析2018年1月至12月于我院就诊的27例mTBI患者和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相匹配的27例健康志愿者的临床及DKI影像数据,采用基于纤维束示踪的空间统计分析(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TBSS)方法分析mTBI组和对照组存在差异的脑区及其各向异性分数(fractional anisotropy,FA)值、平均峰度(mean kurtosis,MK)值、轴向峰度(axial kurtosis,AK)值、径向峰度(radial kurtosis,RK)值、峰度各向异性(kurtosis fractional anisotropy,KFA)值.结果 mTBI组左侧上纵束-颞叶部FA值(0.450±0.048)低于对照组(0.480±0.028,t=-2.253,P=0.0285);mTBI组胼胝体辐射线枕部AK值(0.68±0.05)低于对照组(0.72±0.05,t=-2.407,P=0.0197);mTBI组右侧扣带束海马部RK值(0.89±0.15)低于对照组(0.99±0.18,t=-2.044,P=0.0460);mTBI组右侧丘脑前辐射、右侧扣带束的扣带皮层部、右侧下额枕束、右侧下纵束、右侧上纵束-颞叶部KFA值[(0.49±0.19)、(0.50±0.32)、(0.48±0.30)、(0.49±0.03)、(0.54±0.59)]均低于对照组[(0.51±0.13)、(0.52±0.20)、(0.50±0.02)、(0.51±0.26)、(0.57±0.46),t=-2.15、-2.95、-2.37、-2.38、-2.25,P均<0.05];mTBI组MK值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DKI参数可作为评估急性mTBI患者脑白质改变的神经影像生物标志物,可揭示脑白质微结构的微小变化.

目的:了解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健康教育能力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2019年和2020年，选取哈尔滨某医科大学2017级和2018级临床医学专业388名本科生，调查其健康教育能力，构建健康教育能力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健康教育能力评分为(28.95±5.30)分；一般自我效能感评分为(27.81±5.58)分。388名学生中，关注健康知识和事件以及关注周围人健康行为的学生分别为108名(29.3%)和78名(21.1%)；同意"做不好健康教育的医生不是好医生""健康教育基本技能可以促进医生各方面的能力""健康教育技能是临床医生应当具备的基本功"的人数分别为253名(68.5%)、283名(76.7%)和290名(78.6%)。影响健康教育能力的因素为一般自我效能感、家庭情况、对健康教育重要性认知和健康关注度(标准化后总效应为分别为0.36、0.21、0.15和0.06，均 P<0.05)。其中，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对健康教育重要性认知是重要的中介因素。 结论: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健康教育能力有待提高，可以通过提高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健康教育重要性认知这2个重要影响因素，促进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的健康教育能力的提升。

目的:探讨医护人员及糖尿病高危足患者对糖尿病足智能化管理平台建设的需求。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糖尿病足防治联盟医院内的医护人员为医护人员部分的研究对象，抽取2022年1月至2023年6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糖尿病高危足患者为患者部分的研究对象。对纳入医护人员及糖尿病高危足患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使用Nvivo 12软件及Colaizzi分析研究对象对糖尿病足智能化管理平台建设的需求。结果:共纳入7名医师、8名护士及10例糖尿病高危足患者。半结构式访谈结果显示，医护人员对糖尿病足智能化管理平台建设的需求主要体现在“患者信息管理、交流与会诊、学术与统计、健康教育、临床决策”5个方面，患者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健康教育相关知识、获取资讯的需求、多种信息传输形式并存”3个方面。结论:医护人员与患者对于糖尿病足智能化管理平台建设的需求存在差异，医护人员对平台功能多样化与设计便捷性的需求较大，而患者则更关心健康教育、最新资讯获取及多种信息传输形式并存。

目的:探索妊娠期糖尿病孕产妇信息行为动机，为构建信息行为需求评估体系及临床护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产科门诊的9例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和11例住院分娩的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并使用Colaizzi的7步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类和分析，提取主题。结果:分析提取了6个主题，即整个过程中的信息支持，信息期望，自我护理信息需求，信息可信度，信息判断能力，行为改变动机。结论:根据妊娠期糖尿病孕产妇信息行为改变的动机，采用适当的教育方法来激发她们的有效信息行为动机改变，并针对连续不断的健康教育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护理。

目的:探讨中晚期肺癌患者就医延迟的原因和感受，为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护理服务提供新思路。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1年11—12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医延迟的30例中晚期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对患者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应用Colaizzi现象学分析法和Nvivo11.0软件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与提炼。结果:30例中晚期肺癌患者就医延迟时间在90~213 d，通过类属分析法提炼出4个主题群：就医延迟原因、就医原因、对疾病的忧虑和解决方案。结论:中晚期肺癌患者就医延迟受症状严重程度、家庭经济能力、社会支持水平、卫生服务可及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等外部情景因素和病耻感、负担感重等个人主观心理因素的影响，需通过多渠道多样化的综合管理策略来改善中晚期肺癌患者的就医延迟行为。

目的:了解我国医生执业能力现状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有效提高我国医生的执业水平提供循证依据。方法:参考国际成熟评价框架制定我国医生执业能力评价量表。2018年6—12月，采用分层抽样方法，依托医联体平台，随机选取全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9家医院，共2 156名医生参与调查。对其执业能力6个维度(医学知识、疾病诊疗、科研教学、人际沟通、职业精神、群体健康)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 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我国医生各维度执业能力自评结果显示，职业精神维度评分最高(3.89分)，科研教学维度最低(2.85分)。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医生6个维度的执业能力水平高低与性别、学历、职称、导师资格、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以及是否为医学院校附属医院或教学医院等有关( P<0.05)。 结论:我国医生执业能力总体尚待提升。科研教学能力存在短板，医生应开展以临床问题为导向的科学研究；知识结构还需丰富，医生应树立大健康理念；非技术服务能力尚有欠缺，医生应具有厚重的人文情怀；接受医学教育的程度决定医生执业能力高低，保证规范化培训质量是关键举措。

目的:对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高危人群进行个人深度访谈，了解高危人群疾病认知及医疗需求现状，为临床工作提供指导。方法: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利用China-PAR模型筛选ASCVD高危人群，根据年龄、性别、学历采取分层目的抽样法抽取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对原始资料整理分析。结果:共入选37例受访者，年龄（65.2±8.9）岁，ASCVD风险值为（14.2±3.2）。提炼出3个主题：（1）大部分人对ASCVD概念、危险因素及危害认知较好；（2）知晓自己是高危人群后，ASCVD干预需求低下；（3）受访者更希望解决有症状或困扰自己的健康问题。结论:无症状的高危人群即使对ASCVD认知度较好，仍无过多的干预需求。健康教育中，不仅要提升居民知识水平，更要关注其态度、行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