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动脉化学治疗栓塞术是不适宜手术切除的中晚期肝癌患者的首选治疗方式，在临床中偶有少见且严重的并发症发生，而胆管损伤作为经动脉化学治疗栓塞术后的并发症之一，了解其发生机制及高危因素可以减少胆管损伤的发生，同时早期及时发现和治疗能明显改善预后。现就肝癌经动脉化学治疗栓塞术后胆管损伤的临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目的:分析肝细胞癌患者发生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抵抗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并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行TACE治疗的106例肝细胞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90例，女性16例，年龄(59.9±9.3)岁。根据患者术后是否发生TACE抵抗分为TACE抵抗组( n＝47)和对照组( n＝59)。比较两组首次TACE术前甲胎蛋白、异常凝血酶原、肿瘤数目、肿瘤血管强化类型(影像学检查)、肿瘤最大径等指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肝细胞癌患者发生TACE抵抗的影响因素。 结果:TACE抵抗组中甲胎蛋白>400 μg/L、异常凝血酶原>40 AU/L、肿瘤多发、肿瘤血管强化Ⅲ+Ⅳ型(不均匀强化)比例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TACE抵抗组肿瘤最大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41， P＝0.01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术前甲胎蛋白>400 μg/L( OR＝2.707，95% CI：1.008~7.271)、肿瘤多发( OR＝6.069，95% CI：2.115~17.415)、肿瘤血管强化Ⅲ+Ⅳ型( OR＝7.813，95% CI：2.246~27.176)的肝细胞癌患者发生TACE抵抗风险增加(均 P<0.05)。 结论:术前甲胎蛋白>400 μg/L、肿瘤多发以及肿瘤血管强化Ⅲ+Ⅳ型是肝细胞癌患者发生TACE抵抗的独立危险因素。

我国原发性肝癌的患病率在恶性肿瘤中居第4位，病死率居第2位。在临床实践中，2/3患者已失去手术根治的机会。对于不可切除的原发性肝癌患者，经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是首选的治疗方式。但与传统的采用碘化油-化疗药物乳剂进行化疗栓塞的方法相比，药物洗脱微球的研发和应用，为TACE治疗增添了一种新的方法。多项临床研究表明采用药物洗脱微球经动脉化疗栓塞术（D-TACE）治疗原发性肝癌技术要求更高，病灶应答率更好。因此，在积累大量临床病例和相关医学数据的基础上，组织多位肿瘤介入领域专家制定了药物洗脱微球在不可切除原发性肝癌治疗中的临床应用共识，旨在促进药物洗脱微球的合理使用和规范化治疗操作。

目的:了解波生坦致肝损伤的临床特点。方法:检索PubMed、Ovid、Web of Science、Embase、Springer-link、Wiley Oline Library和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截至2020年4月），收集波生坦致肝损伤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相关信息（一般情况、原发病、合并疾病、波生坦应用情况、合并用药情况以及肝损伤发生情况、处置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共检索到波生坦致肝损伤的病例报告类文献10篇，涉及12例患者（中国、日本各3例，意大利2例，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瑞典各1例）。12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29~79岁，平均55岁；原发疾病为系统性硬化症相关肺动脉高压（PAH）5例，结缔组织病相关PAH 2例，特发性、继发性、慢性血栓栓塞性、胆汁肝硬化相关、非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相关PAH各1例；合并其他疾病者4例。12例患者均存在联合用药情况，联用药物1~9种。肝损伤发生在服用波生坦20 d~57个月（<1个月3例，1~3个月4例，>12个月5例）；均表现为转氨酶升高，伴有胆红素升高者5例；6例有临床表现描述，包括皮肤巩膜黄染4例，食欲不振4例，恶心3例，乏力3例，呕吐、体重减轻和嗜睡各1例；1例行肝穿刺活检术，结果显示为自身免疫性肝炎。发生肝损伤后波生坦停用或剂量减半，视肝损伤情况给予对症治疗，12例患者中9例肝功能恢复正常，2例好转，1例因多器官衰竭死亡。结论:波生坦相关肝损伤可发生在用药20 d~57个月，多发生在用药3个月内；临床表现与其他药物性肝损伤类似，部分患者可无临床症状，仅表现为肝功能异常，少数患者可出现严重肝损伤；停用波生坦后肝功能多可恢复正常或好转。

目的:探讨肺动脉内膜肉瘤（PAIS）的病理形态、基因特征及鉴别诊断。方法:分析江苏省人民医院2016年2月至2019年11月确诊的3例PAIS，总结其临床及影像学资料、组织病理学特征、免疫组织化学表型及分子遗传学改变。结果:男性1例，女性2例；年龄分别为32、50、60岁；症状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咳嗽、胸闷气喘；影像学示低密度充盈缺损，拟诊为血栓或栓塞性疾病、黏液瘤可能。大体上肿瘤主体位于肺动脉主干及其分支内，延伸至心房、心室，小灶区侵犯周围肺实质；组织学示梭形细胞肉瘤，黏液背景中的肿瘤细胞形态类似于纤维母细胞或肌纤维母细胞，可见明显异型性、核分裂象及灶性坏死；免疫组织化学缺乏特异性标志物，肿瘤细胞波形蛋白阳性，广谱细胞角蛋白（CKpan）、S-100蛋白、结蛋白、Fli-1、CD31、平滑肌肌动蛋白（SMA）、ERG不同程度阳性；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3例均显示MDM2扩增，2例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扩增。随访：1例分别于18、32、42个月出现胰腺+脾脏、胃体及肝脏转移，2例术后未见复发或转移。结论:PAIS是起自弹性肺动脉内膜的恶性间叶性肿瘤，形态学未见明确分化特征，基因检测发现MDM2、EGFR扩增。该肿瘤预后极差，手术彻底切除是短期缓解的唯一有效治疗方式，放化疗的作用尚有争议。

目的:探讨术前CT图像影像组学联合深度学习方法预测肝细胞癌（HCC）首次经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疗效的价值。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5年1月至2021年1月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行TACE治疗的HCC患者影像及临床信息。共纳入265例患者，于初次TACE后1~2个月，根据改良的实体瘤疗效评估标准（mRECIST）评估病灶术后改变，分为有反应组（175例）和无反应组（90例）。采用随机数表法按8∶2的比例分为训练集（212例，有反应组140例、无反应组72例）和测试集（53例，有反应组35例、无反应组18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临床变量，构建临床模型。从术前CT图像中提取影像组学特征，经降维构建影像组学模型。采用深度学习方法，建立3种残差神经网络（ResNet）模型（ResNet18、ResNet50和ResNet101），并对其效能进行比较和集成，取最佳模型为深度学习模型。应用logistic回归将3个模型两两联合，建立联合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在测试集中评价模型区分TACE后有反应与无反应的效能。结果:在测试集中，临床模型、影像组学模型区分TACE后有反应与无反应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30（95% CI 0.569~0.891）、0.775（95% CI 0.642~0.907），ResNet18、ResNet50和ResNet101的AUC分别为0.719、0.748、0.533，将ResNet18、ResNet50集成获得深度学习模型，AUC为0.806（95% CI 0.665~0.946）。两两融合后，深度学习-影像组学联合模型效能最高，AUC为0.843（95% CI 0.730~0.956），优于深度学习-临床模型（AUC为0.838，95% CI 0.719~0.957）和影像组学-临床模型（AUC为0.786，95% CI 0.648~0.898）。 结论:联合影像组学和深度学习的联合模型可以在术前预测HCC患者行TACE的疗效，具有较高的效能。

目的:研究多层螺旋CT(MSCT)联合CT血管造影(CTA)检查对肝细胞癌(HCC)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后患者复发中的诊断价值。方法:选择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于第九四二医院接受TACE治疗的97例HCC患者纳入研究。对所有受试者均进行MSCT、CTA以及MSCT联合CTA检查，比较不同检查方式诊断患者术后复发的效能。结果:MSCT检查结果显示：97例受检者中，共有30例受检者共检出45个新发病灶，直径0.4～1.8(0.92±0.31)cm。动脉期明显强化病灶32个，轻度强化10例，无明显强化3个；静脉期高密度影20个，等密度影18个，低密度影7个；延迟期高密度或稍高密度影24个，低密度边缘清晰10个，低密度边缘不清晰11个。CTA检查结果显示：97例受检者中有32例患者存在新发病灶血管异常，共47支血管：包括肝动脉变异18支，肝外侧支供血动脉29支。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MSCT联合CTA诊断HCC患者TACE术后复发的灵敏度、特异度以及准确度分别为97.50%(39/40)、96.49%(55/57)、96.91%(94/97)，均高于MSCT检查的75.00%(30/40)、77.19%(44/57)、76.29%(74/97)以及CTA检查的80.00%(32/40)、80.70%(46/57)、80.41%(78/97)(均 P<0.05)。 结论:MSCT联合CTA检查诊断HCC患者TACE术后复发的效能较佳，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探讨放射介入栓塞治疗肝癌合并门静脉瘤栓的效果及其对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舟山市普陀区医院2017年7月至2019年7月就诊的肝癌合并门静脉瘤栓患者100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例。对照组采用单纯肝动脉化疗药物灌注治疗，观察组采用放射介入肝动脉栓塞化疗。比较两组治疗效果、肝功能变化及生存质量评分。结果:观察组肝肿瘤缩小>50% 25例(50%)、门静脉瘤栓消失10例(20%)，对照组分别为16例(32%)、5例(10%)，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6.310、4.601，均 P<0.05)；治疗后，观察组血清白蛋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白蛋白、血小板计数、白细胞计数分别为(23.80±10.60)μmol/L、(68.10±19.83)U/L、(338.60±50.16)g/L、(102.13±20.10)×10 9/L、(4.10±2.10)×10 9/L，对照组分别为(19.20±7.55)μmol/L、(64.10±11.25)U/L、(32.11±4.83)g/L、(110.45±28.64)×10 9/L、(4.83±2.83)×10 9/L，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7.158、4.301、82.441、3.432、3.645，均 P<0.05)；观察组生存质量总健康评分为(69.20±3.94)分，高于对照组的(52.76±2.40)分( t＝25.303， P<0.05)。 结论:放射介入栓塞肝动脉治疗肝癌合并门静脉瘤栓能缩小肝癌或消除门静脉瘤栓，改善患者肝功能，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效果优于单纯肝动脉化疗药物灌注治疗。

目的:探明分子靶向药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经动脉插管化疗栓塞术（TACE）治疗原发性肝癌导致肝损伤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20年1月至2023年6月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住院原发性肝癌105例，分析患者应用靶向药物+TACE和靶向药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TACE治疗前后肝脏生物化学指标变化情况、2级以上肝损伤及其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精准预测及评估模型。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方差分析、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105例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共有50例（47.62%）发生肝损伤，1级肝损伤26例（52%），2级肝损伤16例（32%），3级肝损伤8例（16%），无4级肝损伤发生。两组患者肝损伤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299， P = 0.63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总胆红素、前白蛋白及凝血酶原活动度为肝损伤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建立总胆红素-前白蛋白-凝血酶原活动度（TAP）模型，TAP诊断2级以上肝损伤的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935，当截断值为1.24时，灵敏度为84.35%、特异度为92.31%，诊断效能显著优于白蛋白-胆红素分级模型。 结论:靶向药物+TACE治疗组和靶向药物+ICIs+TACE治疗组患者严重肝损伤发生率低，耐受性均良好。TAP模型可作为评估靶免联合TACE治疗患者发生2级以上肝损伤风险的新方法。

患者男，58岁，2022年2月因“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反复绞痛4 d”来本院治疗。既往有肝吸虫及胆囊炎病史十余年。实验室检查：AFP 1 599 μg/L，PIVKA-Ⅱ 27 mAU/L。上腹部增强CT：肝右后叶下段混杂密度占位，不排除肝细胞癌（图1）；右后叶上段类圆形稍低密度灶，不排除转移瘤（图2）。胸部CT：右肺下叶实性结节，大小约3 mm。初步评估患者Child-Pugh评分A级，无绝对手术禁忌，患者接受了右半肝切除术+胆囊切除术。术后病理：被切除的肝脏组织包含2个结节，其中较大者体积为11 cm×10 cm×3.5 cm，质软，另一较小结节大小为1 cm×0.9 cm×0.5 cm，质地较韧。大结节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肿瘤细胞突触素（Syn）及CD56阳性，嗜铬粒蛋白A（CgA）及AFP等阴性，核增殖抗原（Ki-67）指数>80％，考虑该肿物性质符合神经内分泌癌，甲状腺转录因子-1阳性表明该肿瘤由肺转移的可能性不大，根据影像学表现及术中所见考虑为肝神经内分泌癌（PHNET）（图3）。小结节HE染色可见癌组织呈腺样分布（图4），免疫组织化学染色CK7表达阳性，符合胆管癌表现。行基因检测，大结节检测到TP53基因变异，小结节检测到CDKN2A基因发生移码突变。患者出院25 d后返院复查，AFP水平明显下降（6.3 μg/L），PIVKA-Ⅱ 20.6 mAU/L，AST、ALT、胆红素等指标均正常。复查上腹部CT及MRI未见明显复发。由于患者同时存在PHNET和胆管癌，笔者采用静脉输注依托泊苷0.3 g+顺铂120 mg，同时口服索凡替尼300 mg。依托泊苷分3 d完成，每天通过静脉输注0.1 g，第一次疗程因患者无法耐受，第2天及第3天未输依托泊苷。后患者每隔1个月返院行化疗，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均未见明显复发。至2022年9月患者返院复查，上腹CT示术区类圆形稍低密度灶，考虑复发（图5），行CT引导下肝脏活组织检查病理示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CK19（+）、CgA（-）、Ki-67>90％，CD56仍呈阳性。住院期间行CT引导下肝脏肿物射频消融术。1个月后患者返院复查，行PET/CT示右侧心膈角及腹腔内可见肿大淋巴结及转移灶（图6），肝右叶消融病灶边缘代谢稍活跃，综合考虑后行射频消融及卡瑞利珠单抗200 mg免疫治疗。2023年2月患者因上腹胀痛不适行CT平扫，可见肝区一巨大肿块（图7），行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术中灌注重组人5型腺病毒1 ml+雷替曲塞2 ml+洛铂30 mg，同时继续静脉滴注卡瑞利珠行免疫治疗及加用白蛋白-紫杉醇200 mg，每3~4周1次。1个月后患者返院复查，CT见肿物无明显缩小，经与肿瘤科医师讨论后决定加用口服安罗替尼12 mg，每日1次。2023年5月患者返院复查，CT图像上可见肿瘤明显缩小（图8），且综合治疗期间无明显不适，上腹胀痛症状明显缓解，考虑肿瘤对综合治疗方案敏感，继续规律接受免疫治疗。患者最后1次复查是在2023年6月，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AFP 10.4 μg/L，PIVKA-Ⅱ 34.02 mAU/ml，针对先前右肝可疑复发灶行CT引导下射频消融术，1 d后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无不适后出院。